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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历史表明，健全的货币是一种社会约定，它们只有得到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公众的支持，才会持续下去。
现代货币由一系列机构支持，其中大部分机构都设在中央银行。现代货币的价值在于公众对货币的信心。货币的价值不仅需要公众在某个时间点的信任，还需要公众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认同它。这不仅决定了中央银行应该如何维持货币价值，还决定了它怎样做、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以及如何对任何错误负责，因此金本位制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它被接受的时间。在提到货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培养和维护公众的认可和信任。
私人和公共货币泛滥会造成经济不稳定和高经济成本，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严格的银行监管和监督范式，以及中央银行对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监督，是避免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它利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使全球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现在这一模式正面临经济危机和技术变革的严峻考验。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强大制度框架的前身，我们有必要追溯到金汇兑本位制的发展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几年前，英国纪念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借助参加庆典的机会，我从索尔兹伯里到了林肯，又到了大英图书馆的地下室和高等法院的宏伟办公室。通过参加纪念活动，我看到了一个社会如何强化和践行其价值观，使我对支撑货币价值的宪法原则有了更好的理解。
当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公共财政危机重重，公共部门需要救助，而欧洲正在展开内斗，这不是8年前，而是800年前，这就是《大宪章》的经济背景。
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宪章》是一份意义深远的文件，它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它被视为英国宪法结构的基石，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宪法的蓝图。它被认为建立了议会民主的基础、建立了法治的框架、保护了个人的自由、捍卫了无辜者的权利和限制了国家的职权。
毫无疑问，几个世纪以来，《大宪章》及其理念对英国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成为那些寻求自由、摆脱压迫的人的领导旗帜。但许多现代学者认为它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作为一份务实的政治性文件，《大宪章》是经济萧条时代的产物。正如历史论点通常所说的一样，《大宪章》是否被夸大，这个答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大宪章》对无约束权力的限制仍然反映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中，这是它被一直保留的部分，与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和货币价值维持相关的宪法以及其中务实的观点被沿用至今。具体而言，对通货膨胀成本的关注推动了《大宪章》的完成，其沿用的核心内容，即注重明确公共责任界限的权力下放，是英格兰银行制度安排的核心，这种方法已被其他司法管辖区广泛采用。 1
以《大宪章》的精神为基础，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被赋予了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的重大责任，而实现这一追求需要在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下运行，同时中央银行的行为也要对公众负责。
《大宪章》的政治背景是失序的“英国”君主制家族内部冲突不断，同时，为了与法国争夺诺曼底和亨利二世位于欧洲大陆帝国其他领地的控制权英国与法国也发生了冲突。 2
13世纪的英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多数事务由当地男爵管理，国王在发生争议时充当仲裁者，地方（男爵）和中央（君主）权威之间的关系远不如现在这么顺从和亲密。事实上，早期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国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诺曼底或安茹
的家中，这让英国男爵们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直到1204年约翰国王将诺曼底拱手让给法国人之后，国王才回到英格兰居住，开始了对男爵们的监督。尽管住得近了，男爵们却不喜欢国王监督自己的行为和财富。
公共财政的困境使约翰国王与男爵们的关系破裂，约翰国王为了支付皇家奢侈的消费、内部斗争，与法国的战争所需的费用，强行征收了无法忍受的高额税赋。皇家司法系统的触角深入到了男爵们的生活中，它不再用于确保“公正”，而是用于勒索现金，并最终成为皇家控制人们的工具。
由于各种原因，国王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首先，国王需要为诺曼底领地持续的军事活动支付巨额款项，这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家看来是一种巨大的结构性赤字。如果约翰国王接受他早晚会被驱逐出欧洲大陆的结果，那么这个军事活动就会结束，经济负担也会逐渐减轻。然而他并没有。他的愚蠢就在于进行了一系列重新征服诺曼底的无效努力。在《大宪章》签署前夕，这种无效的努力才被画上了句号。 3
