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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伴随着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覆灭，科学、民主、爱国思想的宣扬，以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重大发现为契机，刚刚传入中国的考古学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此为契机，首倡“二重证据法”，开创“新史学”。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振奋了民族精神，使考古学渐成中国学术界的“显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止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迎来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从中央到地方考古科研机构相继建立，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些文物较多的地、市也成立了文物考古机构。在全国许多重点大学，如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20所高等学校中，相继设立了考古、文博、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等专业。全国从事考古文物工作的中级职称以上专业科研人员数以几千计。全国各地出版文物考古书籍的出版社多达几十家，如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目前全国文物考古类专业期刊杂志已有近30种，其中相当一批刊物已被列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如《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四川文物》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刊物、高等学校学报也设置了文物考古专栏。多年来《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一直是我国海外销量最多的中国期刊杂志，它们还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中引用率最高、最多的杂志。
截至2002年末，中国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00多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万多处，全国已知不可移动文物40多万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兵马俑、敦煌石窟等29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数目位居世界第三位。全国文物藏品总量12360506件（套）
。
全国每年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数以千计，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中外合作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项目越来越多，中国考古学在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大批考古发掘简报、报告和论文，各类考古学专著、图录、译著、工具书、科普读物等科研成果大量面世。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震惊海内外，考古学已成为当今社会媒体最为关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社会的巨大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强烈追求，导致文物考古发现、研究成为电视、广播、报刊等主要社会媒体热点报道对象。考古学作为探索人类过去的科学，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文物考古更多地为社会所认识，人民大众需要对文物考古更多地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迅猛发展的各项事业、加速度变化的社会节奏、不断更新的思想理念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科学事业的“春天”，使多年“与世隔绝”的中国考古学，从“休克”中醒来，从缓慢的“小步走”，到疾驶的“大步行”，再到迅猛的“奔跑”。“文化大革命”后刚刚“痊愈”的中国考古学，在得到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其“后劲”的不足。从思想方面分析，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这是时代的主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也在社会上泛起，这些不良的、腐败的社会沉渣，冲击、腐蚀着社会，也冲击、腐蚀着属于社会的学术界、考古界，其主要表现就是造成了学术规范道德层面上的腐败现象发生。从学科科学研究角度来看，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所表现的“后劲”不足，则主要反映在学术规范技术层面上存在的大量问题。
可以说，近年来或今后较长时间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冲击、困难，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学术规范对学科的严峻挑战。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的规范，社会进步越快，相应的道德建设要求越迫切、规章制度要求越全面；科学发展越快，相应的学术规范要求越严格。我们现在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强化学术规范已成为科学（包括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作为产生于近代科学发展的考古学同样更离不开学科的学术规范。
