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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返璞归真

汽车在城市的街道上静静地行驶,最后缓缓停在了圣迈克尔的洛斯伯里大楼前。我等待保安人员打开那巨大的钢制门,以便我可以穿过门进入通往金库的通道。下车后,我跨过一道带有巨大拱顶的报警门,沿着由花岗岩制成的楼梯向上走,进入内室。每次进入内室时,我都习惯性地抚摸一下黄铜大门上雕刻的狮鼻。我向穿着粉色夹克的管理员打了个招呼,目光扫过一幅幅历届行长的肖像,然后进入了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

目之所及,都展现出银行悠久的历史和永恒的使命。入口大厅与大英帝国首都的建筑风格相得益彰。走廊两侧排列着由马赛克图案构成的罗马硬币和商业之神墨丘利的肖像。雄狮作为财富的古老守护者,庄严地守卫在门前,点缀着镀金的楼梯。

几个世纪以来,行长办公室的位置与布局几乎未曾改变。房间内的办公桌是由约翰·索恩爵士于18世纪打造完成的,并由历届行长一直使用至今。其中一面墙上悬挂着巨幅的卡纳莱托的画作,描绘了17世纪末泰晤士河的景象。缓缓推开玻璃门,一个宁静的庭院便展现在眼前,这庭院中还保留着圣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教堂17世纪的墓地。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货币和价值的气息。窗外的桑树暗示着最早的纸币是用它们的树皮制成的。穹顶处墨丘利长着翅膀的头颅正俯瞰着宏伟的法庭,狮鹫雕像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大门口神话般的金子堆。

在这座银行的中心储存着真正的黄金。九个拥有三英尺 厚钢墙的金库装着5500吨黄金,这些黄金的市场估值已经超过了1800亿美元,相当于过去人类开采的所有黄金总量的5%。

这一切仿佛坚不可摧,万无一失,且永恒不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帝国已经消失,联盟也岌岌可危。永恒只是昙花一现,价值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在索恩爵士时期,英格兰银行被看作永恒屹立的杰出建筑,如今它只剩下外墙、国事厅和办公桌。现如今,人们对卡纳莱托的画作已不再赋予大师级作品的地位,而是将其视作画派中的普通之作。

黄金毫无意义地躺在我们的金库中,它们不过是时代的遗迹,过去在实行金本位制时,黄金曾被用作货币价值的担保物,然而这其中的联系先是给人带来了繁荣,却又在之后引发了萧条。金融市场对黄金价值的评估并不是来自它美丽的外表,而是来自它的安全性。金价攀升往往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恐慌或地缘政治冲突,危机和冲突使人们不再信任金融机构,反而会让经济倒退回以物易物的时代。

黄金价格的波动提醒着人们,英格兰银行的存续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建立在价值观之上的。

在过去的12年中,我先后在加拿大、英国担任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行长,这对我来说既是荣幸又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黄金王国”的兴衰。我领导全球改革,努力修复金融危机造成的断层线,消除金融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恶性文化,并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1 的挑战和气候变化给生存带来的风险。我深感公众对精英、全球化和技术的信任正在崩塌。在我看来,这些挑战正反映着价值观的共同危机,我们急需一场根本性变革来创建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经济体系。

每当我处理完一个日常危机管理问题,另一个类似但更深层的问题就会紧随其后。价值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的根基在哪里?有哪些价值观在支撑着我们的价值体系?每一个价值评估行为都能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并左右我们的选择吗?市场估值又如何影响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呢?我们狭隘的视野和有限的观念是否意味着我们时常忽视那些事关人类福祉的事物?