其次，由于需要为公共部门援助提供大量的资金，英国财政在1193年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理查德一世在德国被捕，需要支付66000英镑的赎金，由于“权位太高不能入狱”，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支付相当于每年皇家财政收入的两到三倍才能将他保释出来。相比之下，2007～2010年英国政府对英国银行的现金支持也才占英国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已。
“萨拉丁什一税”是一种数额相近的暴利税，目的是支付与萨拉丁·阿尤布战争的费用。英国的财政问题已经足够糟糕，而在征收“萨拉丁什一税”五年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项税收竟要求男爵们缴纳自己全部收入和动产的十分之一。
最后，13世纪初期，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为公共财政筹措额外的资金变得更加困难。 4 问题在于，大部分的王室收入一般是以“农场”的形式获得，即国王的土地用于农业租赁，从而收取固定租金。这些农场的固定租金通常是按名义金额确定的，而国王的支出却并非如此，因此国王的财务状况没法得到有效避险。
抵消风险的首选方法是将土地租赁者赶出土地，并将其纳入直接的领地管理。 5 将土地纳入直接管理后，男爵可以取得土地的实际产出，而不是获得固定的名义租金，这些产出可以按市场价格被消费、交易或出售，以折换成白银。结果是男爵们越富有，他们所开发的土地就越多，他们的潜在利润也就越大。
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极其富裕的精英阶层，他们一方面摆脱了士绅中产阶层的束缚，另一方面从国王（或公共部门）的赋税压力中解放了出来。然而这种土地直辖管理的方法对于国王来说却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破坏国王与治安官和其他王室官员之间的关系，而国王的政治稳定依赖于他们。
当时还存在着许多滥用权力的行为，但为什么简单地定期调整租金就成了一个问题呢？部分原因是因为惯例规定不可更改租金，而另一个原因则出在英国各郡的治安官身上。 6
但相比于王室内讧、战争或革命，真正让央行行长紧张的是通货膨胀。进一步研究表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货膨胀可能是《大宪章》制定的重要催化剂。
历史学家估计，价格是在13世纪初急剧上涨的。在此期间，小麦和牛等农产品的价格可能翻了一番。 7 有证据表明，亚麻布、蜡、铅甚至马匹（中世纪马匹就好比今天的丰田普锐斯）的价格也迅速上涨。
工资也在上涨，而且涨幅比中世纪实际工资抵制
的结果还要高。约翰国王支付给他的骑士的工资几乎是他父亲亨利二世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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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的每日工资增加了一倍。有限的证据表明，王室庄园熟练工人的工资可能也以相似的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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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资每年增长接近20%，实际工资也在不断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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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存在争议，但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通货膨胀是货币性的。不足为奇的是，因为关于13世纪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信息质量很差，目前掌握的信息一直都是从考古发现的现金储备中推断出来的。 11
保罗·拉蒂默指出，“在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之间，英格兰的银币数量大幅增加”。 12 除了可能是由于欧洲白银供应量普遍增加（尤其是随着哈尔茨银矿的开采），还有可能是由于私人贸易顺差的结果，尤其是与佛兰德斯的羊毛贸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十年来，这些白银的流入超过了“公共部门赤字”、诺曼底战争费用以及偶尔的一些其他费用，从而导致了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处于盈余状态，而之后白银货币供应量进一步增加，盈余依然没有得到冲销。
即使对于13世纪的英国人来说，全球货币状况也很重要。如果约翰国王哀叹“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我的王国需要一个中央银行！”那么英国的宪政历史会有所不同吗？国王需要一个中央银行，因为其他因素都在推动货币发展，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金融创新。具体而言，普通法的发展使土地成为一种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资产，因此土地在当时首次被用作财富存储的手段。 13
不再将财富存储在容易被国王拿走的银币中，而是将其存在其他方式中，这开启了中世纪的金融加速器（大约在本·伯南克创造这个术语之前的750年） 14 。从而白银货币的需求量减少。货币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价格会上涨，直到对白银的交易需求量增长到足以与其供给量相等为止。至少，这为替代的财富存储方式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环境，使得货币流通速度能够加快。
一个可能的推动因素是对1204年货币重铸的预期。 15 重铸货币对国王有利，因为他能从熔化和重铸硬币所支付的费用中受益。但这对现金持有者不利，一方面是因为要支付这些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必须根据金属价值的实际价值而不是面值，将压秤的硬币进行兑换。因此，在重新铸币之前，谁都不想成为旧硬币的持有者。 16
总而言之，加速的通货膨胀、国王的野心和无能加剧了财政紧缩，这最终导致了国王与男爵们的关系破裂。
