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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以形象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同其他创造活动相比，艺术创造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创造是在形象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创造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情感活动。那么艺术创造中形象与情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艺术家头脑中形象的形成与记忆、形象的加工与改造（即想象）对其情感活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情感活动对这些形象活动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本文拟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些有益的探讨。
所谓形象，就是能为人所直接感知的客观事物的具体形态。从艺术创造的心理过程来看，艺术家在头脑中加工的并不是客观形象本身，而是在头脑中形成的、在记忆中保持的对客观事物的映象，即表象。艺术家首先要通过自己的感官感知客观事物的形象并在自己头脑中形成表象，然后通过抽象思维制约、指导下的自觉表象运动（即想象活动）对头脑中的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加工改造而创造出艺术形象来。至于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则是艺术家头脑中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外化。因此，就心理内容而言，艺术创造中形象与情感的关系主要就是以表象运动为核心的认识活动与情感活动的关系。什么是情感？情感就是人们对与之发生关系的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人在世界中生活，一方面出于自身本能而有这样那样的需要，另一方面因同周围的环境发生联系而有这样那样的需要。客观事物的各种信息通过人的各种感官作用于个体，个体会由于其是否适应于自己的需要而产生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态度又引起了自身以某种生理感觉为特征的体验，这就是情感活动。一般来讲，情感可以作为一个总的概念来使用，而把情感体验心理过程进行的具体形式称为情绪。
那么，以表象运动为核心的认识活动与情感活动的一般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情感依赖于认识，又对认识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情感对认识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感知、表象运动、思维）是情感活动的源泉和内容。从生理机制上说，情感活动是大脑皮层和皮层下中枢（丘脑、下丘脑、网状结构、边缘系统等）协同活动的结果。外界的刺激通过人的各种感受器传至大脑皮层，大脑皮层通过对它们的认识评价而形成一定的态度，然后通过神经兴奋将其传至皮层下中枢。“位于两半球皮下的脑的各个部位有着有机体生理活动的各个不同中枢：呼吸中枢、心脏血管中枢、消化中枢、分泌中枢等。因此，皮下中枢的兴奋便引起许多内脏器官活动的增强”，使机体出现一些反应，如“呼吸节律的变化（人因心绪不安而呼吸加快，呼吸困难与断续）、有机体各部分的供血变化（因害羞而脸红、因恐惧而脸色苍白）、分泌腺机能的失调（因悲痛而流泪、因心绪不安而口干、因害怕而出‘冷’汗）等”。
这种反应返回传入到大脑皮层，人就会感到被一种情绪所笼罩。因此，“情绪过程是被皮下结构调节的，而评价、认识等过程则是大脑皮层的机能，只有大脑皮层能评价经验的感情性质，并组合这些情绪为怕、怒、爱或恨。”
所以说，大脑皮层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是情感活动的源泉和内容。
