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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任务

考古学是近代形成的以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学科方法研究人类及与其相关历史的科学。作为世界考古学重要组成的中国考古学,自19世纪末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虽然仅有百余年,但是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对照世界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现状来看,21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着一些重大科学研究任务,如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中华民族的考古学认知问题等。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根据遗传学研究与非洲、欧洲和西亚等地的古人类化石与考古学资料,提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均起源于约15万—20万年前的非洲,大约10万年前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他们与古老人类属于不同物种的一种新人类。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东亚与旧大陆各地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认为这些地区的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从体质人类学上观察,他们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他们使用的石器发展序列相连,其考古学文化变化前后相承,从古人类与考古学两方面都说明他们有着连续不断进化的可能性,因而提出现代人类是从当地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学术观点。前者被称为现代人类起源“一元说”,后者则被称为现代人类起源“多地说”。现在还难以说哪种学说正确,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新资料、新方法,相关学科之间还需要更多的取长补短,克服单一“学科”在现代人类起源研究上的局限性。我认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说”与“一元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考古学、古人类学与分子生物学不同学科,基于本学科的不同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不同学科,是人们为了认识、了解自然与人文及社会等客体,而将这些“客体”进行“人为”的“分割”而创设的。因此,各种各样的“学科”在认知“客体”世界时,有其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在涉及现代人类起源这类“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必须进行学科的“整合”,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这样才能使人类起源的研究,更接近科学。中国学者也应该走出国门,走进非洲,与国外学者共同开展世界现代人类起源的全面、深入研究,从而深化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认识,并使国际学术界更多了解中国学者提出的现代人类起源“多地说”。

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实际上就是目前所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涉及多学科的项目开展十余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涉及一些关键性学术问题,还有待深化。首先是研究课题本身的学科界定,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国家起源”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属于“政治学”学科范畴。但是开展“国家起源”的科学研究,不是“政治学”学科所能够独立完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结合,从科学研究资料的获得,到科研技术路线的设计,以及涉及国家起源与发展的相关理论的探索,必须置于“大科学”的视域之下。所谓“大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体”。其实国家起源的“原动力”是由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的。考古学所揭示出的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整体所使用的“工具”密切相关。因此,考古学所表述的“石器时代”与“原始社会”相对应,“青铜时代”与“奴隶社会”相对应,“铁器时代”与“封建社会”相对应,“蒸汽机时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考古学采取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利用人类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历史,更深刻、更广泛、更科学认知“自身”历史。从而使诸如“国家起源与形成”这类科学研究更为“科学化”,由国家科技部立项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探源工程”的十余年的科学实践,在这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示范。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科学研究任务。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在这一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进步,考古学有可能利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更为精密、严谨的技术路线,深入进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分子生物学在这一领域展现出了其特殊的重大学术贡献,一批与此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已经立项,相关科研成果已经相继面世。这一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作为56个民族集大成的中华民族“认知”、“认同”上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道路,由于多种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广泛应用,发现了过去不少考古研究中不能涉及或忽略的方面,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深化了科学认知,提高了科研工作效率,加大了科研的量化成分,促进了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应该越来越使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这种“融汇”过程本身就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体现。

(原载于《科技导报》2014年11月8日第32卷上旬刊) fAqV1oHLc9yA/3ke/gVh8ntobUKZFhgLkovXiT1LTYSt+uJQF0r2pq/puzvvlIfA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历史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见证者。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当今中国国家级唯一的考古科研机构,将百年来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作一回顾、总结和研究,并对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作一瞻望。从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大致划分为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和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

一、近代考古学传入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这种文化渗透的表现之一,就是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他们采取的形式大多是以探险队、考察队名义进行活动,其中欧美国家的探险队或考察队多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西北地区活动,日本的探险队、考察队多在我国东北地区和台湾等地活动。上述活动,一方面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另一方面考古学作为一科学也随之传入中国。

