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印象
（续）

米茨基（就是和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卡津完全喝醉了，闯进厨房里来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工作的日子，大家必须出去干活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每分钟都可能到狱里来的严厉官长，和常驻在狱内，一步不离，专门管理犯人的下士长，还有看守和伤残老兵。总之，处在这种严厉的情势下——你会发现有一个喝醉了酒的罪犯。这一下，就把在我心里刚刚形成的，对于罪犯生活的见解完全给弄乱了。我必须在狱内待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在牢狱生活的最初几天内，对我来说十分神秘的一切事实解释出来。

我已经说过，罪犯们永远有自己的私活，这种私活是牢狱生活的自然需求：除去这需求以外，罪犯还极爱金钱，特别重视它，几乎看得和自由一样重要。如果口袋里有钱响上两声，他就会得到安慰；否则，他会忧愁、烦恼、不安、垂头丧气。如果没有了钱，他们就会准备偷窃，准备做出任何的行为，为的是能够弄到钱。金钱在狱内虽是极贵重的东西，但是它从来不会在有钱的幸运儿手里存留得很久的。第一，身上留着金钱，不仅会被偷去，也会被没收，而不想被没收是极困难的。一旦长官在突然实施搜查的时候，发现了钱，便会立刻没收。这钱也许会用来改善伙食，至少这些钱是必须上缴的。但是，钱被偷窃的时候居多，任何人都不能加以信赖。后来，我们发现把银钱保存得十分安全的方法，那就是交给一个信旧教的老人保管。这老人是从以前叫作斯塔罗杜布旧教的村庄里来的……我忍不住要讲几句关于他的话，虽然不免要离开本题。

他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儿，小小的个子，灰白的头发。乍一见面，他使我十分惊愕。他并不像别的罪犯：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安静的样子，我记得，我怀着一种特别的愉快看着他那被围在细皱纹里的、发光的、清澈的、明亮的眼睛。我时常和他说话，我一辈子难得遇见这样善良的、正直的人物。他因为犯了极重要的罪被流放到这里来。在旧教的村民中间发现了改信正教的人们。政府十分鼓励他们，一面努力诱导别人也改信正教。于是，老人和其他一些热衷于旧教的人便决定“护教”，按他自己所表示的说法。当教堂刚开始修建，他们便放火把它给烧毁了。老人以主谋者的身份，被判决做苦工。他本来是一个殷实的、行商的小市民；他留下了妻子和儿女在家里；但是他怀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去接受流放，因为他盲目地认为自己这是在“为信仰受磨难”。假如你和他同住一段时间，你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这个驯良的、温和的、像小孩一样的人怎么会成为叛徒呢？我好几次和他谈起关于“信仰”的问题——他对自己的信仰一点儿也不肯让步。在他反驳的话语中，永远没有一点儿仇恨，没有一点儿恶意。但是他竟焚毁了教堂，且不加以否认。依照他的信仰，他似乎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和因此而承担下来的“磨难”视为荣耀的事情。但是，无论怎样观察他，怎样研究他，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看出任何虚荣或骄傲的迹象。我们狱内还有别的旧教徒，大半是西伯利亚人。他们是智力方面极发达的人，狡猾的农夫，知识很渊博，但读的全是死书。他们还是有力的诡辩家；他们性格骄傲、逞强、狡猾，而且十分没有耐性。老人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书也许比他们读得还多，但是他避免辩论。他具有十分豁达的性格。他很快乐，时常发笑——并不是粗暴的、犬儒性的笑，不像罪犯们笑的那个样子；而是明朗的、静谧的笑，心中含有许多小孩子气的率真。这笑似乎和他斑白的头发特别相配。也许我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从这笑中可以晓得人性，如果你和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相遇时，对方脸上的笑容使你感到愉快，那么你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好人。老人获得全狱普遍的尊敬，却绝不引以为荣。我大概了解到，他在他自己的同教者中间能发生怎样的影响。虽然他在忍受徒刑的时候，明显地保持着坚定，但是他的内心里却隐藏着深刻的、无从治愈的忧愁，他努力将它隐藏起来，不使大家知道。我和他同住在一个狱室中。有一次，在夜里三点钟光景，我醒了过来，听见一阵轻微的、努力压抑着的哭泣声。老人坐在炉台上面（就是那个喜欢读《圣经》，起意杀死少校的人在夜里跪在上面祈祷的那个炉台），对着一本手抄的书祷告。他哭泣着，我听见他不时地说：“主，不要离开我！主，使我坚强！我的小孩们，我的可爱的小孩们，我们永远不会相见了！”我不能讲述，我开始感觉到如何的悲哀——几乎所有的罪犯渐渐地把自己的钱交给这老人保管。狱内几乎全是贼，但大家不知为什么，忽然相信老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偷窃的。他们知道，他把那些交给他的钱藏在某处，但藏在一个秘密的、任何人都不能寻找出来的地方。他后来对我和几个波兰人说出自己的秘密。在一根木桩里有一根树枝，显然和一棵树长在一起。但是它可以拔出来，树中有一个巨洞。老人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又把树枝插进去。这样，不管是什么人，也永远不会找出那些钱来了。