近代考古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及其环境所遗留的实物，研究与人相关的过去历史的科学。上述古代“实物”多遗留于地下，对其科学、系统、完整地取得，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工作。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源于生物学和地质学。从这点而言，考古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科学。因此，考古学的学术规范既要遵照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又要遵守自然科学的学科特点。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科比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变化更快，这也就影响了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考古学发展。由于考古学的这种多学科特点，相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古学的学术规范问题就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就是考古学学术规范时间上变化更快、空间上扩展更广、操作上难度更大。
当前考古学学术规范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中国考古学学术道德规范、田野考古操作规范、学科术语规范、科研创新规范、论著编写规范等诸多方面，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很快、很好的解决，那么它们将越来越成为阻碍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加强学科学术规范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考古学学术道德规范一般而言是指学术的学风问题，这是容易为学界所发现、为社会所感知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当前考古学学术道德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科学研究中的弄虚作假、学风轻浮、追名逐利、抄袭剽窃等。
考古学的弄虚作假，影响极坏。前不久日本《每日新闻》等媒体报道，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原副理事长藤村新一“参与的遗址考古全是假的。此类假造遗迹多达42处，遍及东北、关东和北海道地区的1道6个县”。藤村新一长期以来多次伪造旧石器时代遗址，欺骗考古学界、欺骗新闻界、欺骗社会各界，使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不断制造出“新纪录”，在世界考古学界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在中国考古学界，目前还未发现日本考古学界那样的严重造假事件，但是弄虚作假事例还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如有的地方考古勘探部门，为了一己私利，弄虚作假，与基建单位达成默契，擅自篡改图纸、伪造数据，将已勘探的古代墓葬数量少报，从而使基建单位减少支付考古发掘经费。有的田野考古现象当时现场未究明，事后在室内编造。这些严重损伤考古学的真实性、科学性。
学风轻浮，在考古学界主要表现为，有的考古领队不到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不能坚持在田野考古工地参加田野考古工作。考古学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科学，当前有些考古工作者不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有些考古工作者虽然也能够离开城市科研单位，到田野考古所在地，但不能坚持在田野考古工作第一线；有些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工地，但不重视、不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基本操作规程。这些都是当前考古学学术道德规范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是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另一方面又是有些考古工作者不能坚持在田野考古现场工作，形成“技工考古”、“遥控考古”的现象。田野考古对考古学家而言，犹如实验室的科学实验对科学家一样重要，不可想象脱离实验室的科学实验，科学的研究将是什么样子；同样，不在田野考古现场的考古学家，将如何开展田野考古研究，以及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
现在学术界追名逐利者为数不少，考古学界也不例外。考古学上的追名逐利主要表现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挖宝”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的人重视墓葬发掘，轻视遗址考古；在墓葬发掘中，急于发掘“王陵”、“皇陵”、大墓，轻视一般墓葬的清理。在遗址考古中，重视遗物的出土，轻视遗迹的清理。在考古研究中，重视专著的写作，轻视报告、简报的编写。在考古学研究中，追求对“新奇”的“克隆”，忽视对创新、原始创新课题的设置与研究。但是为了追求学术成果的“新”、时代的“早”等目的，而仓促发表不准确的、不科学的考古学结论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在田野考古发掘的新闻报道、简报和报告中，有些人往往把自己的考古发现或考古研究认定为“首次”、“第一次”发现和提出，其中有的未必如此，不排除实际上是夸大个人科研成果重要性，无视甚至贬低他人的学术成果，这有违于“学术”和“科学”的圣洁。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学术研究中不愿坐冷板凳，不去认真研究前人的学术成果，急功近利。这种学术上的急于发表研究“成果”、“结论”，又频频修改其研究“成果”、“结论”的做法，使社会对学术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也造成了学科学术发展的混乱。
考古学学术研究中的“抄袭剽窃”现象，是个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如有的人引用他人著作中的整页线图不注明出处；把别人已经发表的观点、说法当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加任何注释；更有甚者，大段抄袭别人的文章；有的在自己著作中抢先使用他人尚未发表的原始田野考古资料等。
鉴于目前考古学学术道德规范存在的上述问题，考古学界应该一方面加强学术道德规范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加强学术道德规范的制度建设，以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认真贯彻，保障学术道德规范的纯正。
学术道德规范的思想教育是长期性、基础性工作，要从学生时代抓起，要与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去抓。作为学者，要时刻警惕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学术的侵袭、对学风的腐蚀。学术、学者是为真理、为科学而工作，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不能为钱权而践踏学术的圣洁。
