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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储存了5500吨黄金，超过了1.9亿盎司。黄金原矿被人们从南非德兰士瓦或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深处开采出来，经过提炼、检验和跨洋运输，穿过英格兰银行的大门，之后，它们又再次被埋藏在地下的金库中，这一切看起来真是徒劳无益。
在回想黄金的命运时，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爵士想到要用金库中的黄金制作雕塑，来重现这段黄金之旅，以追溯它们的起源。这座雕塑整体上是一个泥人站在铺满金子的地毯上，人们可以在地毯上行走。鉴于安全要求，这座雕塑不太可能被世人看到，但在他理解了价值的本质后，便释怀了，价值在于创造，在于行动，而不在于仅仅被看到。
英格兰银行金库中存放的黄金其市场“价值”约为1800亿美元，尽管其中一部分市场价格是由于人们认为这些央行持有的黄金只用于同业拆借而不会出售给其他银行。这些黄金是一个时代的遗迹，当时黄金是货币价值的支持物，在更早的时期，黄金甚至是货币。
今天，英格兰银行仍然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黄金储备（其中大部分为其他央行的黄金，因为它在世纪之交出售了大部分自己的储备），伦敦仍然是私人黄金市场的中心。这至高荣耀是时代的产物，当时英格兰银行有过坚定的承诺，即可以随时将其货币按需兑换成黄金，而英镑就是那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
现在，英国自己的黄金储备相当于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的17%，不到货币总供应量的1%。曾经有人将它比作压在劳动者头上的荆棘冠冕（因为与黄金挂钩的要求往往会迫使他们降低工资以恢复竞争力），而今天黄金已成为一种历史遗迹，这座冠冕也没了荆棘。 1
黄金如何变成货币，进而又失去了其至高地位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货币是如何被用来衡量价值的，以及价值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黄金不再支持货币，那又是什么在支持货币呢？
货币是用来衡量价值的。货币是价格的计价单位（因此也是均衡中的主观价值），而不是效用的直接衡量标准，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情况下用货币去比较相同或不同的商品。
如果没有货币，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分散交换就无法运行，货币使别针工厂劳动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并且“导致工作量大幅增加”。 2 只有货币才能同时解决为我们准备晚餐的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需求。 3 以物易物体系是货币的替代方案，它虽然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它是低效的，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在每次交易中都以正确的比例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用货币来衡量价值，那么又是哪些东西赋予了货币价值呢？答案始于货币的职能，货币是由它的用途来定义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根据货币的功能来定义货币：
● 一种将购买力从今天转移到未来某个时间的价值储存手段。
● 支付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媒介。
● 衡量特定商品、服务、储蓄或贷款价值的记账单位。
货币的这些功能是按层级运作的。许多资产被人们视为价值储存手段而未用作交换媒介，例如房屋。相比之下，只有当至少两个人愿意将某个资产视为价值储存手段时（至少是暂时性的），它才能充当交换媒介。一项资产必须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被多个人看作交易中的交换媒介，它才会被视为记账单位。 4
这种等级制度表明货币是一种社会约定。无论货币是由金属、聚合物还是由代码制成，它都具有价值，因为我们期待其他人也能够轻易接受它。货币就像是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借据，上面写着：“我们都欠你的。” 5
在研究货币的历史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该历史的发展方向：现代货币的三种形式。
首先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例如印着亚当·斯密的20英镑。在英国，这些纸币占到货币存量的3%，大约是所有消费者交易量的四分之一。 6 在我出生的年代（不可否认那已经是很久之前了），英国的大多数工人每周的工资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四分之三的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随着电子商务和支付技术的革新，现金支付在交易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在疫情期间，由于人们担心现金的共享性会带来传播疾病的可能，从而进一步减少了现金的交易。
其次是中央银行的电子货币，其形式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包括用来进行相互结算交易的准备金。这意味着经济中的每笔交易实际上是在与中央银行进行结算，确保了支付的最终性，即支付一旦发生就不可撤销，因此人们可以放心地进行交易。英国1990～2019年现金支付占总支付的比例如图3-1所示。
图3-1 英国1990～2019年现金支付占总支付的比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商业银行在向借款人发放贷款时产生的电子存款占到系统资金的80%， 7 这类存款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产物，它是由17世纪富有的欧洲家族（例如美第奇家族）创立的，之后这项制度与瑞典央行（它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等准公共机构共同发展。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目前仍然是现代金融的核心。
