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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包括今河南全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南部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中游。“中原”又称“中土”。就地理位置而言，古代中原是相对“四夷”而言的，“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它们与中原共同构成“天下”，“中原”与“四夷”形成“东西南北中”。中原之“中”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空间概念，古代国家为了便于对“东西南北”四方的管理与统治，选择“中原”作为管理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即古代国家“择中立都”。宋代以前历代王朝绝大多数定都于“中原”，因此“中原”及其都城也被称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中原”与“天下”、“中国”成为“同义语”，如“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等。二是“形而上”的观念，即“中”相对东西南北“四方”及其“四夷”而言的“公允”、“公正”、“不偏不倚”，以及“中”的“中正”思想，并由此“引申出中和的观念”
。
中原特定的区位及其环境特点，决定了中原历史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中古时代以来成为中国历史的主导文化与多元一体华夏文明之核心文化。宋代以后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但是辽金元明清王朝在那里的社会主导文化的核心，依然是沿袭了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基因”。可以说“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基因集中体现在中原历史文化之中。从考古学研究而言，中原历史“文化基因”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古代都城、帝王陵墓及其相关的礼器、文字等，以及有容乃大的儒道释思想与正统及“大一统”的哲学理念和政治信仰。因此可以说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中原历史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区域文化”、“时代文化”或“王朝文化”，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俗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我们所说的“中原历史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国家文化”、“社会主导文化”。
中原地区位于第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以山地、低山丘陵、平原地貌为主，各地貌单元中河流、湖泊纵横，在平原地带因河流泛滥形成了广阔的潮土、垆土分布区，加之位于季风区的中部，气候环境也相对适宜
。这些为早期文明的产生提供了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充足的食物来源。
史前时期的中原大体以公元前1万年为界，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不同时代。根据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差异又可以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前10000—前7000）、中期（前7000—前5000）、晚期（前5000—前3000）、末期（前3000—前2000）四个阶段
。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与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最终促成了中原历史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核心地位。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早期人类文明的孕育阶段。这一时期，以河南许昌灵井
、安阳小南海
、新密李家沟
，山西沁水下川
、吉县柿子滩
，河北阳原于家沟
、虎头梁
、小长梁
、徐水南庄头
等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在华北大地上蓬勃发展，在环嵩山地区、泥河湾盆地形成了密集的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址群。这些遗址中细石器工具被广泛使用，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广谱革命”
，这极大地改变了先民们的生产方式，扩展了食物来源，提高了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为早期农业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在中原地区的环嵩山与冀南两个区域形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磁山文化聚落群，在其周边地区则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关中、汉中的老官台文化，鄂西峡江、长江中游地区的城背溪、皂市下层、彭头山文化，浦阳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洪泗河流域的顺山集文化，环泰山周围地区的后李文化等。据现有考古发现与研究综合判断，尤以裴李岗文化发展水平最为成熟和全面。裴李岗文化以嵩山为中心，遍布河南全境，无论聚落布局中的房屋建筑、墓地制度还是出土器物的组合、形制特征都显示出其内部高度的一致性，第一次在时空框架上展现了早期中原文化的聚合力。