在这种背景下，《大宪章》是一次绝望的（而且可能是不诚实的）和平条约尝试，但它几乎立即就失败了。在教会的斡旋下，约翰国王于1215年6月颁布了该宪章，旨在安抚心怀不满的男爵们。人们对约翰是否真的打算遵守协议的问题存在疑问，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权力会受到许多限制。事实上，在达成协议后的几个月内，即1215年8月末，约翰说服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除该宪章，理由是该宪章是在胁迫下颁布的。 17 因此1215年的《大宪章》实际上从未颁布，英国陷入了第一次男爵战争。
这种类型的宪章在当时并不少见。事实上，英国国王常常试图拉拢与贵族的关系，因为他的领土的稳定取决于贵族的支持，为了赢得贵族的好感，国王通常会诋毁他们前任的声誉，并发布“加冕宪章”来证明自己是多么有德行和爱好和平的。相比之下，国王违背这些宪章中的承诺也是相当常见的，这为重新开始这一循环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18
《大宪章》的创新之处在于：①它比之前的宪章更长、更详细；②它不是在约翰加冕时颁布的，而是在他统治16年之后，在政治反对派的逼迫下颁布的，显然为时已晚，无法实现其目的了。 19
这也带来了第二个发现。尽管约翰国王令人讨厌且残暴，但他并不是导致《大宪章》引起贵族不满的唯一罪魁祸首，主要原因是他的前任们违背了承诺，对国家管理不善，并危及国家的财政，而约翰在行政和军事上的无能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大宪章》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为何受到如此推崇呢？而一旦我们抛开了它的神话色彩，《大宪章》对今天的经济治理到底有何意义呢？
《大宪章》的修正主义解释作为关于自然权利和自由的永恒声明，直到17世纪才在英语世界中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爱德华·科克的努力，科克不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法学家，还是流行英语法律教科书的作者，这些教科书将他的观点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了抵制斯图亚特国王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的专制主义倾向（他们受到欧洲大陆君权神授模式的启发），科克找到了适合他时代的古老词汇，通过诉诸《大宪章》的精神，唤起了被遗忘了400年的《大宪章》。科克认为，宪章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部古老的宪法，该宪法不仅可以追溯到英国前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时代，（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还可以追溯到亚瑟王之时：这部古老的宪法，现在正受到斯图亚特王朝暴政行为的威胁，并且危及了英国人正当的生活方式。
尽管科克和其他人做出了努力，但查理一世拒绝了所有企图限制其权威的条款，这最终导致了英国内战和1649年国王被斩首。与此同时，科克势不可当的《大宪章》改革已经启动。
与自己在国内的行为相反，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一直积极地颁布王室特许状，承诺会将英国人的自由赋予美洲殖民地居民。1606年，科克本人参与了弗吉尼亚公司第一份宪章的起草工作，在接下来的60年里，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罗得岛州和卡罗来纳州的宪章中也包含了类似关于自由权力的内容。
有人认为，提到《大宪章》，无论当时这些条款多么无关紧要，但它都是一种对新世界定居者的激励。时至今日，美国已有25个州在法规文书中摘录了《大宪章》；还有17个州甚至直接使用了《大宪章》全文。没人知道这些州打算如何对“在泰晤士河、梅德威河以及整个英格兰范围内除海岸外的所有捕鱼围堰”（第33条）进行强制执行。当然，美国的治外法权有时确实超越了国界。
科克对《大宪章》的复活极具浪漫色彩，他将《大宪章》变成了美国独立战争背景的一部分，他的影响力在美国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显而易见。
当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发展在约翰国王与男爵们的对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催生了《大宪章》和第一次男爵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大宪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富人的利益。《大宪章》由三个基本主题主导：税收、滥用“司法制度”以增加收入以及保护男爵的商业利益。
由于《大宪章》中的许多条款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无关紧要，在1225年重新发布后幸存下来的宪章条款（因此首先将其纳入法律）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废除了。事实上，原来的66条中只剩下了4条。这些条款在性质上与其他条款不同。它们更通用、更普遍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是：
● 第1条：教会的自由。
● 第13条：保护伦敦金融城的“古老自由”。
● 第39条：不得非法监禁。这也许是最著名的条款。“任何自由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被扣押或监禁，或被剥夺其权利或财产，或被剥夺法律权益及流放，或被剥夺其地位，我们也不会对他使用武力，或派其他人这样做，除非他的同族人或国家法律通过合法判断决定这样做。”
● 第40条：正义不是用来出售的。
此外，1215年《大宪章》第12条的精神（从后来所有重新发行的版本中删除），即“未经我们的普遍同意，不得在我们的王国中征收‘兵役免除税’或‘援助金’”，这显然在后来成为“无代表不征税”，即建立一个委员会（后来成为议会的雏形）批准国王可能要求的任何新税收。
无论当时的目的是什么，法规文书中保留的基本条款在今天依然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它们包含了法治的思想以及确保正义的正当程序，所以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条款视为《大宪章》的永恒遗产，但同时人们也以傲慢的态度对待那些关于建造鱼堰、建桥义务和偷伐木材用于建造城堡等看似过时的废话。