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中，银行吸收的存款只有一小部分以黄金、现金或流动证券的形式保留在银行中，其余部分用于贷款和投资，这可以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因为一家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向企业和家庭提供信贷，并且其规模可以是其吸收亏损资本的数倍。然而如果人们对银行的偿付能力表示担忧，储户的提取金额就可能会超出银行的支付能力，因为银行的贷款是不能立即收回的（它们不是流动的）。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脆弱性的反复出现最终催生了对私人资金进行公共监督的机构（如银行监管）和公共安全网（如存款保险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核心角色）。
几个世纪以来，中央银行发挥了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重要作用，以支持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应对流动性危机。换句话说，当银行的存款人或债权人开始担心银行的偿付能力时，中央银行凭借其实时信息的优势和无限的本国货币资源，可以在出现临时流动性危机时为它们提供支持。这其中的关键是，银行必须是“运行良好”的；正确判断这一点是金融领域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私人金融部门创造了大部分流通中的货币。教科书上经常说，货币是由新存款创造的。实际上，货币的创造方式与标准教科书的描绘有所不同。货币如何创造对于维持货币价值来讲非常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家庭的“储蓄”决策创造了新的货币，然后银行将其贷出。但是这些存款必须有来源，当一个家庭选择在银行存款时，这些储蓄将以购买公司的商品和服务体现（然后公司又会将钱存入银行，这意味着没有净货币创造）。 8
银行创造货币的主要方式是发放贷款。当银行确定借款人信誉良好（即他们有可能偿还贷款）时，银行就将贷款金额记入借款人的存款账户，新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在做出贷款决定时，银行依赖于一定程度的信任，信任的拉丁语是credere，即我们现代语言中“信用”（credit）的词源。除了信任外，银行还会对借款人信息进行尽职调查，并审慎评估其风险。用一句话来说，“信任，但要核实”。 9
银行不能无限制地创造货币，它要受到竞争的约束，受到审慎监管（央行的监督）的约束，并受到家庭和公司决策（例如偿还现有债务）的约束。货币政策是货币创造的最终限制，因为它通过改变利率直接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从而影响私营部门的货币需求。 10
这种货币创造形式在今天的银行业务和电子货币时代被称为“钢笔货币”
，它与几千年来代表货币的实物代币相去甚远。现在货币已经有了多种形式，从古代的贝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香烟，再到现代肯尼亚的手机通话时间。
当我在加拿大央行工作时，在我们入口门厅的中央，有一个4吨重的石灰岩甜甜圈。在这个世界第二冷的首都城市中央，这个门厅奇怪地充当了一个巨大的热带玻璃容器。这是一块雅浦岛石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代币，是一个巨型现金，也是密克罗尼西亚雅浦岛经销商分类账的前身。 11 雅浦岛石币的所有权是通过口述历史记录的，这是一种早期形成的共识机制。
更传统也更容易携带的货币代币当然是纸币。纸币最早出现在7世纪的中国，由桑树的树皮制成。私人纸币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在欧洲流通，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日益流行。今天，纸币几乎都是由央行发行的。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发行纸币一直是它的核心职能。最初，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可兑换成黄金的手写纸币来履行“促进人民福祉”的使命，并为威廉三世国王与法国的战争提供资金支持。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货币的名义价值都远远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制作一张20英镑的塑料钞票只需要几便士）。这种差距导致货币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贬值的问题。事实证明“不劳而获”的机会总是过于诱人。纵观历史，有的政府总会选择背叛公民的信任。在奥古斯都和马可·奥勒留统治期间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硬币的银含量下降了25%。 12 14世纪在佛罗伦萨，15世纪在卡斯蒂利亚和勃艮第，货币都出现了贬值。在15世纪40年代，亨利八世发行了价值440万英镑的硬币，其面值是基础金属价值的两倍。同期，法国人也对他们的银币做了类似的操作。到17世纪，欧洲流通着数百种不同金属含量的硬币，这增加了商业成本，减少了政府通过货币贬值引发的意外通货膨胀来增加收入的机会。
私人货币的记录也同样糟糕。古往今来，各种形式的私人货币，如18世纪、19世纪欧洲银行和美国银行发行的纸币，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供应过剩和最终崩溃的命运。最初通过抵押资产和建立“约束性”规则来支持货币价值的私人货币逐渐放宽了这些限制，因为放款限制和利用积累的信誉来增加利润十分的诱人。私人的公众信任度下降，私人货币的价值也随之降低，如同海明威曾经在谈到破产时所写的那样，它“逐渐而又突然”。 13
