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印象

最初的一个月，总之，我的监狱生活的初期，现在灵活地留在我的想象里。后来所过的牢狱中的岁月，反而在我的记忆里十分黯淡地闪过。有些日子仿佛完全隐去，互相融合在一起，仅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沉重的、单调的、沉闷的印象。

在我牢狱生活的最初几天内，所经历的一切，现在仿佛觉得是昨天刚刚发生似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清楚地记得，从最初跨进这个生活里去的第一步起，使我惊愕的是，我仿佛并未发现这里面有任何特别可惊愕的、不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是出乎意料的情景。这一切仿佛以前当我走向西伯利亚的途中努力预先猜测我的命运时，也曾在我的想象里闪现过。但不久之后，无数出乎意料的怪事和骇人听闻的事件，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后来，当我在狱中住得十分长久的时候，才充分地了解这种生活的一切特殊性，一切偶然性，便更加使我惊异了。说实话，这惊异一直伴着我，在我长期的牢狱生活内，我始终也没有适应这种生活。

我刚进监狱时的最初印象是极讨厌的；虽然如此——奇怪得很——我总觉得狱内的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还要轻松得多。罪犯们虽然戴上了脚镣，但可以自由地在监狱中走着，骂人、唱歌、为自己工作、抽烟斗，甚至喝酒（虽然喝的人不多），到了夜里，有些人还要聚赌。比如说，工作本身我并不觉得怎样的苦，怎样的累，过了许多时候我才猜到这种工作的辛苦，并不仅在于它的艰难与没有间断，而且在于它是强迫的、强制的，从棍杖下逼出来的。农人在自由的生活里工作，也许比罪犯的工作还要苦，有时甚至还要在夜间工作，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但他们是为自己工作，带着理智的目的工作，他们会感觉比罪犯们在做着强制的、完全对自己无益的工作的时候要轻松得多。有一次，我心中起了一个念头：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用极可怕的刑罚来对付他（这种刑罚即使是最厉害的凶手也会胆战心惊，毛骨悚然），那么只需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工作就行了。即使现在的苦工对于罪犯是毫无兴趣，而且很沉闷，但是工作本身是有理性的！罪犯造砖头、挖土、粉刷墙壁、建筑房屋：在这种工作里有意义和目的。罪犯有时甚至会被这种工作吸引住，想做得灵巧些、娴熟些、好些。但是如果，譬如说，强迫他把水从这个木桶里倒到另一个木桶里，又从另一个木桶里倒到第一个木桶中，还强迫他捣碎砂土，把一堆土来回地从一个地方推到另一个地方——我以为，过几天之后，罪犯会上吊或者宁愿犯一千次罪，但求一死，以从这种屈辱羞耻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显然，这样的刑罚会变为苦刑，一种残忍的报复，而且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理性的目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苦刑，这种无意义，屈辱与羞耻有一部分会存在于一切强迫的工作里面，之所以这些罪犯所做的工作比一切自由的工作苦得不可比拟，是它具有强制性质的缘故。