然而，我已经离题太远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罪犯的口袋里放不住金钱的原因。但是，除去保存金钱的困难之外，狱内的生活实在太沉闷了；依照天性，罪犯是十分渴想自由的生物，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又是极其轻浮而且放纵的人，他们自然会突然地“完全放肆起来”，把全部的资金都花掉，痛痛快快地喝一下，带着呼喊和音乐，为了忘记，哪怕在一分钟内忘记自己的烦闷。看上去甚至有点儿奇怪：他们当中有些人拼命地工作着，有时无休无止地工作了数月之久，仅仅为了在一天内将所有赚到的钱完全花掉，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又用好几个月的工夫勤劳地工作着，一直到再来一次狂饮的时候为止。他们里面有许多人喜欢置办衣装，而且一定要置办平常的衣服：一些非正式的黑裤、上衣、西伯利亚式的衬衫，等等。还有花洋布的衬衫和系着铜板的腰带也很时髦。他们在过节的时候，把自己装扮起来，而且打扮好的人一定要走遍所有的狱室，把自己献给全世界观看。穿得好的人，那份自满的样子达到了孩子般的程度；而且罪犯们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小孩。诚然，所有这些好东西会忽然从主人的手内消失，有时会在当天晚上典押和售卖出去，以换取极少的钱。不过，狂饮是渐渐蔓延开来的。一般来说，狂饮总是发生在节假日，或者命名日的那天。那个做命名日的罪犯早晨起来时，在神像旁边放了一支蜡烛，祈祷一番；然后开始打扮，还定下饭菜。买了牛肉、鱼，包括西伯利亚的饺子；他像公牛似的大嚼一顿，几乎永远独自享受，很少邀请同伴们分食。过了一会儿，酒也端上来了，寿星喝得醉醺醺的，一定要在狱室里走来走去，摇晃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努力给大家看到他已经喝醉了酒，在那里“游玩”，因此获得众人的尊敬。在俄国人中，一般都会对醉人感到一点儿同情；但在狱中则对喝了酒的人保持尊敬的态度。狱中的饮酒含有一种特别的贵族的气味。罪犯一高兴，便一定要雇一个人给他奏乐。狱中有一个波兰人，是潜逃的兵士，人品很坏，但会拉提琴，而且还把这个乐器带在身边——这是他全部的财产。他没有什么手艺，只是被雇到饮酒的人们那里去演奏快乐的舞曲。他的职务就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喝醉的主人从这间狱室走到那间狱室，用全力拉提琴。他的脸上时常露出厌倦和烦闷，但是“弹呀，你已经收了人家的钱”的呼喊又迫使他拼命地弹奏。罪犯在开始饮酒的时候，深信如果他喝得十分醉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到时候打发他睡觉，而且在长官出现的时候永远会把他藏匿起来，而这一切做得完全不存着一点点的私心。至于下士长和驻在狱内维持秩序的残兵们也完全安心得很：喝醉的人绝不会做出任何不守秩序的行为。整个狱室的人全看着他，如果他喧闹了起来，做出叛乱的行动——人们立刻会把他制服住，甚至把他捆绑起来。因此下级的狱吏对于饮酒保持放任的态度，不愿意去管。他们知道，如果不允许喝酒，那情况会更糟。但是，酒是从哪里弄到的呢？