经过几个世纪的承诺、信任和幻灭的循环，货币价值的基础得到了发展。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进程涉及了对无担保私人货币的实验，以及由黄金支持的货币的纯化和试错，最终得到独立机构（即中央银行）支持货币的成功模式，并且这种模式是在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下运作的（我们将在第4章中更详细地研究该模式）。这些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在维持货币价值方面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的基本价值观——在第5章进一步讨论货币未来之前，这是需要学习的教训。
在开始探索稳健货币的价值支持时，研究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历史是一个好方式。阿姆斯特丹银行是最早为决定货币价值的问题提出创新方案的，但最终也没有抵挡住无监督的私人货币创造的诱惑。该银行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之后声名鹊起，业务范围涉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诸国和邻近的地区强国。这场战争带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恶性通货膨胀猖獗，贸易和经济活动崩溃。这场危机被称为劣币危机，源自战争中铸币厂压低硬币中的金属纯度（从硬币周边刮去金属）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做法。 14
阿姆斯特丹银行提供了一项服务，可以控制货币贬值，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了现代货币的发展。该银行允许人们存入硬币，根据硬币的金属价值以公平和标准化的利率记入账户（减去少量费用），并发行存款凭证，人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货币形式（即“银行货币”）。实际上，该银行开创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支票和直接支付系统。 15 人们使用银行货币进行交易，无须担心被盗、丢失或损坏，因为凭证已记录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中。由于存款账户有金银作为担保，人们对银行产生了信心。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 16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卓越声誉使其有时会违反它的章程，通过透支来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流动性援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未来角色。然而，到18世纪70年代后期，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始向其最大的客户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1790年，当公众知道其信用度下降时，人们对银行货币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这导致了挤兑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倒闭。该银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偏离了其核心使命，并在没有适当监督或透明披露的情况下开始承担部分准备金银行业务的风险。这些事实引发了人们对其治理质量、资产负债表质量和“银行货币”稳健性的怀疑。在货币问题上，不能容忍任何疑问的存在。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历史说明了货币背后的一些重要价值观：使命感、良好的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无论是公开发行还是私人发行，货币都是一种公共产品。那些创建、管理和存储它的人，那些促进和记录其交易的人，都承担着维护对系统信任的特殊责任，因为对系统的某一部分失去信心会破坏对整个系统的信任。
在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1837—1863），许多私人银行在不受任何联邦当局监督的情况下发行货币， 17 这是一个“未授权银行业”的混乱时期，各种信誉的私人纸币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价格流通，使交易变得更加复杂。由于监管几乎不存在，银行最后直接减少了纸币背后的金银支持量，从而降低了纸币的价值。频繁的银行恐慌和周期性的通货紧缩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并扰乱了经济活动。最终，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用以监督银行体系，制定审慎规则。
在英国，发钞银行的倒闭早已司空见惯，这给被迫充当（非正式的）最后贷款人的英格兰银行带来了压力。想想奥斯汀兄妹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代表了稳健的货币，另一个则卷入了货币的贬值。著名作家简·奥斯汀为现在的10英镑纸币增色不少
。因为她写《傲慢与偏见》的稿酬是10英镑，约等于今天的1000英镑。然而这并不是奥斯汀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钞票上了。简的哥哥亨利是位银行家，在汉普郡和伦敦都有业务。那时很多银行都是本地的小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大英博物馆里就有亨利·奥斯汀在奥尔顿的银行发行的10英镑纸币，上面列出了银行合伙人的姓名：奥斯汀、格雷和文森特。
不幸的是，虽然简·奥斯汀在早期的作品中写道，“一个人一旦位于银行家之列，他就会赚到钱”，但事实证明她的哥哥亨利并非如此。银行业一度有利可图，但不明智的放贷导致在奥尔顿的银行倒闭了，随后亨利在伦敦的银行也倒闭了，1816年亨利破产了。这些银行的储户，包括简·奥斯汀本人，都损失惨重。
虽然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格兰其他发钞银行的失败中不断上演，但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英格兰银行的部分工作正是保护货币的价值，包括印有简·奥斯汀的10英镑。保持公众对货币的信心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责任，央行的责任还延伸到保持货币价值，防止伪造货币，确保纸币上的字符受到尊重并具有合法性。我们将在第4章探讨英格兰银行等中央银行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它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维持这些角色。