考古学学术道德规范制度内容，必须与学者的考古发掘项目申请、领队资格确认、学术职称评定、科研成果评审、论著稿件刊用、研究课题申报等挂钩，凡有违反相关方面学术道德规范者，根据情节轻重不同进行相应处理，如规定一定时间之内，停止发掘项目申请或吊销发掘执照，不得申请领队资格或停止、取消领队资格，职称可缓评、低聘或解聘，不接受其科研成果评审申报，学术刊物不刊登其稿件、单位不受理其课题申报等。目前考古学学术道德规范制度基本已经建立，为确保制度的制约性、严肃性、可操作性，有些制度必须进行修改，以杜绝制度操作中的“人情”腐蚀。现在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清除执行学术道德规范制度上的腐败因素，不折不扣、认真贯彻落实学术道德规范制度，改变制度形同虚设的情况。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因此田野考古操作规范是考古学学术规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在田野考古操作中，除了前面谈到的学术道德方面问题之外，这里仅就田野考古操作规范技术层面作一探讨。
田野考古有着严格的操作程序，即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现在有些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中，忽视操作程序，他们有的只进行项目的考古发掘，而不进行相应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有的只进行项目的考古勘探，而不进行相应的考古调查；有的虽然完成了相关操作程序项目，但是颠倒了不同项目的先后次序；有的在行政管理上将田野考古勘探与发掘截然分开，显然这是违背了田野考古操作规范的。根据学术任务，田野考古可以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也可以只进行考古调查或考古调查和勘探。但是考古勘探必须在考古调查之后，考古发掘必须在考古调查、勘探之后。田野考古发掘的操作要遵守空间的“探方法”或“探沟法”，时间的“地层学”方法。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基本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早在1952—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了“田野考古方法”课程。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学基础》一书，收录了夏鼐先生的“田野考古方法”
。一年后，《考古学基础》又进行了再版。根据学科的发展，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考古学基础》进行了修订，更名《考古工作手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开篇之作“田野考古方法——调查、发掘与整理”，是石兴邦先生在夏鼐先生“田野考古方法”的基础之上撰写的
。这部《考古工作手册》之于中国考古学界，颇似《芝加哥手册》（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The Essential Guide for Writers，Editors & Publishers）之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作用。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布了《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试行）》，从国家行政部门提出了田野考古操作规范。
田野考古包括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不同的田野考古工作内容，其操作规范不同；同一田野考古内容，不同的考古对象、不同的时代，其操作规范也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为了加强田野考古操作规范，尽可能地使田野考古工作程序标准化，考古记录数字化、图表化，文字内容科学化。多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积累了一套比较科学的、完整的、可操作性较强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如考古调查要有绘图资料，绘图资料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位置图、遗址平面图、局部或重点遗迹、遗物实测图，上述各种图都要有图名、方向、比例、图例、绘图者、日期、图号等，图例要标准化。照相资料要有登记表。钻探要有布孔平面图，钻探记录要图表、文字相结合。考古发掘操作规范更为复杂，主要包括发掘工作日记、发掘工地记录、探方记录、小件登记表、平面图和剖面图、照相和录像、测试标本提取等工作项目，其中每一项目又包括多项内容，并有严格量化的规定。这些操作规范是田野考古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和保障，科学工作要求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全面地、准确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学术操作规范。
学科术语的丰富与稳定，是学科成熟的表现。当然，学科术语变化往往与学科发展是同步的。学科处于不同发展时期，学科术语的变化快慢也不一样。不同学科的学术术语变化快慢也不相同。学术发展必然导致新的学术术语的出现，盲目指责新出现的学术术语是不公允的，不加分析地限制新的学术术语使用也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当前学术术语规范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学术术语的随意性，一些新的学术术语缺乏逻辑性、科学性，从而造成学术术语概念的不确定性，对同一学术术语理解的歧义性，失去了学术术语的共识性，影响了学术的科学表述、准确理解、有效沟通、正常交流，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学术术语规范是指学术术语基本概念的准确性、科学性，有了这样的前提，才能保证学术术语理解的共识性，克服学术术语使用的随意性。学术术语概念的模糊不清，必将造成学术研究上的混乱。关于考古学学术术语使用概念的不确定性，目前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它们不是学术研究中的一般话语的不规范，而往往是涉及学术研究课题的“关键词”的随意性。如：考古学关于古代文明研究，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世界考古学的重大学术课题。然而就是这样重要学术课题的主要学术术语——“文明”一词，其使用者所表述的意义在时空两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出现、石器的制造、火的使用等，就是“文明”；也有的学者认为农业的起源、家畜的驯养、陶器的发明就是“文明”；还有的学者把“文明”视为对“野蛮”的否定，“文明”与“野蛮”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学者们对“文明”的理解这样五花八门，学术术语的界定如此杂乱，那么对“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将难以正常进行，学者之间的学术对话将无法开展。