第九章
平等与不平等

人人生而……什么？

也许每个美国人都能把这句话补充完整，然而在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之前100年，没有几个人相信这种理念。贵族出身的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会为“没有免费学校，也没有印刷厂”散播这种“无稽之谈”而感谢上帝，也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平等”是一种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只能一砖一瓦地慢慢搭建起来，历程长达数十年。也许你不相信，要理解平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不平等的历史。来自不列颠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只消环顾四周，就能说服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在1700年，新英格兰的小农、商贩和店主们很容易就能接受约翰·温思罗普在70年前表达过的观点：在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必然会有一些人富有，另一些人贫穷；一些人高贵显要……另一些人卑微顺从”。而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种植者、小农和合同雇工同样看到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在立法机构里，只有出身优越的绅士才能代表他们所在的县；在教堂，种植园主们会在门外闲聊，直到所有“下等”人都进了门，这些“上流”人士才会一同举步而入。到了1730年，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加入了这些早期南方殖民地的行列，几年之后，又有了佐治亚。在南卡罗来纳，以查尔斯镇（即后来的查尔斯顿）为中心的沿海泽地极不适于人类生存，却非常适合稻谷生长。

在南北英国殖民地中间的地带，不平等仍然占据着主流。但也正是在这些中部殖民地上，出现了最早的社会平等迹象，如同春天里的第一点绿色萌芽。

英格兰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些殖民地放在心上，这导致了另两个国家的移民——荷兰人和瑞典人——悄悄流入。在特拉华河沿岸，几百名瑞典移民用原木修建粗糙耐用的木屋，建起了新瑞典 。这项木屋修建技术后来被美国人派上了大用场，然而瑞典人却没能待下去。在他们以北100英里的哈得孙河沿岸，荷兰人已率先建成了新尼德兰殖民地。这些荷兰人决意证明他们比瑞典人“更平等” ，于是袭击了新瑞典。瑞典人投降了，交出了他们的要塞。荷兰人在瑞典人口中塞上步枪子弹，强迫他们离开。这个举动是为了提醒失败者：只要荷兰人乐意，就有能力把他们全部枪毙。

这些胜利者的实力非常雄厚。在17世纪，他们的祖国荷兰成了强大的贸易帝国，势力遍布全球。荷兰人在东亚买卖香料，从非洲掳掠奴隶运往美洲。在南美，他们强迫这些奴隶生产蔗糖，提纯之后运回欧洲出售。哈得孙河沿岸的新尼德兰则是荷兰帝国的一块小小拼图，商人们在这里从易洛魁印第安人手里收购河狸皮。此外，在曼哈顿岛上的新阿姆斯特丹周边，也有农夫从事耕种。

同五月花号上的朝圣者们一样，荷兰人在自己的殖民地上并不占多数，“外人”的数量超过了他们。像安东尼·范·萨利这样的人也住在那里。此人从前是名摩洛哥海盗，现在变成了农场主，人人都管他叫“土耳其人”。安娜·范·安哥拉则是一名守寡的非洲裔农妇。开店的阿塞尔·莱维和亚伯拉罕·德·卢塞纳都是犹太人，前者来自波兰，后者来自巴西。挪威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瓦隆人 、波希米亚人、莫霍克印第安人和蒙托克人 也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来来往往。这座城镇最北端的一道土墙边是“瓦尔街”，300年之后，这里成为华尔街金融帝国的中心。当年的那些荷兰商人如果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垂涎欲滴。

新尼德兰也有英国人的身影。有虔诚的安妮·哈钦森——她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被逐出了马萨诸塞，也有脾气暴躁的西蒙·鲁特——他的一只耳朵在酒馆斗殴中被人削掉。荷兰人并不信任英国人。一名新尼德兰居民曾抱怨说，这个民族“天性过于高傲，认为一切都理应属于自己”。他没有说错。英国人在1664年攻击了新尼德兰，这次轮到荷兰人被赶走了，虽然在他们投降时，英国人并没有往他们口中塞枪弹。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把新征服的土地赐给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这块殖民地被重新命名为纽约（New York），而新阿姆斯特丹也从此被称为纽约市。