我入狱时是在冬天，十二月，对于夏天的、艰难到五倍以上的工作还没有什么了解。冬天，我们狱内的工作很少。罪犯们上额尔齐斯河上去拆除公家的旧平底船，到工厂里去工作，扫除公房旁边的积雪，烧制并捣碎建筑用的石膏，等等。冬季白天比较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全部人员很早就回到狱里来，几乎无事可做，如果没有一点儿自己的工作要做的话。但是，罪犯中也许只有三分之一从事自己的工作：其余的人都虚耗着光阴，毫无目的地在全狱的狱室中晃来晃去，咒骂、施展阴谋、闹乱子、喝酒。如果弄到一点儿钱，那么到了夜里就赌钱，把最后的一件衬衫赌光，而这一切全是由于烦闷，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后来我明白，除去丧失自由以外，除去强迫的工作以外，在牢狱的生活中还有一种苦刑，几乎比任何别的都厉害的苦刑，那就是强迫的共同生活。当然，共同生活在别的地方也是有的，但是狱中的有些人，不是每个都能和他们合得来的。我相信每个罪犯都会感到这种苦楚，当然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在我看来，食物也十分充足。罪犯们说，在俄国内地的其他囚营中，是没有这种饭盒可吃的。对于这点我不敢下断言，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其实，许多人都有自备食物的可能，我们这里牛肉的价格太便宜了，夏天每磅只要三个戈比。不过只有那些手边时常有钱的人才能预备自己的食品：狱中大多数是吃公家的食粮。罪犯们在夸耀自己食物的时候，只说面包一样东西，并且称赞我们那里的面包是大家随便吃的，不是按分量发给的。他们最害怕定量分配，因为如果按分量发给的话，那就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挨饿的：合着吃，大家都够了。我们的面包似乎特别有滋味，是全城闻名的，人们认为这是狱内的烤炉构造很得法的缘故。菜汤的样子很不美观。那些汤在一口公共的大锅里煮着，稍微加了点儿面粉进去，又稀又淡。特别在平常的日子里，使我惊骇的是里面有许多蟑螂。罪犯们一点儿也不注意这点。

最初的三天，我没有出去做工，监狱里对待一切新来的人都是如此：让他们休息一下，缓和一下路上的疲乏。但是在第二天时，我必须离开监狱去钉脚镣。我的脚镣是不合格的，是用环铁圈做成的，所谓“小叮当”——罪犯们这样称呼着。这种脚镣是戴在外面的。至于狱中正式的脚镣，为便于工作起见，并不用环圈，而是用四根铁棒制成，几乎有手指那么粗，用三只环圈互相联结起来。这种可以戴在裤子里面。有一根皮带系在中央的环圈上面，皮带钉在腰带上，腰带又一直系在衬衫上面。

我记得我在囚营里的第一个早晨。狱门旁边的禁闭室中，鼓声震破了晓光。十分钟以后，值日的士官开始打开营门。大家醒了。在一根粗大蜡烛的黯淡的光线底下，罪犯们从自己的铺板上冷得发抖地起身。大多数人因为刚睡醒，露出沉默和阴郁的样子。他们打哈欠，伸展着四肢，打着烙印的额角上显出深刻的皱纹。有些人画着十字，另有些人开始讲话。屋内非常的闷热。在门刚打开的时候，新鲜的空气就闯了进来，一团团的蒸气在狱室内飞翔。罪犯们围在水桶旁边，轮流拿起勺子往嘴里灌水，然后又从嘴里把水吐出来洗手和洗脸。水是前天晚上由管理便桶的囚犯给预备下的。在每个狱室中，照例有一个罪犯是大伙公举出来，在营房中服役的，这人就是便桶管理人。他不出去做工，他的工作就是打扫狱室的卫生，洗刷地板，端进和端出便桶，还搬运两桶新鲜的水进来——早晨用来洗脸，白天用来喝。水勺只有一只，于是大家立刻为了它开始争吵起来：

“你钻到哪里去，你这烂额角！”一个阴郁的、身材高大的囚犯唠叨地说。他的身子是干瘪的，脸色是微黑的，在剃得光光的脑袋上有奇特的、凸出的部分。他推开一个矮胖的、脸上露出快乐和红润神色的人——“等一等！”

“你嚷什么！叫人家等一等要给钱的。你自己滚开吧！简直就像一块儿石像似的伸直了身体。弟兄们，他这人身上没有一点儿活力。”

这句“活力”的话引起了一些效果：许多人都笑了。这就是那个快乐的胖子所需要的，他显然在囚营里成为自愿充当小丑的人了。那个身材高大的囚犯看着他，露出深深的鄙夷的态度。

“胖母牛！”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狱里的面包把他喂肥了。他很高兴，因为到开斋的时候他会生出十二只小猪来。”

胖子终于生气了。

“你究竟是什么鸟儿？”他忽然涨红了脸，大喊起来。

“我就是鸟儿。”

“什么样的鸟？”