又如“城”、“城市”的研究在考古学中至关重要，但是目前考古学界对这样重要的学术术语的使用也是很不一样。有的学者把有城墙遗迹围绕的空间称为“城”或“城市”，也有的学者提出城墙遗迹围绕的空间内还要有“大房子”等。于是乎“史前时代”的“城”、“城市”出现了，城乡对立存在了，“文明”形成了、“国家”诞生了。问题是这些史前时代的有围墙的遗址是不是“城”、“城市”？“城”、“城市”的概念是什么？古代、近代历史和民族学资料都可以说明，聚落、村庄等为了自身安全（包括预防自然的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在居住区周围修筑墙垣；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堡更要修筑围墙。但是聚落、村庄和城堡与城、城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作为“文明”形成的“城”、“城市”有着深层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含义。再如，“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中最为重要的学术术语之一，尽管早在1959年夏鼐先生就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的著名论文
，但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使用，目前仍存在着仅以陶片、陶器命名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从而造成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太多、太烂，给考古学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随意性，还不止是学术术语使用的不科学问题，还有着争抢考古学文化“命名权”问题。
考古学学术术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纯粹”考古学学术术语；另一种是包括考古学的多学科共用学术术语。一般来说前者概念比较稳定，如“考古学文化”、“文化圈”、“类型”、“型”、“式”等，后者则比较复杂。多学科共用的学术术语既要考虑到多学科的特点，又要特别注意学术术语使用时空所涉及的主要学科对象。有的学术术语虽然可以在多学科应用，但在不同学科中其学术意义却相去甚远。如“文明”是涉及学科很广的学术术语，但是考古学的“文明”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使用的“文明”概念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明”的解释有三种，一作“文化”解释；一作社会发展较高阶段解释；一作西方现代色彩解释。又如考古学上经常使用的“谱系”，实际上它广泛使用于社会学、民族学、生物学等学科。又如“聚落”，《现代汉语词典》对“聚落”的解释有二，一为“人聚居的地方”；另一为“村落”。这里的“聚落”概念，应属于民族学、社会学的学术术语。考古学将其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社会单元，已经大量使用。就是属于考古学学科专业学术术语，也有准确使用的问题。如“考古学文化”的泛化问题，“考古学文化”标准的严重不一致、不统一问题，“考古学文化”的政治化问题。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生存线，科学没有创新，科学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人类历史文化丰富多彩、五彩斑斓，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也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创新性的学科之一。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田野考古发掘对象的确定、考古研究课题的设置、考古发掘与研究方法的使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考古发掘与研究方法的创新。许多学术规范的提出，实际是为学术创新提供制度的保证。在学术著作的开始，一般都要说明与此相关研究内容的学术研究史。这样可以使读者清楚了解创新部分是什么。在著作撰写中，注释的严格要求，也是为了使读者分清著作的继承与发展的不同部分。当前一些考古学研究中缺少创新，甚或没有创新，不少考古学研究变成重复劳动。科学研究的重复使学科发展停滞。考古学研究内容的重复性，是考古学学术规范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们主要反映在一些考古学研究的论文、专著中。这些学术研究重复性的表现多种多样，如有的是学者自己炒自己的“剩饭”，有的是炒其他人的“剩饭”。这种学术研究中的“炒剩饭”，是片面追求科研成果数量、追求“短平快”学术效应的产物。考古学研究内容的重复性，使学科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不少研究课题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重复性研究上。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学术研究的重复性，实际上是重复性研究者对他人原创性的侵权。
考古学学术研究重复性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学术成果对于当今学者而言，是晋升职称、取得社会承认、获得物质利益的基础。浮躁不安、急功近利成了当今学术界的一个顽症。追求学术成果数量、夸大学术成果质量、炒作学术成果影响，从而使职称晋升更快，社会知名度更大，各种课题申请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物质回报更多。这些重复性学术研究能够生存并得到发展，还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如目前学术成果的发表形式、社会评价体系都存在着一定问题。因此，一些重复性学术成果经过包装后，被作为“新发现”、“新成果”推出；一些一般性学术成果通过炒作，被当成“创新性”科研成就推向社会、推向学术界。
