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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
商朝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王国拥有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前后相传17代31王，延续近600年时间。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为典型的父死子继。
约公元前1653年，夏桀即位。桀是个暴君，骄奢淫逸，暴戾无道。百姓都痛恨夏桀，希望能推翻他的统治。约公元前1600年，汤的军队攻占了夏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告成镇），夏王朝灭亡，汤建立了商王朝。相传商的始祖名契，他的母亲简狄在河中洗澡时吞食了玄鸟（燕子）的卵，怀孕后生下了契，所以契又被称为玄王。商族曾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经过长期的发展，商族力量逐渐壮大起来，至汤时，迁居于亳（今河南商丘市东南），此地是夏和先商交界地区。从亳到夏的都城阳城，是一片平原沃野，没有什么山河阻挡，汤便于此组织军队向阳城进军。汤迁居亳是进行灭夏的准备。
商汤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各方国和部落的拥护和支持。当汤看到夏桀的统治基础已动摇，灭夏时机已经成熟时，便召集诸侯开会准备征伐夏王朝。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商汤于公元前1600年征伐夏桀。汤攻夏的进军路线是从亳起兵先伐葛（今河南商丘北）、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再伐昆吾（今河南濮阳），最后直捣夏都阳城。夏桀面对汤的进攻，毫无防备，不战而逃，后逃至南巢（今安徽南巢县）被囚而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举行祭天仪式，宣告夏王朝灭亡。其后，他在三千诸侯的拥戴下登上天子之位，宣告商王朝的成立。经过20年征伐战争，汤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影响达于上游，统治区域空前辽阔，扩至“四海”，东到黄海，北达渤海，西至青海湖，南抵洞庭湖。
商汤
商朝建立后，中原地区屡有江水为灾，国都一再迁移。从汤至阳甲时，迁都五次。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此后商朝的统治稳定下来。因此后代又把商朝称为殷。商朝的建立，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并且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它使中国成为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称的上古文明国家的代表。
商汤建立商朝时，将国都定在亳（今河南商丘）。后来300年当中，前后5次搬迁都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的缘故；还有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的缘故。有一次洪水泛滥，把都城全淹了，商朝就不得不迁都。
从商汤开始，王位传到盘庚时，已传了20个王。盘庚是个很有才干的君主，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他决心再一次迁都。
可是，迁都的想法遭到大多数贵族的反对，他们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还有一些有势力的贵族煽动平民起来反对，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在强大的反对势力面前，盘庚丝毫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迁都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定。你们要理解我的苦心，不要产生无谓的惊慌。我的主意已定，不容有所更改。”
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他终于挫败反对势力，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重新兴旺起来，以后200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
从那以后，又经过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商朝的国都就变为废墟。到了近代，人们在殷地旧址上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因为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就把那里命名为“殷墟”。
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10多万片，上面都刻着很难辨认的文字。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才把这些文字弄明白。当时，商朝的统治阶级很迷信鬼神。他们在祭祀、打猎、出征时，都要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吉凶。占卜之后，就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和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现在，我们把这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叫作“甲骨文”。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演变过来的。
“后母戊”大方鼎
在殷墟发掘出的遗物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青铜器皿、兵器，工艺制作都很精巧。有一个叫作“后母戊”的大方鼎，重量为875公斤，高130多厘米，上面还刻着精美的纹饰。从这件青铜器上可以看出，在殷商时期，冶铜的技术和艺术水平都是很高超的。
