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与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作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存在的中介，对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心理影响文艺创作的基本倾向和内容。文艺创作者不是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之中。一定社会群体（阶级的、阶层的、民族的等）的需要、情绪、意向、信仰、道德风尚、生活情趣等心理现象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自觉地铸造着他的心理个性。因此，在他的个性心理中不可避免地溶解着一定的社会心理，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显意识层次，而且表现在他的潜意识层次，因为社会心理常常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对个体发生作用的。另一方面，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是以作用于一定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为直接目的的，因此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心理需要的制约。正如丹纳所说：“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着他改弦易辙。” 因此文艺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社会心理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古希腊人所处的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和他们的军事需要使他们产生了裸体进行体育锻炼的风俗，“这种特有的风气产生了特殊的观念。在他们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和作用下，古希腊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完美的裸体塑像；而这对于其他民族，例如以“男女授受不亲”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中国古代社会，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

社会心理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那些持久、稳定的心理因素上，而且表现在那些活跃、变化的情感、情绪、意向等心理因素上。例如小说《新星》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在社会上曾引起强烈反响，群众争相购买，颇有“洛阳纸贵”之势。《文艺报》记者为此曾采访了二十名从16岁到60岁不等的读者，他们认为这本书触及了“权”与“法”的关系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把人们感觉到的一些东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因此引起社会的共鸣。这里所说的“人们感觉到的”一些东西，实际就是阻碍改革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正之风等不良现象。人们“感觉到了”这些，并自发形成了一些要求改变这种现象的不定型、不系统的情绪、愿望和要求。小说的作者正是感受到了这些社会心理并以艺术的形式加工表现了出来，从而与这种社会心理产生了共鸣。因此，这一现象正是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社会心理对文艺创作的决定作用。

第二，社会心理制约文艺创作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每个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每个时代的艺术也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这固然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表现出来的，却是受一定的社会心理所制约的。一定的社会心理（道德风尚、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精神特色等等）引导和制约艺术家以特殊的方式和风格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例如中国的五言诗形式最早产生于民间，早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孺子歌》那样的形式，更晚又出现秦始皇时的《长城歌》的形式。汉武帝以后，这种形式的诗歌大量被采入乐府，吸引了文人的注意，他们大量模仿创作，从而最后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由此可见，正是群众审美心理引导着艺术家进行创作，从而形成新的艺术形式。而一个艺术形式一旦形成，艺术家就必须遵循这一形式的规则去进行创作。表面看来这好像是艺术创作受制于艺术形式，而实际上却是受制于某种社会审美心理。因为接受对象已经对这种艺术的形式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不这样创作就不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批准。例如我国戏曲的程式化表演，演员手摇马鞭即是代表策马而行，四个龙套即可代表千军万马，欣赏者在心理上完全可以接受。而如果哪位演员将真马牵上舞台，或将四个龙套改成六个，这恐怕就难以被人接受了。以上说的是社会心理对艺术形式的制约，下面再看对创作风格的制约。鲁迅曾经指出，从汉末魏初曹氏父子的“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到晋代阮、嵇的狂放、高逸，再到晋末“田园诗人”的平和、白然，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封建文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再看以李白、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豪迈奔放的盛唐之音，不正是对当时强盛的大唐帝国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社会心理的写照吗？反之，以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李煜等人为代表的充满感伤情调的晚唐诗歌，不也反映了一种国运衰败、悲观失望的社会情绪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必细说。

第三，社会心理为文艺创作提供心理素材。文艺创作是以人为对象的，它要反映作为社会的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但是文艺是以形象直观的方式对此进行反映的，它所要反映的不是人们头脑中的抽象精神成果，而是活生生的、完整的人的精神活动。因此，它固然要从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即一些以抽象概念形式而存在的思想理论）汲取营养，但是却要以社会心理这种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作为直接的创作素材。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朦胧的、杂乱的心理倾向、价值观念、思想方式、情绪活动等等为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等待着创作者去感受、挖掘、研究、加工，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而又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鲁迅笔下的阿Q正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形象，他那“精神胜利”的思想方式、盲目自大而又愚昧可笑的心理特征，不正是当时某些国人灵魂的写照吗？鲁迅对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揭示得那样深刻，描绘得那样逼真，以至许多不同身份的人以为写的自己。可见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为鲁迅提供了创作素材，鲁迅也正是通过对这些社会心理的直接感受与研究，而不是通过对某些思想理论的图解创造出这一典型的。

