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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城市的街道上静静地行驶，最后缓缓停在了圣迈克尔的洛斯伯里大楼前。我等待保安人员打开那巨大的钢制门，以便我可以穿过门进入通往金库的通道。下车后，我跨过一道带有巨大拱顶的报警门，沿着由花岗岩制成的楼梯向上走，进入内室。每次进入内室时，我都习惯性地抚摸一下黄铜大门上雕刻的狮鼻。我向穿着粉色夹克的管理员打了个招呼，目光扫过一幅幅历届行长的肖像，然后进入了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
目之所及，都展现出银行悠久的历史和永恒的使命。入口大厅与大英帝国首都的建筑风格相得益彰。走廊两侧排列着由马赛克图案构成的罗马硬币和商业之神墨丘利的肖像。雄狮作为财富的古老守护者，庄严地守卫在门前，点缀着镀金的楼梯。
几个世纪以来，行长办公室的位置与布局几乎未曾改变。房间内的办公桌是由约翰·索恩爵士于18世纪打造完成的，并由历届行长一直使用至今。其中一面墙上悬挂着巨幅的卡纳莱托的画作，描绘了17世纪末泰晤士河的景象。缓缓推开玻璃门，一个宁静的庭院便展现在眼前，这庭院中还保留着圣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教堂17世纪的墓地。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货币和价值的气息。窗外的桑树暗示着最早的纸币是用它们的树皮制成的。穹顶处墨丘利长着翅膀的头颅正俯瞰着宏伟的法庭，狮鹫雕像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大门口神话般的金子堆。
在这座银行的中心储存着真正的黄金。九个拥有三英尺
厚钢墙的金库装着5500吨黄金，这些黄金的市场估值已经超过了1800亿美元，相当于过去人类开采的所有黄金总量的5%。
这一切仿佛坚不可摧，万无一失，且永恒不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帝国已经消失，联盟也岌岌可危。永恒只是昙花一现，价值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在索恩爵士时期，英格兰银行被看作永恒屹立的杰出建筑，如今它只剩下外墙、国事厅和办公桌。现如今，人们对卡纳莱托的画作已不再赋予大师级作品的地位，而是将其视作画派中的普通之作。
黄金毫无意义地躺在我们的金库中，它们不过是时代的遗迹，过去在实行金本位制时，黄金曾被用作货币价值的担保物，然而这其中的联系先是给人带来了繁荣，却又在之后引发了萧条。金融市场对黄金价值的评估并不是来自它美丽的外表，而是来自它的安全性。金价攀升往往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恐慌或地缘政治冲突，危机和冲突使人们不再信任金融机构，反而会让经济倒退回以物易物的时代。
黄金价格的波动提醒着人们，英格兰银行的存续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建立在价值观之上的。
在过去的12年中，我先后在加拿大、英国担任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行长，这对我来说既是荣幸又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黄金王国”的兴衰。我领导全球改革，努力修复金融危机造成的断层线，消除金融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恶性文化，并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1 的挑战和气候变化给生存带来的风险。我深感公众对精英、全球化和技术的信任正在崩塌。在我看来，这些挑战正反映着价值观的共同危机，我们急需一场根本性变革来创建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经济体系。
每当我处理完一个日常危机管理问题，另一个类似但更深层的问题就会紧随其后。价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的根基在哪里？有哪些价值观在支撑着我们的价值体系？每一个价值评估行为都能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并左右我们的选择吗？市场估值又如何影响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呢？我们狭隘的视野和有限的观念是否意味着我们时常忽视那些事关人类福祉的事物？
这些问题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它将为我们揭示我们的社会如何体现着王尔德格言中的深意——知万物之价而非其值，同时揭示我们是如何将对市场的信仰提升为真理，进而使市场经济过渡至市场社会，并最终改变这一局面的。
这本书很多方面是对几年前一个问题的回应，当时一些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学者、劳工领导人和慈善工作者汇聚在梵蒂冈讨论市场体系的未来走向。
教皇方济各参加了午餐会并分享了一则寓言。他指出：
我们的午餐会配的是葡萄酒。葡萄酒有很多特点，它有芳香、色泽和丰富的口感，这些特点与食物相得益彰。它含有酒精，可以振奋思维。葡萄酒可谓是丰富了我们所有的感官。
在宴会的结尾我们将享用格拉帕酒。格拉帕酒只有一个特点：酒精。格拉帕酒其实就是蒸馏后的葡萄酒。
然后，他敦促我们：
人性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激情、好奇、理性、无私、创造力和自私。但市场只有一个特点：自利。市场是人性之酒蒸馏后的产物。
接着他提出：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格拉帕酒”变回“葡萄酒”，使市场重新闪烁人性的光辉。
这不是神学，这是现实，是真理。
这本书整理了我在私营部门和公共政策领域方面的经验，探讨了价值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并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可能性的。这本书也说明了当我们了解了以上问题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将“格拉帕酒”变回“葡萄酒”。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各种价值概念及其在政治哲学、经济理论和金融实践中的根源。通过介绍从艺术领域到环境领域的一系列估值悖论，揭示了市场估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潜在的脱节现象。
价值和价值观是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价值观是指人们行为的准则或标准，用来评判生活中哪些事情是重要的，价值观涵盖了正直、公平、善良、卓越、耐力、激情和理性。而价值用来判断某物应该被重视的程度，包括其重要性、意义或有用性。价值和价值观都是判断的依据，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下事物的价值正逐渐与它们的货币价值相等，而这种货币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买卖的逻辑不再局限于物质商品，而是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整个生活，从医疗资源的分配到教育、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
当商品和服务可以买卖时，它们就被视为商品并作为人们获利和使用的工具，我们不能假设社会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是保持不变的，正如第一部分所表明的，当一切都是相对的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为了阐明价值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第3章和第4章解释了货币如何衡量价值，并说明了什么赋予了货币的价值。通过对比金本位时期货币的价值和当前由央行等机构赋予货币的非正式价值，我们揭示了当前法定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信任、诚信和透明等社会基本价值观之上的。
第5章展望未来，探讨了货币未来要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加密货币能否解决人们对中央权威机构的不信任，以及探讨社交媒体中的信任评分是如何将社会资本“货币化”的。
第6章阐述了市场激进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即使我们的价值观变得狭隘，并导致了资本主义日益排他性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当我们过度信任依赖市场的作用时，资本主义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市场激进主义主导着经济思想，并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模式。
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社会，这破坏了我们的基本社会契约，即相对平等的收入、机会平等和代际公平。
第二部分探讨了21世纪最重要的三个危机——信贷危机、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