武丁是商王小乙之子，商朝的第23位国王（约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在位），是上古的一位名王，在位达59年之久。他在位时期，任用贤臣良将，在国内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措施，对外讨伐那些不听号令或侵犯商朝利益的部落，把商朝推向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相传武丁少年时，父亲不让他留在王宫中，而是让他隐瞒身份去民间游历。武丁来到民间后，与平民一起生活、劳动，了解了人民的疾苦和劳作的艰辛，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他还拜有名的贤人甘盘为师，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一次，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武丁遇见了一个叫傅说的奴隶，他们两个人一边筑墙一边交谈。虽然傅说其貌不扬，但他知识丰富，说话幽默风趣，对国家大事有很精辟的见解，对王室进行直言不讳的抨击，武丁越听越佩服，心想我即位后一定任命他为宰相，好好治理国家。后来，傅说知道了武丁的真实身份，怕别人说他巴结权贵，就躲了起来，不愿再见武丁。武丁四处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后来武丁即位，三年内没有说一句话。每天上朝，只听大臣们的议论，从来不发表意见，大臣们一个个既纳闷又害怕。一天上朝时，武丁竟然睡着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大臣们生怕吵醒了大王的美梦，都不再说话，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武丁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揉揉眼睛对大臣们说：“刚才先王汤托梦给我，告诉我天帝派了一个圣人来辅佐本王。这个人有点驼背，身穿粗麻布衣，胳膊上拴着绳索，好像是个囚犯。”随后，武丁让画师按他的描述把圣人的像画下来，命群臣四处寻访梦中的圣人。结果大臣们在虞、虢交界一个叫傅岩的地方找到一个和画像很像的奴隶，便将他带到朝中。武丁一看大喜，这个人果然是傅说，便对众人说：“他就是天帝派来辅佐我的梦中的圣人。”并马上任命傅说为宰相。原来武丁三年不说话，其实是在用心观察，看看哪位大臣是忠臣，哪位大臣是奸臣，以便摆脱奸臣的左右，选拔有用的人才。
傅说当上宰相后，开始整饬朝政。傅说首先劝说武丁节约，祭祀时减少供品，为群臣和百姓做好榜样。后来，武丁又任用贤臣祖己和老师甘盘。在这些贤人的辅佐下，武丁励精图治，商朝逐渐强大起来。
在武丁即位以前，商朝曾经多次发生王位之争，史称“九世之乱”，结果导致国力大衰，原先归附商朝的较大的部落和方国，纷纷摆脱商朝的统治，甚至出兵攻打商朝，掠夺商朝的庄稼、牲畜和人口。尤其是西北地区以羌族为主体的西戎，对商朝的西部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而那些小的部落和方国时而归顺，时而反叛，经常以种种借口拒绝向商进贡物品，甚至起兵反抗。
为了恢复商朝昔日的荣光，武丁开始四处征伐。
武丁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商朝周边的小部落和方国。武丁身先士卒，驾驶战车，率领车兵和步兵，一举征服了40多个部落方国，使商朝的统治基础得以稳固。
武丁
随后，武丁开始征讨商朝最大的敌人——以羌族为主体的西戎部落。武丁和他的妻子妇好率领全国的精锐军队，在西北征战多年，终于打败了西戎部落。有的部落被消灭，商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城邑；有的部落战败投降，沦为奴隶；有的战败逃往更西更北的偏远地区。随后，武丁又进攻南方的荆楚。南方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山势险要，道路难行。武丁不畏艰险，率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深入敌境，取得重大胜利，征服了很多部落方国。
据甲骨文记载，在一次战役中，武丁令妇好和另一位大将配合，先在西边埋伏好，武丁从东边进攻敌人，把敌人赶进妇好的包围圈，然后围而歼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关于事先埋伏、围歼敌人的文字记录。
武丁经过多年的征战，大大拓展了商朝的疆域和势力范围，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交流，使商朝成为北到大漠，南逾江淮，西起甘肃，东至大海，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
商纣王帝辛在位期间，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
纣王征伐东夷已经是大耗资财和人力，征服东夷以后本应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可是纣王只顾纵情声色，花天酒地。妲己喜欢观看歌舞，纣王命乐师创作了靡靡之乐，怪诞之舞。为了玩乐，“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孟子·滕文公下》）。每个商王都喜欢打猎，这是从卜辞中得到证实的。但纣王还不满足，甚至干脆把商都附近的一些农田荒废，让禽兽自然生长，成为天然动物园，供他玩乐。人民无田可耕种，衣食无着，民不聊生，十分不满，激化了阶级矛盾。
纣王自以为英雄盖世，还领着兵马，到处炫耀武力，强逼各诸侯与属国增加贡赋，稍不如意，就兴兵问罪。诸侯们心中虽是叫苦不迭，但因惧怕纣王威势，都敢怒不敢言，只得勉强搜索国中珍宝，以投其所好。
纣王用兵连年得胜，愈加志满意骄起来。他大兴土木，筑了一个方圆3里，高过千尺的鹿台，专门收藏战争勒索来的或诸侯进贡的各种珠宝钱财。又修了一个叫巨桥的巨大仓库，里面装满了搜刮来的粮食。并扩建原来的宫殿，搜罗天下狗马奇物充实其中。自己则领着一群妃子宠臣整日在那里游嬉，过着花天酒地、奢靡无度的生活。纣王还十分贪恋酒色，经常和他最宠爱的女人妲己在一起，整日整夜喝着醇酒，听着靡靡之音，连朝政也无心过问。
纣王还驱使大量奴隶和民工，在南连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邯郸的广大区域内修筑了许多巍峨壮美的离宫别馆，并在这些御苑中，放养了许多珍禽异兽。甚至别出心裁，在沙丘一带的离宫里，建立“酒池”和“肉林”，供他享用玩乐。
商纣王与妲己
“酒池”，即是在人工挖成的池子里灌满了酒。据说这个酒池大得可以划船，池中的酒可供3000人狂饮不竭；“肉林”，是在许多树上挂满了肉，以便随手取食。每当聚乐的时候，纣王便命成群赤身裸体的男女在酒池肉林间追逐，通宵胡闹，搅得一片乌烟瘴气。从此以后，“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便被作为历史上剥削阶级最奢侈的典型而载入史册，遗臭万年。