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因为正是条款的具体性才使条款的一般原则更具有活力，它们具体而针对性地解决当时关注的重点，所以这些具体条款是对国王权力进行限制的真正尝试，而不是依赖于模糊的陈词滥调。 20 我们将会看到，现代“治理货币”的“宪法”也存在着类似情况。
《大宪章》不是第一次试图将正义和良政善治理念囊括在宪章内，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事实上，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尝试，而且它只关心社会中极少数人的利益。约翰国王的继承人被迫在1215年之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颁布宪章（在1216年、1217年、1225年、1234年、1253年、1265年、1297年和1300年，这里仅引用重新发布的宪章中更著名的那些），《大宪章》由于多次重新颁布，在历史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行使权力需要获得授权者的许可，而且即便获得批准，这种许可也可以很容易地被撤回。
在货币领域，社会花了几个世纪来确定相关的权力和许可。金本位制的假设是获得社会的许可，而当社会拒绝任何固定挂钩时，金本位制就会遭到破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各国都在寻求新的政治秩序以确保货币维持其价值。他们会发现，最成功的方法，即限制自由裁量权，其实是采纳了《大宪章》的价值观。
在最理想化的情况下，《大宪章》明确规定权力来自人民并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可以将权力下放给地区和独立机构，但它们的权力必须受到控制。宪法法学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探讨权力的委派问题，而随着行政国家的扩张，这个问题如今达到了新的高峰。
为了在民主制度下运作，独立机构的权威必须受到限制，只允许它们做为追求特定目标所必需的事情，并且它们的行为需要对人民负责。 21 英格兰银行用了三个世纪的时间才在其章程中完全体现了这些原则，这一延迟体现了英国在维持货币价值方面面临的一些历史挑战。
对于“英格兰银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简单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英格兰银行在1694年的创始章程中解释说，其最初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300多年前用以下术语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一家公共银行……根据议会法案设立……为战争提供资金。”这里提到的战争是针对法国的，作为筹集资金的回报，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收入和银行特权：很快它就成为唯一一家被允许组建为股份制形式的银行，并有效地垄断了伦敦地区的纸币发行。
到19世纪上半叶，英格兰银行已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它发行的纸币是各银行之间公认的结算方式，英格兰银行实际上成为其他银行的银行。商业银行持有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来代替黄金，依靠英格兰银行的信誉来实现最终的可兑换性。 22
尽管英格兰银行的创立目标是为公众服务，但直到19世纪中叶，它仍受到批评，理由是在面临财务压力时，英格兰银行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采取行动。随着英格兰银行逐渐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见第3章），并采纳了散文家和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的原则，即在危机时期，银行应该以惩罚性利率自由贷款给有良好担保物的借款人，这种批评才逐渐消失。 23
到19世纪末，英格兰银行对广泛的政策领域都负有非正式责任。它是政府的财政代理人，通过金本位的运作来维持货币稳定。英格兰银行通过它作为有效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和谨慎的行动，在促进金融稳定以及管理和解决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英格兰银行于1946年转为公有制，正如前行长埃迪·乔治所说，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该银行根据立法运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立法并没有试图定义我们的目标或职能”，相反，它们“被认为继承了银行早期的悠久历史”。 25 在这方面，银行的“宪法”类似于英国的宪法，都建立在丰富的历史、法律和约定之上。
尽管央行的职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有所不同，但直到1997年，这些职责仍然是广泛且非正式的。在此期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货币贬值，货币价值急剧下降，随后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居高不下且不稳定的通货膨胀，这导致当时出现了一系列银行危机和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英镑也遭受了一系列外汇危机，并在1949年和1967年出现贬值。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后出现了周期性国际收支危机，其中1976年的危机、1985年的危机以及1992年危机都给英格兰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
，英格兰银行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这导致了英镑的剧烈贬值和金融市场的混乱。在这段时间里，从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到货币政策独立授权的半个世纪里，累计通胀率达到了2200%。
简而言之，货币正在失去价值。
尽管政府在此期间对货币政策负有正式责任，但在高通胀和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所有当局的信誉都受到了影响。经验表明，现代货币日益复杂且相互关联，需要采取一种全面、透明和负责任的方法来维持其价值。
