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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礼记·学记》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意思就是，不懂得运用比喻，就等于不懂诗。至于《毛诗序》将“比”标为“六义”之一，更说明了比之于诗的重要。清人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说：“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进一步强调诗不可直言，而应通过比喻来曲折地表达情意。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为什么如此重视使用比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喻对于引导欣赏者对诗歌艺术形象获得鲜明深刻的感受与理解具有很大的作用。
比喻产生于比较。比较是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就诗歌创作来说，任何一个诗人都希望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给欣赏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因此就往往要充分利用通过比较所获得的认识成果。所谓比较，就是在思想中确定事物的同异和关系。人不可能孤立地认识某一事物，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人总是自然地将该事物与它事物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对事物准确清楚的感受和理解。比较有一个特点，即总是依据一定的方向或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来进行的，也就是说通过把握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而达到对事物的深刻准确的认识。诗歌中的比喻，正是创作者为了突出形象的某方面的特征而采用的一种比较方式，其目的在于引导欣赏者通过比较把握形象的特征，从而获得深刻的印象。《诗经·硕人》中有一段表现庄姜美貌的诗：“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段诗前五句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展示了庄姜的手、皮肤、脖子、牙齿、额头、眉毛等形象的美，给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这种清晰而深刻的印象是通过比较把握了事物特征而获得的。诗人通过一个“如”字引导欣赏者确定了庄姜之手与柔荑（茅的嫩芽）在某方面的相似关系，这样欣赏者就会从这种关系出发在自己的头脑中将“手”与“柔荑”的表象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二者的相同点得到了认知，“手”获得了“柔荑”纤细白嫩的形象特征；二者在外部形象与内部性质上的不同点也得到了肯定，以此为背景就使得纤细白嫩的形象特征更为突出。同样，庄姜的皮肤、脖子、牙齿、额头和眉毛的形象特征也分别是在相似关系的引导下通过与凝脂、蝤蛴、瓠犀、螓和蛾的比较中被突出出来的。如果采用直陈其事的方法，例如只说“其手纤细白嫩，其肤洁白细腻……”虽然也能使人产生一定的形象感，但究竟是怎样的“纤细白嫩”“洁白细腻”？读者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印象，而不像比喻那样明确清晰。
比喻是创作者引导欣赏者进行比较从而对艺术形象取得明确认识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比较的唯一方式。一切在某方面具有可比关系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事物都能进行比较，只是由于创作者的目的不同，对比较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不同，比较的方式也就不同。“万绿丛中红一点”也是一种比较，即红与绿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诗人所要突出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因此比较对象之间主要是一种对立关系，这叫作对比手法。比喻这种方式所要突出的则是二者之间的同一，因此比较对象之间主要是一种相似关系。例如“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所要突出的就是枫叶与二月花在“红”这一点上的相似，至于其他方面则必须要有差异。“霜叶”与“花”的差异在于它们的类别和形态不同，如果说“霜叶红于枫叶”就不能形成比喻关系，因为二者本是同一类事物。因此，比喻是一种强调事物之间相似关系的比较，它要求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在某一点上极其相似，而在整体上极不相似。对于比喻的这一特点，中国古代的诗人和诗论家们是早有认识，深有体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所谓“切至为贵”，就是强调本体与喻体在某一点上应该极其相似，越像越好。至于整体上极不相似这一点，则在理论上虽少阐述，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多有极为显著的表现。试看“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分别写了何等不同的事物，然而它们之间却各有极为相似的一点，这一点由于比者与被比物在整体上的不同而得到了强化的表现。
