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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出现，学术界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古代历史上各地有各自的文化，不同时空的文化之于历史发展是没有“轻重”之分的，只有各自历史文化特色而言。传统的黄河流域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摇篮”地位与作用、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核心地区与主导作用，被动摇、淡化、削弱甚至否定。我认为这是个重大历史问题，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华夏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来看，现在需要进一步予以认真研究，以究明历史本来面貌。为此，我从考古学文化、多元考古学文化与主导考古学文化关系，对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作以探讨。
考古学被界定为“一门研究过去人类社会和活动的遗存实物的科学。这些遗物包括很早以前的骨器、石器到当代被埋藏或遗弃的人工制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的“考古学”是这样界定的，即：“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根据考古学的新发展，从时空两方面来说，其学科内容应该更多一些、学科定义应该更宽一些。从“时间”上说，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出现以来（包括与人类出现相关的人类出现前夕）至今的“过去科学”；从“空间”上说，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出现（包括人类出现前夕）以来主体的“人”和与“人”相关的客体世界变化的科学。考古学的考古发现，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学科的历史研究提供科学资料，就这点而言，考古学之于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及科学技术史）颇似材料学（材料科学）之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而比喻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考古学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利用考古学理论、方法开展人类社会历史及其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史和人类生存空间变化史的研究。
考古学研究以“考古学文化”为“单元”进行。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中的专门术语，用以表示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文化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精神生活以及其他方面所达到的总成就，如中国文化、文化遗产等。但考古学中所讲的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考古学文化“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实质上是“物质”的“共同体”，但是它们属于与其相应的“社会集团”。鉴于考古学文化的前提是“同一时代”、“共同地区”的以“特定类型的器物”——陶器（主要为史前时代）与相关物质遗存所构成的“特定关系组合遗存”，体现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生产、生活活动。那么决定考古学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就应该是同一时空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是考古学文化形成、发展的主要条件和背景。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
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共同体”与前面提到的“考古学”定义之“共同体”不同，后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发现”相关“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物”、“生活方式”等的“社会群体”。我国国土广大，各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不同，导致各地形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出现我国古代历史上考古学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历史现象，史前时代比“三代”突出，“三代”比秦汉时代及其以后突出，这不是因为“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发生了“趋同性”变化，而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越发展，科学技术越进步，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大，人类的考古学文化受客观环境影响会越小些，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趋同性会更明显些，这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规律。
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区域之中，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性是客观存在。但是在同一时期，具有各种各样的考古学文化的“社会人群”，其历史作用是不尽相同的，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像当今中国国家区域之中的古代不同考古学文化，作为其相应的社会“共同体”，由于其各自所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不同，它们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在本地区史前时代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但是进入历史时代，它们则被一种强势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共同体”所代替。还有一种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共同体”，史前时代在其分布范围发挥着重要社会历史作用，进入历史时代，其后继者的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对社会历史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比如，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约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或历史文献记载的夏代，而这一时期的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对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出现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从当时的周边地区来看，东南地区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失踪了，它们可能溶入中原华夏文化，而马桥文化不是良渚文化后裔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马桥文化是良渚文化在同一地域、新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变异”，马桥文化包括以良渚文化、岳石文化、中原夏商文化和浙南闽北地区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遗存为代表的诸文化因素组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但是其主体还是本地的考古学文化
，它又影响着以后出现的“越文化”。尽管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了同时期的中原考古学文化，但是也仅仅是“影响”而已。至于“越文化”与商周文化关系，显然前者属于当时的“周边”考古学文化。华南江汉地区从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是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而这里后来的楚人祖先可能不是石家河文化的后裔，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