该部分详细说明了每个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并介绍了相关的政策措施。该书认为，这些事件都是由价值观危机所驱动的，我们的应对可能会重塑价值观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为第三部分中提到的个人、公司、投资者和国家的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如第7章所述，市场激进主义直接导致了全球信贷危机，主要问题是监管过于宽松，对泡沫无法识别，以及对新时代的盲目自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相信了“这次不一样”“市场永远是对的”“市场是道德的”这三个金融谎言。
我们没有强化社会资本，反而消耗了它。银行在认为自己总会赢的泡沫中运行，使人们认为它体量太大所以无法倒闭。股票市场公然偏爱有技术支持的机构投资者，而不是散户投资者。由于很少有市场参与者对市场负责，不合规的行为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大量增加，最终演变成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混淆手段和目的。价值变得抽象和相对，群体的力量让个人的诚信不堪重负，而这导致了风险与回报不公平的分配，加剧了不平等，并进一步侵蚀了金融所依赖的社会结构。
第8章回顾了我领导G20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时建立更加简单、安全、公平的金融体系的经验。这一章提到，为了通过金融改革重建社会资本，我们必须平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强调个人至上，但这必须以破坏整个系统为代价，而社会资本则要求个人对整个系统负起责任。换句话说，若我们要重建社会资本，个人的自我意识必须与集体意识相结合。
第9章描述了新冠疫情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由于全球的深度互联，这场全球性流行疾病以惊人的速度和病毒性传播，尽管我们发出了全面且大量的警告，但大家却未能做好充分准备，使得疫情的严重程度被加深。长期以来，我们低估了疫情流行的持续性，被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大量的失业，不平等的鸿沟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不断扩大。
尽管发生了这些悲剧，但正如第10章所概述的，这场危机可能有助于扭转价值和价值观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危机来临时，社会首先将健康置于首位，然后才寻找解决经济衰退的办法。我们的行动基于罗尔斯主义
，而不是基于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基于统计生命价值（VSL）这一参数，成本-效益分析已不再适用于今天，因为经济活力和效率在价值观层面已与人类的团结、公平、共担责任和互助紧密相连。
基于以上的价值观而不是基于经济利益制定我们的应对措施，这将是重建的关键。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以我们对这种事件有限的应对经验来看，此后的社会目标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率，还要关注其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在公共卫生危机后的余波中，公众必然会要求更高质量、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和医疗健康保障，对尾部风险的管理和专家的建议也会更加重视。
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举措将是对这些新价值观的考验。毕竟，气候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①它是一场全球无人能置身事外的危机；②它是被科学预知为今后首要的危机；③它是一场唯有人类携手提前预案才能度过的危机。
气候变化是对代际公平的背离。它给未来的几代人带来了成本，但当下的这一代人却没有动力去降低这个成本。正如第11章所解释的，我们面临着“视野悲剧”，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将超出大多数商界人士、投资者、政治家和央行行长理解的范围。简而言之，当决策者开始着重关注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时，我们可能已经来不及阻止这灾难性的后果了。
对于金融危机来说也一样，视野悲剧代表着估值和价值观的危机。比较亚马逊公司和亚马孙地区的估值，亚马逊公司1.5万亿美元的股权估值反映出市场认为该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非常盈利。相比之下，只有在热带雨林被砍伐，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养殖一大批牲畜或者种植大豆时，亚马孙地区才开始具有市场价值，但破坏热带雨林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在任何会计账本上都不会显示出来。
第11章强调了气候政策变化、新技术的出现和实际风险增加使企业等金融资产被重新估值。那些使自己的商业模式向净零经济过渡的企业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而那些未能适应变化的企业将被淘汰，因此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我们需要在各个前沿领域进行创新。第12章详细介绍了如何重新改革金融体系，使市场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一部分。通过全面披露气候信息、银行进行气候风险管理转型以及可持续投资的主流化，我们可以确保每一个金融决策都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这种新的绿色金融需要私人创新和政府行动共同推动，以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显然，这个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务艰巨，机遇窗口有限且风险重大，然而，我们仍须解决经济如何定义价值的问题。
无论是气候危机还是新冠疫情，都凸显了社会在共同目标上形成共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让市场的活力决定如何实现这些共识，而不是追求社会价值与当前金融价值之间的平衡。
该书第三部分从三个危机的应对措施中提炼出了共同的主题，并提供了针对领导者、公司、投资者和国家的政策建议。随着国际规则秩序的消亡，该部分提出了一种基于平台管理全球共同利益的新方法。
为了重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契约，我们必须承认价值观和信仰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18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一直强调，信仰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它为自由市场提供了社会框架。三个危机的经验表明，支撑成功经济体系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包括：
● 活力，有助于提出解决方案并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 韧性，使其更容易从冲击中恢复过来，同时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 可持续性，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确保激励机制和政策能够同时考虑到当前一代人和未来几代人的利益。
● 公平，使市场的运作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
● 责任，要求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 团结，使公民认识到相互之间承担的义务，共享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
● 谦逊，深谙知识、认知和能力的局限性，以便更好地提升公共利益。
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需要培养。市场激进主义若不受约束会破坏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对维持资本主义的长期活力至关重要，市场本身不能自发培育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的产生依赖于个人、公司、投资者和国家的使命感和共同价值观。相反，价值观就像肌肉一样，通过锻炼才会增长。因此，这本书将讲述如何了解与稳固这些关乎共同利益的社会基石。
第13章主要关于领导力，探讨了领导者在推动变革、激发员工潜力以及激励团队完成任务时所需的特质和行为。为了让员工产生主观能动性的信念感，领导者必须亲自参与、躬身实践。领导者必须维持威信且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组织影响力，并对其使命忠诚，始终以客户、团队成员和集体的目标为根基。卓越的领导力不仅在于有效，还在于道德感，通过实践创造价值和培养美德。
