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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创新体系问题，确定创新体系主要内容是第一位任务。学科创新体系主要内容应包括学科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学科基础内容、专题与综合研究创新。
在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创新体系中，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而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必须全面、系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宣传、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及时吸收人类最新科学成果，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作为国家的智囊团、思想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正在努力办成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人文科学研究单位之一——考古研究所，作为唯一的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科学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十一五”学科发展规划中理论创新的关键和重点，而其理论创新主要内容应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即中华文明探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分子生物学诞生以后，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新的学说根据遗存基因的研究，了解到从猿到人取决于古猿群体在遗传结构（基因库）上的变化，当今的生物学理论中已确认生物的后天获得性是不能遗传的，从而改变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劳动创造人”的著名论断。（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在非洲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论断。）
关于国家起源的假说模式（即古代文明形成的假说模式）：国家起源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之一。国家起源理论研究的历史十分久远，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十分关注国家起源问题，只是由于19世纪考古学和人类学提供了大量的、科学的实证材料，才使国家起源的研究进入近现代实证科学研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研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至今仍有指导意义。20世纪以来，关于国家起源研究，又有多种学说，如战争论（卡内洛的战争说）、管理论（包括洪水论、水利资源利用论等）、贫富分化论（阶级论）、生业分工论、贸易论等等。在我国学术界、考古学界，多年来涉及国家起源学说研究、探索，客观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只强调阶级统治的作用、强调暴力的作用，无视或忽视国家的管理功能、公共权力属性，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二重性理论，即国家既是维护统治阶级或管理阶层利益的社会机器，又是执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现在有的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说法，我想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考古学家应该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利用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斯大林关于狭义“民族”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对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曾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重大发展，他提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而秦汉帝国是“封建制度”刚刚出现的时代，不是“封建制度消灭”的时期。在“十一五”时期，我们将以更多、更为重要的中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从多方面以毋庸置疑的科学结论证实两千年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中华民族已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的基本要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发展。
在人地关系中的“人定胜天”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问题上，理论的偏差，导致人们一次又一次付出巨大代价，这实际上是关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我们将在新世纪，通过考古学进一步揭示出来200万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所涉及的“人地关系”问题，为我们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这方面的基础理论提供科学依据。为新时期的环境科学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
考古学文化多元与古代文明问题。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的学术含义是不同的，二者的形成机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们不是同一社会历史层面上的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文明”问题的认真学习、全面理解，结合近百年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理论。当今世界所提出的开展多元文明对话，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其多元文明对话的合理性越来越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地区、民族所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有责任根据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最新发展，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这一重要领域的理论。考古学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揭示出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从过去的单一“地中海文明”，发展为近东（即埃及、两河流域的地中海文明）、中国和中南美（墨西哥的奥尔密克文化、玛雅文化和秘鲁的印加文化）三大文明，或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的六大文明。当代多元文明对话的理论合理性源于多元文明历史存在的客观性，这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考古学的科学依据。
考古学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体系，我认为必须通过科研成果体现出来，“十一五”期间，考古研究所的理论创新将集中在拟出版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中。
学科是科学家在探索客体世界（或宇宙）时，将其人为分隔的不同客体世界，因此作为科学研究的任何学科都有其“优越性”与“局限性”，考古学也不例外。“十一五”期间，考古学学科方法创新体系就是要缩小学科“局限性”，扩大学科“优越性”。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的物质遗存，关于这些过去物质遗存的时空界定，属于考古学学科基础性研究，长期以来其主要是“移植”了生物学的类型学、地质学的地层学方法。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生物学所使用的类型学方法、地质学所使用的地层学方法均在本学科被更为先进的科学方法所发展；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考古获得的物质文化遗存信息，在提取深度、广度与科学性方面都取得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进展。考古学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科学技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结合，这已成为推进中国考古学学科的现代化、科学化、学术规范化的必然。这方面的实施路线，我们将通过完成院重大课题“考古学方法与技术”来实现。
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科学”的“资料学”、“材料学”，这里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我们现在所说的诸如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民族考古、地震考古、水文考古、建筑考古、陶瓷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天文考古、冶金考古等，它们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相关学科利用考古资料进行本学科及其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其二是利用相关学科知识对相应的考古资料进行考古学研究。因此，考古学除了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之外，它还必须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相结合，而后者恰恰是“十一五”期间我们应该在考古学方法创新体系中倍加关注的。
学科基础内容方面，要突出考古学学科特点，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完成人类历史的99%部分的重建，以使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有更为全面、科学的认识。“十一五”期间，需要在通观学术整体发展的情况下，选择有重要学术价值、解决关键性学术问题的古代遗存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如史前考古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时代的古代遗存；又如周边地区（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献记载数量少、疑问多，考古学在探讨这些地区历史上起着关键性作用，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大国”概莫能外，其中新疆、西藏和东北地区对于当前边疆考古来说尤为重要。抓紧重点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和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如史前时期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和兴隆沟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汉魏洛阳城礼制建筑遗址、唐长安城寺院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考古发掘报告，这些是考古学学科基础建设的根基，是学科创新发展的保证。
专题与综合研究。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使新世纪中国考古学面临的学科创新体系要重视考古学专题与综合研究。专题与综合研究要以学科创新体系为核心，围绕学科创新体系设置专题与综合研究课题。有些重大课题是学科长期的科研目标，如人类起源、现代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探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等，作为“十一五”期间，要选择好学术研究的切入点，重大课题要进行科学的分解，要逐步推进学科创新体系的建设。我们现在启动或即将启动的多项专题与综合研究，将是构建学科创新体系的科研保证。
（原载于《社会科学管理与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