比喻要求喻体和本体在一点上极其相似而在整体上极不相似，这是有心理学根据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大脑的神经活动来实现的。大脑的神经活动遵循着“泛化”与“分化”的规律。所谓“泛化”，就是大脑神经兴奋的扩散，就是对事物相同、相似、相通方面的反射；所谓“分化”，就是大脑神经兴奋的集中，就是对事物不同和差别方面的反射。喻体与本体在某一方面越相似，越有利于大脑神经兴奋“泛化”的精确，因而对所要表现的事物之间的相似特征的把握就越准确。另外，喻体与本体在整体上越不相似，就越有利于大脑神经兴奋“分化”的准确，因而更容易将事物的特征从整体中区分出来。这种神经活动在创作者突出事物特征和欣赏者感受事物特征的过程中都是要起作用的。白居易《暮江吟》中“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二句，以其比喻准确、形象鲜明而成为传世名句。首先，作者抓住了露水与珍珠在晶莹圆亮上极其相似这一点，在二者之间建立了比喻关系。这样，“露”在欣赏者头脑中所引起的神经兴奋的“泛化”过程就不是无目的的扩散（如水、雨、霜等事物也与“露”有相通或相似的方面），而只对露与珍珠之间的相似点进行反映，从而使露水“晶莹圆亮”的特征通过珍珠形象的协同作用而得到强化。其次，由于“露”与“珍珠”在整体上“极不相似”，因而又促进了神经兴奋的“分化”过程，使“晶莹圆亮”的形象特征在整体差别的背景中显著突出出来。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优秀的比喻因其“在一点上极其相似，而在整体上极不相似”，所以有利于神经兴奋活动过程中的准确“泛化”与“分化”，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事物特征，获得清晰的印象。
比喻产生作用，是因为它有利于神经活动过程中的准确“泛化”与“分化”，现在还要进一步追问：比喻在诗人的头脑中是怎样形成的呢？两个极不相同的事物是怎样在诗人的头脑中建立起联系的呢？这就涉及形成比喻的心理机制。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里所谓联类，从心理活动上看，就是联想。比喻正是通过相似联想、通过本体与喻体在诗人的大脑皮层上建立“暂时神经联系”而形成的。那么在整体上极不相同的本体和喻体，作为诗人头脑中储存的客观事物的信息，又是怎样建立起“暂时神经联系”的呢？这就要通过它们极其相似的那一部分特征所共有的心理反映模式。这种反映模式是本体与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心理中介：从生理机制上说，它们是一些对本体和喻体都进行反射的神经细胞；从心理机制上说，它们是一些对本体和喻体都作了反映的信息单位。在不同的相似联想中，可能形成种种不同的、而为本体和喻体所共有的反映模式，它们都是经过各种不同的概括（具象概括、抽象概括、情感概括等）而形成的心理存在。苏东坡诗“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二句是两个生动的比喻，现在只说后一句，“初日”与“铜钲”这两个形象之所以会在诗人的头脑中建立起联系，乃是通过一种概括性的反映模式。诗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朝阳、落日、铜镜、红盘、铜钲等事物的多次反映，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种高于这些具体表象之上的概括性表象。这种表象并不具有这些事物的个别形象特征，而具有它们的共同形象特征：又大、又圆、又红。它像一个骨架，联系着铜镜、红盘、铜钲、朝阳、落日等具体事物的表象，是它们所共有的心理反映模式。当大脑对这些事物作反映时，无论在具体的反映模式上有何种不同，都会引起这种共有的概括的反映模式的兴奋。当“树头初日”反映到诗人的大脑皮层，诗人感受到它又大、又圆、又红的特征后，就引起了这种共有的反映模式的兴奋，并通过神经兴奋的扩散相继唤醒与之联系的一系列事物表象。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有可能首先就想到铜钲这个喻体，也可能先后想起几个喻体，经过比较才决定选取铜钲。这就是相似联想的过程，比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在比喻形成的心理过程中，相似联想有时是与想象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当本体找不到恰当的喻体，或者喻体不能充分反映出本体某一方面的特征时，想象就要发挥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就要根据所要表现的事物特征，对记忆中储存的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加工改造，创造出一个最能反映本体特征的新表象作为喻体。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一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对于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壮美气势，诗人在头脑中找不到能与之比美的现成的事物表象，于是就将有关的表象加工改造，创造了“银河落九天”这一新表象，与飞流直下的庐山瀑布结成了比喻关系。