第14章着重探讨了目标明确的公司如何创造价值。它通过企业和社会的角度分析目标与长期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这一章还描述了目标明确的公司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受益而采取的各种策略。真正的企业目标可以推动公司利益相关者，甚至包括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社区都参与其中。企业目标可以在地方、国家和超国家层面铸就整体的团结，并且使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当前和未来的最高需求。通过将广泛的利益统一到共同目标之下，目标明确的公司可以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
接着，第15章概述了投资者如何在强化目标的同时获得收益。重新平衡价值和价值观的关键是设计一种充分透明的方法，来衡量公司为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这章内容阐述了衡量可持续价值和财务价值的最优方法，探讨了这两种价值来源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提供了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可持续投资成为使市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的重要工具。从职场多样性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可持续投资改进了对社会价值观的衡量标准。可持续投资通过多个渠道增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帮助公司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增强员工韧性，提高员工效率，与利益相关者统一战线，并赢得社会认可。通过采用盈利的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需求（如应对气候变化）时，我们就能解决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本书第16章汇总了许多政策的分支，为各国建立共同价值框架提供了基础。这一框架建立在强大的机构制度、对实物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之上。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发展，科技为企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必须重视强制性劳动力培训、通用技能、平衡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促进企业社会发展的激励措施，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
国家战略的目标是改善现有的市场运作，并开拓新的市场。然而，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最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政治手段来确定我们的价值观。只有这样，市场的力量才能被调动起来，并利用任务导向来帮助我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社会市场化已经引发了一些问题，因此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国家不仅是一系列市场或贸易的谈判者，还是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国家体现了机会平等、自由、公正、团结和可持续的共同理念。我们必须在国家目标上建立共识，以使所有人都能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获益，例如合理地过渡到净零经济、抗击新冠疫情或提供通用技能的培训。我们必须努力并用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去实现这些目标，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深入了解国家价值观可以引导我们更有目的、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基于价值观的方法，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化。尽管我们尚不能运用统一的全球规则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但多边主义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第16章展示了我们借鉴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创建一种可以应对我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并满足人们对主权和实际成果的要求的合作国际主义。
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尽管市场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能将市场的功能视作理所当然，市场在推动进步、解决紧迫问题上至关重要，但它并非孤立存在。市场是一种社会结构，其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规则和社会价值决定。如果我们对市场不加以重视，市场将腐蚀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需要重建社会资本，使市场发挥其作用。为此，个人及企业必须重新认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并对整个市场体系负责，通过重新评估社会价值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繁荣的平台。
我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经验与教皇方济各的寓言不谋而合。市场价值正在塑造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正在以巨大的代价让我们的社会、未来几代人和地球承受我们造成的后果。
这本书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格拉帕酒”再次转化为“葡萄酒”，让市场价值回归纯粹，重新闪烁人性的光辉。
让我们思考以下这个价值悖论，从柏拉图到亚当·斯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像水这种对生命至关重要的东西几乎都是免费的，而钻石这种除了美丽，没什么其他用途的东西却如此昂贵。
在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地医护人员的公共服务、奉献精神和英雄主义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扬，但掌声和庆贺声的背后很少有人提起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的观点，即这些医护人员的工资（他们的工资水平使他们不得不长时间乘坐感染风险较高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应该反映他们对社会的边际贡献，因为我们明白他们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但现实是，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项评估——将人们的生命价值与防止疫情传播实施封锁措施的经济成本做对比，以此制定出一项策略。 1
为什么亚马逊公司被金融市场评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而亚马孙雨林这片广阔的地理区域只有在它的树林被砍伐并用作农田后才能计算出它的价值？那这么说，谁又能计算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消失物种的价值呢？
为了探讨价值是否必须通过定价来体现，让我们从价值的概念开始。
价值的概念根植于哲学，并且最近在经济和金融理论中，价值得到了更加具体和狭义的定义。
价值和价值观两者相关但并不相同。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价值观代表着行为的准则或标准，它是对生活中重要事物的判断，是用来决定什么行为是最好的，以及什么方式是最好的（这是规范伦理学领域的研究范畴）。例如，诚实、公平、责任、可持续性、尊严、理性和热情。
价值用来判断事物应该被重视的程度，包括重要性、意义或有用性。价值作为动词时的意思是“认为某人或某事重要或有益，对某人或某事有高度评价”或者表示“估计某物的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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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一定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具体时间、情境而定。不妨考虑下，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在战斗中绝望地喊“一匹马，一匹马，我愿意以我的王国换一匹马”
和在疫情期间人们对基本日常必需品和医护工作者所赋予的价值。
这些例子强调了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往往是相对的 3 ，即以“愿意放弃多少自己想要的东西来换取另一种东西”来衡量，用货币衡量时，这被称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区别一直是经济学中讨论的焦点。