其次，裴李岗文化的扩张性和生业模式的多元化，极大提高了该文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武安磁山
、临潼白家村
、宜都枝城北
、泗洪顺山集
等其他同期周邻文化遗址中都能见到与裴李岗文化同类器物类同的文化因素，如红陶素面三足钵、鼎、深腹罐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裴李岗文化以鼎为主要炊器的饮食习惯、龟甲崇拜、骨笛和刻画符号等文化因素传播到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海岱地区，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鼎”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中的出现与其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代代相传，以致进入夏商王国时代至帝国时代越来越成为历代王朝与中华民族的“政治性”之“标识物”，成为国家政权的“物化载体”，因此也才有“问鼎中原”的文化认同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在其中期基本形成了早期“华夏文化圈”。仰韶文化早期前段遗存，目前已经发掘的有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翼城枣园
、垣曲古城东关
、临潼零口村
、新安荒坡
；豫西南鄂西北的方城大张庄
、淅川沟湾
、下王岗
、郧县店子河
、胡家窝
、郧西张家坪
；豫中地区的郑州大河村
、长葛石固
；豫北的磁县下潘汪
、武安赵窑
等遗址。这些遗址的仰韶早期前段遗存都保留了裴李岗文化红色素面陶居多，泥质陶比例较大，以鼎、罐、钵为基本器物组合的特点，但由于文化源头、分布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在文化面貌主体相近的基础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
仰韶文化早期后段的遗存增多，主要有豫西与陕西东部的三门峡南交口
、灵宝晓坞
、底董
、华县元君庙
、西安半坡
、临潼姜寨等遗址
；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邓州八里岗
、淅川沟湾、下王岗、郧县大寺等遗址
；豫中的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豫北的安阳后岗
、濮阳西水坡等遗址
。在此基础之上，仰韶文化又向周边扩展，华北中北部的房山镇江营
、正定南杨庄
、易县北福地
、容城北城村
等遗址与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凉山王墓山坡
、红台坡
、孤子山
[49]
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佐证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仰韶文化向周围地区的扩张，促进了与周邻文化的交流及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互动，强化了其自身的文化凝聚力。
经历早期的发展，到仰韶文化中期，在豫西、晋南地区东庄类型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类型迅速崛起。庙底沟类型从分布地域上看，东到豫东，北至河套，西抵青海东部，南达汉水中游地区，影响范围扩及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北方的红山文化
和小珠山中层文化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
、淮河流域的侯家寨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的薛家岗文化
等，成为史前时代中国境内分布范围最大、对其后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陶鼎（国家的象征）与花瓣纹（“华”的象征）彩陶纹样，是此后“中华文明”的物化表征。
到仰韶文化晚期，随着中原地区凝聚力、向心力的进一步增强，各地史前文化越来越汇聚于中原地区，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西进
、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北渐
，使有容乃大的中原文化更为发展，促使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各地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大墓、高等级祭祀遗存和房屋建筑、城址等特殊遗迹的普遍发现，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当时日益加剧的社会关系变革。
龙山时代早期，豫西、晋南、豫中地区在原有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发展起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大河村五期文化，这两支文化中虽然可见不少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和一定数量的来自南方屈家岭晚期、石家河早期文化的因素，但其文化主体仍处于上升阶段。这一时期，在孟津妯娌
、芮城清凉寺
、襄汾陶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随葬精美玉器、彩绘陶器、象牙器等具有礼仪性质器物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以及大量形制规整的袋状窖穴，这种袋状窖穴在同期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文化中基本不见，它们是否属于标志社会富裕的仓储设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到龙山时代晚期，具有标志性的早期都邑性质大型城址（聚落）开始出现。这类聚落中不仅有贵族、一般平民居住区和墓葬区之分，还出现有高等级宫室建筑以及服务于社会上层的手工业作坊区、仓储区、大型祭祀或礼仪性遗存等，其中以陶寺城址最为典型。此外在嵩山地区与豫东北濮阳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数量众多城址群的考古发现，以及夏代早中期的王城岗遗址的发现和确认