纣王的穷奢极欲，耗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他不断用兵，屡兴大役，不仅使得民怨沸腾，连一些诸侯也纷纷叛离。纣王看到这种情况，非但不思改悔，反而大为震怒，决意用加重刑罚来维持其统治。他制作了一系列极其野蛮的刑罚来对付各种有不满情绪的人。如“炮烙”之刑，用时在一个大铜柱上涂满油，下以炭火烧炙，让“罪人”光着脚在烧红的铜柱上走，把人活活烤死，可谓残忍至极。
对于那些不称心的诸侯，纣王也随意杀戮，毫不顾惜。如西伯昌（即周文王）、九侯、鄂侯在诸侯中素孚众望，曾被商封为“三公”。纣王眼看“三公”的势力越来越大，决心要除掉他们。九侯是他开刀的第一个对象。九侯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儿，被纣王看中选入宫中，后因不愿迎合他的胡作非为而被杀。纣王怕九侯怨恨在心，把九侯也剁为肉酱。鄂侯看不过去，心生不满，也被杀死，做成肉脯，西伯昌得知二人惨死，伤心地叹了口气，被纣王的心腹崇侯虎偷听到了，立即向纣王告密，纣王大怒，把西伯昌也抓了起来，投入监狱。“三公”的悲惨结局，使朝廷大臣和各路诸侯大为寒心，人人自危，于是日益与商王朝离心离德。与此同时，由于纣王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好利之徒，大肆搜刮百姓，在国内也渐渐失去民心。
纣王的倒行逆施，使一些较有远见的商朝贵族十分不满，一再向他进行劝谏。可纣王哪里听得进去。纣王的兄长微子启见劝谏无效，不忍心看着商朝灭亡，想一死了事，后来听了太师、少师的劝阻，便暂时逃了出去。只有纣王的叔父王子比干素称忠直，屡次向他犯颜直谏。有一天，纣王正在宫里饮酒取乐，比干又到纣王面前强谏，请他以商朝天下为重，不要再胡闹下去了。纣王听了，心下已十分不快，但还不好马上发作，只得敷衍说：“叔父不必多虑，眼下商朝国运方隆，凭着我东征西讨，诸侯谁敢不服？那些小民自然更翻不了天。请叔父放心回去，有事改日再议。”比干见他如此昏庸，不禁又气又急。心想，今日就是冒死也要说个明白，于是当着纣王面把他的种种昏庸暴虐数落一番，末了又说：“大王若不改过归正，恐怕祖先艰难经营得来的商朝六百年天下就要亡在你的手里了！”纣王闻言，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叫道：“你这糟老头子，几次三番危言耸听，扰乱人心，我念你身为长辈，不与你计较。不料你胆大妄为，竟敢辱骂起我来。你说我是暴君，难道你是圣人？听说圣人心有七窍，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是否是圣人？”说罢，喝令左右将比干推出，剖心而观。
比干惨死的消息，震动了朝野。贵族箕子深恐祸及己身，便假装疯傻，与奴隶混在一起，但纣王还是不放心，派人把他关了起来。太师、少师眼见纣王已不可救药，便带着宗庙里的祭器和各种乐器，悄悄地投奔岐周去了。其余的大臣见此状况，也纷纷另谋出路。
广大奴隶以及平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诸侯们的纷纷叛离，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重重和互相倾轧，这一切都表明：商王朝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商的政治腐败导致商统治力量的削弱，许多小国便纷纷从商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曾长时期屈从于商的周，这时乘机拉拢一些小国，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左传》说周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出现了三分天下周人有其二的局面。商要被周灭掉已成定局。
公元前1227年，周武王发布讨纣檄文，率领戎车300乘、虎贲（敢死队）3000人，甲士45000人，东进伐纣。武王的军队来到孟津，会合了讨纣的各路人马，并争取到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的军队的支持。周武王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大会，随后即率众渡黄河北上进攻。
纣王闻讯，慌忙集中商军南下，与周军会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战前，周武王再次宣布了纣的罪行，誓死灭纣，周军士气大振，而“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纣王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队放在头阵，奴隶们一接触到周军，即掉转戈头，向商军杀去。周军在倒戈的商军的协助下，直抵朝歌城下。纣王眼看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结束了自己暴虐的一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而后，周武王率领诸侯们进入朝歌，命人将纣王的尸体抬出，割下头颅挂在大白旗上示众，并于次日举行了隆重的礼仪，宣告天下：“周朝灭掉了商朝，我受天命管理天下。”随后，周武王迅速分兵四出，征讨商朝各地的诸侯，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
纣死后，其子武庚受封于周。周初三监叛乱被平定之后，周以微子代武庚。尽管“殷祀”还保存了很长时间，但作为一个朝代而言，纣王之死则是商朝寿终正寝的标志。
纣王的亡国，是内外交困的结果。纣王之前，武丁的四方征战已使殷商的国力大损，而祖甲的政治改革则使殷商内部的统治上层内讧不断。纣王的个性，又不是那种以慢功见长的人。当他的急功政策受到朝野内外的反对时，他不是采取说服的手段，而是不断高压，甚至不惜滥用杀戮，以至于怨声载道，臣民对他离心离德。为了转移国内的一片反对声浪，纣王又开始了对外征战。特别是在对东方各部落的攻伐中，耗时损财，国力大减。这些因素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商的灭亡。
1.国家常备军
在商朝，商王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商王直接决定军事行动，亲自或指派将领征集士卒、率军出征。军队的高级将领由王室或贵族担任，奴隶主贵族子弟是军队的骨干。