事物的货币价值逐渐被看作是与其价值等同的概念，并且进一步将其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主观（或价格）价值理论曾引起人们一段时间的争论，但如今它在经济学教学中基本不会再被质疑，商学院也将其作为基本假设，并且主观价值理论常常决定了社会对更深层次价值的理解。
回顾经济思想中价值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随之推出这种等同关系所带来的后果。
在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明确什么决定了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在20世纪，“经济理论”已经变成了价值理论的代称。 4
然而，经济价值理论应该关注什么呢？毕竟，价值也是文学、艺术、教育和宗教的一个属性。从根本上讲，经济价值理论旨在解释商品和服务为什么要这样定价，以及如果存在正确的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去计算其正确价格。然而，经济中关于价值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狭义向广义拓展，而且经济思维局限于经济价值方面的原则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放宽。
过去对经济价值的思考大部分集中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上，不同的价值观念根植于它们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许多价值理论家非常重视分配结果，并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以此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在这些方面，对经济价值的历史性观点体现了与“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相关的价值观念。
对于价值的不同观点通常区分了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取，价值提取也被称为寻租行为。价值创造是将不同类型的资源（人力、物质和无形资产）结合起来生产新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而价值提取可以被理解为“在现有资源和产出之间进行交易，并从贸易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 5 这种活动的回报被称为租金，在好的情况下它被视为非劳动收入，而在差的情况下它被看作一种盗窃。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取，以及合理回报和租金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使政策制定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福利方面做出明智的决策。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经济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学派：客观派和主观派。
在客观价值理论中，价值是由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决定的。客观价值理论认为，虽然产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其基本价值源自产品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对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影响。在客观价值理论中，价值与生产的性质密切相关，包括了所需的时间、劳动力的质量以及新技术和工作方式。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就是这一理论的支持者。
相比之下，主观价值理论更加看重交换价值（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如何揭示潜在价值的。在主观价值理论中，价值取决于偏好和稀缺性。这一理论与19世纪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杰文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思想相关联，并且在当下的时代占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会带来很多后果，它意味着没有定价的东西既不受重视也没有价值，就好像事物的价格正在演变成事物的价值。
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价值的来源是需求，没有需求就不会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区分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人（这个思想在19世纪的古典主义者中受到热情追捧）： 6
该思想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每样东西都有两种用途，两种用途都从属于该事物本身，其中一种是首要的用途，另一种是次要的用途。例如，鞋子既用来穿，也可以用于交换。这两者都是鞋子的用途。 7
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的是价值与“正义”的关系。价值以效用（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并通过劳动来衡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正价格”是指在劳动价值都相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同时考虑劳动质量的差异。 8 然而，他并没有解释这种商业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提出一个“正面的价值理论”来解释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在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大多是哲学家、神学家，他们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前辈一样，认为经济学是伦理和道德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经济学方法不能与社会哲学体系分离，这些体系是教会法学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获得恩典。
他们认为，价值有两个方面的重点。首先，一种规范的方法，即探究价值应该是什么，不应该通过交换在市场中确定价值。其次，确立价格应该符合教会要求的公正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为人世间的商业活动辩护。
经院派提出了“公正价格”的概念，其定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并且这些解释是由教会决定的。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致，劳动成本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阿尔伯图斯·马格纳斯（约1200—1280）认为应当交换“包含相同劳动和成本”的商品。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神学大全》中，将商品的“公正价格”和“错误价格”区分了开来。
高利贷被认为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在但丁的《地狱》中，贷款人会被判处到地狱的第七层，因为他们不是从生产（自然或艺术）中赚钱，而是通过利率的投机性赚钱。新古典主义之前的大多数价值理论都强调了寻租金融行为的恶劣性。
阿奎那允许“公正价格”有所变化，但仅仅是指商人劳动的报酬，而且仅在能够让商人维持他们日常生活水平的范围内变化。这是一种让步，实际上价格和利润也可以是不同的。
在阿奎那之后的一个世纪，圣安东尼诺（1389—1459）利用负效用的概念来证明价格的合理性：
当一个人需要某个事物，意味着这个事物的丢失会给拥有者带来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赋予这个事物一个更高的价格，而不去考虑这个事物本身的价值。他并不是根据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是看该事物对他的价值，即并不是看重事物本身，而是看重丢失该事物会带来的不便。 9
圣安东尼诺用类似的逻辑将利息合理化，他指出资金可以用来赚取利润，因此，因转让赚取利润的机会而收取利息是正当的。然而，他始终认为，获利并不是目的，只是实现所有活动最终目标的手段。
在研究经院派（或者古希腊哲学家）的价值定理时，我们要明白价值理论和经济学是与更高层面的世界观的统一。 1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经院学家重视超越世俗财富的福祉，他们将利润置于道德目标之下，并坚持按照管理学说履行经济职务。 11 他们为现代企业目标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尽管缺乏充满活力的金融部门或追求盈利的世俗义务感）。