现代货币不受黄金、土地或其他“硬”资产的支持，现代货币与信心息息相关。这种信心包括：
● 人们使用的钞票是真钞而不是假钞。
● 货币将保值，不会被高通胀侵蚀。
● 债务负担不会因为通货紧缩中的物价和工资下降而飙升。
● 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金将是安全的，即使出现萧条、金融危机或疫情，资金也不会消失。
人们想要对货币保持信心，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例如为新家储蓄、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或无后顾之忧地退休。
保持这种信心需要健全的制度和广泛的公众认可。任何意外或失望都会动摇这种信心。一家倒闭的银行；高而波动的通货膨胀水平；假币；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公共机构的运营失败。保密和不透明会消耗人们的信心。
现代货币依靠中央银行的行动来支持，而不是由它们内部的黄金来支持。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是维持公众对公共货币信心的持久的、值得信赖的、稳健的方式。这意味着只有法律保障、明确的目标以及民主问责制，才能确保广泛的公众支持和合法性。虽然央行不能完全免受违规的诱惑，但事实证明，健全的货币制度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有效保障。
作为一名行长，我很早就了解到中央银行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诱人。在我担任加拿大银行行长的第一个春天，每隔45分钟我就能听到窗外来了一辆旅游巴士。导游会说：“那是加拿大银行，那里拥有世界第二大的黄金储备。”然而我想：“不，我们没有，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卖掉了很多黄金。”几天后，我想我最好还是澄清一下，以防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可能会询问，在我的监管下，“消失”的黄金去哪儿了。所以我让一位同事打电话给旅游公司，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货币不是由黄金支撑的，而是由“加拿大银行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实现低、稳定和可预测的通货膨胀水平”支撑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旅游巴士经过。即使经过精心考虑的技术决策远远超过了黄金的价值，它们仍然无法与黄金的吸引力相提并论。
央行有两个广泛的目标，对货币价值至关重要：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货币稳定意味着确保货币的价值是可以被信赖的。它是通过生产人们可以放心使用的高质量的纸币来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聚合物纸币要配备从全息图像到紫外线特征等复杂的防伪保护。实现货币稳定还需要保持通胀水平低、稳定和可预测。目前，这一价格稳定目标的要求是通胀目标处于2%的水平。
金融稳定意味着确保金融体系能够在逆境和顺境中支持家庭和企业。这需要金融体系具备足够的韧性，能够在经济冲击发生时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它还意味着宏观经济衰退不会因为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而变得更加严重。
这需要：
● 确保持有资金的银行和房屋互助协会的安全和稳健。
● 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韧性。
● 确保任何机构的破产都是有序的，不会对系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 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广泛的流动性，以促进金融体系在冲击期间能持续运作。
● 运营支付系统的核心RTGS，该系统每天以最高标准的效率和弹性处理价值超过6000亿英镑的银行间支付； 26 从购买一个应用程序到家庭置办房产，英格兰银行每天的结算都通过这个系统。
为了说明为什么难以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的目标，请回想一下，当政治约束凌驾于恢复外部平衡措施时，银行会实行维持黄金可兑换性的措施，这就导致了金本位的失败。英国在通货膨胀方面的经验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说明了当短期政治考虑与货币当局要求的艰难决定同时出现时会发生什么。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物价并不稳定。随着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英国货币政策失去了名义锚汇率。随后，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实验，其中涉及收入、货币总量和汇率目标，这种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在1992年之前的25年里，物价上涨了750%，超过了过去250年的总和。 27 这种扭曲的价格信号抑制了投资，损害了经济的生产潜力，伤害了那些最不富裕的人，失业率很高（平均略低于8%）且波动很大（标准差为2.8%）。
尽管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事实证明，实现这一目标十分具有挑战性。即使经济形势不像1215年《大宪章》通过时那样严峻，但它也足以最终导致货币宪法的改变，这种改变在货币领域可能就像《大宪章》在政治领域那样经久不衰。
这是因为影响通胀最有力的工具，即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产出和就业，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这使当局在政府的影响下承诺未来会保持低通胀，但随后又反悔，改用低利率来促进经济活动，选举周期强化了这种倾向。企业和家庭开始可以预见这些激励措施，并提前做出决策反应。
这种时间不一致性的解决方法是首先让社会选择更想要达到的通货膨胀率，然后将运营责任委托给货币当局，以采取必要的货币行动来实现该目标。通过“束缚”当局，更好的通胀水平和失业结果才能成为可能。