第二，大脑皮层是皮层下部位以及整个有机体的最高调节器，它可以对皮层下中枢的活动进行调节和影响，从而使情感活动适应人的目的、意图和行为程序。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位于大脑前额部的皮层来完成的。大脑前额部皮层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最后发展起来的、增生在大脑皮质所有各部位之上的高级神经组织。“它是负责制定行为程序、调节和控制心理活动的机构”。它“保证运动和行动服从于相应的意图，建立完成运动动作的程序，保证对运动的进行予以调节和控制，借此保持运动进行的有组织、有理性的性质”。“它不仅与脑的下部（内侧核和腹侧核、丘脑枕以及其他组织）和网状组织的相应部分相联系，而且实质上与皮质的所有其余部分相联系”。它可以“给予网状结构组织以强有力的调制性影响，赋予网状结构的激活性冲动以分化性性质，并引导它们与那些直接在脑的额叶皮质中形成的行为动力图式相适应”。
从皮层前额部能够调节皮下中枢活动的事实可以看出，人的理性思维活动一般说来能够驾驭和控制人的情感活动，使其服从于人的目的、意图和行为程序。
情感依赖于认识，但并非消极地接受认识的影响，而是积极地对认识发挥着反作用。这种作用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情感对认识活动发挥着信号作用。人的大脑皮层上所进行的感知、表象运动、思维等高级神经活动，就其产生方式来说，都是在无条件反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条件反射活动。条件反射就是大脑皮层的信号活动。“情感——这是关于世界上所发生的对人具有着意义的事物的信号系统。”
客观世界众多的事物刺激着人的各种感官，人的意识域不可能对这些刺激物都发生条件反射。当某些刺激物由于对人有着某种意义、能适应人的某种需要时，就会引起人的某种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反应所产生的内部生理变化会在大脑皮层上形成较为强烈的兴奋，从而引起人对这些刺激物的注意，并将其从原有的系统中分离出来而在皮层上与过去储存的、由于情绪兴奋而被唤醒或强化的有关信息建立起联系，于是意识域中的条件反射就形成了。这新的信息会被储存在人的记忆库里，也许还会促使人对这一信息源采取某种行动。情感活动的这种作用不仅发生在感知过程中，也发生在表象运动和思维等其他认识活动中。当人的大脑中浮现的某种记忆表象诱发了他的情感活动后，皮层上产生的情绪性兴奋同样会引起人对其注意并将其与其他有着类似情感性质的记忆表象联系起来。因此，皮下中枢兴奋所导致的情绪活动，“恰恰就是形成条件反射的强化。由于这种强化便形成各种条件反射，因而在大脑两半球皮层上形成各种暂时联系，这些暂时联系便是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熟练、习惯、定势和行为定型（亦即构成个体的理智活动的全部东西）的基础。”
[17]
第二，情感对认识活动发挥着调节作用。人的任何一种意识活动都需要大脑皮层保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紧张度和积极性。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证明，这种调节皮质紧张度和积极性的器官“不是位于皮质本身中，而是位于下部的脑干和脑的皮质下部位中，这些器官与皮质有着双重的关系，它既增强皮质的紧张度，同时又经受它的调节作用”
[16]
，这种器官就是分布在脑干至丘脑广大区域的网状神经系统。来自外部和内部（机体内的生理反应）的刺激是沿着两条神经通路传导到大脑皮层的。感觉神经将神经冲动通过脑干、丘脑等皮下中枢传至大脑皮层而形成特异性感觉（如视觉、听觉等），同时在经过脑干时又通过其侧枝将神经冲动传至位于脑干至丘脑广大部位的网状结构（网状结构几乎与大脑所有的中枢都保持着联系），并通过网状结构传至大脑皮层的广大区域。网状结构的功能并非使皮层产生特异性的感觉，而是“维持与改变大脑皮层的兴奋状态，调整大脑皮层的活动，使机体处于觉醒状态”。
没有网状结构对大脑皮层的激活与兴奋状态的调整，皮层上的各种认识活动（感知、表象运动、思维）都不能有效地进行。网状结构对皮层兴奋度的调节与情绪活动关系密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外界信息输入所直接引起的情绪活动的影响。当客观事物的刺激引起个体一定的情绪活动后，内部生理变化的反应一方面通过特异性通道传入大脑皮层，另一方面通过丘脑、下丘脑的非特异性通道传入网状结构。网状结构接受了来自丘脑、下丘脑等皮下中枢的神经冲动，就对大脑皮层的兴奋水平进行调节，对皮层分析综合等认识活动的积极性给予影响。由于皮层下的许多中枢是无条件反射或本能（食物的、防御的、性的等本能）的中枢，它的兴奋所引起的内部生理变化实际上是“有机体在维持种族生存中所建立起来的机体结构的活动”
[15]
