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辽远的西伯利亚地区，沙漠、丛山或无法通行的森林中间偶然会发现一些小城。这里有一到两千的居民，房屋是木质的，外貌是丑陋的，造有两所教堂——一所在城里，另一所在公墓上。这些城市，与其说像城市，还不如说像莫斯科附近的大村庄。这些城市中有极多的警官、委员和其余的副官阶级。西伯利亚虽很寒冷，但做官是极温暖的。那里住着普通的、非自由主义的人们；秩序是古旧的、坚定的，数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神圣的。官员们——按公道的说法，扮演着西伯利亚贵族的角色——不是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便是从俄罗斯本土里的，多半是从京城里来的，觊觎着额外的薪俸、双份的旅费和有诱惑力的将来的希望。他们中间，凡是会解决生命之谜的几乎永远留在西伯利亚，愉快地在那里安居乐业。后来，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甜蜜的果实。但是有些意志薄弱、不会解开生命之谜的人，很快便对西伯利亚产生了厌倦，烦恼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们不耐烦地熬过三年的法定任期，满期后便立刻想法儿调走，跑回家去，骂着西伯利亚，讥笑着西伯利亚。他们是不对的，不但从服务的观点上看，就是从其他许多观点来看，住在西伯利亚也是很舒适的。这里气候极好，有许多有钱的、好款待宾客的商人；许多家道殷实的异种人。野鸟在街上飞翔，自己撞到猎人身上。香槟酒可以尽情地喝，至于鱼子酱，更是具有奇特的味道。而在收成方面，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其他地方的十五倍。总之，这里的土地是可赞颂的，只要会享受它就行。而在西伯利亚，人们是很会享受的。

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自我满足的、住着极可爱居民的小城里——对这座城市的回忆，在我的心里将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我遇见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他是被流放的罪犯，在俄罗斯是贵族和地主出身，后来成为第二等苦役犯，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在依照法律判决的十年徒刑期满后，他就在K城中恭顺地、无声无息地以苦役犯的身份度过他的余生。他的户口本来在K城的一个乡区内，但他却住在城里，以教育儿童糊口。西伯利亚的城市里，时常会在苦役犯中发现教师，但大家并不怎么憎嫌他们。他们大半教法文，生命中极需要的一种文字——没有他们，在辽远的西伯利亚地区内恐怕无人会懂。我初次遇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在一个古老的、好客的、做官多年的官员伊万·伊万内奇·格沃兹季科夫家里。他有五个岁数不同的，全都极有希望的女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让她们出去工作，每星期四次，每次报酬为三十银戈比。他的外貌使我产生了兴趣。他脸色惨白，身子瘦小，年纪还不老，有三十五岁，小小的个子，虚弱的模样。他经常穿得很整洁，服装是欧洲的式样。如果您和他交谈，他会异常凝神而且注意地望着您。用严正的、客气的态度倾听您的每一句话，仿佛在揣摩这些话的意思，又仿佛是您向他发问，给他一个话题，或者想向他探出某种秘密。他终于清楚而且简单地回答着，每个回答的字都仔细推敲，使您听了忽然觉得不知为什么会感到不痛快，以后您会因为谈话终结而自己高兴起来。我曾向伊万·伊万内奇盘问过他的事情，才知道戈梁奇科夫过着无可非议的、道德的生活，否则伊万·伊万内奇也不会请他教自己的女儿们；但是他和人们不相投合，躲避一切人。他极有学问，读过许多书，但是很少说话，总之，和他是很难说到一起的。有些人说，他根本就是一个疯子，虽然实际上人们觉得这还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又说，城中许多可尊敬的人士准备用各种方法抚慰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甚至可以成为有益的人，可以缮写呈文，等等。人们觉得，他在俄罗斯大概有许多亲戚，甚至也许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但是大家知道他从被流放的时候起，就固执地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了，一句话，他在损害自己。此外，大家全知道他的历史，知道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那是在他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由于吃醋而杀死她，然后便去自首（这大大地减轻了对他的刑罚）。人们把这种犯罪永远视为不幸的事情，而加以惋惜。虽然如此，他这个怪物还是坚持躲避和别人来往，只是在教课时才出来见人。

