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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文艺创作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艺术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创造性的。换句话说，文艺创作不仅要受客体因素的制约，而且要受主体心理的影响。在主体心理的影响中，定势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
定势是一种由一定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它影响或决定着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或形成。它使人们按照一种固定了的倾向去反映现实，从而表现出心理活动的趋向性和专注性。苏联心理学家乌兹纳捷为证明这种现象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被试者催眠后，将两个体积不等的球多次重复地放入他的手中。解除催眠后，再将两个相等的球放到他手中，并要他比较。结果是，不同的被试者都将球估计为不相等的。这个实验说明，由于被试者多次接受两个不等的球的刺激，因此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反映模式，并作为一种心理准备，对以后的反映活动产生着影响。因此，他后来固然接受的是两个相等的球的刺激，但这种心理准备却对后来的刺激做了修正，于是被试者仍认为两个球是不相等的。定势效应常常是不自觉的，“对人来说它们在许多场合不知不觉地决定着人的整个生活态度” [17] 。
定势效应在文艺创作中有着很多表现。例如文艺创作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下形象在创作者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甚至会违反创作者的意志。现在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定势却可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俄国画家列宾有一次为他的一个泼辣蛮横的女邻居画像。他诚心诚意地想把她画成一位心肠很好的、容颜端庄的妇女，因此一边作画一边对这个女人说：“你多么诚挚，多么善良，我可得把你画成天使。”对方当然也在努力配合。然而他笔下的女人却显然是一副眼露凶光的小市民形象。列宾手中的画笔为什么会违反他的意志呢？我想恐怕是由于他平时已经不自觉地对这个女邻居形成了蛮横泼辣的反映定势。因此，固然他在理智上想把这个女人画得善良一些，头脑中的定势却使他不知不觉地画成了后来的样子。
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等人认为：“知觉定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早先的经验和像需要、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念这样一些重要的个人因素。简言之，我们倾向于看见我们以前看过的东西，以及看见最适合于我们当前对于世界所全神贯注的和定向的东西。”（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这是就知觉定势而言，实际上思维定势和运动定势也是如此。
早先的经验所形成的定势对创作的影响是很突出的。雨果青少年在贵族学校读书时，曾看到过一个外号叫“小骆驼”的工友。这是一个相貌和打扮都很古怪的驼背人：红脸，头发绺像一条条绳子披下来，红毛衣，蓝绒裤，黄袜，俄国样式的皮鞋。这个人心地善良，工作勤苦。他的外在丑和内在美的鲜明结合给雨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乃至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一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我们从《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和《国王寻乐》中的武列布莱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个驼背人的影子。这正是一种定势效应。由需要、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念等个人因素形成的定势对创作的影响也很普遍。面对公园内千姿百态的花卉，画菊者只专注菊花，画牡丹者只欣赏牡丹，不同专业需要所形成的定势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知觉趋向。而面对一株松树，植物学家可能想到它的针叶形态对光合作用的意义，艺术家却可能想到它那不畏严寒傲然挺立的品格，这则是他们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科学的和审美的）的定势决定了他们在同一对象上知觉到不同的内容。至于情绪定势对创作活动的影响，那就更为突出。例如，鸟语花香，赏心悦目，会使一般人获得愉快的感受，然而在诗人杜甫的眼中却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成了催人泪下和惊心动愁的事物。原因在于，诗人是以“感时”和“恨别”的心理准备去对这些事物进行反映的。诗人当时正逢“安史之乱”，被困长安，目睹国破家亡之惨状，悲愤之情充溢胸中。这种深切强烈的情感形成一种定势，给对象涂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
定势对创作过程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某个环节，而是表现在知觉、思维和运动（即形象的感知、创造和外化）的各个阶段。“运动定势是准备作特殊动作；心理定势是准备进行特殊的思维过程；知觉定势是对刺激作特殊组织的准备”（《心理学纲要》）。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说的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受看作一种知觉定势，那么法国古典戏剧家在创作时习惯以“三一律”的模式去进行构思，则是一种思维定势。至于运动定势，主要表现在创作的外化阶段。例如当一个画家对某种画法形成定势以后，无论作什么画，画笔的运动都会表现出自己固有的特点。
定势作为对客观事物进行反映的心理准备，常使反映活动具有主观性、稳定性、不自觉性等特点。这对于文艺创作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定势有助于艺术家获得独特的直觉感受。艺术感知与其他感知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意化和个性化特点。一方面客观对象的信息作用于艺术家，另一方面艺术家的经验和需要、情感、意愿等个人因素也反作用于对象，从而获得熔铸着主观情意和个性印迹的独特的知觉印象。对于真正的艺术感受来说，这种主观因素注入不是有意做作，而是一种自然地投射。在这个过程中，定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外界事物的信息触动了艺术家的心理世界后，先此存在的有关定势立即对其进行整体反应，从而使艺术家获得一种直觉感受。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从一丛被碾轧但尚未死去的鞑靼花中自觉地感受到顽强不屈的生命力量，并由此引发了小说《哈泽·穆拉特》的创作冲动。原来托尔斯泰青年时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在高加索服过役，在那里，他听到了不少关于哈泽·穆拉特的传说，了解了不少当地人民顽强斗争的事迹。这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对于顽强不屈精神的崇敬感情，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定势。这种定势在他40年后知觉到某种异质同构的情境时（鞑靼花经挫折后还要顽强生长与人经受打击后还要顽强抗争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发生作用，使他直接将早年的经验和情感注入知觉对象，从而跨越了理性思考而一下获得了某种直觉感受。
第二，定势有助于形成敏捷的专业反映能力。每一门艺术都有其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方式，这就要求艺术家具有一定的专业反映能力，能够按照一定的艺术方式去对一般的客观事物进行特殊的感知、思维和表现。这种反映不应是机械生硬的，而应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要通过艺术实践形成一种对一般事物进行特殊专业反映的定势。达·芬奇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你凝视一堵污渍斑斑或嵌着各种石子的墙，而正想构思一幅风景画，那么你会从墙上发现类似一些互不相同的风景画面，其中点缀着山、河、石、树、平原、广川，以及一群丘陵。”