在形成比喻的相似联想中，情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体与喻体之间比喻关系的建立不仅要受所表现的本体的特征（也即本体与喻体极其相似的那一点）的制约，也要受本体所引起的诗人的情感活动的制约。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心理活动的倾向。因此，在比喻形成的心理过程中，情感对喻体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所要突出的无疑是本体在色彩和形状上的特征，但是在选择“千树万树梨花开”作为喻体的时候，起作用的却不只是色彩和形状上的特征，而是包括诗人主观情感的因素。如果把被冰雪覆盖的树貌，比作缀满洁白的纸花，在色彩和形状的特征上与本体也很相似，但这样的形象所蕴含的是一种悲痛的感情。而诗人面对胡天飞雪所形成的银装素裹的形象所产生的是一种惊奇喜悦的情感，因此就选择了与本体既在形象特征上相似、又在情感色彩上一致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比喻手法不仅被广泛运用，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面貌。为了深入认识这些比喻的心理特点，拟对它们的心理类型（即从创作心理机制上对比喻所作的分类）再做一点探索和分析。
依据什么来划分比喻的心理类型呢？看来依据诗人所要表现的本体与喻体相似点的心理形态来划分比较合适。因为比喻的心理机制主要是相似联想，相似联想与其他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关系联想等）及其他心理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两个各不相同的事物在诗人的大脑皮层上是通过它们的相似点建立起暂时神经联系的，这些相似点在比喻形成的过程中分别表现为表象、概念和情感的心理形态。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莬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刘勰在这里从取类（指其相似之处）的心理形式上将比喻分为四种类型。“喻于声”与“方于貌”，虽然感觉形式不同，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事物外部形象上的相似，其相似点都是以表象形式存在于诗人的脑中，因此可以并为一类。“拟于心”所指的是不同事物所给予人的情绪感受上的相似，其相似点是以情感活动的方式存在于诗人的心中的。“譬于事”乃是“以物比理”，它所指的是事物内部逻辑上的相似，其相似点是以概念形式存在于人的心理中的。据此，我们可以将比喻分为表象、概念、情感三种心理类型。
（1）表象型比喻，所要表现的是本体与喻体外部形象上的相似，其心理中介是一种通过对事物外部形象的具象概括所获得的、以表象形式存在的心理模式。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二句，所反映的就是大弦之音与急雨之声、小弦之音与私语之声在听觉形象上的相似。这一比喻的形成，是大弦与急雨的听觉表象、小弦与私语的听觉表象分别通过一种在音质、音色、音量等方面反映二者共有的外部特征的概括心理模式建立起神经联系的结果。欣赏者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听到琵琶声，却可以通过头脑中储存的急雨、私语声音表象的复现而引起这种共有的心理模式的兴奋，从而把握琵琶声的概括性特征。再将此与头脑中储存的琵琶的声音表象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可能产生如闻其声之感。至于像“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及前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则很明显是通过视觉表象的相似联想来反映视觉形象上的相似关系的比喻，在此就不赘述了。以上两种表象型比喻所反映的都是同一感觉对象间的相似关系。还有一种表象型的比喻，所反映的是不同感觉对象间的相似关系。例如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一诗中将胡笳之音比作“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所反映的就是听觉对象与视觉对象间的相似关系。这就是所谓“通感”，即人的某一种感觉有时可以引起另一种感觉的表象联想。两种不同类型的感觉对象却可以引起共通的感受。这是由于人具有高度的“分化”“泛化”和“分析”“综合”的能力，因此能在不同的感觉对象中形成一种概括性更高的共有的心理反映模式。这种反映模式虽然概括性较高，但由于它所反映的仍是事物的外部形态和结构，因此仍属于表象概括型的心理反映模式。它就是联结两个不同感觉类型表象的心理中介。通感型比喻在古代诗歌中是不乏其例的。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二句，就是将渐低渐弱、断断续续的琵琶音响的听觉感受，比作渐冷渐缓、涩滞难行的流泉给人造成的触觉感受。再如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十二门前融冷光”，是将听李凭箜篌所获得的柔和明丽的听觉感受，比作能够融化寒冷的暖气流给予人的温暖舒适的肤觉感受；又如韩愈《听颖师弹琴》中的“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则是将轻柔悠扬的琴声感受比作随风飘荡的浮云、柳絮所给予人的视觉感受。这些通感型比喻都是不同感觉类型的表象通过它们共有的心理反映模式而产生相似联想所形成的。