鉴于私人银行以“良好声誉”为基础发行票据的经验，大多数观察家都会同意，自由放任并不是稳健货币的良好基础。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保持公众对货币的信心并防止贬值：①由商品做后盾，主要是黄金（偶尔还有土地或石油）；②由独立的央行领导的机构做后盾。在第4章回顾第二种方法之前，我们将思考黄金传达给我们的有关货币背后价值的经验教训。
金本位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几千年来，贵金属一直被作为货币使用，最早的硬币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它出土于现代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随着罗马时代的来临，金币、银币和铜币开始制造，硬币一面印着当时皇帝的形象，另一面印着罗慕路斯和雷穆斯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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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老的硬币在我们的历史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英镑和便士源自罗马的libra和denarius
。
金币在货币流通体系中通常与银币并行，被称为金币本位制。但银币流通的范围更广，因为黄金太轻了，不利于铸造成日常交易的有价硬币。金币（例如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和威尼斯的杜卡特）通常用于大额交易。
随着纸币的发明，硬币最终被纸币所取代，金币本位制也向金块本位制转变，金块本位制是指政府承诺可以根据固定的价格随时将流通的货币兑换成黄金。最重要的是，纸币可以全部或部分以黄金作为后盾。
由于贵金属的供应具有不可预测性，导致依赖金属支持的货币体系面临困境。白银的短缺解释了为什么罗马的铸币系统比罗马帝国更长久，即使在9世纪初的查理曼大帝时代，价格仍然以第纳尔为单位。但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使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被掠夺，贵金属的增加使西班牙发生了巨大的货币刺激，甚至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在16世纪4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所谓的“价格革命”期间，物价被推高了七倍。 19 西班牙人从惨痛的教训中明白，获得金钱并不能让你变得富有；贵金属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如果它的供应量增加，它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西班牙货币供应量扩张的溢出效应波及了英国，英国的物价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涨。虽然这种激增在17世纪中叶得以平息，但英国的财政问题依然存在。在那个重商主义的时代，英国相对原始的金融体系让荷兰人得以在全球贸易中抢占先机，同时，英国国内货币短缺、国家长期融资不足以及商人对黄金被征用的恐惧加剧了这种机会的丧失。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金融体系得到改善，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敌意和对荷兰金融体系的嫉妒。 20
到了17世纪末，英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发展对货币和货币体系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为如何维持货币价值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
首先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这所新成立的银行将纸币发行权与为国家融资的职能结合起来，英格兰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的身份增强了它的效力，并且它专注于核心金融业务的自身定位使其免受法国皇家银行（1720年）和英国南海泡沫崩溃的影响。随着金融体系的成熟，银行的作用将大大增强。
其次，1717年，皇家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一个罕见失误导致银币退出流通，并使英国转为金本位制。在复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可以并行流通，当局会设定两者之间的比率来决定它们的相对价值，这意味着当人们发现其他类型的贵金属后，需要对比率进行重新调整，否则人们就会有动力将高估的硬币换成被低估的硬币。
由于牛顿将金银比率设置得过低，导致银币退出了流通，从而使这个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和金融超级大国走上了金块本位制的道路。这一体制在一个世纪后的英国正式确立，并在整个帝国内被广泛采用，随后在欧洲大陆也得到了普遍使用。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黄金汇兑本位制生效前还继续沿用着复本位制度。
最后，在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关于支持纸币的激烈辩论，最终导致金块本位制的强化。1797年，人们担心法国入侵从而发生挤兑，导致了许多私人银行倒闭，甚至危及了英格兰银行。随着英格兰银行的储备金以惊人的速度流失，1797年2月25日，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下令暂停将纸币兑换成黄金。这一举动使一名议员将银行描述为“城里的一位老太太，不幸落入了坏人的圈子”。时至今日，英格兰银行仍被称为“针线街的老妇人”。
