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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形成“国家至上”、“国家认同”的文化传统，它凝聚与维护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永续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大量考古新发现与考古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新进展，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族群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认同。
从夏商王朝开始，历经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王朝，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国家的“缩影”。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把都城建设作为重大国家工程，其都城选址与规划理念集中体现了历代王朝“国家文化认同”，从历代都城考古揭示出来的情况说明，它们主要反映在“择中”的思想。
古代都城选址的“择中建都”理念，有着久远的历史。考古发现的60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之“北斗周髀”遗存，4000多年前陶寺墓葬出土的“漆杆槷表”，清华简《保训》记载的舜求地中于“陶”与商汤六世祖上甲微测天地之中于河洛嵩山，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在洛阳“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上述历史文化理念，在中国古代有着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并形成不同时期、不同王朝、不同族属的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政治文化认同。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中华”均源于此，它们也多见于先秦时代以来的文献记载。不但都城要“择中”，作为都城政治中枢的宫城，也要“择中”而建，至于象征国家最高权利的物化载体——大朝正殿，又是在宫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特殊空间位置。从都城之于国家、宫城之于都城、大朝正殿之于宫城的一系列“居中”设计理念，突出了“中”文化基因、“中”的文化内涵，这就是国家的中正、中和、中央的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由多王朝组成，而这些王朝的统治者，不只是来自内地族群，还有许多“诸夏”与“四夷”的族群，尤其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以后的帝国时代，更为突出，如鲜卑族群建立的“北魏”王朝，他们从中国北部的大兴安岭一路南下，自内蒙古盛乐至山西大同（平城），最后孝文帝迁都“天地之中”的洛阳。鲜卑统治者规划、营建的北魏洛阳城最大特点就是对夏商周、秦汉魏晋以来中国古代都城传统核心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主要反映在进一步深化、突出都城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中”之理念。在北魏洛阳城规划营建中的“择中立宫”，形成“完整”、“规整”的都城“中轴线”，更是开启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先河，并直接影响了隋唐两京的长安城与洛阳城。这说明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中，鲜卑族不但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国家政治认同，而且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社会主导文化——国家都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中古时代之后北京之“中”，与国家空间及“统治者”变化，女真、蒙古的加入，使中国之“中”的北移；国家统治者“根据地”与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地理区位的政治、军事“进退”的合理选择。1151年营建金中都，海陵王明确指出，从黑龙江徙都北京的原因就是“燕京乃天地之中”。后来金王朝进一步发展，宋朝统治者南迁临安，金朝皇帝又以开封为都城，宋代范成大指出的金朝“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这从金中都与开封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到充分证明。
元大都是蒙古人取代女真人金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都城，几代元朝皇帝主持之下建成的元大都是一座比汉唐更为“中华民族”化的都城。这主要表现在元大都的宫城、皇城偏于都城南部，市场在皇城北部，都城的宗庙、社稷分列宫城东西两侧，大朝正殿在寝宫之南（即寝宫前面），这些充分体现了元大都布局形制上的《周礼·考工记》核心理念，即古代都城的“前朝后寝”、“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特点，元大都的这一布局形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最“接近”《周礼》的。
明清王朝“中”的国家认同理念，在都城“中轴线”方面达于极致。古都北京中轴线，见证这条从曹魏洛阳城、西晋洛阳城到北魏洛阳城、邺南城、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以来，不管什么王朝，不管是汉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中华民族中的任何族群管理古代中国，体现在其都城中轴线的延续不断、代代相传、世世相袭的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这个国家的前后相延、世代相承，不因古代中国不同族属的统治者而改变，不但不改变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古都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集大成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点。
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有祭祀“远祖”（三皇五帝）的传统，《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汉书·郊祀志》（上）记载：“自秦宣公作密畤后二百五十年，而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望祀虞舜于九嶷出山”，“上会稽，祭大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之道武帝、明元帝、孝文帝，就对帝尧、帝舜、黄帝等进行了祭祀。这时的祭祀已经不只是“三皇五帝”，还有周王朝的政治人物。
在中国中古时代以后的北方、东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辽王朝、大金王朝、元王朝、清王朝的统治者，代表国家对中华民族圣君与历代王朝帝王的祭祀，特别是明清北京城营建的帝王庙，具有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宗庙”，他们把三皇五帝与夏、商、周、汉、唐、宋、元作为一个不同时期连续性王朝的“国家”整体来看待。对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祭祀、对历代王朝的历代帝王的祭祀，这实际上是对共同“先祖”、共同国家历史的“祭祀”，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祭祀”，这说明了多民族对共同国家——中国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原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