要使货币政策的实施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低通胀的承诺才有可能兑现，但这需要强大的问责机制和透明度来合法化这种独立性，并保持公众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在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带领下，一些国家在中央银行中采用了体现这些方法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
1998年的《英格兰银行法案》是对这些见解最全面的采纳。 28 该法案明确了央行的职责，并赋予了它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将权力委托给新的独立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时，该法案确保该银行将在“受限”而非“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下运营。 29 该法案给予MPC在中期的通胀率目标，并授权其制定决策来实现这一目标。 30 MPC对议会负责，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实现政府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31
最后，《大宪章》的精神体现在了货币政策上。
英格兰银行的运营独立性是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通过议会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的一个例子。但独立性反过来又要求问责制，以便英格兰银行拥有履行其使命所需的合法性。通过分析、听证和演讲，英格兰银行解释了它如何行使权力以实现其明确界定的政策职责。在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下，英格兰银行听从其职权范围内的命令，并对议会和人民负责。
独立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在独立后的20年中，通货膨胀率平均不到2%，而独立前的2年则超过了6%，通胀率只是不稳定时期的五分之一。至关重要的是，独立性使货币政策能够大胆有效地应对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它使英格兰银行有能力解决围绕英国脱欧的一系列问题。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给我们上了重要的几课。
第一课，它强调了通胀目标中灵活的重要性。通胀目标框架本身的一项重大改进是明确确认了（从2013年开始）MPC需要在通胀目标和产出波动之间进行权衡。换句话说，面对异常巨大的冲击，货币政策委员会可以充分利用通胀目标的灵活性，以尽可能多地支持就业和增长，或者在必要时以促进金融稳定的方式，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例如，尽管货币政策无法阻止与欧盟的新贸易安排过渡而相伴的实际收入增长放缓，但它可以影响这种对收入的冲击如何在失业和物价上涨之间分配。
第二课更加基础。1997年的变化反映了一种信念，即价格稳定是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稳定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做出的最好贡献，这代表着中央银行关注范围的缩小和旧中央银行模式的解构。
尽管在此期间进行了巨大的革新，但全世界都采用的关于中央银行角色的还原论观点却存在致命的缺陷。对价格稳定的过度关注已成为一种危险的干扰，虽然通货膨胀仍处于控制之中，但金融脆弱性在21世纪初却不可避免地加剧，最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崩溃而瓦解了。
全球金融危机有力地提醒了人们金融稳定的必要性。在危机发生之前，发达经济体正处于一个被称为“大缓和”的时期，即长期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与低、稳定和可预测的通货膨胀水平相结合。但这场危机清楚地表明，中央银行在此期间虽然赢得了对抗通胀的战争，却失去了和平。
这个代价是沉重的。2008年公众对私人融资完全丧失的信心只能通过15万亿美元的公共援助、政府对银行负债的担保和中央银行的特殊流动性计划才能挽回。在英国，实际工资经历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增长最疲软的10年，公众对系统的信任已经崩溃了。
尽管这场危机令人震惊，但它不只会发生这一次，在800年的经济史中，金融危机大约每10年就会发生一次，这是因为在维持货币价值方面存在着系统性问题。
金融政策决策与货币政策一样会面临时间不一致的问题。金融游说团体很强大，追求增长的诱惑也很大。宽松的监管可以为经济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而受选举周期和金融周期自满曲线驱动的政府更是强化了这种诱惑。从长远来看，这种放任的代价是金融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失业率的上升。
相反，国家为避免未来危机而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却没有获得什么明显的或直接的回报。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审慎宏观干预的成本，但审慎宏观干预的好处往往在很远的将来才能有所体现。类似缓和经济衰退和避免危机这样的好处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宏观审慎政策所防止的不良结果必须进行估计。但是，反事实推理很难被人们接受：“本来可能更糟”听起来不像“它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那么有说服力。
所有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实施正确的审慎政策变得具有挑战性，并且我们也更难讲清楚其中的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繁荣时期，这些挑战会助长不作为的观念。随着人们对上次危机的记忆逐渐消退，人们的自满情绪开始蔓延，要求放松政策的压力卷土重来。所以，当金融系统保持稳定并避免危机时，很难将成功的结果归功于单一的因素或个人。
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是，信任不仅会因为货币未来价值的不确定性而受到破坏，还会因为公众对银行失去信心甚至对金融体系本身失去信心而遭遇打击。换句话说，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对于保持公众对货币的信心至关重要。