污渍斑斑的墙就是污渍斑斑的墙，然而画家却能从中“看”到如此丰富的绘画内容，显然他是以绘画的眼光去感知的。这种专业眼光如果成为一种定势，达到不自觉乃至自动化的程度，就能自然而敏捷地对那些看似无关的普通事物形成专业反映，这无疑会大大有益于创作。
第三，定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创作心态。所谓良好的创作心态，就是创作时的一种随心所欲、充分自由的心理状态。许多创作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处于良好的创作心态时，心中文思泉涌，笔下飞龙走蛇。作者常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要表现什么，怎样表现，这一切都出色地在作品中展现了出来。如何形成这种创作心态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创作心理定势。文艺创作并不是像盖房子那样对生活素材进行即时的谋划和堆砌，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积累和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自觉不自觉地逐渐形成一种由经验、需要、情感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创作定势。一旦外界有关刺激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定势就会发生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信笔为之、轻松自如的创作心态。据郭沫若说，他写历史剧时“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创作《筑》只用了13天，《屈原》只用了7天。然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早就曾使他心动，至于《屈原》，则是他25年前试作《湘累》的发展。因此，他的良好的创作心态，实际是以长期的心理准备为基础的。
第四，定势有助于艺术风格的形成。风格是艺术家在作品中自然表现出的稳定而独特的创作风貌。风格往往能够体现一个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趣、思想倾向、思维方式、表现手法乃至气质、性格、能力、修养等众多的个性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一部作品体现了以上所说的诸因素就可以说这位艺术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只有这些因素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到稳定持久的表现才可以这样说。因此，风格的形成有赖于一个艺术家的个性诸因素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模态，即形成一种定势。这种定势是艺术家创作时的一种不自觉的心理准备，它以潜在的心理形式规范和制约着艺术家的创作，在其作品上留下印迹，而不论其具体的创作内容是什么。
同世间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定势对文艺创作不仅有着积极意义，也有着消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定势在一定情况下影响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正确把握。文艺创作作为对客观世界的艺术把握，是客观与主观、真与善在审美层次上的辩证统一。它不要求与客观事物在外部现象上一模一样，却要求符合客观事物的内质。这就决定了定势这种对客观事物发生影响的主观倾向，既可能对创作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当艺术家的心理被某种不符合客观事物内质的定势所统治时，就可能不自觉地对对象做出不正确的反映。例如由于托尔斯泰头脑中对妇女和家庭问题存在着不正确的定势，安娜在他笔下最初是个否定的形象。而只有当他克服了那种固有定势，按照人物的内在逻辑进行创作时，安娜才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肯定形象。这种情况说明，艺术家在创作中一方面要发挥与客观事物内质相一致的定势效应，以获得独特的感受与理解；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与客观事物内质不相一致的定势效应，以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把握。
第二，定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艺术家的创新。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然而，在实际的创作中，创新常常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定势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一个艺术家对某一对象进行反映时，以往关于这一对象的经验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反映活动发生作用，使之囿于已有的惰性模式而不能有所创新。一个文艺创作者要在创作中表现出某种新颖独特的认识，就要善于克服头脑中的习惯定势，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式认识对象。据说宋代画院曾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句诗命题考画，应考者有人画一只空船系在岸边，有人画一只鸬鹚站在船头，还有的画一只乌鸦在船篷上乱叫。唯有一人与众不同，画一舟人坐在船尾口吹横笛，任小船在水中漂游。对于这句诗中的“野渡无人”，一般人都习惯理解为没有摆渡之人，前三者正是为这种习惯认识所囿，故虽着意点缀，终无新意。而最后者突破了这种认识定势，意为“野渡无人”并非无舟人，而是无行人，并以舟人之有来强调渡河人之无，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定势影响创作思维的灵活性。灵活性是良好的思维品质之一，它可以使艺术家根据创作情境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节思维方向、变换思维视角、转变思维方式，灵活地从多侧面、多角度去想象构思，使创作思维呈现出“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活跃状态。但是定势却会使思维的灵活性受到遏制。这不仅表现在固有定势的影响上（例如前人和自身创作经验对艺术创新的影响），而且表现在新近形成定势的影响上。当艺术家循着某一方向构思时，很容易不自觉地形成一种趋向或模式，即一种对后来心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定势。它使艺术家只注意按照某一方向或某一方式在事物间建立联系，而忽视在其他方向或以其他方式在事物间建立联系，从而使思维陷入僵化而刻板的泥潭，甚至殚精竭虑而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文艺创作中并不少见，它常常使文艺创作者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改变这种思维状况的方法就是要善于把自己从思维定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文艺创作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创作者有意识苦苦思索而不得的东西却常常会在一些无关的情境（如散步、游玩）中意外地得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依笔者所见，定势的突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创作者把注意转移到其他方面去时，定势的优势兴奋也就逐渐减弱。此时，那些被定势的优势兴奋所压抑的事物联系就可能被艺术家发现，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思维成果。当然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克服思维定势的方式，从积极方面着眼，创作者应该注意自觉地转换思维的角度与方向，以保持思维的灵活性。
（刊于《百科知识》198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