“就是这样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

两人的眼睛相互瞪着对方。胖子在等候回答，握紧拳头，好像打算立刻打架似的。我真的心想会打架，因为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显得很新鲜，于是我带着好奇看着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这类把戏是异常天真的，而且像演喜剧一般，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快乐而扮演出来的。几乎永远不会出现打架的结局。这一切具有十分别致的性质，足以形容出狱中的风气来。

那个身材高大的罪犯安静而且庄严地站在那里。他感觉人家都在看着他，而且等候着：听他的回答有没有失去面子的地方。他感觉必须维持自己的体面，证明他确实是一只鸟儿，而且表示他是什么样的鸟儿。他带着无以形容的鄙夷态度，斜看自己的仇人，为了更加增添侮辱的程度，似乎隔着肩膀，从上到下，看着他，仿佛在那里审视一只甲虫，同时慢吞吞地、清晰地说道：

“卡刚 ……”

那就是说他是“卡刚”鸟。一阵哄堂大笑祝贺这个囚犯随机应变的本领。

“你是混蛋，你还不是卡刚！”胖子怒吼着，感到他在各方面都失败了，因此达到了极度愤怒的程度。

争吵刚变成严重的样子，大家便立刻把这两位好汉给包围了。

“干什么吵闹！”全营的人都朝他们叫喊起来。

“你们最好打一架，何必拉破嗓子呢？”有人从角落里喊着。

“你瞧，他们会打起架来的！”有人回答。“我们这里的人全是大胆的，好捣乱的，七个人绝不会惧怕一个……”

“两个人都是好角色！一个为了一磅面包进狱，另一个是像牛奶壶一样的荒唐鬼，从女人那里吃了酸奶，就抓起鞭子来了。”

“喂！喂！喂！算了吧！”一个伤兵喊叫着。他是为维持营中的秩序而存在着的，因此睡在角落里特别的铺板上面。

“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特·彼得罗维奇醒了！给亲爱的老哥倒水！”

“老哥……我哪里是你的老哥？我们没有一块儿喝过一卢布的酒，还要称兄道弟呢！”伤兵唠叨地说，一面把大衣袖子往里拉……

准备点名了；天开始亮了；厨房里挤满了一大群人，简直是水泄不通。囚犯们穿着短皮袄，戴着两色的皮帽子，聚在一起，等着厨子给他们切面包。一个厨子正在给他们切面包。厨子是大家公举出来的，每个厨房选两人。切面包和牛肉的刀子就在他们那里，每个厨房只有一把刀子。

罪犯们分布在院子中的各个角落和桌子附近，穿戴着帽子和短皮袄，系着腰带，准备马上出去做工。在几个人面前放着木质的杯子，里面盛着酸水。把面包撕碎了，放在酸水里，就吃喝起来了。喊嚷和喧哗是令人难熬的；但是有几个人轻声地、有礼貌地在角落里谈着话。

“安东内奇老公公，你好呀！”年轻的罪犯说，坐在一个皱着眉，没有牙齿的罪犯身边。

“你好呀，如果你不是说着玩笑。”那人说，不抬起眼睛来，努力用没有了牙齿的牙床啃嚼面包。

“安东内奇，我以为你死了，真的。”

“不，还是你先去死吧，我以后再说……”

我坐在他们的附近，两个态度庄严的罪犯在我的右边谈话，显然努力想互相保持自己的尊严。

“人家总不会偷我的东西，”一个人说，“老兄，我倒是害怕自己要偷什么东西呢。”

“嘿，他们休想赤手空拳来碰我：我会让他们倒霉的。”

“让谁倒霉？都是一样的苦役犯：我们没有别的什么称呼了……她会把你的一切全都偷光，也不鞠一次躬。我的钱就是这样花光的，老兄。刚才她自己来过。我能把她放到哪里去？只好去求刽子手费季卡：他在城里还有一所房子，是从那个犹太坏蛋索洛蒙卡手里买下来的，后来这人上吊死了。”

“我知道，他前年在我们那里卖过酒！绰号叫作格里什卡——是个开黑酒店的，我知道。”