族邑之长平时管理众人（平民）和奴隶，进行生产活动；战时担任各级地方的武装首领，接受商王的调遣，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出征作战。这种兵民合一、亦民亦兵的民军是商朝军队的主体。奴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
另外，还有王室贵族的族军。商朝末年，随着内部阶级斗争的加剧和对外战争的频繁，这些族军已经有了固定的军事编制，士卒有了固定的军籍和等级隶属关系。一些军队有了固定的军职、军营和常驻地。虽然大部分士卒没有脱离生产，但以贵族为主，在军中长时间服役的现象表明，商朝出现了国家常备军的萌芽。
商朝青铜武器矛头
2.军队编制
商朝军队以师为单位，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三师”为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三军。虽然每师的具体人数尚未见有记载，但从商朝的征伐战争规模可知一二。征招兵员有时几百人，有时上千人，战争时间有的长达几个月。另外，商王的大规模田猎活动也相当于一次出征，并通过狩猎训练军队。
商代车辖
商朝军队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商朝车马坑，殷墟小屯C20号墓中出有一车四马三人以及3人使用的3套兵器，可知一兵车载3人。小屯宗庙遗址前的祭祀坑中还发现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包括两个方阵。一阵为步兵，有300人左右；另一阵有兵车5辆。部分列左、中、右3组，与卜辞记载相符。车战中，射手以弓箭为武器，墓葬里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如戈、矛、镞、钺及胄等。
3.车战兴起
车战最早起源于夏代，约在夏末商初，已有小规模的车战。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最早的“车”字，至西周时期，车战就基本上取代了步战，成为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作战方式，从而实现了中国古代战争样式的第一次巨变。商代和西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区域是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和中原地区，战场都是广阔的平原。
《诗经》中有关西周的篇章，凡写到命将出征，都要提备车备马，反映了车战在当时战争中占主导地位。战车用木制作，一些部位装有青铜饰件或加固件。其形制包括独辕、两轮、长毂、车厢。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两轭以供驾马。战车大多数驾两马，称为“骈”，也有驾三马的，称为“骖”，只有少数驾4马。车上载三名甲士，其中右方甲士执长兵器（戈、矛等），是主要格斗者，并负责为战车排除障碍，称“车右”“戎右”或“参乘”；居中的是控马驭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刀剑等短兵器；左方甲士操弓矢。商代车阵已出现右、中、左的配置。商代晚期军队建制中右师、中师、左师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已经具有中军和两翼相配合的意识。
1.王权制度
商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自称“余一人”。商朝王位的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制并用，凡子即王位者其父即为直系。周祭中，直系先王及配偶有资格列入祀典，而无旁系先王的配偶。到商朝后期更有“大示”（直系先王的庙主）及“小示”（旁系先王的庙主）之分别，祭祀“大示”的宗庙为“大宗”，祭祀“小示”的宗庙为“小宗”。这种家族中祭祀上的差别，正是商朝宗法制度的表现。
卜辞中商王亲属称谓有祖、妣、父、母、兄、弟，且有“多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称。先王的配偶称妻、妾、母，与商王有血缘亲族关系的有“王族”“多子族”。这些宗族同商王形成亲疏不同的宗法关系，他们构成“百姓”的主体，而为首的是商王自己。
2.内服外服制
商王以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外服”，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是指分封给诸侯的封地，还有派贵族去统治的边境地区。内服、外服中都有许多的邑，贵族、平民都聚居于邑中。受封者有侯、伯两种。侯、伯的封地为世袭，他们各自拥有武装。诸侯对商王有贡纳谷物、龟甲、牛马的义务，再就是要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商代统治阶层就由大小官僚和侯、伯组成。
3.官制
《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结合卜辞的记载，商代的官制在畿内大致有：负责政务的尹、多尹、臣。臣又有王臣、小臣、小众人臣、管理耕籍的小籍臣、管理山林的小丘臣、管理车马的马小臣等。武官有多马、多亚、多箙、多射、多犬、五族戍等。史官有作册、多卜、多工、巫、祝、吏等。王畿外为商代之“四土”，这些地区散布着许多“服王事”的方国及部落，为商代的侯、伯。卜辞及文献中有攸侯、杞侯、周侯、犬侯、先侯、侯虎、侯告及宋伯、祉伯、易伯等，他们不仅要臣服于商王，还向商纳贡，负担劳役及奉命征伐。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
4.平民和奴隶
商朝的平民和奴隶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卜辞有众、众人，是商朝的自由平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有战事时还被征参加作战。商朝奴隶的来源是俘虏，卜辞中有“获羌”，即从羌方俘获来的奴隶。又说“王令多羌协田”及“多羌获鹿”，可知羌人用于农田劳动及狩猎活动。奚、妾大概为女奴隶。奴隶的另一个来源是罪犯，《说文》中之“像罪人之在屋下执事者”，即为来自罪犯的奴隶。
1.农业
商朝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类辞句。卜辞的田字即为田的阡陌和沟洫之形。由卜辞可知，商朝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麦等。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即火耕），并已使用粪肥肥田。商王除亲自视察田作外，还常命臣下监督农耕。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卜辞中常见在收割后把粮食放入廪中贮藏的记载。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有木、石、骨、蚌，亦有青铜农具。耕具有耒、耜。耒为木制有歧头的木杈，用来翻地；耜为木制无分歧的工具，用来插地起土。耨具有辰（蜃的贝壳）。收割工具有镰、铚。