由于中央银行是发行货币的垄断者，它负有作为货币信任和信心担保人的首要责任。这自然使它们能够用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数量和利率。这也意味着金融稳定政策的核心部分落到了它们的肩上，那就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充当私人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央银行从一开始就负有反脆弱累积的核心责任。这意味着央行要通过确保银行和保险公司拥有充足的资本、流动性资金，以维持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安全和稳健。这也意味着要通过管理金融周期以及解决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性风险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中央银行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来应对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例如，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货币和金融稳定的职责重新统一，由三个独立的委员会负责：货币政策委员会（MPC）、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政策委员会（FPC），以及负责维护金融稳定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安全与稳健的审慎监管委员会（PRC）。 32 英国议会明确规定了这些职责，并且英格兰银行具有运营独立性，可以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职责，并就其履职表现向议会和公众负责。
将责任委托给独立的中央银行，让其做出支持货币价值所必需的艰难决定，这一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但是，正如《大宪章》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些中央银行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的权力来源或对谁负责。它们的权力仅限于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所需的范围，并且它们的行为需要对人民负责。为了支持货币的价值，它们需要展现韧性和信任这些价值观。为了维持货币的价值，它们还需要拥有问责制、透明度与合法性。
正如金本位制在失去公众信任时会失败一样，如果没有公众的持续支持，独立中央银行的有效性就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我在英格兰银行的工作内容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必须使银行获得公众的支持。在我上任的第一天，我得知我们钞票所印图案缺乏多样性的争议越来越大。由于选择温斯顿·丘吉尔取代监狱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印在5英镑的纸币上，银行的四张纸币上将只有男性角色（除了每张纸币一侧的女王陛下）。
由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领导的一场公众运动指出，这样的钞票图案不能代表英国社会，并且她提交了一封请愿书，要求在10英镑上用女性角色取代查尔斯·达尔文。我召集了英格兰银行的专家团队，来讨论这个我本以为会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的决定。有人得意地告诉我，人们不能在法律上认定银行存在歧视，因为钞票上的字符是从已故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无法歧视死人”。如果货币不能反映它所服务的社会的多样性，那么它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因此，英国文学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简·奥斯汀很快被选中出现在10英镑纸币上。
我们进一步废除了过去由行长独自选择人物的旧制度，采用了一种公开的提名程序，并辅以专家小组的建议。专家小组本着这样的宗旨，即人们每天携带的钞票应该呈现出伟大的英国历史人物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在各个领域中的贡献。我们认识到，英格兰银行仅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公众对我们多元化的承诺充满信心。几年后，我们收到了近25万份科学家和数学家的公开提名文件，最后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艾伦·图灵作为50英镑纸币的候选人。
图灵的成就不计其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布莱奇利公园的密码破译工作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可以说他帮助将这场冲突缩短了几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33 当时他在密码分析领域取得的进步，包括为了加快解密速度，他与同伴共同发明了用于破解密码的Bombe计算机和应用统计技术，对破解迄今为止仍牢不可破的德国Enigma密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图灵奠定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34 在战后早期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35 ，并且他还创立了生物学领域的形态发生学，用于研究植物和微生物如何发展其形态。他是一位远见卓识的革命者，他意识到“这只是未来的一种预示，只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影子”。 36