“你并不知道，这是另一个黑酒店。”

“怎么会是另一个？你哪里知道！我能给你举出许多证人来……”

“你举出来！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

“什么人！我还打过你，也没有夸什么嘴，你倒说我是什么人！”

“你打过我？打我的那个人还没有生下来：打过我的人在地底下躺着呢。”

“你这人昏了！”

“你简直是该死！”

“你该杀……”

于是互相对骂起来了。

“得啦，得啦，得啦！吵闹起来了！”周围的人们呼喊着，“不会在自由的世界里好好地生活下去，倒喜欢在这里瞎吵嘴……”

两个人立刻安静下来。互相咒骂，用舌头“打架”还是允许的。一部分还可以给大家解闷，但是不会弄到真正打架的地步，仇人们只在特殊的情形下才会真打。一旦发生打架，就要报告少校；然后少校亲自跑来，开始调查——一句话，大家都不好，因此打架斗殴是不准许的。就是仇人们自己也多半为了解闷，为了练习辞令而相互咒骂。时常自己欺骗自己，刚开始时表现出非常兴奋的样子，凶狠得不可开交……你会想到——他们立刻就要互相揪打起来，其实一点儿也不会的，一达到相当的顶点，便立刻散场了。这一切起初使我惊异。我特地引证出一些极普通的囚犯的谈话的例子来。我起初不能想到，怎么可以为娱乐而相互谩骂，在这上面寻找趣味和练习快感？然而虚荣也是不应该忽视的。会对付人的诡辩家受着人们的尊敬，只是没有像演员那样受到鼓掌和喝彩罢了。

从昨天晚上起我就注意到有人在那里斜眼看我。

我已经捉到几个阴郁的眼神。有几个囚犯则是在我身边徘徊着，认为我身上有钱。他们拍我的马屁并开始教我如何戴新脚镣，还给我弄到一只带锁的小箱，自然是花钱买的，为了可以把发下来的公家的东西和我自己带到狱里来的一些内衣放到里面去。第二天，他们就从我那里把它偷走，拿去换酒喝了。其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为我的亲信，虽然在遇到一切方便的机会时，也不断偷我的东西。他这样做着，也不露出一点儿惭愧的样子，几乎是无意识的，仿佛这是一种义务，因此对他生气是不可能的。

他们还教我在狱中自备茶水，可以买一把茶壶，并临时把别人的一把借给我用。他们还把一个厨子介绍给我，说他可以替我预备随便什么饭菜，每月只要三十戈比，如果我想分开来吃，自买伙食……他们自然向我借钱，在第一天时每人就跑来借过三次。

在狱中，对于以前是贵族的囚犯，人们一般都抱着阴郁的、恶意的态度。

虽然那些贵族已经被剥夺了身份，和其余的囚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囚犯们从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并非由于有意识的偏见，而是完全出于本心，出于本能，是无意识的。他们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自己也喜欢拿我们的没落来嘲笑我们。

“不，现在算了吧！以前彼得从莫斯科大模大样地走过，现在彼得只好去搓麻绳。”他们经常说一些这类的风凉话。

他们带着快意看我们的痛苦，我们也努力不把痛苦流露出来给他们看。特别是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最受他们的气，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力气，我们不能帮他们很多的忙。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尤其是那样的老百姓），博得他们的爱是最困难不过的事。

狱中只有几个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人，关于他们，我以后会特别讲一下。囚犯们最不喜欢波兰人，更甚于俄国贵族出身的苦役犯。波兰人（我指的是那些政治犯）对待他们似乎很细腻，客气得使人恼怒，过分地不多说话，怎么也不能在囚犯们面前隐藏自己对他们憎厌的态度，他们也很明白这点，拿同样的态度对付。