商朝农作物的再生产品有酒、醴、鬯。酒为黍或稻所酿，醴为稻所酿，鬯为黑黍及香草所酿。商朝出土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淫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酿酒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朝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果树有杏、栗等。卜辞中又有蚕、桑、丝、帛等字，商朝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等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从出土的玉人像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可见商朝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
石镰
2.商业和交通
商朝的商品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朝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骨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当时已开始使用货币。商朝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殷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贝，最多的达千枚。除天然贝外，还有石贝、骨贝、蚌贝、玉贝及铜贝等仿制贝。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贝廿朋”的记载，证明贝在当时已用作货币，并以“朋”为计算单位，以十枚贝为一朋。
商朝海贝
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商朝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多座，出土的马车有二马一车和四马一车，车为木制，有铜车饰，单辕、一辀、一舆、一轴、两轮。车用于田猎、作战等。商朝的舟，尚无实物证据，但知其用于渡涉。
3.畜牧业和渔猎
商朝畜牧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全备。卜辞中的“为”字，像以手牵象之形，所谓“商人服象”。卜辞中又有牢、圂等字，即饲养牛、羊、马、猪的栏圈。商人爱马，卜辞中的骊、驳、犸等，即是指马。对于牛、羊、犬、豕等的毛色，商人已能加以区别，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并使用了去势术。商朝的六畜也为人所食用，食品中的羞字从羊，豚字从豕，獲字从隹即禽，证明羊豕禽等已作为商人普遍的食物。商朝六畜还用于祭祀，有太牢（即牛羊豕）、少牢（即牛羊或豕犬）之称。商朝祭祀，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而且往往牛、羊、犬、豕合用，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
商朝时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朝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麋”“获虎”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348头，获麋最多的是451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商朝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1.青铜器铸造业
商朝是青铜器的全盛时期，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有爵、角、觚、觯、尊、盉、卣、彝、觥、壶、罂、瓿、禁、勺等；另有食器鼎、鬲、甗等；乐器铙、鼓、钲、铃等；兵器戈、矛、钺、矢镞等；工具刀、斧、锛、凿、针、锥等。
据粗略统计，历年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达数千件之多，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更以万计。商周青铜器品种主要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这些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造型生动奇特、刻镂精美见长，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堪称代表作；一类以雄浑厚重、形体恢宏而取胜，如后母戊鼎。数量众多且工艺高超的青铜器，表明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生产规模巨大。铸造青铜器时，需要很多工序，如制模、翻范、熔铸等，并需大量人力密切配合。目前发现的商代熔铜坩埚，一次约能熔铜12.7千克，而司母戍鼎重达875千克，铸造这样一件大鼎，就需70多个坩埚。若一个坩埚配备3至4人，就需要二三百人同时操作。此外，还要分别铸好各个部件，再行合铸。商代青铜作坊规模相当大，殷墟发现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
出土的商朝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朝已知道用铁。此外商朝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练的冶金技术。
2.陶器
陶器是商朝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鬲，食器簋、豆、盂，酒器盉、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朝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3.骨器