随着宗教改革和宗教信仰与经济活动逐渐分离，经院学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他们的继承者是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价值体系都更倾向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而非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和福祉。
15世纪和16世纪新技术和新组织模式的出现催生了商业社会。同时，新的航海仪器的发明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农业开始摆脱封建性质；经济发展的重点也开始向大而有组织的市场转移，而这些市场则是在行会和大型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控制和官方保护下运行的。
一个新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诞生了。重商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净出口最大化是实现国家繁荣的最佳途径，而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以黄金来衡量的。
重商主义出现的意义在于它用国家间的竞争取代了经院学家的道德秩序。如第3章将要讨论的，君主的合法性从神权基础转变为以霍布斯主义
为基础，先推翻那个时代的压迫与束缚，然后逐渐增加新的贸易路线和商业机会。公共利益在国家政治术语中被重新定义，人们开始寻求能够指导国家增进财富的价值理论。然而，尽管人们立下了崇高的国家目标，但重商主义的存在也只是为了增加一小部分个人和公司的财富，他们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实际上只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
在重商主义时代，人们对寻租行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征服新世界并掠夺黄金和白银的时代，人们将开发和保护贸易路线以及积累贵金属的行为视作最有价值。正如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蒙所宣称的那样，通过“每年向外国人出售的商品价值超过我们消费他们的商品的价值”来增加国家财富。 12 商品的转移被视为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提取。
随着重商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价值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佛罗伦萨的商人和历史学家伯纳多·达万扎蒂（1529—1606）在其《关于货币的讲座》中，构建了一种基于效用的价值理论，由于这个时代更加看重控制贸易的商业行为，故其理论更关注影响商品需求的因素。 13 达万扎蒂还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区分开来，并提出了“价值悖论”。 14 他认为黄金虽没有使用价值却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可以用黄金来换取其他商品。
同时期，威廉·配第爵士（1623—1687）建立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价值方法。他是一位解剖学家、医生和国会议员，曾在奥利弗·克伦威尔任期时的爱尔兰担任税务管理员。医学训练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进步对他有着深刻影响，使他致力于寻找现实世界的自然法则和内在法则，包括“自然价值”。配第认为，“自然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决定的，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实际价格”）都会围绕其自然价值（“自然价格”）波动。配第通过用劳动力来解释土地的“票面”价值，将他的价值理论简化为基于劳动力的理论，而劳动力价值是由最低工资水平决定的。 15 反过来，这种劳动价值是由一种维持生计的工资形式决定的，这种工资可以用“世界各国最容易得到的食物”来计量。 16 在这方面，配第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做了铺垫。
虽然配第研究了价值理论，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计算国家的总产出，而不是关注产出的形成过程，他在这类统计方面的突破性研究使他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7 他形成了一系列的判断体系，来鉴别哪些活动是生产性的，哪些活动不是。他认为只有那些必需品（如食物、住房和服装）以及符合重商思想且能促进商业贸易的支出才应该被算入总产出，而律师、牧师以及金融从业者只能算作这些服务的副产品。
通过明确界定经济中的生产领域，配第定义了什么是有价值的，此外，他通过提出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这将成为GDP的基础）创建了一个框架，各国政府（和社会）至今仍将其作为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并以此指导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 18
重商主义并没有明确体现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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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但并没有明确认定劳动就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货币被视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但并不一定是效用的衡量标准，这个观点在19世纪末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例如杰文斯和马歇尔）提出，并在今天被人们普遍接受（参见第2章）。重商主义声称自己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致富的理论，但实际上它更像是拥护今天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
的一个理由。
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价值来源的深入探讨集中在生产要素上：首先，重农主义者以土地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这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是可以理解的），然后，随着经济的工业化发展，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样的古典学派则专注在劳动力上。
重农主义者是法国启蒙哲学家，他们创立了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并创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土地价值理论。重农主义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自然政府”，暗指“自然秩序”，这个术语涉及自然社会契约的概念以及统治经济过程的不变法则。重农主义者对政府的干预持谨慎态度，这与他们最著名的成员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的名言——“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相一致。对于生活在君主专制下的重商主义时代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想法。
与重商主义者注重贸易平衡和黄金积累相反，重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财富完全来自农业，制造业产品的生产相当于农业剩余的消耗，租金是土地所有者向需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收取的报酬。
重农主义者最具革命性的贡献来自他们对经济和价值创造的方法论。在这些方面，他们被一些人认为是最早的经济学家；他们是最早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的人。
18世纪中叶，路易十五国王的医生兼顾问弗朗索瓦·魁奈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的价值理论，该理论对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和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分类。在他于175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经济表》中，以新陈代谢作为类比，说明了价值是如何在经济中被创造和流通的（水泵引入了新的价值，而排水管将价值从系统中排出）。魁奈的模型展示了整个经济是如何利用少量人创造的价值使价值总量不断增长的。