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考古学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学科增长点。在田野考古与考古研究两个方面比较，当前一些考古学者更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在考古研究中，一些学者重视“综述性”研究，缺乏具体而微的创新性课题研究。有的考古学家，没有田野考古“代表作”，甚至没有必要的田野考古实践，没有编写过一本考古发掘报告。在世界考古学界，作为考古学家，其田野考古经历是其最为重要的学术资本，其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是其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作。田野考古使“新资料”出现、考古发掘报告使“新资料”系统化、科学化，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新材料出新学问”。根据国内外考古学发展的实践经验，克服考古学学术研究的重复性、提倡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性，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是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途径。我们的经验是，考古学成果的取得、人才的培养，始终要突出考古学学术创新性。考古学学术创新的途径是考古工作者要有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要有相当时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实践，要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要有主持大型田野考古工作的能力，要有田野考古的“代表作”。在此基础上，要有编写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学术成果，要有以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为研究基础撰写的若干篇论文及相关学术专著。这样形成的考古发掘报告、论文、专著是考古学学术发展的基础，它们往往有着创新、原始创新学术特点。
在加强考古学学术创新性、克服考古学学术研究的重复性中，学科理论、方法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学术创新，关键是学科理论、方法的创新。导致学术研究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缺少创新性。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创新性，必须强调科学性，克服研究上的自觉、不自觉出现的主观性。要遵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要从已知到未知。“假设”是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但是“假设”的前提是从已知探寻未知，决不能从未知探寻未知。考古学研究要从“点”到“面”、从具体到一般、从“史”到“论”，这样才能使“面”、“一般”、“论”的规律性认识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当前在考古学研究中，从“面”到“点”、从一般到具体、从“论”到“史”的现象应该引起注意，这是考古学学术创新研究中存在主观性的突出表现形式。在引进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时，要注意人类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个性也就是特性。对于“个性”、“特性”要进行“个案”研究，将其简单化、概念化是考古学创新研究中的主观性表现。
科学研究要强调继承，但重点是发展、创新，学术的继承是为了学术的发展，而学术的发展必须要学术创新，尤其是学术的原始创新。作为考古学学术创新规范，把住课题设置关、结题审查关、稿子刊用关，使学术研究真正做到不是创新的课题不立项，不是创新的研究不通过，不是创新的成果不刊登。在职称评审的论著代表作中，不求数量多少，但要精品力作，所谓“精品力作”就是学术研究的创新及原始创新作品。有了正确的引导、有了严格的规定，学术研究创新规范就有了落实的保证。
学术写作、编辑的规范性，实际是为了推进学术成果的科学性，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学术术语的共识性。学术写作、编辑规范问题，不只是考古学出版物问题，也是考古学学科自身问题。学术出版物是作为学术研究成果推向社会的主要形式，作为学者与社会的主要沟通渠道，作为学科学术发展的主要载体。学术出版物的学术规范，决定于学术写作、编辑的规范。学术出版物的规范，一般来说是学科学术规范的集中体现。考古学的学术成果形式主要是考古发掘简报、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论文和专著等，这些学术成果形式的写作、编辑的规范性，是确保考古学学术规范的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2001年主办了“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来自《北方文物》、《北京文博》、《东南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华夏考古》、《江汉考古》、《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考古与文物》、《南方文物》、《内蒙古文物与考古》、《农业考古》、《上海博物馆集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四川文物》、《文博》、《文物》、《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文物春秋》、《文物天地》、《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中国历史文物》、《中原文物》等全国24家文博考古刊物及中国文物报、文物出版社的代表，以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津历史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和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高等学校的文博考古院系的代表，达成并发表了《“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共识》，大家一致认为：
“文物考古出版物尤其是文物考古专业性学术期刊是整个文物考古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物考古事业辉煌成就的结晶和载体。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水平，而且在促进学科发展、引导学术进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从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高度，高度重视并努力促进文物考古专业性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学术规范，文物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是整个学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不仅体现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水平，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发展。因此，必须强化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加强和完善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