我几乎在狱中住了两年，才能获得囚犯中几个人的好感。但大部分人终于喜欢上我，承认我是“好”人。

俄国的贵族除了我以外，还有四个，一个是低贱的、卑劣的东西，道德方面败坏得可怕的家伙，职业性的侦探和告密者。我在没有进狱之前就听到这人，从最初的几天起就和他断绝一切来往。还有一个就是弑父的凶手，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了。第三个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见过像阿基姆·阿基梅奇那般的怪物。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个子很高，身体是干瘦的，脑筋显得很迟钝，完全不通文理，净爱讲礼数，做事谨慎得像德国人。囚犯们常常取笑他；但是有几个人甚至怕和他来往，为了他那种吹毛求疵的、好责备人的、胡闹的性格。他刚进来就和他们拉拢，和他们相互谩骂，甚至打架。他这人老实到了奇怪的地步。他一看见不公平的事情，立刻上前干涉，哪怕这并不是他的事情。他天真到过分的程度。例如说，他有时和囚犯们相互谩骂，责备他们做贼，很正经地劝他们不要偷东西。他会在高加索充当旗手。我和他从第一天起就很合得来，他立刻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我。他开始在高加索步兵营里充当下士，熬了很长时间，终于被擢升为军官，派遣到某要塞去担任长官。有一个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地方酋长在夜间偷袭他，纵火焚烧他的要塞：但是没有成功。阿基姆·阿基梅奇于是采用狡诈的手段，甚至佯装不知道罪犯是谁。他把这件事推到一些不愿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身上。过了一个月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十分客气地邀请那个酋长饮酒。酋长毫无戒备，径自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排好了队伍，当众宣布酋长的罪状，责备他：对他说焚烧要塞是可耻的事情。他当时详详细细地教训了他一顿，告诉他作为一个与俄国人和睦相处的酋长应该如何做人，后来就把他给枪毙了，同时将情况详细汇报给上司。他为了这桩案件吃官司，被判处死刑，后来又将判决减轻，流放到西伯利亚，做第二等的苦工十二年。他完全承认自己做得不合法，对我说他在枪毙酋长之前就知道这个，他知道对酋长应该依照法律治罪。然而，他虽然知道这些，但他好像一点儿也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罪：

“你想一想！他不是焚烧我的要塞吗？既然他这样做了，我还要向他鞠躬吗？”他在回答我的反对的话时，这样对我说。

罪犯们虽然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劲儿，但到底很尊敬他的谨慎和勇敢。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知道的。他是木匠、皮靴匠、泥水匠、镀金匠、铜匠，而这一切全是在狱中学会的。他全是自己学会的：只要看一次，他就能做。他还会做各种盒子、篮筐、灯笼、玩具，送到城里出售。因此他身上很有钱，当时就用这钱买多余的内衣，软一点儿的枕头，还置备了一条可以叠起来的褥子。他和我同营居住，在我进狱的最初几天里，帮了我许多忙。

罪犯们从狱内走出去做工的时候，先在禁闭室前面排队，排成两排。罪犯们的前后排列着一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工程队的军官、指导员，还有几个工程队里的下级士官和监工们全到齐了。指导员数清了罪犯的人数，然后一批批派他们到各自需要去的工地去。

我随着别人到工程队的工场里去。那是一所低矮的、用石头建成的厂房，位置在一个大院里面，院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这里面有铁匠作坊、铜匠作坊、木匠作坊、水泥作坊等。阿基姆·阿基梅奇到这里来，在水泥作坊里做工，熬油料、调色、油漆桃木的桌子和家具。