第四，文艺创作社会功能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心理的整体效应。任何社会意识形态要作用于社会存在以实现其社会功能都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因为它们不可能直接改变、破坏或创造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但是对于某些抽象形态的思想理论来说，它们所依赖的主要是社会心理理性层次的效应，它们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会心理的理性部分而使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例如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理性认识而使其诉诸行动的，对于人们在感性心理中可能存在的种种不适应、不习惯、不稳定的情况则作用不大。但是文艺创作则不然，它是通过影响人的整个心灵来达到最后影响人的行为，因此它有赖于包括意识和潜意识、理性与感性、理智和情感等多层次水平在内的社会心理的整体效应。因此，从社会效应的角度看，社会心理之于文艺比其他意识形态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心理对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文艺创作者应该对社会心理给予充分的重视。

首先，要敏锐地感受社会心理。由于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自发的、直接的反映，因此具有敏感的特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细微变化，都会迅速地在社会心理中得到反映。因此，可以说社会心理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文艺工作者认识社会生活的钥匙。社会心理常常是依附于一定人和事表现的，同明确系统的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相比，它具有不定型、不明确、不稳定、不系统的特点，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能够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心理的脉搏。交通拥挤、乘车困难曾经是北京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乘客有意见，司售人员有情绪。对于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一般人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作家刘心武却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中的一种社会心理，即改革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一种复杂微妙的波动，一种心理的不适应与不平衡。于是他据此写出了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和广大司售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司售人员感到小说把潜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己也说不太清楚的那种情绪、意向和心理活动准确而又细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促进了乘客与司售人员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相互体谅。然而，要想如此准确细致地把握住一定的社会心理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定的社会心理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文艺家只有深入其中，进行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才能真有所得。刘心武为此曾经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早到晚乘坐公共汽车观察体会，同各种各样的乘客和司售人员交谈了解，深入司售人员的工作场所和家庭体验感受，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敏锐准确地把握住一定的社会心理，离不开对一定社会生活的深入体验。

其次，要能动地反映社会心理。文艺作品中的心理内容，实际上是一定社会心理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不论创作者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反映实际是通过创作过程实现的。创作过程实际是社会心理向创作者个体心理的转化，是社会心理由纷杂朴素形态向典型概括形态的转化。通过这种转化，社会心理以创作者个体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上升为文学艺术型的社会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反映和转化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的，事实上这是创作者个体心理与一定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客体的社会心理影响着主体，而主体也会以自己固有的心理改造着客体。因此，反映在作品中的某种社会心理，可能与创作者个体心理一致，也可能与其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例如电影《血总是热的》中所反映的不甘现状、要求改革的心理，就体现了创作者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一致。但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反映的“精神胜利”的社会心理，就与创作者的心理不一致，作者对这种心理是取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但是《血总是热的》中所反映的要求改革的心理也不是对一定社会心理的照抄，而是经过创作者个性心理过滤的、熔铸着他独特的理解和感情的社会心理；鲁迅对“精神胜利”心理的否定，也不是超社会的个性心理的体现，而是同样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创作者既不能以主观意志代替社会心理，也不能被动地反映社会心理，而应该从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有机统一中正确地反映社会心理。

再次，要艺术地加工社会心理。任何意识形态都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制作而形成的，但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性质不同，其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方式也就不同。文艺创作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社会心理的，因此要对社会心理进行艺术的加工。所谓艺术的加工，主要是对社会心理采取具象概括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抽象概括的方式。也就是说创作者没有用理性思维的方式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将社会心理提炼成若干概念，而是要从心理行为的联系出发，从众多的个别行为中概括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同时形成最能表现这种心理的行为方式和形象系统，并且这是与创作者自身的心理体验相联系的。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具有形象直觉能力和心理同感能力。巴尔扎克说：“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带郊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性格……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能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巴尔扎克《法齐诺·加奈》）他又说：“当我观察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使自己处于他的地位，过着他的生活……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溶而为一了。”如果说前者指的是作家的形象直觉能力，后者则解释了作家的心理同感能力，即设身处地地进入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形象直觉能力使文艺创作者能够通过千百次“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的观察从行为与心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上对一定的社会心理做出整体性的概括，而心理同感能力则使文艺创作者能够从环境与心理的关系出发以自己的心灵去切实地体验一定的社会心理，这样就使文艺创作中所反映的社会心理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又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心理。

最后，要积极地影响社会心理。文艺创作不仅要反映社会心理，而且要反作用于社会心理。文艺的社会职能正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实现的。要影响社会心理，首先要适应社会心理。文艺创作只有适应一定社会心理的意志、要求和审美需要，才能为其所接受，也才能对其产生影响。但是这种适应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所谓积极的适应，就是说文艺创作不仅要服从社会心理，而且要引导社会心理。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审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文艺创作的正确引导可以给社会心理以健康的发展方向，也可以提高社会的欣赏水平。当然，这种引导只有在尊重社会心理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刊于《火花》1994年第8期） l4xKs2nMnl5hw+uSdnd7AAjI/S11/DtJFGAaTqdvzy8ZUxA8JagPJX03XX0t3N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