一些英国移民在毗邻纽约的新泽西殖民地定居下来，更多的新来者则涌向了特拉华河沿岸的土地，那里后来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佩恩森林”。这块土地也被查理二世送了出去，赐给了他的朋友威廉·佩恩。（这位国王非常喜欢赏赐朋友，何况，用枪从一群欧洲人手里抢走土地，无须考虑在那里住了许多世纪的印第安人的想法，这让人容易变得大方。）佩恩开始在英格兰和欧洲宣传他的殖民地，用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印了许多小册子。不到20年，就有15 000名定居者来到了费城一带。这座新城市名字的意思是“兄弟友爱之城”。

和国王不同，佩恩并非那种认为一切都应属于自己的英国人。他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土地，出价比大多数看中什么东西就抢过来的欧洲人公道得多。佩恩像清教徒一样，把自己的殖民地视为一种“神圣的实验”。使他如此与众不同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是一名贵格会信徒。在当时大部分英国人眼中，这个教派往好里说是“古怪”，往坏里说是“危险”。

贵格会信徒们把他们的教会称为“教友派”。他们在祷告中感受到被圣灵充满时，有时会全身震颤，因此被他们的敌人冠以“贵格” 之名。贵格会运动起源于17世纪40年代，当时的英格兰正因为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战争而变得四分五裂：英国人相互残杀；各路军队在英格兰国土上来往纵横；查理一世被砍了头。在这样的乱世中，各种有着奇特理念和怪异名字的团体纷纷涌现，有平等派、浮嚣派、掘地派、第五王国派和马格尔顿派等等。早期的贵格会信徒们扰乱教堂仪式，挑战牧师和神父们的教诲，但是他们表达出来的想法比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加令人担忧，因为，直到查理二世恢复王权统治，大多数贵格会信徒也都变得平和之后，人们仍然对他们的观点念念不忘。

和路德一样，贵格会相信基督徒要靠自己做出判断，但他们更看重上帝的圣灵的直接启示——教会指派的牧师有什么理由对信徒指指点点呢？贵格会不把他们的“聚会”称为教堂仪式，聚会时也没有神父引领，只要受到“内心之光”的感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贵格会信徒经常遭到敌对者的殴打和监禁，因此他们认为战斗都是不道德的，并拒绝加入任何军队。他们相信在上帝眼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不穿华丽的衣裳，不对贵族和国王鞠躬，在见到绅士时也不脱帽致礼。这种念头可怕而又危险——至少当时大多数英国人会这么想。人和人之间怎么可能平等？毕竟，不平等的现实明明就摆在眼前，从早到晚，须臾不曾消失。

为什么这样说？很简单，社会地位决定着人们的穿着。在马萨诸塞湾，如果你不是大地主，那么穿戴华丽的花边、银纽扣、丝质围巾和大皮靴就是违法行为。普通人没有资格模仿比他们高等的阶层，哪怕他们节衣缩食，攒够了购买这些奢侈品的钱。餐桌上的位置同样由阶层决定。长条的餐桌中央会有一碟盐，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占据“盐上方”的位置，其余人只能在“盐下方”就座。到了礼拜日，地位尊崇的人家总是坐在教堂里最好的座位上。大学生们在街上遇到教员时必须脱下帽子。如果对方是院长，他们在50英尺之外就必须脱帽；如果是教授，这个距离就是40英尺；讲师则只需25英尺。在大学里，不平等的程度可以用尺子量出来。

种种关于合宜行为的规范在礼仪手册上都会明文列出。在弗吉尼亚，一名叫作乔治·华盛顿的男孩为了学习，就曾抄下其中一些段落：

与高贵者交谈时，站姿不应歪斜，也不应直视对方；不得过于靠近他们，至少要保持一大步的距离。

与比自己高贵者同行时，除非对方提问，否则不应开口说话。应答时当站直身体，摘下帽子，简短回答。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选择不脱帽的贵格会显得多么怪异！