当我在等候改装脚镣的时候，和阿基姆·阿基梅奇谈到了我对狱中的最初印象。

“是的，他们是不喜欢贵族的，”他说，“特别是政治犯，这个不足为奇。第一，我们是和他们不相似的另一种人；第二，他们大家以前不是地主的农奴，就是当兵的。你自己判断一下，他们能不能喜欢我们？我对你说吧，这里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俄罗斯的囚营中还更加困难些。我们这里有从那边转来的人，简直不绝口地夸奖我们的监狱，好像从地狱升到天堂里一样。糟糕的并不在于工作。听说，在那边头等的监狱里，管理监狱的长官不完全是军人，对于罪犯的处置，用和我们这里不同的方法管理着，听说那边的囚犯有自己的小房可住。我没有去过，不过听见人家说。他们不剃去头发，不穿制服，固然我们这里穿制服和剃光头发是很好的：到底有秩序些，眼睛也看得舒服些。不过他们是不喜欢这个的。你瞧一瞧，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个是当兵人的儿子，那个是契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的教徒，第四个是希腊正教的农人，把家庭和可爱的子女留在家乡，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他们大家全应该同居在一起，不管怎样，应该互相协作，用一只碗吃饭，睡在一块铺板上面。再看看他们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吧：弄到多余的一块面包，只好偷偷地吃下去，每一个小钱都应该朝皮靴里藏放，眼前看见的就是监狱和监狱……傻劲儿自然而然地会钻进脑袋里去了。”

但是，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盘问关于我们少校的事情。阿基姆·阿基梅奇并不守什么秘密，我记得，他给我的印象不是十分愉快的。

但是，我注定还要在他的管理之下待上两年。所有阿基姆·阿基梅奇对我讲的关于他的话是十分对的，差别的只是现实的印象永远比从普通的讲述得来的印象强烈些。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可怕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人竟会成为统率这群二百个人的，几乎具有无限权力的官长。他自己不过是一个放纵的、凶恶的人，别的什么也不是。他把囚犯看成自己当然的仇人，这是他第一的、主要的错误。他确实有点儿能力，但是一切，甚至是好的一切，都会在他的身上露出歪曲的形状。他这人一点儿耐心也没有，脾气非常恶劣，有时甚至夜里都闯进狱里去，如果看见囚犯朝左侧睡，或者仰睡，到了早晨便要惩罚他：“你应该朝右面睡，照我吩咐的样子。”狱里大家都恨他，还怕他像怕鼠疫一般。他的脸涨得通红，露出恶毒的样子。大家知道他完全听信他的勤务兵费季卡的话。他最钟爱自己的狗特列佐卡。在特列佐卡生病的时候，他几乎忧愁得发疯。听说他守在它面前哭泣，像守着亲生儿子一般。他把一个兽医赶走了，照例几乎和他打了一架。他听费季卡说，狱中有一个罪犯，是自学成才的兽医，治病很得法，立刻唤他来。

“你帮帮忙吧！只要能治好特列佐卡，我可以给你许多钱！”他对罪犯喊。

那个人是西伯利亚的农夫，是一个狡猾而且聪明的人，确实是很灵巧的兽医，但完全是一个农夫。

“我看了看特列佐卡，”他后来对罪犯们讲，在他拜访少校后过了许多天，事情已经完全被遗忘的时候，“我看见那只狗躺在沙发上面的白枕头上：我已经看出是发炎，应该放一放血，就可以治好这狗的病，这是实在的情形。但是我心想：如果我治不好，它死掉了，那便怎样呢？我就说，大人，不行，您来叫我太晚了。如果昨天或前天唤我，我一定可以治好这条狗；现在我不能，我治不好……”

特列佐卡就这样死了。

有人对我详细讲述，有人想杀死我们少校的情形。狱中有一个罪犯。他已经住了好几年，平素的行为十分温顺。人们只看出他几乎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话。人家当他是疯僧模样的人。他认识字，在最近的一年里，时常读《圣经》，日夜不停地读。他在半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起身，点上教堂里用的蜡烛，爬到炉台上去，打开书，读到早晨。有一天，他走到下士长面前去宣布，他不愿意再做工了。士官报告了少校：少校发了火，立刻自己骑马赶来了。那个罪犯握着预先备好的砖头，跑到他身边去，但是没有击中。人们把他抓住，加以判决和惩罚。一切发生得很快。三天以后，他在医院中死了。他临死时说他不恨任何人，却只想受苦。不过他不属于何种分裂派的教门。我在狱中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怀着尊敬的态度。