这些问题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它将为我们揭示我们的社会如何体现着王尔德格言中的深意——知万物之价而非其值,同时揭示我们是如何将对市场的信仰提升为真理,进而使市场经济过渡至市场社会,并最终改变这一局面的。

这本书很多方面是对几年前一个问题的回应,当时一些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学者、劳工领导人和慈善工作者汇聚在梵蒂冈讨论市场体系的未来走向。

教皇方济各参加了午餐会并分享了一则寓言。他指出:

我们的午餐会配的是葡萄酒。葡萄酒有很多特点,它有芳香、色泽和丰富的口感,这些特点与食物相得益彰。它含有酒精,可以振奋思维。葡萄酒可谓是丰富了我们所有的感官。

在宴会的结尾我们将享用格拉帕酒。格拉帕酒只有一个特点:酒精。格拉帕酒其实就是蒸馏后的葡萄酒。

然后,他敦促我们:

人性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激情、好奇、理性、无私、创造力和自私。但市场只有一个特点:自利。市场是人性之酒蒸馏后的产物。

接着他提出: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格拉帕酒”变回“葡萄酒”,使市场重新闪烁人性的光辉。

这不是神学,这是现实,是真理。

这本书整理了我在私营部门和公共政策领域方面的经验,探讨了价值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并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可能性的。这本书也说明了当我们了解了以上问题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将“格拉帕酒”变回“葡萄酒”。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各种价值概念及其在政治哲学、经济理论和金融实践中的根源。通过介绍从艺术领域到环境领域的一系列估值悖论,揭示了市场估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潜在的脱节现象。

价值和价值观是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价值观是指人们行为的准则或标准,用来评判生活中哪些事情是重要的,价值观涵盖了正直、公平、善良、卓越、耐力、激情和理性。而价值用来判断某物应该被重视的程度,包括其重要性、意义或有用性。价值和价值观都是判断的依据,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下事物的价值正逐渐与它们的货币价值相等,而这种货币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买卖的逻辑不再局限于物质商品,而是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整个生活,从医疗资源的分配到教育、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

当商品和服务可以买卖时,它们就被视为商品并作为人们获利和使用的工具,我们不能假设社会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是保持不变的,正如第一部分所表明的,当一切都是相对的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为了阐明价值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第3章和第4章解释了货币如何衡量价值,并说明了什么赋予了货币的价值。通过对比金本位时期货币的价值和当前由央行等机构赋予货币的非正式价值,我们揭示了当前法定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信任、诚信和透明等社会基本价值观之上的。

第5章展望未来,探讨了货币未来要面临的关键问题,包括加密货币能否解决人们对中央权威机构的不信任,以及探讨社交媒体中的信任评分是如何将社会资本“货币化”的。

第6章阐述了市场激进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即使我们的价值观变得狭隘,并导致了资本主义日益排他性和民粹主义的崛起。当我们过度信任依赖市场的作用时,资本主义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里,市场激进主义主导着经济思想,并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模式。

简而言之,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社会,这破坏了我们的基本社会契约,即相对平等的收入、机会平等和代际公平。

第二部分探讨了21世纪最重要的三个危机——信贷危机、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

该部分详细说明了每个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并介绍了相关的政策措施。该书认为,这些事件都是由价值观危机所驱动的,我们的应对可能会重塑价值观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为第三部分中提到的个人、公司、投资者和国家的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如第7章所述,市场激进主义直接导致了全球信贷危机,主要问题是监管过于宽松,对泡沫无法识别,以及对新时代的盲目自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相信了“这次不一样”“市场永远是对的”“市场是道德的”这三个金融谎言。

我们没有强化社会资本,反而消耗了它。银行在认为自己总会赢的泡沫中运行,使人们认为它体量太大所以无法倒闭。股票市场公然偏爱有技术支持的机构投资者,而不是散户投资者。由于很少有市场参与者对市场负责,不合规的行为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大量增加,最终演变成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混淆手段和目的。价值变得抽象和相对,群体的力量让个人的诚信不堪重负,而这导致了风险与回报不公平的分配,加剧了不平等,并进一步侵蚀了金融所依赖的社会结构。