，因此具有较大的力量，它要求皮层积极地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第二个方面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中形成的意愿、目的和行为程序对网状结构的影响。“人的积极性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受在人的有意识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意图和计划、远景和程序制约的”，这种积极性生理机制上的源泉就是皮层前额部。“脑的前额——特别是它的内侧部和基底部——具有强大的、与网状结构相联系的上行联系束和下行联系束”，“它既能给予下部的神经组织以激活性作用，也能给予它们以抑制性作用”
，从而使网状结构对整个大脑皮层兴奋状态的调节与人的复杂的自觉意识活动相适应。皮层前额部和皮下中枢对网状结构并通过网状结构对整个大脑皮层神经细胞活动的积极性和兴奋度给予调节，这些就是情感活动对认识活动进行调节的生理内容。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艺术创造中艺术家对客观形象的感知、对头脑中表象的加工改造（伴随着思维）都可以诱发和调节其情感活动；情感活动反过来又对以上的形象认识活动发挥着信号作用与调节作用，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就是艺术创造心理活动中形象与情感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虽然发生在人的心理过程中，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一切艺术创作必须遵循这种关系才能真正取得形象与情感的有效统一，一切艺术理论也只有遵循这种关系才能正确阐明创作中形象与情感的关系。
从情感与形象的一般关系出发，我们首先讨论艺术创造中情感与形象的感知和记忆的关系。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国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就曾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段论述明确地指出了艺术家的情感活动来源于他对客观事物形象的感知。客观事物形象作用于艺术家的感官，一方面在他头脑中形成表象，另一方面也诱发他的情感活动。我们可以通过李白的一首小诗《静夜思》来分析形象感知诱发情感活动的过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们可以设想作者于夜深人静之际，由于对自然形象（月光）的感知引起了相类的社会感触与情绪（孤独寂寞），这种情绪又推动个体对自然形象的深入感知（望明月），这种感知再推动了个体的情感活动并引发了他头脑中的社会形象（故乡、家人），使个体的情感活动达到高峰。在这个过程中，情感活动由形象感知而引起并与其交互作用使二者不断向前发展。当作者低头之时，他头脑中月光、明月的表象已形成并与过去储存的故乡家人的表象之间建立了暂时神经联系，而情感活动也相应地完成了。这种情感活动通过复杂的暂时联系影响到“习惯、定势和行为定型”，于是作为诗人的李白便把他的感受构思为诗，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静夜思》。
情感的产生依赖于形象的感知，情感的储存也依赖于形象的记忆。形象不仅是诱发情感的客体，也是情感依存的载体。客观形象通过艺术家的感知而在其头脑中形成了表象，这表象与由其诱发的情感活动在大脑皮层的兴奋点之间建立了暂时神经联系，二者共同留在艺术家的记忆中。过后，当该表象浮现时，与之相联系的情感活动也就相应复苏，使个体好像又回到了当时的环境。巴金的《家》，是根据他亲身接触的许多人、亲身经历的许多事创作的。这些人和事曾经使他的心灵激动过，因此，当这些人和事重新在他的脑际浮现时，也就同时唤醒了与之相应的情感活动，他好像又像以前那样“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从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表象可以成为情感的载体，艺术家才能够在脱离实际场景的情况下凭借形象的记忆诱发情感活动，从而使艺术创造过程始终伴随着情感活动。情感依赖于形象的感知与记忆，但是反过来又对形象的感知与记忆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情感影响着感知对象的选择。在感知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外界众多的刺激并非都会引起艺术家的注意，并在他头脑中形成相应的表象。艺术家是满怀着自己的专业兴趣、创作目的、审美情趣来感知客观事物的，只有那些符合他的需要（包括求知需要），对他有一定意义（包括引发兴趣）的形象，才能使他激动，引他注意，并促使他去深入感知。有些与需要相联系的兴趣、意愿和要求因为对个体意义重大而在其大脑皮层上形成了较为巩固的动力定型。