价值这一主题在重农主义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他们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工业活动的分类仍然受到政治的影响。 20 魁奈将农民视为少数的价值创造者，由于贵族和政府都对农业课以重税，农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重商主义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农产品价格的压力，它们压低价格来支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部门，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黄金来增加国家财富。
魁奈的《经济表》支持农民反抗重商主义者的压迫，它认为所有价值都来自土地。 21 他对活动的分类颠覆了重商主义者的做法，即将交换和获得的黄金放在价值创造的中心，虽然只限于农业生产方面，但现在价值与生产变得密不可分了。 22 魁奈在书中提到，只要生产的东西多于消费，产生的剩余价值可以进行再投资，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相反，如果非生产性部门的价值提取超过农业的价值创造，经济就会衰退。这个剩余价值和再投资推动经济前进的观念被古典经济学家所采纳。
魁奈对经济的描述是全面的，但他对生产活动的定义却非常狭隘。与他同时代的图尔戈也认为财富完全来自土地，但他看到了为农民提供生产材料的工匠的作用。他认为地主只是一个负责收取租金的“可被替代的阶级”，但他也承认，这种可被替代的阶级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来满足社会的一般需求。
重农主义者的方法补充了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的土地价值理论。坎蒂隆在法国曾是一名成功的投机者，后来出版了一部早期经济理论的重要著作《关于一般商业性质的论文》，这是少数几本涵盖了客观和主观价值学派的文本之一。关于客观价值理论，坎蒂隆像配第一样从劳动力与土地价值论开始，但随后他通过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将劳动者的价值与他们消耗土地产出的两倍相等，同时允许劳动者的技能和地位存在差异，从而将内在价值的决定因素只局限于土地生产要素。他还发现了当市场价格偏离内在“土地”价值时，资源在不同市场之间分配的方式。对于主观价值理论，在确定短期市场价格的供求机制方面，坎蒂隆开创了一个两阶段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对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尽管不涉及长期自然价格），这使他成为19世纪边际主义革命的奠基人。
重农主义者对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理解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他们强调经济作为一个系统的重要性，探索收入的不同来源并明确考虑其分配。尽管在今天看起来晦涩难懂，但魁奈的《经济表》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和人体一样，经济需要被分析、理解和培育。经济不能简单地由商人阶级或君主随意支配。米拉波伯爵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人物，他认为魁奈的《经济表》的重要性仅次于印刷术和货币的出现。 23
然而，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许是因为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生产过程的根本性变化，重农主义者关于土地是所有价值来源的结论很快就受到了质疑。魁奈去世一年后，理查德·阿克赖特申请了织布机的专利，博尔顿和瓦特创办了生产蒸汽机的公司。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果催生了一系列杰出思想家的新经济价值理论。这些人被称为“古典主义者”， 24 其中包括影响至今的伟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古典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经济学，他们将经济学研究纳入社会研究的范畴。他们关注市场的发展，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情况研究价值的增长和分配。他们所在的时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古典主义者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如今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中立的技术学科，可以脱离这些背景进行独立研究。 25
尽管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三个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 第一，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的投入的价值决定的，主要是劳动力。
● 第二，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动态的，工人、地主和实业家之间的关系随着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这个过程推动了价值创造并改变了价值分配。
● 第三，交换过程是价值分配和创造的核心。例如，李嘉图关注对外贸易中货物交换的收益，有的学者则关注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收入分配。
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亚当·斯密关注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交换。对于斯密而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交换，因此我们不能将他对市场和价值创造的理论从研究的社会背景中分离，就像我们无法将宗教法哲学体系的价值观与其社会哲学和教会法学分离开来一样。
亚当·斯密于1723年出生在法夫郡的柯科迪。他的父亲曾担任高级律师、法官和当地海关审计长，但在斯密出生的两个月前就去世了。斯密的母亲名叫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是同样位于法夫郡斯特拉森德里的土地主罗伯特·道格拉斯的女儿。斯密与母亲关系亲密，母亲鼓励他追求自己的学术抱负，斯密14岁时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社会哲学，然后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继续学业，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杰西·诺曼提到的，斯密在牛津大学过得并不快乐，因为他所在的学院可以用“支持雅各宾派，保守党，派系斗争，学费昂贵并且对苏格兰人有偏见”几个词来形容；而亚当·斯密则是长老会教友，是辉格党人，是善于交际、穷困潦倒的苏格兰人。 26
毕业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成功的演讲，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并与大卫·休谟开始了终生的合作和友谊。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家教职位（负责教导苏格兰最富有的地主布克利公爵的儿子），这使他能够周游欧洲，在那里他遇到了包括魁奈在内的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领袖，又在回到不列颠群岛后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
斯密出版了两部权威著作，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的《国富论》。《国富论》是经济学中被购买次数最多、引用次数最多但阅读次数最少的书。要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就不能孤立地研究它，而是要结合在他之前的学者的思想。
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持久的影响力证明了他学术成就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在英格兰银行工作期间，我们在思考加密资产时代货币的未来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建金融市场的社会基础时，都会借鉴他的思想（这些都是本书后面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受到了斯密关于政治、道德、伦理和法理学方面思想的启发。事实上，斯密的著作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把货币等同于资本，也不要将经济资本与社会分割开来——这些错误可能是由那些未完整阅读《国富论》的人造成的。斯密被讽刺为“自由放任之父”，这严重低估了这位最富有思想和博大胸怀的世俗哲学家。“看不见的手”一词在那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在斯密的作品集中却出现了三次。 27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苏格兰能够经历如此惊人的转变，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集中研究了商业社会的演变对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那一刻人们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进入了一个商业互动的世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以交换为生的商人。 28