奥斯汀和图灵都代表了英国最优秀的一面。在奥斯汀去世200多年后，她的作品仍然非常受欢迎。当前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甚至未来货币形式的发展都站在图灵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奥斯汀和图灵也代表了那些在他们有生之年成就和潜力没有得到认可的人。奥斯汀匿名出版了她的作品，因为当时女性作家不受重视，直到她去世几十年才获得赞誉。1952年，图灵因与一名男子的私人关系而被判犯有严重猥亵罪，只有接受化学阉割才能避免入狱，这项罪名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不久他就死于氰化物中毒。
将奥斯汀和图灵等人物肖像放在钞票上是对过去错误的纠正，并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但货币的价值远不止这些。货币的价值和银行的合法性来自人们对制度公平性和完整性的信任。纵观历史，大部分英国人都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今天，银行必须努力赢得和保持英国人民的信任。致力于多样性和包容性对于将正确的价值观赋予货币至关重要。
英格兰银行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良好的治理、透明的政策行为以及对议会和公众的明确问责。自从1930年前行长蒙塔古·诺曼在麦克米伦委员会要求对银行行为做出解释以来，公众的期望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原因吗？主席先生，我没有理由，我只有直觉。”
在我50多次议会作证期间，我不敢做出这样的回应。非正式责任、点头、眨眼、保密和凭直觉的时代早已过去。英格兰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公开和负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机构及其内部“专家”的不信任日益增加，还因为公众的更好理解会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有效。
自从授予银行运营独立性以来，其沟通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透明度稳步提高，这些举措包括发布事前预测的详细假设、事后准确性评估以及同时发布货币政策摘要、会议纪要和通胀报告。多层次的沟通引入了更简单、更易于访问的语言和图形，以覆盖尽可能广泛的受众。
英格兰银行还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以改善问责制并维持公众许可。英格兰银行会在政策发布当天公布每项政策决定的所有相关信息，披露其预测背后所依据的关键判断，并在预测与现实存在差异时进行解释说明。英格兰银行每年还与数千家企业以及数万名出席市政厅会议和公共论坛的人会面，并通过社交媒体与数十万人交流沟通。
在我担任行长期间，这些也是工作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令人愉快的部分。具有挑战性是因为与公众会面意味着摆脱了技术术语、统计数据和编码参考；是因为人们会问最基本的问题，例如“什么是钱”或者“我什么时候才能加薪”。
当我考虑加入英格兰银行时，我的顾虑之一是，英国公众是否会接受一个外国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后来我放心了，因为“一旦你在伯明翰以北，英格兰银行行长就是一个外星人。没有人会知道央行行长是做什么的”。但这也让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我很高兴看到英格兰银行有一项广泛且不断发展的区域访问计划，我发现这是我最有宾至如归感觉的时候。
很明显，我们可以做的不仅是与当地的企业家会面，所以我们扩大了访问的范围，还包括与第三部门团体举行会议，以便更好地了解经济复苏乏力对人们的影响并听取他们的担忧。我们设立了市政厅会议和公民小组，直接听取那些不明白货币和金融稳定性、限制自由裁量权等概念却直接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意见。通过创建经济决策教学模块，我们还访问了大量的学校，这一教学模块现已覆盖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五分之一的公立学校。
我对访问学校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些学校中的许多学生生活在贫困地区，那里有一半的孩子享受免费的校园餐，而且许多孩子来自三代人都没有工作的家庭。年幼的孩子们睁大眼睛，乐观开朗，而青少年则充满好奇，想知道我赚了多少钱（“不如足球运动员多”），我开的是什么车（很遗憾是福特Galaxy）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比特币（“因为它行不通”，请参阅第5章）。
在访问中，我的核心目标是解释银行的工作是保持对货币的信心，让金融世界看起来不那么陌生，并建议学生，如果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他们很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取得成功。以我为例：我和他们一样去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公立学校，我的学校也远离商业、媒体和政府的中心。我学习经济学是因为我想更好地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我曾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并试图使其更好地运行。我从未打算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如果我一直都在寻求这个职位，那么我反而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之所以成为行长，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的发生得益于我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如果像我这样来自加拿大北部的丑角能够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那么其他人也同样会有机会。
之后除了他们明确同意我是小丑这一点，我想知道这些话有多少被听了进去。在我访问了东北地区一所中学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位母亲的来信，告诉我她的儿子听完我的讲话回来后，对学习和未来的计划充满了新的热情。她在信的末尾用大写字母写下：“这样的访问改变了命运。”
这是赋予货币价值的关键：韧性、团结、透明度、问责制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