第8章回顾了我领导G20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时建立更加简单、安全、公平的金融体系的经验。这一章提到,为了通过金融改革重建社会资本,我们必须平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强调个人至上,但这必须以破坏整个系统为代价,而社会资本则要求个人对整个系统负起责任。换句话说,若我们要重建社会资本,个人的自我意识必须与集体意识相结合。

第9章描述了新冠疫情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由于全球的深度互联,这场全球性流行疾病以惊人的速度和病毒性传播,尽管我们发出了全面且大量的警告,但大家却未能做好充分准备,使得疫情的严重程度被加深。长期以来,我们低估了疫情流行的持续性,被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大量的失业,不平等的鸿沟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不断扩大。

尽管发生了这些悲剧,但正如第10章所概述的,这场危机可能有助于扭转价值和价值观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危机来临时,社会首先将健康置于首位,然后才寻找解决经济衰退的办法。我们的行动基于罗尔斯主义 ,而不是基于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基于统计生命价值(VSL)这一参数,成本-效益分析已不再适用于今天,因为经济活力和效率在价值观层面已与人类的团结、公平、共担责任和互助紧密相连。

基于以上的价值观而不是基于经济利益制定我们的应对措施,这将是重建的关键。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以我们对这种事件有限的应对经验来看,此后的社会目标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率,还要关注其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在公共卫生危机后的余波中,公众必然会要求更高质量、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和医疗健康保障,对尾部风险的管理和专家的建议也会更加重视。

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举措将是对这些新价值观的考验。毕竟,气候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①它是一场全球无人能置身事外的危机;②它是被科学预知为今后首要的危机;③它是一场唯有人类携手提前预案才能度过的危机。

气候变化是对代际公平的背离。它给未来的几代人带来了成本,但当下的这一代人却没有动力去降低这个成本。正如第11章所解释的,我们面临着“视野悲剧”,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将超出大多数商界人士、投资者、政治家和央行行长理解的范围。简而言之,当决策者开始着重关注气候变化的实际影响时,我们可能已经来不及阻止这灾难性的后果了。

对于金融危机来说也一样,视野悲剧代表着估值和价值观的危机。比较亚马逊公司和亚马孙地区的估值,亚马逊公司1.5万亿美元的股权估值反映出市场认为该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非常盈利。相比之下,只有在热带雨林被砍伐,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养殖一大批牲畜或者种植大豆时,亚马孙地区才开始具有市场价值,但破坏热带雨林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在任何会计账本上都不会显示出来。

第11章强调了气候政策变化、新技术的出现和实际风险增加使企业等金融资产被重新估值。那些使自己的商业模式向净零经济过渡的企业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而那些未能适应变化的企业将被淘汰,因此为了应对气候危机,我们需要在各个前沿领域进行创新。第12章详细介绍了如何重新改革金融体系,使市场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一部分。通过全面披露气候信息、银行进行气候风险管理转型以及可持续投资的主流化,我们可以确保每一个金融决策都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这种新的绿色金融需要私人创新和政府行动共同推动,以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显然,这个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务艰巨,机遇窗口有限且风险重大,然而,我们仍须解决经济如何定义价值的问题。

无论是气候危机还是新冠疫情,都凸显了社会在共同目标上形成共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让市场的活力决定如何实现这些共识,而不是追求社会价值与当前金融价值之间的平衡。

该书第三部分从三个危机的应对措施中提炼出了共同的主题,并提供了针对领导者、公司、投资者和国家的政策建议。随着国际规则秩序的消亡,该部分提出了一种基于平台管理全球共同利益的新方法。

为了重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契约,我们必须承认价值观和信仰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18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一直强调,信仰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它为自由市场提供了社会框架。三个危机的经验表明,支撑成功经济体系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包括:

● 活力,有助于提出解决方案并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 韧性,使其更容易从冲击中恢复过来,同时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 可持续性,以长远的眼光看待,确保激励机制和政策能够同时考虑到当前一代人和未来几代人的利益。

● 公平,使市场的运作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

● 责任,要求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 团结,使公民认识到相互之间承担的义务,共享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