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对是否恢复黄金的可兑换性存在着争议。以大卫·李嘉图和亨利·帕内尔爵士为主的金银通货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要求银行将纸币兑换成黄金，银行就会发行过多的纸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些观点提前预测了货币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观点。
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与约翰·劳、亚当·斯密和詹姆斯·斯图尔特相关的“实际票据学说”。他们认为，只要支持纸币的资产信誉良好，这些纸币就是可靠的。在当时，这些资产主要是黄金和汇票（公司用于贸易）。由于汇票的需求受商业公司活动的影响，因此认为不会出现过度发行的情况，如果出现临时需求过剩，也会被迅速消除。相反，如果货币供应仅限于可用的黄金，对于商业活动而言可能就太少了。
金银通货主义者最终赢得了胜利。黄金的可兑换性在1821年得到了恢复，纸币发行与黄金完全等价成为法律规定的标准，这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21 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英国金本位制的这种强化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格兰银行票据数量的增长速度比其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更为缓慢，因为只有新的（股份制）存款银行的扩张才允许商业所需的私人融资的扩张。 22
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承担了许多中央银行的责任，因此其地位和重要性不断提升。竞争性私人银行逐渐加强对发行票据的限制，到184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银行发行票据的权利被授给了英格兰银行。 23 与此同时，随着私人银行系统的成熟，英格兰银行成为最后贷款人，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期，对有偿付能力的私人银行提供融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审慎的责任使银行面临冲突，例如国际收支紧张时要求更高的利率而国内银行却需要更低的利率。在外部均衡和内部平衡之间进行选择的困难将致命地破坏金本位制，并持续构成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的最大挑战之一。
国际金本位制的采纳是最后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到19世纪下半叶，混合货币体系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一些来自金本位制，另一些来自复本位制）。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此期间，法国、沙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暂停了纸币与黄金的兑换。随着战争的结束，英国成为货币稳定的国家，更是世界领先的金融强国和商业强国，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采用了英国的金本位制。 24
国际货币事务中存在着高度的路径依赖，一国偏好的国际货币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英国‘意外’地采用了金本位制，可以使整个世界在一个半世纪内采用同一标准”。 25 金本位制的采用带来了几十年的货币稳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金本位制的缺陷才显现出来。在这方面，当前美国和中国对货币未来的讨论可能为未来一个世纪的货币标准设定了基调。
大卫·休谟在金本位制完全形成的一个多世纪前，首次描述了金本位制的运作方式。每次出口货物时，出口商都会收到黄金形式的付款，然后将其带到铸币厂进行铸造。每次进口商购买商品时，他们都会通过出口黄金来付款。对于一个有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黄金净流出启动了国内价格下跌的自我修正机制，因为较少的黄金在追逐相同数量的商品。在国外，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黄金在追逐相同数量的商品。随着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人们会减少对它们的消费，转而消费更便宜的国内产品，从而使贸易逆差缩小，收支平衡恢复。
在银行业发展和大量资本流动的时代，还有其他复杂的情况。资金流动最初是以货币而不是黄金的形式进行，出口商收到的货币又会提交给中央银行以换取黄金。在有贸易逆差的国家，货币供应会收缩（因为流出的货币比流入的多），利率会上升，国内产品价格和工资会下降，出口竞争力最终会得以恢复。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前改变利率、影响国内信贷的可用性以及在不发生黄金流动的情况下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来应对这些压力。
金汇兑本位制之所以能普遍有效，是因为处在制度核心的主要中央银行包括了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它们都给予了公众高度的承诺和信誉。金融市场可以预测它们做出的反应，并且它们普遍没有投机性炒作倾向。 26 同时，信任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信任不是系统设计的产物，而是源自它与黄金汇率的固定。正如货币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没有神奇的规则可以保证货币保持其价值。总会有一些动机去“暂时”放松货币的规则、限制和纪律。在缺乏强有力的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些压力最终会占据上风。只有当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与金本位制形成时的状况相似时，人们对金本位制的信任才能维持。随着情况的变化，当局兑现承诺的能力减弱，系统崩溃不可避免。