我终于改钉了脚镣。有几个卖面包的女人陆续地走到工场里来。有些人完全是小女孩。她们在成熟的年龄之前，总跑来卖面包；母亲烘烤，她们负责售卖。年龄长大后，她们还继续跑来，但已经不带着面包了。这几乎永远成为惯例了。也有的不是小女孩。面包的价钱卖得很便宜，罪犯们几乎全买来吃。

我看到一个罪犯，他是一个木匠，头发业已灰白，脸色红润。他带着微笑逗弄卖面包的女人们。她们没有来之前，他先把一条红羽毛布的手帕围在脖颈上面。一个肥胖的、脸上全是雀斑的农妇把自己的木盘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们便开始谈话了。

“昨天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罪犯说，露出自满的微笑。

“真是的！我去过了。人家还叫你米季卡呢。”活泼的农妇回答。

“我们被传唤走了，否则我们一定会留在那里的……前天你们大家全上我那里去了。”

“谁呀？谁呀？”

“玛丽亚什卡来过的，哈芙罗什卡来过的，切孔达来过的，两吊钱也来过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真有这事吗……”

“也许有的。”他回答，谦逊地垂下眼皮，因为他是十分讲究礼节的人。

这种事自然是有的，但很少，且有极大的危险。总之，爱喝酒的人要比敢做这种事情的人多些，不管强迫的共同生活多么具有事实上的困难。走近女人身边是极难的事。必须选择时间、地点，互相约好，规定见面的日子，寻觅幽静的场所，这是特别困难的，又要劝服卫兵，这是更加困难的。总之，必须花去无数的金钱。但是我后来有时到底做了恋爱场面的证人。我记得在一个炎夏的日子里，我们有三个人一块儿在额尔齐斯河岸旁的一个板棚里烧火炉。卫兵们很良善。终于，有两个女人出现了。

“你们怎么坐得那么久？是不是在兹维尔科夫那里？”一个罪犯上前迎接她们。她们是来找他的，他早就等候她们了。

“我坐久了吗？刚才我坐在他们那里并不长久呀。”女郎快乐地回答。

她是世界上最龌龊的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就叫作切孔达。两吊钱和她一起来。这位的面容也是无法描写的。

“好久不见你了，”情郎对两吊钱说，“你好像瘦了一点儿？”

“也许。我以前真胖，现在我好像吞了一支针似的。”

“还是上士兵那儿去吗？”

“不，这是那些坏人对你瞎说的。其实有什么？哪怕折断了肋骨，也不会爱士兵的！”

“你不要理他们，还是爱我们好：我们有钱……”

为了完成这幅图画，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剃光头发的情郎，戴着脚镣，穿着带条纹的囚服，且在卫兵的监视之下。

我一晓得我可以回监狱，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由一个卫兵押送着，走回狱里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来了。最先回来的是按照规定完成工作的人们。唯一使罪犯工作得勤快的方法是给他定下一份工作。有时工作定得很多，但总会比平时强迫他们一直工作到敲中饭鼓时完成得快两倍。罪犯做完了工作，就毫无障碍地走回狱中去，没有人阻止他们。

中饭不是大家一块儿吃，而是谁先到，就谁先吃。厨房也不能一下子容纳这许多人，我试了试菜汤，由于不习惯，不能下咽，便自己泡了一壶茶。我们坐在桌子的一端。有一个同伴，和我一样的贵族，和我一块儿坐着。

罪犯们有来的，也有走的。地方还宽敞，大家还没有完全到齐。有五个人坐在另外的一张大桌旁边。厨子给他们盛了两碗菜汤，把一大锅煎鱼放在桌上。他们似乎有什么庆祝的事情，所以吃着自备的菜。他们斜眼看了我们一下。一个波兰人走了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

“我虽不在家，可是什么都知道！”一个高大的罪犯走进厨房里来，大声呼喊，眼神扫射着所有在座的人。

他的岁数有五十左右，身上肌肉极多，但个子瘦瘦的。他的脸上有点儿狡猾和快乐的神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那肥胖的、下垂的下唇：这使他的脸增添了一种极滑稽的样子。