。北方辽西地区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它们是当地上下连接的考古学文化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融合的新的考古学文化
。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是继承马家窑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它受到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影响
，齐家文化更多的是接受中原考古学文化影响（此处“中原”为“大中原”概念，即包括关中地区在内的），而其对中原地区的夏商考古学文化影响也是不大的。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四川地区夏商时代考古学文化，当时与中原地区有着文化交流，但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影响着以后这里的“西南夷文化”。至于海岱地区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以外的文化，龙山文化在本地区的发展中被新的外来文化——岳石文化所取代
；但是更多学者认为，岳石文化的祖源就是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与目前考古发现资料相一致的。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即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夏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传承关系。与河南龙山文化同时期的各地考古学文化，它们对其后的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之影响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相比较则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即国家出现，目前所知的就是夏王朝的出现）于河南龙山文化核心区域之中，中国的第一个王国——夏王朝是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心地区脱胎而出。尽管二里头文化中包含有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但是诸如其青铜礼器、青铜兵器、玉石礼器、宫室制度、墓葬习俗等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文化因素，无疑是源于河南龙山文化。如果对二里头文化进行“分解”的话，其他考古学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是局部的、次要的。作为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是当时各地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汇合”，而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了一些其他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历史进程中，当时各地各种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共同体”都在不同时空发挥着自己的不同历史作用，但是只有二里头文化及其前身的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起着决定性的历史作用。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在一定的时空（时间上主要指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会有各种各样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共同体”相对历史发展而言，必然有一种“主导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共同体”，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这一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或对其后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影响。但是这种主导考古学文化的地位在历史发展中不是固定的、不变的。比如，现今中国大地之上先后有着多种多样考古学文化：如老官台文化、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文化、齐家文化、马桥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秦文化、汉文化等，而对其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出现历史作用最大、影响最深的考古学文化，不是各地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考古学文化，也不是上述各种考古学文化的“集成”。从已知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文化来看，由后向前推导，如前所述可以发现，秦汉文化是在继承先秦文化基础之上发展的，周文化是在夏商文化基础之上发展的，商文化与夏文化的继承发展脉络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是源于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分布在中原地区的主要考古学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最早年代约为公元前2780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最晚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的煤山类型。一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前2000年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年代，恰恰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开始年代相衔接。在一些考古发掘遗址，多次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地层被二里头文化一期直接叠压的地层关系。因此可以说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祖源。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其主体部分或早中期），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特定时期）的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后的商文化、周文化、秦文化、汉文化等，分别属于当时社会的主要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考古学文化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随着历史发展，时代越晚越突出、越明显，而且这种“考古学文化”由于中央集权“国家”力量的强大，其对整个社会的“主导性”影响也是越来越大的。如秦代的“秦文化”、汉代的“汉文化”分别为当时国家区域范围之内的“主导考古学文化”，它们不是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能够与之相比的，后者往往成为被“融合”、“同化”的对象。
关于“中原”的界定，《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中原”条载：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山东的西部和河北、山西的南部。”《辞源》“中原”条载：“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辞海》“中原”条载：“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古代文献关于中原地区的记载，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楚国，与楚成王谈，“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结合历史上关于中原地区地理范围记述，对照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情况，我以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原”条的解释较妥。