这一时期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和“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重大发现,成为中国学术史从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重要契机;使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走出的“疑古”学者们,看到了“释古”(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考古”的科学曙光。考古学成为学术界备加关注的新科学。

二、中国考古学诞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促使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发展为“古器物学”,继之“古器物学”又发展为考古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给中国带来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这为此前传入中国的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科学史来看,考古学是在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诞生的,更具体地说考古学的出现是近代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在当时“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下,近代中国科学,尤以地质学、古生物学成就最为突出。由于地质学、古生物学与考古学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时已有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在国内业绩卓著的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为了最早涉足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家;还有一批中国学者,虽然其学术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都积极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动或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这些都为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创造了人才条件。同时,一些受聘于中国科研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的国外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等,通过与中国学者合作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把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介绍、传播到中国,从而为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创造了科研条件。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众多,如旧石器时代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山西西阴村、河南渑池仰韶村、山东历城龙山镇等史前遗址的发掘,河南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勘探与发掘等。

三、中国考古学形成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成为了本国考古学的主力军。这一时期开展的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三叠层遗址)、安阳殷墟宫庙基址和王陵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学术成果,为建立黄河中下游史前文化和早期国家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奠定了基础。从学术的时空两方面来说,它们为中国考古学向早晚两方面的拓展和由中原向周边地区的发展,寻找到科学的支撑点。中国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的长时期、大规模的成功的考古发掘,为东亚和东北亚地区古代都城遗址、大型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探索出一条成功经验。

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面临极好的机遇。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坚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行政管理机构,成立了国家科研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

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主动配合国家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积极开展文物保护、考古勘探与发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为此后中国考古学学科时空框架的建立,考古学方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朝气蓬勃的新中国考古学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往往是在遭到巨大的破坏之后,人们对过去认识得更深刻,对未来审视得更清晰,人类社会将出现更大、更快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发展等诸多方面,为中国考古学其后的“起飞”准备了条件。

五、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同样也吹响了中国考古学继续发展的号角。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发挥,国家对科学的经济支持力度大大增强,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已经出现。这一切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自然也包括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主要有:在安徽、重庆、河北等地,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了更多的石器出土地点,个别地点还出土了人骨化石。这使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可望上推到距今200万年左右。广西、湖南、江西、河北、北京等地的距今1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使中国境内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推进至距今10000—12000年。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河南舞阳贾湖等新石器时代中期一些大型史前聚落遗址的发现或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辽宁、浙江、湖北、四川、安徽、河南、山西、湖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祭祀遗址或城址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对探索中华民族的多元考古文化及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早期夏文化的探索,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等,使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三代考古”学术成果异彩纷呈。秦汉至元明时期的考古发现,如帝王陵墓及陵寝建筑遗址、历代都城遗址、石窟寺与佛教寺院遗址、古代瓷窑遗址等勘察与发掘,使秦汉至元明时代的考古学内容更为充实,学科框架更为完整。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许多地区广泛的考古勘察、发掘,使不少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初步建立。一些省区已经建立了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学科框架得以基本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在总结了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考古学学科框架、谱系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以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为基本方法,吸收国际考古学界的先进方法、理论,大规模地开展了聚落考古、城址考古、祭祀遗址群考古以及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手工业遗址考古和古代大型建设工程遗址考古等。与此同时,考古学广泛利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如多种测年手段使用,DNA遗传技术的应用,食性分析的探索,环境考古学的引进与创立,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普及等,这些又使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加“微化”、更加“细化”、更加“量化”、更加“深化”,也就是考古学的更加科学化、现代化。考古发掘与研究向“大”和“小”、“广”和“深”两极的发展,使考古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在科学研究的学术舞台上充分地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地位。

(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7日第C04版) fAqV1oHLc9yA/3ke/gVh8ntobUKZFhgLkovXiT1LTYSt+uJQF0r2pq/puzvvl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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