酒是在狱中从那些所谓贩酒人手里买来的。他们有几个人，他们的生意从不间断，而且十分兴隆，虽然喝酒的人本来不多，因为喝酒需要钱，而罪犯的钱来得极为困难。所以，这买卖以十分别致的方式开始经营。譬如说，有一个罪犯不懂手艺，又不愿意出劳力（这样的人是有的），但是想赚钱，再加上具有急不可耐的性格，想快快地赚几个钱。他手上还有点儿钱作为开始经营的资本，他就决定做卖酒的生意。卖酒是一种大胆冒险的行业，需要担很大的风险。他可能会因此而被抽打脊背，而且会一下子丧失货物和资本。但是卖酒的人不顾一切地去做。他的本钱起初不多，因此第一次由他自己运酒到狱里来，自然极有利益地把它销完了。于是他第二次、第三次重复地试验，如果没有被长官查出来，他的生意便很快兴隆起来，直到他建立了真正的商业——他成了经理、资本家，雇用代理人和助手，所冒的危险越少，所赚的钱越多。因为有助手们替他去冒险。

狱内永远有许多把钱财花在赌博和饮酒作乐上，最后花得精光的犯人。这些人都没有手艺，穿得破破烂烂，显得很可怜，但他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这些人所剩下的唯一资本，就是他们的脊背了。脊背对他们还有点儿用处，于是那个把一切都挥霍殆尽的浪子便决定利用它。他走到雇主那里，表示愿意受他的雇用，将酒运到狱里去；有钱的卖酒人总有几个这样的工人。在狱外什么地方有一个人——是士兵或小市民，有时甚至是女孩——拿了雇主的钱，加上不少的佣钱，向酒店里买酒，然后藏在罪犯们前去干活的场地，一个隐秘的什么地方。经理人几乎总要先试一试烧酒的质量，然后毫无人性地把水掺进喝剩的酒里——至于买主要不要，他就不管了，因为罪犯是不能太挑剔的。还算好，他的钱没有完全白扔，总算弄到了烧酒，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是烧酒就行。运酒的人们带着牛肠到经理人那里去，他们的名字预先由狱中的酒贩告诉他。先把牛肠洗干净了，盛上水，仍使它保持原有的潮湿和柔软性，以便容易装酒。罪犯把酒装在肠内，把肠子缚在自己身子的周围，尽可能地缚在自己身体上最隐秘的地方。当然，这里表现出一个走私者一切灵巧的手段和机智。他的名誉部分地受了动摇：他必须骗过卫兵和看守。他骗他们，而这些卫兵有时是一个新来的兵，永远会受巧妙的小偷的蒙混。当然，这个卫兵的性格也已经预先研究过；还计算好了时间和工作的地点。譬如说，充当炉匠的罪犯爬到炉子上去，谁还会看得见他在那里做些什么事情呢？卫兵是不能跟着他爬上去的。他走到狱前，手里握着钱币——十五或二十银戈比，以备万一的需用，在大门外等候班长。每一个做完工回来的罪犯，看守的班长必须全身搜查、摸索，然后给他开门。运酒的人平常总希望在有些地方班长不好意思太详细地摸索。但是班长有时竟会摸到这种地方去，且摸到了酒。那时只有一个最后的手段：贩私货的人便默默地，背着卫兵，把藏在手里的钱币塞到班长的手里。由于这个策略，他或许会顺利地走进狱内，把酒偷运进去。但是这个策略有时也不成功，那时候只好用自己最后的资本，那就是用脊背去抵挡。他们报告了少校，抽打他的脊背，痛痛地抽打一顿，酒被没收，运酒人把一切罪名都放在自己身上，并不招出经理来。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并非因为他不屑于告密，只是因为告密对于他无利，他还是要挨打；唯一的安慰只是两个人伴着挨打。他还需要那个经理，虽然依照习惯和预先的约定，偷运酒的人不能向经理要一个小钱，以补偿背部的挨打。至于一般的告密，那是很普遍的事。告密者在狱内不会受到一点儿侮辱，对于他愤激甚至是不曾意想到的事。大家并不避开他，和他拉拢交情。如果你在狱内想要证明告密是一件可恶的事，那人家是不会了解你的。那个贵族出身的罪犯，一个荒唐而且卑鄙的人，我和他断绝一切往来的，他竟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拉拢得很接近，充当他的侦探。费季卡便把他所听见的关于罪犯们的事情报告少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甚至会想到对这混蛋惩罚一下，或者哪怕责备一下。