在中国古代多元一体文化中，时代越早，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始性”、地域之间的“封闭性”，各地考古学文化之间彼此交流、相互影响越小，反之越大。
自20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至今，在中国各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关于各地发现的这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的历史作用，考虑“历史作用”是时间运行过程的表现，因此对于同一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的“历史作用”进行横向比较是难于操作的。但是，同一时期而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的“历史作用”进行纵向比较则是可以进行的。所谓“纵向比较”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各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与其后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以夏王朝的夏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对后者发展的历史作用。夏王朝的夏文化是当时中国古代的主导考古学文化（下面我将专门对其进行论述），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各种考古学文化，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不能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于夏文化的影响之深、之大。从这点而言，史前时期的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的历史作用，超过所有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共同体”等，他们的直接后裔都不是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更不是夏王朝的缔造者，因此说它们对其后中国古代早期王国的考古学文化影响是有限的、局部的甚或是微乎其微的，反之夏文化对其周边考古学文化之影响则是广泛的、深入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及其后裔率先迈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门槛，而其他各地的考古学文化或者衰落下去，变成“蛮荒”之地；或者其社会沉溺于异常发达的原始宗教信仰，“转移”了社会发展生产力，而使其社会历史发展停滞不前乃至倒退。就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祭祀、巫术等“精神”领域不如有些地区“发达”而言，这恰恰是说明中原地区的社会进步，这里可能把更为主要的社会力量用于发展生产，这也是这里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重要历史原因。这种历史现象不只是限于史前时代，在历史时代（乃至当今社会）同样如此，祭祀、宗教或“亚宗教”活动最发达的地区，往往不是社会发展最快、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地区。作为考古学研究，我们必须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人类历史发展机制，准确地判断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动力。
进入青铜时代，中国古代各地也有不少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文化、魏营子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文化，辽宁地区的高台山文化、庙后山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和双砣子二期类型，黄淮地区的岳石文化、斗鸡台文化、珍珠门文化，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点将台下层文化、湖熟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荆南寺文化、周梁玉桥文化，福建地区的黄瓜山文化、黄土仑文化、马岭类遗存、白主段类遗存，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青铜时代的贝丘遗址、粤北地区的石峡中层遗存、闽越交界地区的后山类遗存和浮滨文化、成都地区的三星堆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等
，中原地区有夏文化、商文化。如果说河南龙山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在史前时代——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历史上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的话，进入青铜时代（即历史学上的先秦时代、王国时代），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进一步凸显出其在中国古代早期王国——夏商王朝的重要历史作用。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通过多年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基本究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第一座王国都城遗址，并在中国考古学上取得多项“最早”的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最早的宫城遗址和大型宫庙建筑遗址，都城之中与宫城附近的整齐的路网遗迹，爵、斝、鼎、钺等成组的青铜礼器，玉璋、玉戚、璇玑等成组的玉石礼器，绿松石龙形器与绿松石牌饰，大规模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与玉石器作坊遗址，重要的祭祀遗迹等。二里头遗址这些成组的（包括都城遗址、宫城遗址、宫庙建筑遗址、青铜礼器及其铸铜作坊遗址、玉石礼器及其玉石作坊遗址、都城的祭祀遗迹等）重要考古发现，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物化载体，这是在同时期其他各地考古学文化中至今还未发现（就其“成组”遗址、遗物与遗迹而言）
。二里头遗址的上述考古发现，又为后继的商王朝的商文化所继承与发展：继二里头遗址之后的偃师商城遗址不但发现了宫城，在宫城之中又发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最早的池苑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发现的“大城”与早期“小城”，是目前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发现时代最早的郭城
；郑州商城也发现了属于宫城性质的小城与郭城性质的大城
。包括洹北商城的殷墟遗址，这里发现有作为早期王国都城遗址的“城”、大型宫庙建筑遗址群、规模庞大的王陵区、数量众多与种类齐全的青铜礼器及其铸铜作坊遗址、出土15万片的刻辞甲骨文（其中考古发掘的3.5万片），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都城构成“因素”最为“全面”的早期王国都城遗址
。西周王朝的“成周”和东周“王城”，均在今河南洛阳，由于西周都城丰镐地处陕西关中（从“大中原”来说也可将其划入中原地区），相对西周王国国土而言，都城丰镐略微有些偏西。成周实际上成为西周王朝管理、统治全国的重要中心之一。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关中的丰镐失去了都城地位，洛阳的王城成为东周王朝都城。历年来东周王城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大型宫庙建筑遗址、“天子驾六”的车马坑遗迹、金村东周大墓出土的高等级青铜礼器和玉器等，其“王者之气”一目了然，这同样是同时期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所不能与之相比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是“华夏文明”或“华夏族文化”的主导考古学文化。如果说龙山时代是“诸华”与“诸夏”等部族并立时代，青铜时代的“华夏”已是“诸华”与“诸夏”联合为“华夏”的王国时代。“华夏”之名最早出现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文献记载：“楚失华夏。”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华夏”所指即中原地区及其先秦时代各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华夏族”或“华夏文化”社会“共同体”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直接前身。“华夏族”、“华夏文化”社会“共同体”的活动区域恰恰与夏王朝、商王朝、周文化（指西周时代的成周与东周的王城）的中心地区重合，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这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代是个短命帝国，继之而建立的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西汉时代至北宋，第二阶段是元明清时代，辽金和南宋属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初步发展，发生在西汉时代中期至东汉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亦即广义上的中原地区。此后这一地区至北宋时代一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区，这一地区的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导着中国古代历史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汉文化内容主要为汉字、儒家思想、佛教传入及佛寺的兴建与道教的兴起、铁器的普及等。