我起初对他没有特别注意，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渐渐地使我产生了兴趣。他这人有一点儿神秘，和他谈话是绝不可能的。自然，他永远回答我的问题，甚至露出的那种态度，仿佛认为这是他自己首要的责任似的；但是在他答复以后，我似乎有点儿难以再往下盘问：他的脸上，在发生了这类谈话以后，总是显现出一种悲哀和疲劳。我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晴美的夏天晚上，我和他从伊万·伊万内奇家里走出来。我忽然想请他到我家里去坐一会儿，抽一支香烟。我不能描述当时他脸上表现出怎样的恐怖：他完全慌乱起来，开始喃喃地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话语，忽然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跑到对面去了。我甚至惊异起来。从那时起，他每次一和我见面，就好像带着恐惧的表情看着我。但我却控制不住自己，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到他的身边去，我竟毫无来由地自己跑到戈梁奇科夫那里去了。当然，我这种行为显得很愚蠢，而且是没有礼貌的。他住在城市的边上，一个老太婆的家里——她有一个得了肺病的女儿，她的女儿又有一个私生的女儿，有十岁模样，是个美丽而且快乐的小女孩。我走进去的时候，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和她坐着，教她读书。他一看见我，竟慌乱得好像正在犯罪而被我捉住似的。他完全迷茫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睁大眼睛看着我。我们终于坐了下来；他观察着我的每一个眼神，好像我的每个眼神里都含着某种特别的、神秘的意义。我猜到他这个人已经多疑到疯狂的地步。他怨恨地看我，似乎要问：“你很快就离开这里吗？”我和他讲起我们小城里的事情和时下的新闻；他沉默不语，只是恶狠狠地微笑着。原来，他不但不知道极平常的、尽人皆知的城市里的新闻，甚至没有想去知道这些新闻的兴趣。后来，我讲起我们这个地区以及这个地区的需求：他默默地听我讲，奇怪地看着我的眼睛，使我终于对我们的谈话感觉不好意思。后来，我用新出的书籍和杂志吸引他；这些书恰巧在我手里，刚从邮局里寄到，还没有拆开来，我很想拿给他看。他向这些书籍投射了可怜的眼神，但立刻改变了意思，拒绝我的提议，以没有闲暇作为推托。我终于和他告辞了。从他那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觉得一直压在我心里的千斤重担终于放下了。我认为和一个以逃避世界越远越好为自己极主要任务的人胡搅蛮缠，是一件极愚蠢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做了出来。我记得我几乎完全没有看到他那里有书，因此人们说他读过许多书是不可靠的。不过，我深夜中从他门前走过两次，看见他的窗上还有亮光。他坐到深夜，总要做些什么吧？他是不是在写东西？如果是，那究竟在写什么呢？

有一个机缘使我离开我们的小城有三个月之久。我回来时已是冬天。回来后，我才晓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已经在秋天时死了，在孤寂中死去了，他甚至一次也没有请医生来诊视过。小城几乎已经把他遗忘了。他的寓所空荡荡的。我立刻跑去找他的女房东，打算向她探问：她的房客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写什么东西？我给了她两个戈比，她就送给我死者留下来的一大箱文件。老太婆对我说，她已经撕毁了两本。她是一个阴郁、沉默的女人，从她那里很难探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她无法对我讲一点儿关于自己的房客特别新鲜的消息。据她所说，他几乎从来也不做一点儿事情，连着几个月不打开书本，也不拿起笔；但是，他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像在思索什么，有时自言自语地说话：他很爱她的小外孙女卡佳，经常抚摸她，尤其当他得知她的名字叫卡佳的时候起，而且每到卡佳的命名日，他总要到教堂去为某人诵经追祷。他最讨厌接待客人，只是在教孩子们功课时，才出门去：每当她——那老太婆每星期一次到他屋内去稍稍收拾收拾的时候，他甚至也是朝她身上斜斜地看着。整整三年时间，他几乎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记不记得她的老师？她默默地看我，转身朝着墙壁，哭起来了。看来，这个人恐怕也会使一些人喜爱他的。

我把他的文件取回，整理了一整天。这些纸张有四分之三是空白的、无意义的碎纸或学生们临摹字帖的练习簿。但是其中有一本很厚的簿子，笔迹细细的，只是没有写完，也许被作者自己抛弃和遗忘了。里面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所受的十年流放生活的不连贯的记述。有的地方在叙述中插入另一篇小说，一些奇怪的、可怕的回忆，那种回忆仿佛是在受了什么压迫下匆忙写下来的。我好几次读着这些断片，几乎相信他是在疯狂中写下的。但是，这本流放中的手记——《死屋手记》——他在稿件中自己这样称呼——我觉得也并非毫无趣味。一个至今尚无人知晓的、完全新颖的世界，一些离奇的事实，一些关于幻灭的民族的几种特别的批评——这一切使我神往，我好奇地读下去。当然了，也可能是我的错。现在我试着选取其中的两三章，让读者去评判吧。 +zP0b6nZPvrQjOHhSGSkL0LQuwIOltW7LL71zB9FpWApaoV7zixibHE4ZOpkKw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