● 谦逊,深谙知识、认知和能力的局限性,以便更好地提升公共利益。

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需要培养。市场激进主义若不受约束会破坏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对维持资本主义的长期活力至关重要,市场本身不能自发培育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的产生依赖于个人、公司、投资者和国家的使命感和共同价值观。相反,价值观就像肌肉一样,通过锻炼才会增长。因此,这本书将讲述如何了解与稳固这些关乎共同利益的社会基石。

第13章主要关于领导力,探讨了领导者在推动变革、激发员工潜力以及激励团队完成任务时所需的特质和行为。为了让员工产生主观能动性的信念感,领导者必须亲自参与、躬身实践。领导者必须维持威信且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组织影响力,并对其使命忠诚,始终以客户、团队成员和集体的目标为根基。卓越的领导力不仅在于有效,还在于道德感,通过实践创造价值和培养美德。

第14章着重探讨了目标明确的公司如何创造价值。它通过企业和社会的角度分析目标与长期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这一章还描述了目标明确的公司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受益而采取的各种策略。真正的企业目标可以推动公司利益相关者,甚至包括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社区都参与其中。企业目标可以在地方、国家和超国家层面铸就整体的团结,并且使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当前和未来的最高需求。通过将广泛的利益统一到共同目标之下,目标明确的公司可以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

接着,第15章概述了投资者如何在强化目标的同时获得收益。重新平衡价值和价值观的关键是设计一种充分透明的方法,来衡量公司为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这章内容阐述了衡量可持续价值和财务价值的最优方法,探讨了这两种价值来源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提供了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可持续投资成为使市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的重要工具。从职场多样性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可持续投资改进了对社会价值观的衡量标准。可持续投资通过多个渠道增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帮助公司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增强员工韧性,提高员工效率,与利益相关者统一战线,并赢得社会认可。通过采用盈利的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需求(如应对气候变化)时,我们就能解决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本书第16章汇总了许多政策的分支,为各国建立共同价值框架提供了基础。这一框架建立在强大的机构制度、对实物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之上。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发展,科技为企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必须重视强制性劳动力培训、通用技能、平衡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促进企业社会发展的激励措施,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自由贸易。

国家战略的目标是改善现有的市场运作,并开拓新的市场。然而,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最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政治手段来确定我们的价值观。只有这样,市场的力量才能被调动起来,并利用任务导向来帮助我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社会市场化已经引发了一些问题,因此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国家不仅是一系列市场或贸易的谈判者,还是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国家体现了机会平等、自由、公正、团结和可持续的共同理念。我们必须在国家目标上建立共识,以使所有人都能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获益,例如合理地过渡到净零经济、抗击新冠疫情或提供通用技能的培训。我们必须努力并用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去实现这些目标,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深入了解国家价值观可以引导我们更有目的、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基于价值观的方法,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化。尽管我们尚不能运用统一的全球规则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但多边主义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第16章展示了我们借鉴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创建一种可以应对我们面临的复杂问题并满足人们对主权和实际成果的要求的合作国际主义。

重塑人性本善,反哺社会价值

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尽管市场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解决方案,但我们不能将市场的功能视作理所当然,市场在推动进步、解决紧迫问题上至关重要,但它并非孤立存在。市场是一种社会结构,其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规则和社会价值决定。如果我们对市场不加以重视,市场将腐蚀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需要重建社会资本,使市场发挥其作用。为此,个人及企业必须重新认识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并对整个市场体系负责,通过重新评估社会价值观,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繁荣的平台。

我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经验与教皇方济各的寓言不谋而合。市场价值正在塑造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正在以巨大的代价让我们的社会、未来几代人和地球承受我们造成的后果。

这本书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将“格拉帕酒”再次转化为“葡萄酒”,让市场价值回归纯粹,重新闪烁人性的光辉。 +TGoMmx693A8l/8dAAPnK3toUiirNFOw5V4g+IcMTFeaVxVoHfNQaQzxs6z0fk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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