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把情感与大脑皮层动力定型的建立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暂时神经联系系统的维持或破坏使人对现实的态度发生改变。因此，当外界信息传入后，皮层会由于其维持或破坏了原有的动力定型而产生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以神经兴奋的方式影响皮下中枢并从而引起机体的生理变化。这种变化以较强的神经冲动传入皮层，艺术家就受到了一种情绪冲击，更加强了对对象的注意。在这里，情感正是作为刺激对象的强化信号来发挥作用的，它把对艺术家有意义的刺激物从众多的刺激物中分离出来并在大脑皮层上留下兴奋的痕迹——表象。情感活动对艺术感知对象选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较为持久的兴趣意愿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情绪活动上，还表现在其感知客观对象时的具体心境和情绪上。假日到郊外去秋游，大自然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色：金黄的稻浪，雪白的棉海，野花的清香，小鸟的歌唱，迅急的秋风，枯黄的落叶，南飞的大雁，西沉的落日……但是这些物象信息在人们大脑中所引起的反映却不是平均的。此时，你若是处于一种愉快的心境，那么大脑中所形成的秋景表象就可能突出了稻浪棉海，鸟语花香；若是处于一种消极感伤的情绪状态，那么大脑中所形成的秋景表象就可能突出了秋风枯叶，归雁落日。因为人在被某种情绪所笼罩的时候，皮层与其下中枢的协同活动就会在大脑的某个部位形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兴奋中心，外界刺激所诱发的情绪若是在性质上与兴奋中心的情绪色彩相吻合，就很容易被兴奋中心所吸引，并与其建立起暂时神经联系。
2.情感影响着形成表象的质量。我们可以将表象的质量分为清晰性、丰富性、深刻性三个方面。表象越清晰、越丰富、越深刻，质量越高，对艺术形象创造的功用也就越大。
表象的清晰来源于对客观形象的持久注意和深入感知，而这种持久注意和深入感知的动力是与情感活动分不开的。情感及其体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成为人的活动和各种动作（以及动作完成的方法）的持久的或短时的动机，从而产生追求所提出的和所想到的目的的意向和欲望”。 [14]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一书载：李伯时（公麟）为画马达到“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的地步。这种持久的注意和深入的感知是离不开他对马的专业兴趣和艺术热爱的。从生理机制上说，这是负责形成人的目的、意图和行为程序的皮层额叶部对网状结构并通过网状结构对整个大脑皮层的兴奋水平进行调节所致。正是这种情感驱使他采取了以上行动，从而获得了马的清晰、精细的表象，在艺术创造上达到了“下笔生马”的境界。
艺术形象的创造不仅要求表象清晰，而且要求表象丰富，即在有形的表象内蕴含尽可能多的感受内容。提到荷花荷叶，一般人的脑子里只是映出一个单薄的表象轮廓，但在朱自清先生的笔下却是这样一种形象：“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头脑中的表象蕴含了何等丰富的感受内容，而这些感受内容的形成是离不开形象感知过程中的情感活动的。人的大脑皮层是由三个级区组成的，这三个级区在反映客观事物时遵循着特异性递减的规律。第一级区是感觉投射区，对各种感觉进行专门反映；第二级区则具有了一定程度综合反映的机能；第三级区特异性更低，概括综合性更强，具有使直观知觉转变为抽象模式的机能。在这三个级区中，第三级区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在感知周围世界的时候，成年人也把自己的印象组织到逻辑系统中去” [19] 。因此，如果一般地从理性与概念出发去感知客观形象，则第一、二级区内一些细微的感知觉还来不及充分感受就会被迅速地抽象淘汰而进入第三级区，这样所形成的表象只能是概念的薄弱附庸。但是如果饱含兴致去注意感知客观形象，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些细微的感知觉虽然在大脑的概念领域内反映不出来，却能够引起机体内复杂细致的情绪反应。这些反应会使大脑皮层产生一定程度的兴奋，从而又引起个体对这些感知觉的注意和重视。有意识地保持上述情绪，并通过深入感知发展这种情绪，就会丰富对客观形象的感受。因为这种情绪会像磁石一样将过去储存在记忆中的类似的感知觉信息吸引过来，从而使暂时神经联系接通，形成了联想。如由“出水很高”的荷叶，联想到“亭亭的舞女的裙”，由微风送来的“缕缕清香”，想到“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这些对应感觉的联系虽然很难用抽象的语言准确表示出来，但它们相互之间却可以通过形象与情绪沟通。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所谈的这些联想活动有可能不是在创作中产生的，作者在感知荷花时可能并没有想到“亭亭的舞女的裙”，但是与之相类似的感受和情绪却可能因荷花的感知而产生（虽然可能是朦胧的）并被储存在荷花表象的记忆中。而这正是创作时运用联想以至于想象的基础。