有三个因素尤其加强了早期金本位系统的有效性。
第一，英国作为金融和商业霸主，其地位创造了巨大的、自我强化的协同效应。英国是资本货物（即机械设备）的主要出口国，它提供了大部分金融资本来资助当时新兴经济体（从阿根廷到加拿大）的进口，并购买了它们的大部分产品。本质上，英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定位是将黄金重新注入全球经济以进行生产性投资。
第二，在银行体系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最初面临的关于外部均衡和内部平衡之间的冲突相对较少。
第三，该制度得到了政治活跃人士的强烈支持和一致同意。金本位制的基石是政府会优先考虑稳定和保持可兑换性。毫无疑问，处于体系中心的那些国家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体系稳定（这听起来很熟悉吧）。由于投票权有限且劳工组织势力薄弱（回想一下阶级斗争），受货币维持措施影响最大的工人无法撼动这些政策。 27 在影响这些政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结果是，中央银行能够提高利率鼓励黄金流入，并对价格和工资施加下行压力，最终恢复竞争力和外部均衡。它有助于使工资和价格变得相对灵活，这意味着减少国内支出可以主要通过国内价格和成本的下降来达到，而不需要靠失业率的增加去实现。 28
由于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体系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全球经济力量变得更加分散，金本位制也因此更加难以管理。随着国际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稳步发展，英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与此同时，该体系的一个固有缺陷，也就是它对新黄金供应的依赖再次产生了通货紧缩的倾向，给国际金本位制成员的工资、物价和银行业带来了压力。
当黄金供应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时，价格水平需要下降才能恢复购买力的平衡，这在19世纪70年代多个国家相继采纳金本位制时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由于用更少的钱追逐更多的商品，该体系处于高度通缩状态，从1873年到19世纪末，英国的物价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29 物价和工资急剧下降的环境会增加实际债务负担，并使银行更难保持偿付能力。
尽管19世纪90年代南非、澳大利亚和阿拉斯加金矿的发现一度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但一旦缓解作用开始消退，价格下行压力就会重新出现。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该系统越来越依赖（无担保）外汇储备，这降低了金本位制的可信度，并可能会破坏银行的稳定性和国际收支平衡。
随着金融系统更加成熟，金本位制的自我平衡性变得不那么明显。央行发现自己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与可兑换性承诺之间存在冲突。随着19世纪社会的进步，部分准备金银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活期存款增加了5倍，而黄金储备只增加了3.5倍）。 30 这意味着外部均衡要求（即可兑换性）和内部平衡要求（即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银行挤兑意味着存在资金的撤离、对黄金的需求以及英格兰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的压力。然而，提供流动性（以潜在的更低的利率提供更多的资金）直接违背了金本位制的游戏规则。此外，如果金融市场感觉到中央银行维持外部平衡的决心减弱了，货币挤兑就会随之而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国际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31 正如凯恩斯所说，英格兰银行一直是“国际交响乐队的指挥家”。通过跟随英格兰银行，不同国家的央行互相协调，对国际信贷状况进行调整，帮助管理黄金过度流动。但随着需要国际合作的事件数量和严重程度的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金融不稳定，听众开始察觉到一些不协调之音。由阿根廷政府违约引发的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迫使英格兰银行（该体系的关键）从法国和沙俄的中央银行借入黄金。20世纪初，美国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也需要类似的贷款。金融体系的存续越来越依赖于合作，而不是休谟所提出的自动调整机制。
随着选举权范围的扩大，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逐渐开始流行，政治压力开始出现。过于专注可兑换性而忽视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种做法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这削弱了体系的可信度，强调金本位制是“一种依存于特定环境的社会建构制度”。 32 事实上，最初的金本位制是在纸币和存款准备金制度发展之前就采用的。它预设了一种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政府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例如国内活动、工资或金融稳定。简而言之，它是在政府可以将货币和汇率稳定放在首位的环境中创建的。