，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前2100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政治中心图景。
一般认为，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标志。经过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处“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率先进入王国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夏代的政治中心主要围绕中岳嵩山分布。就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研究，可以将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的早中晚三个都邑遗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部，1977年在王城岗遗址发现
，200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王城岗遗址又进行了调查、钻探，究明在王城岗遗址中部发现了一座面积约34.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城址平面近方形，根据残存城墙复原，东、西城墙应各长580米，南、北城墙应各长600米。北城墙和西城墙之外置城壕，大城南面和东面分别利用了颍河与五渡河作为城壕。城内分布有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晚期祭祀坑和白陶器、玉石琮等重要遗物。此城址时代上限不早于龙山文化晚期，下限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是目前河南省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最大城址
。王城岗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部，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
。目前关于王城岗城址大城兴建后，小城是否还在继续使用，也还需要通过田野考古究明。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王城岗的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王城岗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阳城’”
，因此推断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王朝的最早都邑。
新砦城址位于嵩山东、新密市刘寨乡新砦村西北，城址由外壕、城墙及护城河、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组成，城墙内复原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若将外壕所围起的空间计算在内，则新砦城址的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左右。城址平面形状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南面以双洎河为自然屏障，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靠近城墙下部的护城河。城址中心区位于遗址的西南部，是整个遗址中的最高处，东、北、西三面被内壕所围，形成“内城”。在内城中部偏北发现一座大型浅穴式建筑
。据文献记载有“启居黄台之丘”，丁山考证“黄台之丘”可能即“黄台岗”，位于今新密境内的洧水岸边
，与新砦城址地望基本一致。那么，具有多重防御设施的大型聚落、高规格建筑、高等级遗物，以及与文献记载地望的相符，均将新砦城址指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的都城。
发现于城址中心区的大型浅穴式建筑，所处位置重要，规模宏大，建造较为考究。建筑附近发现有整猪骨架和埋葬有较多兽骨的小灰坑，说明该建筑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发现铜容器残片一件，可能是鬶或盉的流部，经检测为红铜。内壕圈起的内城范围内出土有刻画兽面纹的陶器盖残片，以及装饰着优美夔龙纹的陶器圈足残片各一件。从文化因素方面分析，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因素。从聚落考古角度看，新砦期遗存聚落具有明显的分级现象，新砦遗址面积最大、防御设施最完善、等级最高，应是中心聚落，其他遗址面积明显小于新砦遗址，应属于次级聚落。
1959年，徐旭生一行踏查洛阳盆地东部二里头遗址，采集到陶器等，并认为“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
。此后二里头遗址历经多年考古工作基本究明遗址范围北至洛河滩，东缘大致在圪垱头村东一线，南到四角楼村南，西抵北许村。遗址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及其外围的宫城遗存，以及宫城周边的道路遗迹和宫城之外的围垣作坊区遗址，发掘了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与制陶、制骨遗址等，以及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和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