表象质量的第三项内容是它的深刻性。表象越深刻，它在大脑保持的时间越长，进入形象创造的机遇也就越多。表象的深刻性和持久性与情感的强度成正比。表象是感知客观形象的神经兴奋在大脑皮层上留下的痕迹，而人的神经活动是遵循着强度关系的规律的。巴甫洛夫认为，在一定限度内，条件反射的强弱是以每一种刺激到达大脑皮层的能量为转移的。感知形象过程中的情感活动越强烈（在一定限度内），皮下中枢及受其调节的内部生理变化对皮层的刺激和影响就越大，皮层相应的神经兴奋就越强，情感活动和诱其产生的感知对象在皮层上留下的兴奋痕迹也就越深，越持久。
3.情感活动对表象的变异也产生着影响。人的大脑对客观形象的反映并不是像镜子那样的机械的反映，而是要受一定的认识积累和情感色彩的影响。鸟语花香赏心悦目，会给一般人脑子里留下愉快的表象。但对诗人杜甫来说，却一度曾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形成了触目惊心和催人泪下的事物表象。原因在于作者那时正逢“安史之乱”，被困长安，目睹国破家亡之惨状，悲愤之情充溢心中，这种主观情感影响了对客观对象的感知，也影响了其脑中所成的表象。情感对知觉表象的影响是与知觉的特点和大脑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分不开的。人对客观形象的知觉以及形成表象是以对客观形象的理解为前提的，而理解则是体现了当前感知的事物形象与人所已有的知识经验的联系。而当人所已有的知识经验、认知成果中的某些部分被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内部生理变化的反应就会使这些部分所在的神经细胞高度兴奋起来。外界新进入的相对较弱的信息就会被原有的兴奋中心所吸引，在这样一种性质的联系中被理解。于是，客观形象的意义就被纳入了这部分认识系统，并被涂上了相应的情感色彩而发生表象的变异。
艺术想象是艺术创造的中心环节，是艺术家对头脑中储存的形象材料进行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象与情感的基本关系表现为想象诱发情感，情感推动想象。
同形象的感知与记忆相比，想象对情感的作用具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想象使情感鲜明集中。形象感知过程中的情感活动是由客观事物形象直接诱发的，而想象中的情感活动则是由记忆中的形象间接诱发的。当记忆表象在艺术家的头脑中浮现出来后，与之相联系的情感活动也会相应地产生出来。但是，想象并不是感知表象的简单复现，其所诱发的情感活动也不是感知过程中情感活动的简单复苏。想象是艺术家根据一定的创作目的对记忆中的形象所进行的分解综合、加工提炼。在这个过程中，皮层前额部一方面从水平的方向对皮层其他部分的神经活动进行指导（因为皮层前额部与皮层所有其余的外表部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形象渐趋典型，并通过这新的形象不断诱发和推动皮下中枢的情绪活动；另一方面又从垂直的方向对处于皮下中枢的网状结构的兴奋给予分化性的调节影响，从而使原来纷杂模糊的情感伴随着形象的运动而趋于集中和鲜明。陆机所说的“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是对这一状况的极好形容。想象的结果是新的、典型形象的形成，这一典型形象由于在表现力上远远超出感知表象，因此对情感的诱发力更强。
其次，想象使情感活动不断发展变化。想象是在感知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由于想象是一种自觉的、创造性的形象认识活动，因此形象并不会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不动，而是随着认识的深入不断发展变化，这就使得情感活动也不断伴随形象的运动而发展变化。一种情况是，想象使形象日益丰满、典型、深刻，艺术家越来越深地被自己创造的形象所感动，从而使情感活动越来越强烈。另一种情况是，当艺术家按照生活的逻辑进行想象活动时，形象自身的发展改变了艺术家的预想，从而引起了艺术家情感性质的变化。