文字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汉字是汉文化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载体。我们说中国有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古代文明历史，汉字是其决定性因素。中国古代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从象形文字到大篆，再到小篆，秦始皇的“书同文”就是推行小篆。汉代改小篆为隶书，隶书从实质上说“即现在所谓楷书”
。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成于汉代，从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青铜器铭刻、石刻、砖铭、陶文、骨签等文字，均说明汉代文字已经基本具有现代汉字的主要因素，现在我们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字称为“汉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种文字基本形成于汉代，另一个原因是主要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所使用。汉字从小篆到隶书的改革，是在中原地区首先开展并推向全国的，作为汉字最早的理论著作——《说文解字》就产生在汉代中原地区，“今天的汉字系统就是《说文》所规范定立的”
，其作者许慎就是河南人。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也主要是出土于中原地区。
儒家学说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指导思想，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孔子以此为其学说之精髓，并“问学”于中原的老子。儒家学说是在西汉时代由中央政府确立下来的，东汉时代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东汉都城雒阳城南郊兴建的“太学”，就是中央政府建立的国家最高儒家学说教育、研究机构。规模庞大的“太学”遗址，已经进行了考古勘探和部分发掘，已发现的太学遗址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其中出土了大量石经；另一部分在上述太学遗址东北约百米处，平面亦为长方形，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周筑围墙
。当时太学学生多达3万人。太学的教材是儒家著作，这些教材被刻石立于太学之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雒阳“太学”的“熹平石经”。
东汉时代佛教的传入与佛教寺院——白马寺在雒阳城的修建，标志着以汉译佛经为特色的佛教，成为“汉文化”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这一文化现象发生于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东汉都城雒阳。
道家作为哲学思想流派，早于东周时代已出现，老庄思想在西汉时代前期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但是，作为宗教的道教，真正出现是在东汉顺帝时期，张陵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或《老子》）为其经典，有了教主与教义，道教也就形成了。作为道教“教主”的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人（今河南鹿邑县）。作为道教经典的《道德经》是老子在河洛之地所撰
。道教的教主生于中原地区，道教教义经典产生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实为道教之发祥地。
如果说由中原地区形成的“儒道释”是两千年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与宗教信念，那么汉代铁器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之影响同样十分深远。正如我不久前写道：“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铁是起着最为重要的划时代作用的材料，它是古代世界任何其他金属或非金属材料不能与之相比的。在西方世界‘从铁矿熔炼开始，并因文字的发明与它的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转入文明时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在东方，在中国，铁器的出现与发展，迎来了辉煌的春秋战国时代，铸就了伟大的秦汉帝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汉代是中国古代铁器彻底取代石器与铜器的时代，铁器由此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基本生产工具等。铁器生产技术与铁器基本生产工具类型的稳定，是中国古代历史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稳定、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稳定的铁器基本生产工具类型与冶铁生产技术形成于汉代。考古勘查、发掘说明，中原地区是汉代铁器工业的基地，近年在河南省境内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众多，如：南阳瓦房庄、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鲁山西马楼村、望城岗、鹤壁鹿楼村、临汝夏店、西平酒店村、冶粮城、确山打铁冢、方城赵河村、桐柏张阪村、新安弧灯村、温县招贤村、林州正阳地村、登封告成、安阳唐坡、洛阳小屯冶铁遗址等
。据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汉代“铁官”根据其作坊数量多少分为“准大铁官”、“中等大铁官”和“特大铁官”，当时全国有“特大铁官”的是河南郡、河东郡、南阳郡、汝阳郡和汉中郡，除了汉中郡之外，其余均在中原地区。河南境内考古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是目前所知汉代冶铁作坊遗址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这些情况说明，中原地区不但在政治、文化、思想、宗教等方面，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核心地区，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基地。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多元一体”的“文化”不是简单的“加法”集合，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历史发展，都不是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共同体”的“半斤”与“八两”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说明至少在中古时代以前，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的最为重要地区，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这里又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个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原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