他还有一个更深入的项目。他研究了人类生活的所有主要方面（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学、法学、艺术、科学和语言），以便构建一个关于人类的科学，为人类知识的每个领域都提供基础。为了使成果更具科学性，斯密的结论是基于观察和经验得出的，而非教条主义。
贯穿斯密所有作品的核心概念——持续的交换是人类互动中的一部分。这不仅包括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还包括语言的交流，以及在形成道德和社会规范中互相尊重和赞赏。人类是社交性动物，他们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在他们存在的领域中塑造自己。
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的目的是解释人类道德判断能力的来源，因为人们在生命之初并没有道德情感。他认为，我们通过希望“爱和被爱”（即被人友好地看待或尊重）来形成我们的规范（价值观）。斯密提出了一种“心意相通”理论，这个理论提到，观察他人并看到他们做出的判断，能使人们了解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从而更加了解自己）。人们从感知（或想象）他人的判断中得到的反馈会激励人们实现“情感上的相互感应”，这可以引导人们养成习惯，进而形成行为原则，从而构成他们的道德感。
因此，道德感不是与生俱来的。用理查德·道金斯的现代术语来说，它们是被学习、模仿和传承的社会文化基因。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它们也会有发生变异的可能。
斯密是第一个推动经济学重心转移到市场的经济学家，这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了政治经济学。具体来说，《国富论》是建立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而这些市场是商业社会的核心。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描述了这种“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我们希望晚餐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商或烘焙师的慈善行为，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时，并不是基于他们的人道主义，而是基于他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我们从不谈论我们自己的需求，而是讨论他们的利益。 29
我们必须将斯密对市场的理解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他强调市场的形成可能是出于私人目的，但它们是不断演进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必须具有公共价值。斯密不会认同现代以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为主要目的，脱离实际的数学架构市场。相反，市场是活生生的体系，植根于当时的文化、实践、传统和信任，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的精髓之处。 30
斯密还认识到市场并不是单一的、仁慈的，但就像每个人都不同，市场虽然有共同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斯密对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从粮食市场到汇票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严格区分了土地、劳动力、金融资产和商业产品市场的运作方式。
斯密也讨论了当市场出现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他深知垄断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认为自由市场应该是没有垄断租金的市场。他对重商主义者（现在我们可能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者）进行了猛烈抨击。就像魁奈一样，他认为重商主义政策限制了竞争和贸易，并削弱了工业发展，而工业是经济价值创造的真正来源。
斯密通过对市场的以下分析，推动了我们对价值的理解。
第一，他证明了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市场是推动经济繁荣的动力。他对别针工厂劳动分工的描述揭示了竞争和工作组织变革的结合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实现“普遍富裕”。 31
第二，斯密采用了和重农主义者相同的系统性经济增长方法，但他将经济生产领域的概念从农业扩大到了工业。在这两种体系中，增长都是来源于剩余价值被二次投资于生产性活动中（在斯密的案例中是制造业），而不是来源于非生产性的奢侈品消费或寻租活动。
第三，斯密不认可企业控制政府的市场运作方式。他不断警告人们商业利益中存在共谋，包括制定“能够从买方身上榨取的”最高价格。他提到，企业主导的政治体系将允许行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并影响政治和立法。 32 他倡导自由贸易以打破重商主义者的权力，并提高制造商在竞争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虽然斯密对市场和工业组织的理解具有原创性，但他想创立一种正式的价值理论的尝试却不太成功。与魁奈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工人才是生产型经济的核心，而不是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制造业劳动力才是价值的主要来源，总价值的创造与工人在生产上所花费的时间成比例：
因此，对于拥有某种商品的人来说，如果他不打算使用或消费该商品，而是想用它换取其他商品，那么该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中暗含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才是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 33
斯密承认，劳动力质量的差异意味着生产一个物品所需的工作时间并不等同于工人的努力程度。他还强调了商品的“实际”价值（由劳动力决定）与商品的货币价格（他称之为“名义”价格）的区别：“因此，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永远不会变化，它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标准，通过它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估计和比较所有商品的价值。劳动才能衡量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能表示它们的名义价格。” 34
斯密在论述中提到，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商品可以更容易地按照它们暗含的劳动力比例进行交换，举例说明：“如果在一个以狩猎为生的国家，杀一只海狸的劳动成本是杀一只鹿的两倍，那么一只海狸应该用两只鹿来交换。” 35
在一个几乎所有交易都使用货币的世界中，商品的价格是对该商品最终真实价值的“估计”。斯密没有回答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差距的问题，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了李嘉图等人，让他们来进一步发展劳动价值理论。
尽管斯密强调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特定的情感因素——信任、公平和诚信，但他没有认识到估值行为会改变这些情感。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提到的，这可能引发一个动态过程，破坏市场运作的同时改变社会的价值观。
可以说李嘉图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于1772年出生在伦敦，现在的利物浦街车站附近，他的家里有15个孩子，而他在6个儿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是来自葡萄牙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在荷兰待了一段时间后定居在英国。李嘉图跟随他的父亲进入伦敦金融城，通过买卖政府债券发了财（相当于今天的1亿多英镑），据称他在押注滑铁卢战役时猜对了结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他回到了格洛斯特郡的庄园，之后他阅读了《国富论》，并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卫·李嘉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比斯密略逊一筹（因为他并不渴望全面了解人类科学），但他的思想同样具有影响力。李嘉图以至少两项惊人的贡献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关键内容。首先，他通过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且独创的自由贸易案例。其次，他正式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 36