最后，想象使情感活动的类型复杂多样。在形象感知中，艺术家产生的只是由感知对象诱发的情感活动，比较单纯。若由感知引起联想，情感就较为复杂，而在艺术想象中则情况更为复杂。分析起来，大致存在着三种情感活动。第一种是创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情感活动。艺术想象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生产，因此，同其他一切创造性劳动一样，其活动本身就可以诱发创造者的情感活动。艺术家在想象活动中获得一定进展、克服一定困难都会产生一种愉快的情感，最后的成功当然更会令其欣喜兴奋；反之，如若困难重重、进展不利甚至夭折失败，都会使其产生沮丧、失望、烦躁等消极情绪。第二种是创造对象所引起的情感活动。艺术家的创造对象并不像科学家的创造对象那样仅仅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饱含着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因此艺术家在创造的同时也就在进行着欣赏，他不断地接受着自己创造的形象的感染，不断地从形象上汲取着新的情感内容。这在其他创造活动中是少见的。第三种是艺术形象自身的情感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描写对象的艺术作品中。在创作这些作品时，艺术家的情感活动不仅有自身的，而且有角色的。正如高尔基所说：“文学家在描写吝啬汉的时候，虽然不是吝啬东西的人，也必须要把自己想象作吝啬汉；描写贪欲的时候，虽然不贪欲，也必须感到自己是个贪欲的守财奴；虽然意志薄弱，也必须带着确信来描写意志坚强的人。”
当艺术家把自己想象为吝啬汉的时候，他就会在想象的世界里使自己以一个吝啬汉的身份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关系，因而也就会体验到一种吝啬汉的情感。
艺术想象中形象作用于情感的特点就使得这个过程中的情感活动更深刻、更复杂、更活跃。那么情感活动反过来又对想象活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首先，情感在艺术想象中发挥着动力作用，它推动想象活动的进行，使其呈现出一种活跃状态。艺术想象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艺术家之所以要开动脑筋想象是因为他要用艺术的形式表明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活动的产生恰恰使这种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了。当艺术家处于情绪状态的时候，皮层前额部及皮下中枢的兴奋就会通过网状结构对皮层上神经细胞的兴奋产生积极的影响，促使这些细胞积极谋求暂时神经联系的建立，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如前面所说，皮下中枢对皮层影响的泛化性比较强，涉及的区域比较广，于是较多的神经细胞被唤醒了；皮层前额部影响的分化性较强，因此又在这些被唤醒的神经细胞中形成了一个体现创作目的和要求的兴奋中心。这兴奋中心按照皮层前额部所赋予的一定的逻辑程序积极尝试着与其他神经细胞建立联系，于是想象就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范围内积极而又有目的地活动着，呈现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活跃状态。在艺术创造中情感对想象活动的这种推动作用并不是一时的，而是贯穿于创作的始终，并且在深度上不断加强。这是由于艺术家不断从想象形象的发展中吸取新的情感力量，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想象活动向前发展。
其次，情感在艺术想象中发挥着组织作用。艺术想象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艺术家按照一定的目的和创作法则将头脑中琐碎繁杂的表象进行分解综合，组织成一个新形象。在新形象形成的过程中，情感活动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当某种客观事物触发了艺术家的情感活动并使之产生了创作欲望后，这饱含着他的意愿和态度的情感就会由于皮下中枢的活动而在其皮层上与该事物的表象一起形成一个兴奋中心。这兴奋中心在创作欲望的推动下向四周扩散，唤醒了储存在记忆中的有关的或类似的情感，也唤醒了作为情感载体的相应表象。于是在表象与表象之间建立起了暂时神经联系。随着想象活动的进行，皮层兴奋中心，也按照艺术家的创作目的不断运动变化，神经兴奋不断按照从集中到扩散、从扩散到集中的规律活动着，大量的表象也就不断地被分解综合，直至形成一个新的表象。在这个过程中，情感活动像分化剂一样将有关的表象从旧的系统中分离出来，又像凝固剂一样将其凝成一个新的表象。