二里头宫城位于遗址中部偏东，平面呈竖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布局严谨。宫城的一号、二号建筑基址形成西、东两组建筑群。宫城之内形成中国古代宫城最早的“二元轴线”，体现出王国时代作为国家缩影的都城及其国家政治中枢的宫城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并重的“二元政治”格局，它们直接影响着后世王国时代的宫城的形制。其中二里头宫城中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庭院南门之“一门三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王权、皇权级标识物，特别值得关注，它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
宫城之南为围垣作坊区，作坊区北部发现有两段夯土围墙。绿松石作坊位于北围墙之南，紧挨北围墙
。绿松石作坊再南为青铜器作坊，面积约1万平方米，主要遗迹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
。上述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都城手工业“工在官”。
宫城以北区域为墓地，其附近发现了属于墓地的祭祀遗存，这一带可能是主要的贵族墓葬分布区之一
。
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已发现数十处中小型夯土基址
。中型墓葬的分布与这一区域基本一致。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大规模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制作精致的白陶器等礼器群。
二里头遗址有严谨的规划布局，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中心区又由宫殿区、道路网、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二里头遗址之宫城及其宫庙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都城文化影响深远。
考古发现的商代都城遗址有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遗址，它们均在中原境内，商朝正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不断向四周发展，开疆拓土。
郑州商城遗址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偏东，可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内外城之间分布着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铸铜作坊和制陶作坊
。
宫殿区位于内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面积约为郑州商城的1/6。
郑州商城目前共发现两处铸铜作坊、三座青铜器窖藏坑，窖藏坑出土方鼎、斝、爵、簋、戈、钺等青铜器，其中尤以方鼎至关重要，这批青铜器很可能是王室重器或为商王朝祭祀所用之器。
早商文化阶段，除豫东部分地区外，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早已超出中原地区，北抵冀南，西进关中，南达华南，东至豫东，这一广大区域都是商朝的疆土。各地虽有当地独特的文化因素，但其社会主导文化因素仍是商文化，说明这些地区直接受商王朝控制。
作为商代早期都邑的偃师商城遗址，由郭城（即早期小城与晚期大城）与宫城及府库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城址的南部偏中，发现有多座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分成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型建筑群，一般认为西组为宫殿建筑，东组为宗庙建筑，形成“左庙右殿”的格局
。
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位于洹河北岸，平面近方形，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宫城位于城址中部偏南处，发现有大范围的夯土建筑基址，个别夯土建筑基址规模大，如一号宫殿基址面积约1.6万平方米，是商代最大的单体建筑
。大多数学者认为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之殷。传统所说的殷墟遗址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5公里，总面积近30平方公里，以小屯、花园庄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在洹河南岸，洹河北岸侯家庄、武官村北为王陵区。宫殿宗庙区共发现上百座夯土建筑基址。王陵区共发掘带墓道的大墓13座，祭祀坑近1500座。殷墟王陵区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王陵。大墓旁常见陪葬墓。祭祀坑以人祭为主，也有少量兽祭坑和器祭坑。王陵区的独立存在，以及王陵的四墓道之“亞字形”墓（后代陵墓出现陵园以后又影响其陵园辟“四门”）及其王陵之旁的陪葬墓、祭祀坑、大型墓圹、棺椁制度、殉人、规格高的随葬品等都表明，晚商阶段已经形成严格的丧葬制度，这些构成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主体文化”及其丧葬制度，它们对此后3000多年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产生了深远影响。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可释读的系统文字，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是华夏与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基因。殷墟甲骨文佐证了《史记》对商王世系的记载，这也反证出《史记》有关夏王朝历史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之，结合近年来中原地区一系列相关重大考古发现，可以说作为夏商时代国家主导文化——夏商时代的中原历史文化是可信的。
