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近代形成的以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学科方法研究人类及与其相关历史的科学。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的中国考古学,自19世纪末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虽然仅有百余年,但是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对照世界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现状来看,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着一些重大科学研究任务,如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中华民族的考古学认知问题等。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根据遗传学研究与非洲、欧洲和西亚等地的古人类化石与考古学资料,提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均起源于约15万—20万年前的非洲,大约10万年前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他们与古老人类属于不同物种的一种新人类。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东亚与旧大陆各地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认为这些地区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从体质人类学上观察,他们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他们使用的石器发展序列相连,其考古学文化变化前后相承,从古人类与考古学两方面都说明他们有着连续不断进化的可能性,因而提出现代人类是从当地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学术观点。前者被称为现代人类起源“一元说”,后者则被称为现代人类起源“多地说”。现在还难以说哪种学说正确,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新资料、新方法,相关学科之间还需要更多的取长补短,克服单一“学科”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上的局限性。我认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说”与“一元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考古学、古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不同学科,基于本学科的不同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不同学科,是人们为了认识、了解自然与人文及社会等客体,而将这些“客体”进行“人为”的“分割”而创设的。因此,各种各样的“学科”在认知“客体”世界时,有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在涉及现代人类起源这类“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必须进行学科的“整合”,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这样才能使人类起源的研究,更接近科学。中国学者也应该走出国门,走进非洲,与国外学者共同开展世界现代人类起源的全面、深入研究,从而深化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认识,并使国际学术界更多了解中国学者提出的现代人类起源“多地说”。
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实际上就是目前所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涉及多学科的项目开展十余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涉及一些关键性学术问题,还有待深化。首先是研究课题本身的学科界定,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国家起源”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属于“政治学”学科范畴。但是开展“国家起源”的科学研究,不是“政治学”学科所能够独立完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结合,从科学研究资料的获得,到科研技术路线的设计,以及涉及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相关理论的探索,必须置于“大科学”的视域之下。所谓“大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体”。其实国家起源的“原动力”是由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的。考古学所揭示出的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整体所使用的“工具”密切相关。因此,考古学所表述的“石器时代”与“原始社会”相对应,“青铜时代”与“奴隶社会”相对应,“铁器时代”与“封建社会”相对应,“蒸汽机时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考古学采取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利用人类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历史,更深刻、更广泛、更科学认知“自身”历史。从而使诸如“国家起源与形成”这类科学研究更为“科学化”,由国家科技部立项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探源工程”的十余年的科学实践,在这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示范。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科学研究任务。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在这一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进步,考古学有可能利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更为精密、严谨的技术路线,深入进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分子生物学在这一领域展现出了其特殊的重大学术贡献,一批与此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已经立项,相关科研成果已经相继面世。这一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作为56个民族集大成的中华民族“认知”、“认同”上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道路,由于多种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广泛应用,发现了过去不少考古研究中不能涉及或忽略的方面,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深化了科学认知,提高了科研工作效率,加大了科研的量化成分,促进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应该越来越使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这种“融汇”过程本身就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体现。
(原载于《科技导报》2014年11月8日第32卷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