然而，我又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酒经常会顺利地运进来；那时经理接收下运进来的牛肠，付了银钱，然后开始计算成本。但计算的结果却发现货物的价值太贵。因此，为了多得利润起见，他便重新把酒倾倒出来，又兑上水，几乎兑一半水。在做好了这一切之后，便等候买主。在第一个过节的日子，有时还在平常的日子，买主就来了：那全是像牛马似的工作了几个月，积蓄那一点点钱的罪犯，想在预先规定下的日子里花去所有的钱，以痛饮一番。可怜的劳动者竟会梦见这一天，且在工作时，在幸福的幻想中巴望这一天；还远在这日子出现以前的许多时候，就这样地幻想着，巴望着。也就是对这日子的一点儿向往维持着他在沉闷的牢狱生活中的精神。终于那个光明日子的曙光在东方出现了；钱积蓄了起来，没有被没收和偷走，他就把它送给卖酒人。卖酒人开始卖给他尽可能纯的酒，那就是只兑上两次水；但是等那瓶酒倾倒出去多少，便立刻兑上多少的水。一杯酒的价格要比酒店里高出五到六倍。必须喝去多少杯，花去多少钱，才能喝得够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是由于失去了喝酒的习惯，且由于早前节制的生活，罪犯很快就喝醉了。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继续喝下去，一直到喝完所有的钱为止。那时候所有的服装全都搬了出来——卖酒人同时还兼放高利贷。起初将新置的家常的东西送给他抵押，以后押到旧物，终于把公家的东西也全都送出去了。醉鬼在全都喝光，把最后的一块抹布都喝光以后，便躺下去睡觉，第二天睡醒以后，头里免不了胀痛得厉害，但向卖酒人要一口酒来醒一醒脑子却不可得。他忧郁地忍受着身上的不舒适，当天就做起工来，又要无休息地做几个月的工，幻想着那个落在虚无缥缈中的幸福的饮酒的日子，渐渐地又开始振作起精神，等候着下一次的狂饮。这天还很远，但终归在什么时候会来到的。

至于说到卖酒人，他在赚到了一笔大数目，几十个卢布之后，便备下最后一次酒，这次可不能掺水了，因为那是给自己喝的。生意做够了，自己也应该庆祝一下！于是，开始了狂饮、大嚼、音乐。他有很多的钱，就连监狱里的下级长官也对他和善起来。狂饮有时继续了几天。当然，买来的酒很快就喝完了。那时候，那个饮酒的人便到别的卖酒人那里去——他们已经等候他——一直喝到最后一个戈比也花掉为止。罪犯们无论怎样照顾饮酒的人，但是有时也会被上级长官、少校或值日军官撞见，这时他便被拖到禁闭室里，把他的资金没收，最后便是一顿鞭打。他把身体摇晃了几下，重又回到狱内，几天以后又干起卖酒人的职业来了。有些饮酒的人，自然是有钱的，还幻想起美丽的女人来。他们花了许多的钱，有时由一个买通了的卫兵伴送着，不去干活，却偷偷地跑到郊外的什么地方去。在城里一个极隐秘的房屋内，开始痛饮。这样确实会花去很多的钱。看在金钱的面子上，人家不会对罪犯憎厌；卫兵是预先选择好了的一个懂事的。这种卫兵往往是未来的囚犯。然而，有了金钱，一切都可以做到，而这样旅行的秘密几乎是被永远守住的。应该补充一句的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因为做这种事情需要许多钱，爱好女人的人们会采取另一种十分安全的手段。