（2）概念型比喻，在文艺创作中虽要通过形象来表现，但是本体与喻体的相似关系却是属于内在的、逻辑性的，其心理中介是一种通过对事物内部性质的抽象概括而得出的、以概念形式存在的心理模式。曹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历来被人们传为佳句。作为比喻，伏枥之老骥与暮年之烈士在外在形象上无丝毫相似之处，相似的只是一种一生英烈、老而弥壮、渴望新的成就的内在实质和逻辑模式。这是曹操通过对自己内心的感受进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种概念性的心理模式。当然这个比喻也是在“有意想象”的配合下形成的，因为作为动物的“老骥”不可能有“志在千里”的思想，这只是作者以己推物的想象。概念型比喻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表现是很广泛的，许多借物抒怀、借古喻今的比喻皆属于此类型。例如张九龄《感遇》诗之四：“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命运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此诗以橘树岁寒犹绿比喻自己不同世俗的坚贞品德和节操，以丹橘因路阻而不能荐客比喻自己因荐路阻塞而不能被朝廷识别任用，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是一种内在的逻辑模式。有的比喻，本体并不是一种具体事物，而是一种抽象的道理，如前面引的刘勰所举贾谊《鵩赋》“祸之与福，何异纠纆”之例，就是以纠纆相联的关系来说明祸福相依的道理。还有的比喻，本体干脆不出现，而直接以喻体来代替本体，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即比喻一种忠诚不渝、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些比喻的相似点的心理形态都是概念性的，都属概念型比喻。
（3）情感型比喻，所要表现的不是事物本身外部和内部的相似关系，而是事物对人情感作用上的相似关系。客观事物作用于人，人会由于它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自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在机体内产生种种生理的反应和变化（心跳、血压、内分泌等各种变化）。这种反应和变化以神经冲动的方式反馈到大脑皮层而被人觉知，于是人就体验到一种情感。所以说，情感活动也是一种信号活动。人体内部情绪性生理变化在大脑皮层上各种各样的反映，通过皮层的分析综合活动，可以概括为不同的模式和类型，如愉快、忧伤、愤怒、恐怖等等。因此，外部形态和内部实质都不相同的各类事物，由于对个体的意义相似，就可以引起类似的情绪反映，两个事物就可能以某种情绪反映的心理模式为中介而形成相似联想，从而形成情感型比喻。韩愈《听颖师弹琴》一诗中“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一节，前二句将轻柔细碎的琴声比作恩怨尔汝的呢呢语声，主要反映的是听觉形象上的相似，是一种表象型比喻。后二句将轩昂雄壮的琴声比作勇士赴战场杀敌的场面，无论是外部形象还是内部逻辑，二者的关系都是不相似的。但它们使人产生的情绪感受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它们都使人感受到一种激昂向上的情绪。当诗人听到这种轩昂雄壮的琴声时，其机体内的情绪性生理变化在大脑皮层上的反映就会引起某种具有激昂向上性质的情绪反映模式的兴奋，这种情绪反映模式的兴奋会唤起与之相联系的许多事物（这些事物都可能引起这一情绪反映模式的兴奋），于是诗人就选择“勇士赴敌场”这一事物作为喻体而与轩昂的琴声建立了比喻关系。反之，欣赏者则是通过“勇士赴敌场”所唤起的情绪感受去体验琴声的。
情感型比喻的本体与喻体，无论在外部形态还是内部实质上既可以都不相似，也可以都相似。构成情感型比喻的关键在于作者通过比喻所要表现的主旨是什么。只要作者所表现的主旨是本体和喻体对主体情绪感受作用上的相似，那么即使本体与喻体在外部形态或内部实质的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个比喻也仍然应该划为情感型比喻。
以诗人所要表现的本体与喻体相似点的心理形态为依据，我们将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比喻分为以上三种类型。但是，由于人的大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具体的反映过程常常需要多种心理功能在多种水平上的协同活动来完成，因此，在一个比喻形成的实际心理过程中，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有时并不表现为单一的心理形态，其心理类型也常常并不像以上所分析的那样纯粹。“日出江花红胜火”一句，江花与火固然在色彩上相似，在情绪上不也同样给人以热烈之感吗？但是，在这些不同心理形态的相似点中，总有一种是诗人所要表现的主要方面。比喻的心理类型正是由它决定的。例如前一个例子主要反映的是红花与火在色彩上的相似，因此属表象型比喻。
古今中外的诗歌都广泛地使用比喻，其心理内容也是相同的。由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比喻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且有理论的总结，所以本文专以此为对象，对其心理意义、心理机制、心理类型试作分析，以期有助于认识和继承这一重要的创作经验。
（本篇与金开诚教授合作，刊于《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