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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文化。汉民族形成于汉代，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20年代，一种有着积极时代意义的史学新思想、新学派——“疑古派”，曾经对先秦及以前历史的真实与存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种学术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先秦历史的认识上，长期以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起着主导作用。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的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但是，至今西方学术界的许多学者，仍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目前只能上推到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上述田野考古发现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它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近20年来，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相继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他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器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它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说明，二里头遗址应属于夏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夏代后期都城遗址的确立，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至于历史上的以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重要作用，却被忽视或减弱。
我认为人类早期历史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说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最后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之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
在自然地理环境相近的大的区域之内，考古学家可以把范围较大的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分成若干考古学文化，但是人类历史跨入古代文明社会的门槛，在相近的同一范围不会是同时的。学术上严格意义的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实质上就是国家的起源、形成，因此说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个政治范畴的问题。而一个地区的国家起源、形成，应该是“内因”起着主要作用。从这一层面来说，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彼此的考古学文化发展，但是并不等于古代文明起源、形成是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融汇的结果。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既不是红山文化，也不是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河洛地区的夏文化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把河南龙山文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各地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只有河南龙山文化与夏文化的传承关系最明显、最突出、最典型。
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研究中，考古发现资料说明，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有的地区虽然可能有着比较发达的“文化”，但是那些被有的学者认为最具“国家”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对华夏文明及其后的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形成与发展并不能确认其具有关键作用，也不能确认其为“国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学术界定，根据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夏文化已形成了古代文明，已是早期国家的考古学文化。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原载于《光明日报》2004年8月31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