从我的牢狱生活的最初几天起，就遇到一个年轻的罪犯，是一个美少年，他引起了我的好奇。他名叫西罗特金。他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最先使我惊讶的是他那俊俏的脸庞。他的岁数不到二十三岁。他住在特别部里，那是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囚室，他被认为是极重要的军事犯。他的性格安静而且温顺，很少说话，不常发笑，他的眼睛是蔚蓝的，相貌是正直的，脸庞清秀而且温柔，头发淡棕色，连剃去了一半的头发也不会使他变丑。他真是一个美少年。他不会做任何手艺，但是时常弄到钱，虽然弄得不多。他显得很懒惰，不修边幅。除非有别的什么人给他穿好衣服，有时甚至给他穿红衬衫，而西罗特金显然很喜欢穿着新装在狱室里走来走去，把自己显示给人家看。他不喝酒，不赌钱，几乎不和任何人吵嘴。有时在狱室后面走来走去——手插在口袋里，露出恭顺和凝思的样子。至于他在思索什么事情，是难以揣测的。有时叫他一声，由于好奇，问他什么话，他立刻回答，甚至似乎很尊敬，并不像囚犯的样子，却永远说得很简单，似乎不爱谈话；他会看着你，像一个十岁的小孩。他一有钱——并不买日用必需的东西，不叫人把短褂缝补一下，不置办新靴，却买些面包和饼干吃——好像他只有七岁——“唉，你这个西罗特金！”——罪犯们有时对他说——“你真是喀山的孤儿 ！”在不工作的时候，他平常总到别人的狱室里闲荡：大家几乎都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唯有他一个人无事可做。人家对他说什么话，几乎永远含着嘲笑的意思（人们时常取笑他和他的同伴们）——他一句话也不说，转过身来，走到另一间狱室里去；有时人家笑得他太厉害，他的脸便红起来。我时常想：这个恭顺的、诚挚的人到狱里来，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有一次，我躺在医院的罪犯病院内。西罗特金也生了病，躺在我身旁。一天晚上，我和他谈起话来；他忽然兴奋起来，顺嘴告诉我，他如何被征去当兵；他的母亲送他的时候，如何的痛哭；在当新兵期间如何的痛苦。他又说，他丝毫不能忍受新兵的生活，因为里面全是爱生气而且严厉的人们，队长们对他永远不满意！

“结果怎么样呢？”我问，“你因为什么罪名被送到这里来的？而且还在特别部里……唉，你呀，西罗特金，西罗特金！”

“是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营里只当了一年兵；上这里来是因为我把我们的团长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杀死了。”

“我听说过，西罗特金，但是我不相信。你还会杀人吗？”

“但是到底出了这样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实在感到太痛苦了。”

“但是，别的新兵是怎样生活的？起初自然很痛苦，后来就习惯了，渐渐地成为一个可爱的兵士。大概是你母亲太宠你，在你十八岁以前净喂你吃饼干和牛奶了。”

“我的母亲真是很爱我的。我被征募了去以后，她就病倒了，听说一直起不来了……后来我对新兵的生活实在感到痛苦。队长不喜欢我，老是惩罚我——但究竟为什么呢？我顺从一切，谨谨慎慎地生活着：不喝酒，不借钱。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个人借人家的钱是最坏的事——周围全是狠心的、残忍的人——连哭都找不到地方。时常跑到什么地方的角落里，就在那里痛哭一场。有一次，我在那里站岗。已经是黑夜，我在一块儿坪地上站着岗，有风，是秋天，黑得什么也瞧不出来。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真是难过极了！我把步枪放在脚下，把枪刺拔了下来，放在一旁；又把右脚的皮靴脱下，把枪口按在自己胸前，身子躺在上面，用大脚趾扳动枪机。一看——瞎火了。我把枪检查了一遍，把火门收拾干净，塞进新火药，把燧石放得紧些，又放在胸脯上面。结果怎么样呢？火药烧着了，但是还没有射击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想！我把皮靴穿上，把枪刺插好，沉默着，来回地走来走去。我当时决定做出这件事情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只要能脱离新兵的生活就可以。过了半个钟头以后，团长来了；他到各处巡察。一直对我喊：‘站岗是应该这样站的吗？’我拿起步枪，就用枪刺朝他的胸前扎去。结果，我走了四千里路，走到这特别部里来了……”

他没有说谎。而且他被遣送到特别部里来，总是为了什么案子的。普通的犯罪处罚得很轻。再说，只有西罗特金一个人是在所有他的同伴中间最漂亮的。至于说到他的其他同伴——一共有十五个——看着他们甚至都会觉得奇怪：只有两三个人长相还过得去；其余的人全是呆笨的、丑陋的、龌龊的，有些人甚至头发都白了。如果情况允许，将来我要详细地讲一讲这堆人。西罗特金和卡津十分要好，就是我在本章开始时提起过他喝醉了酒，闯到厨房里来，把我对于牢狱生活的原有见解弄乱了的那个人。