骨器在商朝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从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
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
4.玉器
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朝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5.漆器
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朝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1.天文学
商朝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在日食时并有“大星”等现象出现，可见对日、月食的观察之精细。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鸟星”“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后世的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座名亦见于卜辞，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即是说接近火星有一颗新的大星。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
2.历法
商朝的历法是迄今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朝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 1/4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29或30日为一朔望月。商朝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12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
干支卜辞
商朝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为十日，卜辞中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天明时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为中日，以后有昃、小食、小采。旦为日初出之时，朝与大采相当，暮为日将落之时。对于年岁除称“岁”“祀”之外，也称作“年”。
3.数学
在数学方面，商朝已采取了十进位计算，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
1.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又叫甲骨卜辞。它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已经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今天的汉字仍然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国家和阶级的构成，帝王及大臣的名字，战争、祭祀和狩猎的事迹，农业生产的情况，以及各种大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它还记录了我国最古老的日月食和各种气候现象。从19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6万片以上有字的甲骨，分别藏于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甲骨文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对于它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甲骨文
但是，甲骨文并不是殷商历史的记载，它所记载的只是与占卜有关的事件，且其形式皆为简单的字句，并非完整的篇章，所以，当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要靠后人的想象和推断，这也就降低了其历史价值。同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也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殷商的社会，在社会生活和精神观念诸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从甲骨文来看，殷商社会是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
2.金文
殷商时期，随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提高和在人们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一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产生了，称为金文或铭文。金文不仅刻在青铜礼器上，而且还刻在青铜兵器、青铜杂器甚至青铜生产工具上。但刻得最多的是青铜礼器中的钟和鼎，因而又称为钟鼎文。
商代金文的字体和甲骨文相近，字数较少，形声字比甲骨文多，结构比甲骨文简单，字体仍不固定。金文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器物归谁所有和纪念的先人的称号；还有的记载了制作青铜器的原因，并附记了年月日；少数记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晚商记事文字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代前期的铜器上的金文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多为族徽和其他图形文字，笔道刚劲，有的还出现波磔。现已发现的最长金文有40多个字。商人在青铜器上铸造的金文，标志着汉字的发展已从甲骨文字逐渐走向金文阶段，对研究中国汉字的发展历史和商代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重要价值，并为周代金文的通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