西周灭商后，在中原地区分封三监管理殷商旧地，后三监叛乱，周公平乱后，为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先后分封卫、鲁、晋等诸侯国，西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均集中于中原地区，这与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城市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致的
。
“天下之中”的礼仪规制思想，虽然有着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濮阳西水坡遗址与襄汾陶寺遗址，但是作为“信史”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可以确认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而在西周初年已经全面形成
。西周初年周公平乱后认为洛阳居“天下之中”，于是“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即营建洛邑成周，洛阳成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所在地。周代洛阳及其所在地区中原确定为“天下之中”也就确立了自“五帝时代”以来的“中原历史文化”的“国家主导文化”与华夏的“根文化”地位，这在此后3000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
考古工作表明，成周城遗址在今洛阳瀍河两岸
，面积约6平方公里，分布有大型手工业作坊、贵族墓地、平民墓地、居址、祭祀遗存等遗迹，成周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经衰落。周宣王时由于军事原因在今汉魏洛阳故城一带另筑新城
，其结构及功能分区尚待进一步考古工作的开展
。
宗法社会是中华文明形成之后的国家历史特点，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平顶山应国墓地
等，再现了“公墓”、“邦墓”两种类型的族葬墓地制度。
西周时期，中原地区贵族墓可能已出现墓上建筑或封土，如浚县辛村1号墓，是西周早期卫国的一座贵族墓，该墓墓室上口，更各向外扩筑夯土
，有学者推测可能是高大封土的残迹，也可能是冢上建筑基址
。封土墓对战国秦汉时代以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影响深远。
西周时代的礼制率先在中原地区发展与形成。鼎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西周时代继承了夏商时期的传统，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三门峡虢国墓地
[81]
随葬列鼎的考古发现与《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也”的列鼎制相符，标志着至少在周代列鼎制度的发展与成熟
。
礼乐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出土了8件一套的编钟和编磬
，M2009出土的乐器包括甬编钟一套8件、纽编钟一套8件、石磬两套各10件，以及铜铙1件，反映了当时成熟的礼乐制度。
玉礼器的发展，反映在葬玉的变化。西周晚期晋侯墓地M8、M31、M64、M62、M91、M92、M93墓主头部均发现盖有缀玉覆面
，其中M31发现的一组覆面，由79件不同形状的玉石片构成，每件的边缘上均有钻孔，以缀于织物上，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M2009也均发现有缀玉覆面，缀玉幎目的使用在西周晚期较为严格，主要在周王室贵族墓地中发现
。它们直接影响着战国秦汉时代帝王及高等级贵族陵墓中墓主使用于覆面、玉衣礼制。
作为反映古代社会发展标示的手工业，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手工业居于当时的先进水平，成周遗址北部的北窑西周铸铜作坊
，面积10余万平方米，其中陶范数以万计，大部分是铸铜的外范，以礼器范居多。从发现的炉壁下缘有3处鼓风口，推测当时已用皮囊鼓风的冶炼水平。根据对炉壁内壁的岩相鉴定表明当时已广泛使用耐火材料，经测定分析当时熔炉温度达到1200—1250℃。发掘者推测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早期官营的宗室铸铜作坊，代表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北窑铸铜作坊北部、邙山南麓的西周贵族墓地
，出土的众多精美的青铜礼器，反映了在青铜铸造数量品种上的发展及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众多原始瓷器与南方同时期原始瓷器，无论是器形还是釉色都有很大差别，代表了当时北方地区制瓷技术的高度水平，对原始瓷器“南方传入”的观点也提供了驳证。鹤壁市淇滨区的辛村卫国贵族墓地
出土的原始瓷器，无论种类还是器形都与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非常接近，表现了中原地区原始瓷器烧造技术的一脉相承性
[90]
。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86] 中虢季墓内出土的玉柄铁剑、铜内铁援戈，虢仲墓中出土的铜内铁援戈、铜骹铁叶矛、铜銎铁锛、铜柄铁削，鉴定表明3件为人工冶铁制品，3件为陨铁制品，将我国人工冶铁的起始年代上溯至西周晚期，这些材料表明当时中原地区先民应首先在“内地”掌握了冶铁技术。
东周时期的中原地区，即三晋两周地区，大体包括山西中南部、河南大部、河北南部以及陕西东部、山东西南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既是东周王室的王畿所在，也有晋、卫、郑等姬姓诸侯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等大多奔赴“中原”施展其政治抱负，“孔子见老子”在中原，孔子为实现其政治抱负奔走于卫国十几年，孟子于大梁传经授业。