这个卡津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留给大家一个可怕的、痛苦的印象。我老觉得再也不会有比他更凶狠和怪诞的人了。我在托波尔斯克见过一个著名凶恶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又看见一个候审的逃犯、可怕的杀人凶手索科洛夫。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使我引起像卡津那样厌恶的印象。我有时好像觉得自己看到一只像人一样大的蜘蛛。卡津是鞑靼人；他的力气极大，比狱内的任何人都强；身材比中等高，具有魁伟的体格，有着丑陋的、不匀称的、巨大的脑袋；走起路来有点儿驼背，经常皱着眉毛看人。狱中传说着关于他的奇怪的谣言：大家知道他是军人出身，罪犯们互相议论，说他是从涅尔琴斯克逃出来的，不知是否属实。他屡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屡次逃跑，屡次变换姓名，终于落到我们狱里的特别部里来了。人家还讲他以前喜欢杀小孩，仅仅是为了取乐：他把小孩引到一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是吓唬他、折磨他，在充分地欣赏了这个可怜的、小小的受刑者恐怖和战栗的情景以后，便静悄悄地、慢慢地、愉快地把他杀死。这一切也许是人们虚构出来的，是因为卡津给予大家的那种普遍的、恶劣的印象，但是所有这些虚构的事实似乎和他的外貌、他的个性极为配合。不过在不喝酒的时候，在平常的时候，他在狱内的行为倒还很理智。他永远是静静的，从来不和任何人争吵，还避免争吵，但仿佛出于对别人鄙视的态度，他好像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说话很少，似乎有意不说话。他的一切行动都是迟缓的、安静的、自信的，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并不愚蠢，而且颇为狡猾；但是他的脸上和微笑里永远留着一点儿傲慢、嘲笑和残忍。他贩卖酒，是狱中最殷实的卖酒人之一。但是每年有两次，他自己总要喝得很醉，到那时才流露出他天性中的一切残忍来。他渐渐地喝醉，起初用嘲笑惹人家，用极恶毒的、计算好了的、似乎早已预备好了的嘲笑；终于完全喝醉，开始变得可怕的疯狂，于是抓起刀子，攻击人家。罪犯们知道他的力气大得可怕，便从他的身边跑开去，躲藏了起来：他遇到什么人，就向什么人攻击。但是，人们很快就找到了对付他的方法。他的狱室里的十来个人一下子忽然全奔到他面前，开始揍他。再也想象不出有比揍他更残忍的了：他们打他的胸脯、心窝、肚子，打得很多、很长久，直到他丧失所有的感觉，成为死人一般的时候才肯罢休。他们绝不敢这样打别人，因为这样的打法简直会把人打死，但是卡津却是不会的。打完之后，他们便把完全失去知觉的他包在短皮袄里面，抬到铺板上去。——“他会躺好的！”——果真，第二天早晨起身的时候他几乎完全是健康的，他便默默地、阴郁地出去干活了——每次卡津喝醉时，狱内大家就知道，他一定会用挨打来结束这一天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可是他还要喝酒。这样过了几年，人们终于看出卡津开始受不了了。他开始说他有各种病痛，并开始明显地消瘦，经常上医院里去……“到底是屈服了！”罪犯们私下这样说。

他走进厨房里来，后面伴着那个背着提琴，通常被饮酒的人们雇来作为充实娱乐之用的讨厌的波兰人，当停留在厨房中间，默默地、注意地张望着在座的人们时。大家全不出声了。他一看见我和我的同伴，便带着嘲笑，恶毒地看了我们一眼，自满地微笑着，似乎在那里思索些什么，摇摇摆摆地走到我们的桌子前面：

“请问，”他开始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依靠什么样的收入，在这里喝茶？”

我默默地和我的同伴对看了一下，明白最好是沉默，不回答他。只要说出一句反对的话，他就会发狂的。

“这么说来，你有钱吗？”他继续问。

“这么说来，你有一大堆钱，不是吗？难道你流放到这里来，就为了喝茶吗？你跑到这里来是喝茶的吗？你说，你快说……”