1815年，英国对拟定的《谷物法》产生了争议，该法旨在规范谷物的进出口，并在此过程中保护国内地主的经济利益。对小麦进口征收关税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谷物价格上涨促使李嘉图发表了他颇具影响力的《玉米低价对股票利润的影响》论文（1815年）。他在文中指出，提高谷物进口关税会增加地主的租金，减少制造商的利润，并减缓经济增长。
李嘉图反对《谷物法》更是出于厌恶重商主义，这一点他与亚当·斯密是一致的。斯密认识到贸易是一种双向交换，进口可以帮助各国增加出口并促进经济增长。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消费者应该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产品，保护主义只会造成垄断，这是“一种对良好管理的阻碍”。
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思想。首先，他阐述“边际收益递减规则”的定律，这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该定律认为，随着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可变投入与固定投入相结合（例如，随着更多的劳动力和机器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使用），边际产量将会减少。限制进口将使更多的土地投入生产，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地主的租金，减少制造商的利润，从而降低他们投资新生产的能力。在第2章中会提到，需求方面的类似原理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消费的某种商品的数量越多（比如在晴天消费的冰激凌），每多吃一勺所带来的享受就越少。
李嘉图对《谷物法》以及重商主义的反对观点是基于他的比较优势法则（最初称为“比较成本”）。他表明，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商品都比另一个国家更有优势，仍然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实现贸易的收益。这些收益来源于每个国家都会专门生产其相对（国内）成本较低的商品。对于国家来说，与其在自己的经济体系中用自己的劳动力进行交换，不如与贸易伙伴以更有利的条件进行交换。正如伟大的保罗·萨缪尔森曾经打趣的那样，“比较优势是经济学中为数不多的真理之一，但它并不容易被人们发现”。本书详细描述了这个不明显的真理。
李嘉图以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开始了他最著名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
商品的价值，或它所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为该劳动支付的报酬。 37
他区分了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及其潜在的价值。像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一样，他认为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是由制造它们所需的相对劳动量决定的。
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如果生产一瓶葡萄酒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一块面包的两倍，那么葡萄酒的价值将是面包的两倍。在短期内，实际价格可能会随着工资和利润而波动，但长期来看，它们会恢复到由生产它们的劳动力数量决定的自然价值上。李嘉图通过加入土地（租金）和资本（利润）报酬因素来扩展这一理论，然后集中研究生产要素报酬分配的变化。
他用时间作为劳动力数量的衡量标准，通过比较工资与生产率来表示不同的劳动技能，他假设资本对价值的影响被抵消，因为它仅仅储存在劳动力中。他补充了土地租金理论，认为租金是由商品价格决定的（而不是决定商品价格），并提供了利润对价值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例如不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同）。 38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制定了决定“社会三个阶级”（地主、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生产的一切产品的分配的法律。他将工资分配视为最终调节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和财富的问题。
李嘉图认为，劳动回报将趋向于以食物价格为基准的温饱工资（后来被称为铁律）。随着必需品成本的上下波动，工资也会相应上下变动，利润以相反的方向变化。李嘉图还确定，租金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因为收益递减导致生产食物的成本升高。正如他在《利润论》中指出的那样，“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需品的价格，而必需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品的价格”。
李嘉图的增长和积累理论由此而来。随着利润的增长，资本家进行投资并扩大生产，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这鼓励了人口增长，随着更多土地投入生产，工资又回到了维持生计的水平，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利润（和租金）并循环往复。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仅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
由于食品价格最终会对工资产生影响，农业生产率越高，食品价格越低，工资就越低，制造业的利润也就越高。这些利润可以再投资于制造业的进一步增长（生产性消费）。如果农业生产率较低，就没有剩余可用于再投资，也就没有增长。租金会消耗利润，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李嘉图的方法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他的分析倾向于集中在货币和财政上，而低估了生产组织和经济机构的重要性。 39 最奇怪的是，尽管他仔细阅读了斯密的著作，但没有提到分工作为经济组织的基本制度。
第二，李嘉图对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推导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如何解释各种生产要素回报的时间差异。为了将劳动确定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他需要建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就像他基于食物价格和温饱工资之间的关系对土地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解释）。他的解决方案是将资本视为累积的劳动（通过观察制造机器需要如此多的工时）。但当他意识到劳动回报的时间跨度（即每日、每周或每月工资）远远短于物质资本回报的时间跨度（通常延续数年）时，他的解决方案出现了问题。 40
这便留给后人去解决。
斯密、李嘉图等人都将工业包括在内重新划定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并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生产过程对劳动力和资本回报的影响。他们都认为价值来源于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任何后续活动，如金融，本身并没有创造价值。
尽管后来有研究者使用了经典的价值概念，但得出了与经典的价值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将需要更多正统价值理论家的回应。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等太久。
正如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反应设置了一个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价值的看法，从生产的商品或活动的内在，转变为旁观者眼中的外在的消费。我们将商品、活动和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等同于它们的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当今社会如何成功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结构性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