东周时期的城址目前已发现400多处，而以中原地区分布最为密集
。东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城有东周王城、郑韩故城、晋都新田、曲阜鲁国故城等，这些都城代表了当时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列国都城一般为两城制。东周列国都城中宫殿区均位于都城中地势较高区域，如赵都邯郸城的“龙台”遗址、郑韩故城的“梳妆台”遗址等。此外，韩都新郑小城内中北部发现有近方形的小城，为宫殿区
，面积为40万平方米，分布大小夯土建筑基址50余处；小城南部宗庙区也发现有长方形城址
，城址的中心发现战国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处，在房基中央部位即城的正中心，又发现一巨形石圭，一般认为这是用于宗庙“丽牲”。韩都新郑西城即内城发现的宫城及宗庙区城址，是列国都城中仅见的，应该对秦汉都城的宫城与宗庙区相分离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原地区列国都城之中的宫城处于“居高”、“居前”的位置，宗庙地位相对下降，反映了东周时期地缘政治加强及血缘政治减弱。
中原地区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墓葬大多位于城内，这与按照宗法关系和昭穆制度集中埋葬诸侯的“公墓制”有关，也是考虑了当时社会战争频繁，统治者的高级墓葬置于“城内”更为安全。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公墓大都远离都城，各陵墓的分布范围更加广阔，已不集中埋葬，开始设置独立的陵区。如已发现的11处韩王陵，除冢岗陵区外，每个陵区都发现2座或2座以上的大墓，可能为王、后异穴合葬墓，墓周围多有陪葬坑和陪葬墓
。辉县固围村墓地
，实际是一座以岗坡为墓地、略加人工修造而成的“回”字形陵园，墓地中心有3座东西并列的大墓。
目前发现较早的封土墓是春秋早期的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墓上原有高约七八米的封土
，春秋晚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大墓，坟丘高达7米、直径达5.5米
。封土也成为判定墓主地位的标准之一，《周礼·冢人》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礼记·月令》曰：“营丘垅之大小、高平，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除了封土外，中原地区战国时期一些大型墓葬发现有墓上建筑，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发现享堂遗存，新郑胡庄韩王陵M2封土距地面约3米高的半腰上发现“中”字形冢上建筑遗存
。
从中原地区开始的高等级墓葬越来越重视与强化“墓上”的“封土”、墓地陵寝建筑与陵园设置的同时，“墓内”的随葬品的“明器化”、“明器”的“微型化”与随葬品的“生活化”越来越凸显，诸如随葬“列鼎”、“车马”等旧的“葬礼”僭越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被轻视。这里的上述丧葬制度开启此后两千年帝国时代新的丧葬文化之先河。
东周时期，中原地区各种手工业技术继续发展，不但反映出新的器物制度，也说明了新的文化理念。如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
，造型宏伟、装饰典雅，体现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是周、晋、楚三者文化因素交融的产物，其构图复杂、造型设计奇妙、铸造技艺精湛，说明地处中原地区的郑国青铜器铸造工艺处于领先地位
。还有，战国时期韩国的冶铸铁技术，在列国中处于较领先的地位，大城西南部的仓城铸铁遗址
[94]
，面积约16万平方米，遗址南部发现有砖砌的烘范窑，熔铁炉底和鼓风井多座，还出土有大量的铸铁陶范及其范芯，以铁制工具范为多，出土的铁器证明，韩国生铁冶炼工艺的先进，尤其是发现的球墨可锻铸铁把我国球墨铸铁出现的年代提前了200年左右。
如果说西周时期的中原是“中国”之概念的发端，代表的是周代礼制文化的奠基和繁荣，那么东周时期“问鼎中原”的政治诉求，表明中原已经成为天下之中的政治符号，这一时期中原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礼俗规制统统被打上了“榜样”或“模范”的烙印，为天下所羡求。
自秦汉时代开始，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并发展。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西汉至北宋，第二阶段是元明清时代，辽金和南宋属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发生在西汉中期至东汉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亦即广义的中原地区。此后这一地区至北宋时代一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区，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导着中国古代历史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
从考古资料上看，都城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经济管理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此外，“陵墓若都邑”、“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深入人心，帝王陵墓则成为历代王朝“国家文化”在地下世界的缩影。东汉时期，道教思想的形成和佛教的传入，中原地区由此也成为全国宗教思想的核心区域之一，留下了大量的相关遗迹。