他看出我们决定沉默，不理他，于是脸涨得通红，愤怒得浑身发抖。在他身边的角落里放着一只大木盘，里面叠放着罪犯吃中饭或晚饭用的切好了的面包。木盘很大，里面容得下半个狱的人吃的面包；现在它正空着。他用两手把它抓起，朝我们的头上挥舞起来。再等一会儿，他就会把我们的脑袋打得粉碎。虽然凶杀或意图凶杀的事情会给全狱的人带来极度的麻烦，必将着手侦查、搜索、增加严厉的手段，因此罪犯们努力不使自己做到如此极端的行为——虽说如此，现在大家全都静寂起来，等候着。没有一句维护我们的话！没有一声呼喊向卡津发出！——他们心里对我们的仇恨如此之深！我们所遇到的危险处境，显然使他们感到愉快……然而，事情竟顺利地结束了：他刚要把木盘扔下来，就听到有人在外间喊道：

“卡津！酒被人给偷走了……”

他把木盘往地板上一扔，像疯子似的从厨房里奔出去了。

“上帝救了你们！”罪犯们互相说着。过了很久，他们才这样说着。

我后来已经无从确认，这个酒被偷的消息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人家临时编造出来救我们的。

晚上在黑暗中，狱门关闭之前，我在木桩附近徘徊，沉重的忧愁落到我的心灵里。在我后来的整个牢狱生活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忧愁。第一天的监禁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在监狱里，还是在狱室中，或者在工地上……我记得有一个意念最使我难忍，这个意念在我后来狱内所有监狱生活中，始终在追随我，让我无法摆脱——一个无从全部解决的意念——对于我现在也是无从解决的：那就是对于犯同样的罪时，刑罚的不平等。不错，罪行是不能比较的，即使是大致比较也不行。比方说，这一个和那一个全杀死了人；两桩案件的情节全都权衡过了，对于这个案件和那个案件所处的刑罚几乎全是一样的。但是你瞧一瞧，犯罪中间有多大的区别。例如说，一个人为了一点点小事杀死了人：为了一根葱头，他走到大道上，把过路的农人杀死了，而他身边只有一根葱头。“瞧，爸爸！你派我去寻觅钱财，现在我把一个农夫杀死了，却只找到了一根葱头。”“傻瓜！一根葱头值一个戈比！一百个灵魂——一百根葱头——便成为一个卢布了！”（狱里的笑话）。另一个人为了未婚妻、姊妹、女儿的贞节，而杀死了一个好色的暴君。还有一个人在流浪的生活中被成群的侦探包围住，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生命，在临到快饿死的时候，才犯了命案；另一个人却由于嗜杀而杀死小孩，为了使自己的双手感到孩子们那热乎乎的鲜血，为了欣赏孩子们的恐怖，欣赏他们在他的屠刀下如何做最后的挣扎。结果怎样呢？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全被遣送到同一地方来做苦工。虽然，被判处的刑期会有不同。但是处刑的不同比较少。然而，同样的犯罪，却有着无数不同的性质：多少罪犯，便有多少种不同的性质。我们姑且假定，这种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一个钻不出的圆圈，就算是这样吧。或者假定这些不平等并不存在——你可以看一看另一种区别，刑罚的后果本身的区别……有一个人在狱内憔悴下去，像蜡烛一般地融化；而另一个人在入狱前甚至不知道世上会有这样快乐的生活，有这样勇敢的同伴们，有这样有趣的俱乐部。是的，也有这种人到狱里来。譬如说，一个有着学问和良知，有着真诚和纯洁心灵的那种人，仅仅是他自己内心的痛苦，已在任何的刑罚以前，将他杀死了。他为了自己的犯罪，痛责自己，比最严厉的法律还要残酷，还要无情。而和他同住着的另一个犯人，他在徒刑期间甚至一次也想不到他所犯的是杀人罪，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有理的。还有一种人故意犯罪，只是为了能够进到狱里来，以躲避外边更加艰苦的生活。他在外边的生活到了最屈辱的阶段，永远吃不饱，从早上到夜里为主人工作着；而狱内的工作反而比家中轻松些，面包也多些，还有许多他还没有见到的东西；过节的时候有牛肉吃，有外面的施舍品，有赚到几个戈比的可能。至于他周围的人呢？他们全是狡猾、灵巧的万事通；他看着自己的同伴们，露出尊敬的表情；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人；他把他们视为世界上可能有的最高尚的伙伴了。难道刑罚对这些个人会有同样的感觉吗？然而，何必去研究这些无从解答的问题呢？熄灯鼓响了，是回到狱室里的时候了。 LXrf5XGkEldF9bBNI6S6VFXPYey0Y6TO9I39jtFjS4fI3fh3ag7871jNvPr1FS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