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是因为它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不一致。它优先考虑国际团结而不是国内团结。它对外部稳定的强调与国内金融审慎相冲突。一旦工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政治上所需的调整就更加困难和耗时，就业的负担也就重。简而言之，这个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金本位制最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溃。在战争停止后不久，人们开始试图复兴金本位制，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战争前已经开始的金本位制变革加速了。英国的工商业优势已经消耗殆尽，在战争期间，许多海外资产已被出售。在战争前夕，美国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多，英国经济也落后于德国和沙俄。 33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商业和金融周期的规模和时机上的差异严重阻碍了金本位的运作。美国不一定愿意跟随相同的曲调，但也还没有准备好指挥整个乐团。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金融行业变得更加成熟，这要求更多的中央银行去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工会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工资的弹性下降，政治选举权的范围也显著扩大，这改变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优先次序，而黄金固有的神秘感也被打破了。
当时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清楚这一点。事实上，在1920年重新举行的银行家晚宴上，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讲话中强调了金融城需要团结才能恢复正常。他所指的团结是围绕英格兰银行提出的“政策”展开的。他相信“这个政策是唯一能让金融城和国家重新回到战前卓越地位的政策”。
诺曼所提到的“政策”是“试图重新获得金本位”，但他根本没有花时间解释除了恢复正常以外，它还能实现什么。回想起来，在金融城贵族晚宴上发表模糊的言论来建立关于恢复金本位制的政治共识是不明智的，但那个时代是“从不详述，从不解释”的时代。
这种对回到过去的自满尝试最终使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和深度衰退。旧政策已不再适应战后新常态，经济衰退加快了英镑退出全球储备货币舞台的速度，在经历了这场灾难性的衰退后，英国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固守旧有的确定性最终导致了英国的失败。到1931年9月英国政府突然宣布放弃与黄金挂钩时，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了15%，经济总量自1926年重新采用这一“政策”以来就没有增长过。
上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第一天，我回忆了英国过去与黄金有关的曲折历史，我决定从行长的会客厅中移走一幅蒙塔古·诺曼的肖像画，以给其他画作腾出空间。几个小时后，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给我打电话。我心想：“嗯，看起来英格兰银行果然隔墙有耳。”
乔治想要走诺曼的肖像画。“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我天真地问。
“把它挂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里，因为那是蒙塔古·诺曼说服温斯顿·丘吉尔（20世纪20年代时任英国财政大臣）重新采用战前金本位制的地方。”他回答说。奥斯本说这幅画会提醒他“永远不要听信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建议”。
我把它和一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肖像画一同寄了过去，凯恩斯在1920年辩论中持反对意见。传说凯恩斯在做出决定的那天晚上身体不适，未能充分阐述他的观点。在金本位制的辩论中，“紧缩王子”乔治·奥斯本的内心其实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在金本位制的经验中，第一个教训是：信任对于任何形式货币的采用和持续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某些情况下，这种信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规则支持，例如作为金本位制核心的严格可兑换性。这在经济中创造了一种自我平衡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黄金的跨国流动会导致国家间的利率、物价和工资的变化，并重新建立平衡。
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支持，就无法维持信誉和信任。这不仅需要靠透明度和问责制建立的公众信任，还需要建立基于团结的共识，包括各国共同分担调整的压力。
随着维持金本位制所需的调整范围越来越大，这些货币基础受到了动摇。世界变得多极，国际团结相对于国内团结变得更加重要。国内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更加频繁。这可能会使财务审慎与黄金可兑换性的承诺发生冲突。最后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工资和物价下行的弹性变得越来越小。这将增加对冲击进行调整的时间，从而使人们对该体系的可持续性提出疑问。
这些发展动摇了金本位制的政治经济地位。金本位制的历史表明，支撑货币价值的价值观远远超出了信任，还包括透明度、问责制、团结和韧性。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得到尊重，货币体系才能支持充满活力的经济。
凭借从经验中产生的智慧，大多数国家现在已经决定使用由强大机构支持的集中式公共法定货币，以便为公众提供既高度可信又易于使用的货币。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如果这些机构的基础（即中央银行）也没有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石，那么它们将会变得与金本位制一样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