“文物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各文物考古专业性学术期刊和有关的编辑出版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在执行有关国际、国家标准并参考相关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分工协作、共同努力，拟出具有适用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草案，以切实推进文物考古出版物的学术规范建设，为整个考古学的学术规范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促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加强考古学学术规范，尽快编著出版中国考古学手册已是当务之急。我们正在组织编写的这种考古学领域的学术规范手册，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操作、考古学研究、考古出版物撰写和编辑的学术规范著作。考古学是一门世界性很强的学科，世界各国的考古学有着很大的共性，时代越早这种情况越明显。属于世界各国考古学共性的部分，中国考古学手册编著必须与世界考古学学术规范相一致，这将有利于中国考古学界与世界考古学界学术接轨、对话、交流。世界各地的考古学有共性，也有个性。中国考古学自然也有其历史特点、文化个性。中国考古学手册既要与世界考古学学术规范共性相一致，又要充分体现出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考古学手册要有针对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学术规范。
考古学手册中的田野考古操作规范，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考古学基础》和《考古工作手册》为基础，将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新内容、新方法，它们主要是自然科学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比如，田野考古的测绘工作，现在考古工作者已从过去使用小平板仪、大平板仪改成红外测角测距仪（全占仪）；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位置的确定已使用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遥感、航空摄影、物探已成为考古调查、勘探的新手段；考古发掘中的正确取样，已成为科学开展断代技术、物质结构成分分析、动植物考古研究、环境考古研究、考古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凡此种种方法，都应该有可操作、可量化的规定，也就是我们要编写的考古学术规范手册内容。但是我要指出的是，目前有相当多应用于考古学的自然科学技术还不成熟，有的还属于探索阶段。不论应用于考古学中的自然科学技术是否成熟，但是从那些自然科学技术学科来说，它们都有着较为“成熟”的学术规范。现在需要探索的是不同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的学术操作规范，如何与考古学学术规范有机结合。这将是考古学学术规范手册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新内容。
考古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田野考古简报、报告（专刊）的编写，考古学论文、专著的撰写。当然，与考古学研究有关的考古学资料、工具书、图录等的编著，也是考古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工作都必须有明确的、严格的学术规范，如考古学器物图谱的确定、考古学主题词表和关键词表的制定、各类注释的要求等。
在对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工程中，根据其他国家考古学经验，编绘典型器物图谱是十分需要的。在器物图谱中又以陶器图谱最急需、最重要、使用范围最广，陶器图谱在史前时代和先秦时代的考古学著作中，重要性尤为突出；其次是铜器图谱，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各国考古学中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在中国“三代”乃至秦汉考古都占有重要地位。遗迹（包括地层）、遗物中的颜色、质地、硬度等，均应对照已有的相应图表，以科学的话语撰写。为此，引用相关自然科学学科的学术术语规范是考古学中必须要做的。
文章的关键词是现代学术著作数字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信息“爆炸”时代使读者更快、更多地掌握文章主要内容和观点的要求。考古学文章关键词的规范，应该建立相对稳定的考古学关键词表，关键词表要以考古学主题词表为基础制定。考虑到考古学内容所涉及的学科较多，考古学的新资料较多，尽管考古学主题词表及其派生的关键词表要保持相对稳定，但是鉴于学科特点，及时更新主题词表、关键词表也是必须的。
在考古学著作的注释中，当前存在的主要倾向是注释过于简略，这不利于学术积累和发展，它的负面效应就是轻者说造成学术研究的重复性，严重的就为剽窃造成了可乘之机。强调注释的全面、完整，是保证学术著作学术质量的重要一环。从技术层面上说，考古学著作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注释缺乏统一标准，这需要尽快制定相应的学术标准。此外，考古学文章中的数字使用、文章及其注释中的外文用法等，已经有明确学术规范的要一丝不苟地执行；尚无学术规范的要尽快研究制定，否则研究人员就无章可循。注释的规范，实际是科学研究的“共同语言”，它将有利于学者之间交流、不同学科之间交流、不同国家之间交流。注释规范也是为了便于学者检索，提高科研工作效率。
我相信今后随着我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学术规范认识的提高、学术规范制度的加强，必将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考古学学术规范文献选读目录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本刊记者：《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纪要》（附录：“考古出版物学术规范研讨会”共识），《考古》2002年第6期。
3.《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国家文物局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原载于《学术规范导论》，高教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