需要指出的是，新表象的形成自然离不开理性思维的指导，因为杂芜的表象总是要按照一定的创作目的和逻辑程序被组织在一起而不能随便拼凑。但是艺术想象中的理性思维却不像有些创造想象活动中那样（如科学研究、建筑规划等的想象）直接对新表象进行组织，而常常要借助情感活动来发挥作用；它在意识表层一般并不表现为明晰的概念运动，而是一种浑然的、为情感活动所包蕴的意向。从生理机制上来分析，在有些创造想象活动中，具有形成目的意愿和行为程序机能的皮层前额部对心理活动的调节，往往表现为抑制皮下中枢的兴奋，而主要在水平方向上直接对大脑皮层其他地区的神经活动进行指导；在艺术想象中，皮层前额部则主要是通过对皮下中枢及其网状结构的情绪性兴奋的影响和控制来间接地对皮层其他地区的神经活动进行指导，水平方面的作用不如有些想象活动中明显。
最后，情感活动对艺术想象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其活动形态的调节上。任何想象活动都是在理性思维与情感活动相互配合的作用下进行的，它既要受到理性思维的指导，又要受到情感活动的影响。但是，在对想象活动的调节上，理性思维与情感活动的结合会由于对象和目的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从而使想象活动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前所述，大脑皮层特别是其前额部既能够诱发又能够抑制皮下中枢的情绪性活动。但是由于皮下中枢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与有机体自然生存需要紧密相连的中枢，因此具有较大的力量，其兴奋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皮层的控制。一般来讲，当皮层有效地控制着皮下中枢的冲动、使网状结构的激活稳定地保持在一定的程度内，想象主要接受理性思维的调节，呈现为理智性和逻辑性较强的形态，如科学中的想象等。当皮下中枢的兴奋过于强烈（如人受到巨大的打击而处于激情或应激状态），因而在较大程度上突破皮层的控制时，人就会感到被一种强烈的情绪所控制，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就会由于过度的刺激而发生超限抑制，不仅想象会出现混乱与阻塞，人的一般意识活动也不能正常进行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当皮下中枢的兴奋虽然大为加强，但皮层并没有失去对它的控制，此时的想象活动就在皮层与皮下中枢的相互作用下接受理性思维与情感活动两方面的调节，理寓于内，情动于外，呈现为情绪性较强而又没有失去理性思维控制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情感活动给想象以动力，使其处于一种活跃状态，理性思维则控制着想象的方向，将其纳入一定的逻辑系统之中。艺术想象就是如此。在艺术想象的进行中，由于理性思维与情感活动的结合方式不同，想象也会表现为不同形态。当理性思维占主导地位时，想象就较多呈现为“现实主义”形态，往往因果明确，顺理成章，生活逻辑性较强。足见作者在艺术想象时，理性思维较为稳固地把握了情感活动的方向。反之，当情感活动占主导地位时，想象就较多呈现为“浪漫主义”形态，往往不完全符合实际生活的逻辑。这是由于作者在艺术想象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活动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理性逻辑系统的寻常轨道，但也没有脱离理性思维的控制，只是情感的调节性影响更突出而已。当然，在文艺创作中采用什么创作方法，可以决定于多种原因，这里只是说思维与情感的结合形态也可能成为原因之一。
以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情感对艺术想象的动力作用、组织作用、调节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想象的实际心理过程中，这些作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作为情感活动的整体来施加影响的。
艺术创造中情感与形象的关系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旨在说明，艺术创造中形象与情感的关系实际上是一般实践创造活动中认识与情感关系在艺术实践创造活动中的体现。它不能脱离情感源于认识而又反作用于认识这一一般心理学原理，同时又因其形象认识的特点而表现为情感与形象感知、记忆和想象活动的丰富复杂的辩证关系。
（本篇与金开诚教授合作，刊于《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