如果你是一名女子，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之处。约翰·温思罗普深爱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然而，根据《圣经》的教诲，他认为自己是“她的主人”，而她应“臣属于他”。法律规定：如果玛格丽特想要出售什么财物，必须由约翰替她完成。她不能在法庭上提出诉讼，也不能签署合法的契约，只有她的丈夫才拥有这些权利。类似的法律在各个殖民地间有所不同。在新尼德兰，女性结婚后仍然可以保留原姓，也可以签署契约，这让她们更容易参与生意。西班牙女子可以自行买卖土地，也可以在法庭上代表自己。一部分英国人，比如贵格会信徒，也认为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样在宗教仪式上发言。

奴隶自然是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上地位最低的阶层。我们也不应忘记，在北美殖民地早期，大部分奴隶并非生来为奴，而是被强迫成为奴隶的。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遥远的异国被绑架，开始了从自由人沦为奴隶的旅程。他们经过漫长的跋涉，从一个王国走到另一个王国，最后被带到大海边。他们被欧洲人的船运到万里之外的种植园，被迫在那里劳动。你也许读过一些非洲捕奴的故事，然而同样的故事也曾在美洲上演。截至1715年，有3万到5万名印第安人被掳走，往南运到加勒比海诸岛，或是往北运到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繁盛一时的殖民定居点查尔斯镇就是这种贸易的中心。后来法国人在墨西哥湾也效仿了这种做法。1715年之前，从美洲运出的印第安奴隶比从非洲运入的黑人奴隶还要多。

随着欧洲人对弗吉尼亚烟草和南卡罗来纳稻米的需求日渐增长，对奴隶的需求也开始膨胀起来。北美和南美的种植园开始争夺劳动力，导致从非洲运入的奴隶数量开始飙升。当我们讨论来到美洲的移民时，我们通常会想到清教徒、英国种植者、西班牙征服者（比如德·索托），甚至像安东尼·范·萨利那样的“土耳其人”。但是在1492年到1820年，沦为奴隶来到美洲的非洲人数量是同期所有欧洲移民的5倍。在1700年之后的100年中，这种贸易——这种不平等——还在稳定地增长。在整个奴隶贸易历史里，超过1 200万非洲人走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苦难之旅，100多万人在抵达终点之前死去。对活下来的人而言，叵测的前途则成为他们恐惧的一部分。奥劳达·埃奎亚诺 是为数不多的把这种经历记录下来的人之一。他回忆起当看到大西洋的辽阔，看到那些中空的巨大木船在海面漂浮，看到那些似乎只生活在船上的怪人时，自己是如何目瞪口呆。上船之后，他看到一只沸腾中的巨大铜壶，以为自己会被这些长相可怕、有着红脸膛和乱糟糟头发的白人吃掉，吓得晕了过去。在噩梦一般的旅程中，许多被掳者拒绝进食，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看守会撬开他们的嘴，把食物灌进去。有的非洲奴隶死于舱底的高温，有的死于感染，还有的人死于绝望。鲨鱼会尾随这些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船，等待吞食时常被抛下船的尸体。这条从非洲到美洲的“中途航程” 不啻真正的地狱。

上千万戴着镣铐来到美洲的奴隶中，有90%被送往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只有不到4%被直接运往北美，即便如此，蓄奴仍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生活的重要内容。到了1730年，南卡罗来纳的非洲移民及其后代的数量已经达到白人殖民者的2倍。南部殖民地拥有的奴隶最多，但即使在纽约市，到了1740年，每4个劳动者中也有1个是非洲裔。新英格兰的商人们则通过奴隶贸易发了大财。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因为奴隶制就是最强大的反面证据。

看吧，“平等”和“不平等”，如同两名格格不入的舞伴，踩着并非出自本意且无法完全理解的舞步旋转。在接下来的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关于它们的讨论永远无法结束，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变动不居，而它们的舞步也不会停止。 k4JUl0Bz8Vn92RYjxp0EfNgbBw33HP+PcGyrKMqv+/2Patbq/jW38cZi1kT6MVJ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