“唔，你们这一夜睡得很舒服呀！为什么不问安呢？祝库尔斯克的老乡们健康！”他说着，坐到那些正在吃自己饭菜的人身旁，继续说：“祝你们好胃口！也该款待我这个客人吧。”

“老兄，我们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唐波夫人？”

“也不是唐波夫人。老兄，你不必问我们要东西吃。你到有钱的乡下人那里去求吧。”

“今天我的肚子空空如也，但是那个有钱的乡下人，他住在哪里？”

“卡津才是有钱的乡下人，你上他那里去吧。”

“卡津今天喝起酒来，要把钱袋里所有的钱全都喝光。”

“二十块钱总是有的，”另一个人说，“做卖酒的生意是很有好处的。”

“怎么，你们不招待客人吗？那只好吃公家的东西。”

“你去要一杯茶来喝。老爷们在那里喝茶呢。”

“什么老爷不老爷的，这里没有老爷，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罪犯阴郁地说。他先前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很想喝点儿茶，但是自己请求有点儿不好意思，我们是有志气的人！”厚嘴唇的罪犯说，友好地看着我们。

“您如果想喝，我可以给您，”我一面说，一面邀请那个罪犯。“要不要？”

“什么要不要？怎么会不要呢？”他走到我的桌旁。

“真是的，在家里用手掌喝菜汤，到了这里竟晓得喝茶了，想喝起老爷们的水来了。”阴郁的罪犯说。

“难道这里没有人喝茶吗？”我问他。但是他没有回答我。

“瞧，圆面包来了，大家吃圆面包吧！”

圆面包送来了。一个年轻的罪犯拿来了一大捆圆面包，在狱内卖给大家。卖面包的女人答应在十个面包中送他一个，他就是图这第十个面包的好处。

“面包！面包！”他一面喊，一面走进厨房里来。“莫斯科烤的，热的！本想留着自己吃，可是等着用钱。喂，伙计们，只剩下最后的几块面包了！这里谁有母亲？”

这个对于母爱的召唤惹得大家全笑了，几个人买了他几块面包。

“弟兄们，”他说，“卡津今天会闹出乱子来的！真的！他一想玩儿，就会出事。那个八只眼的人会来的。”

“可以把他藏起来。怎么，醉得很厉害吗？”

“可厉害啦！发着脾气，净跟人家胡搅蛮缠。”

“这样会弄到动武的……”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和我同座的那个波兰人。

“他名叫卡津，是一个罪犯。他在这里卖酒。赚到了几个钱以后，立刻把它喝掉。他的性子残忍而且恶狠；不过清醒的时候倒很恭顺，一喝了酒，就完全露出本性来了：拿着刀子砍人。大伙儿去才把他给制服了。”

“怎么制服的？”

“十个罪犯奔到他那里去，拼命地揍他，一直揍到他丧失知觉为止，那就是揍到半死才罢休。这才把他安放在铺板上面，用短袄盖住。”

“这样不会把他打死吗？”

“如果是别人的话，会被他们打死，但是他绝不会。他的力气太大，比狱内所有人的体格都坚强有力。第二天早晨，他起身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

“请问您，”我继续问波兰人，“瞧，他们也吃自己的东西，我不过喝点儿茶而已。但是他们的眼睛里好像露出忌妒这茶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为了茶，”波兰人回答，“他们忌恨您，因为您是贵族，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很想跟您闹别扭。他们很想侮辱您、欺侮您。您还会在这里看到不痛快的事情。这里的生活对于我们大家是极困难的。在一切的关系方面，我们比大家都困难。需要许多冷静的心神，才会习惯。为了喝茶，为了另外吃东西，您会遇到不止一次的不痛快和咒骂，虽然这里有许多人时常吃自己的东西，有些人还时常喝茶。他们可以喝，您可不行。”

他说完之后就站起来，从桌边走了。几分钟之后，他的话语终于应验了。 pxUCXtRD40aagS66F7oUJQ32Nt12sbjg3vOxig90VFJW/Rp6IwXyDZ/ueRbeen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