秦至西汉时期是帝国时代的初创阶段，都城的形制、布局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秦咸阳城是战国时代修建、帝国时代继续使用的都城。秦都咸阳以现在的渭河为界，可以分为渭北和渭南两部分，渭北咸阳城为秦都咸阳的主体部分。战国时代中期秦国迁都咸阳，营建了秦咸阳城，因此咸阳城为战国时期都城的主体风格。渭南部分则是在战国晚期开始营建，秦代又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房宫前殿，但由于秦王朝存在时间较短，阿房宫并未建成，仅仅进行了“前殿阿房”的“基础”营建，其所反映的统治理念并未显现出来，这在田野工作中已得到证明
。
汉长安城是帝国时代修建的第一座都城。汉长安城与王国时代都城布局形制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四面城墙各开三座城门，每座城门三个门道，“一门三道”在此时形成定制；2.未央宫凸显出皇权至上的理念，其基本布局和设施已经过系统勘察和发掘
，未央宫在整座长安城中地势最高，前殿为大朝正殿居于宫城中央，与西安门、未央宫南宫门和北宫门形成宫城的中轴线；3.未央宫南北向道路出北宫门与“横门大街”连通，使前殿与横门大街附近的东市和西市，形成“面朝后市”布局；4.王莽在汉长安城南郊修建了礼制建筑群
，未央宫南北路出南宫门、西安门的南北向道路东西分别为宗庙建筑群与社稷建筑群，从而形成以未央宫前殿为中心的东南部置宗庙、西南部置社稷的“左祖右社”格局。这开创了帝国时代都城的“左祖右社”制度，也是目前考古发现并可以得到实物与文献互证的时代最早之“左祖右社”。
东汉雒阳城继承汉长安城的都城“一门三道”制度
。作为对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则是都城“方向”与宫城布局变化。雒阳城的宫殿遗址主要为南宫与北宫，二宫城均基本居都城东西之中，形成都城的“坐北朝南”方向，并为此后中国古代历史上诸王朝都城布局形制所继承。南宫是刘秀定都洛阳后的皇宫所在，汉明帝时则以北宫作为朝堂，说明东汉中晚期都城的政治中心已向北宫转移。东汉雒阳城的南宫与北宫实际并不是二者同时作为都城政治中枢的皇宫，而是东汉前期以南宫为皇宫，东汉中后期以北宫为皇宫，南宫西北部、北宫西南部为市场所在地，东汉前期的都城“面朝后市”的格局因大朝正殿置于北宫而彻底改变。到曹魏时期魏文帝在东汉北宫的基础上新筑宫城——洛阳宫，废弃了南宫，整座都城的布局完全转变为单一的宫城
。汉魏洛阳城南郊发现的礼制建筑遗址群
，包括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等。东汉雒阳城开启的都城布局形制变化，在魏晋洛阳城得以确立并发展，对后代都城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学是东汉时期重要的官署教育机构，对后世的影响极为重大，太学遗址出土了大量石经，记载儒家典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
孝文帝徙都洛阳，基本承袭了东汉、魏晋洛阳城布局形制，并有重大变革，其中将汉晋时期洛阳城变为内城，外侧新建外郭城，整座城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三重城”之都城
。“三重城”的形成是帝国政治最直接的物化反映，宫城为大朝正殿所在，内城包括皇族和重要的中央官署与宗庙、社稷等建筑，平民里坊置于外郭城内。北魏洛阳城的“三重城”都城形制一直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城所遵循，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始终
。
北魏洛阳城之宫城位于内城中北部，宫城正殿——太极殿始建于曹魏。宫城南门阊阖门为其正门，阊阖门“一门三道”、门置“双阙”，开启了此后中国古代都城宫城正门形制的先河
。北魏洛阳城以宫城太极殿为基点，太极殿与宫城正门阊阖门、内城正门宣阳门之间的铜驼大街形成了南北向都城中轴线。宗庙、社稷分布于内城铜驼大街东西两侧，体现出“左祖右社”的设计理念。北魏洛阳城市场有三处，均位于宫城以南，分别位于西郭城中部（大市）、东郭城南部（小市）和洛水以南（四通市），完全改变了《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的传统。
邺南城紧邻邺北城而建，并与邺北城共用其南墙
。文献记载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
，说明邺南城的设计以北魏洛阳城为“模本”。邺南城以朱明门大街为中轴线，都城、内城与宫城正门与大朝正殿均坐落于中轴线之上。朱明门已经过系统发掘，门址为三出阙形制，有三个门道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邺南城应属“内城”，其外还有“郭城”存在
。邺南城“郭城”范围内的赵彭城村发现有大型的佛教寺院遗址
。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中世纪都城的典型代表。都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等组成，布局十分规整
。全城以宫城承天门—皇城朱雀门—郭城明德门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址的北部居中位置，里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两侧和南部，东、西二市分布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圜丘遗址位于明德门以东，为一处圆形高台式建筑
。城址有12座城门，每面3座，除南面中间的明德门五个门道之外，其余城门均为3个门道。唐长安城内分布有大量宗教寺院，尤以佛教遗迹较多，如著名的兴教寺、大慈恩寺塔（大雁塔）和荐福寺塔（小雁塔），经过考古发掘的有青龙寺
和西明寺遗址等
。有唐一代，唐长安城除了宫城——太极宫之外，还有大明宫、兴庆宫，其中大明宫遗址是唐长安城的宫城之中开展考古工作最多的宫城，其中大朝正殿——含元殿遗址、宫城正门——丹凤门遗址及其大明宫的玄武门遗址、麟德殿遗址、三清殿遗址、太液池遗址等均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此外都城的“离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华清宫遗址等也进行考古发掘。
隋唐洛阳城为隋唐时期的东都，武则天执政期间，其地位甚至超过西京长安。经调查和发掘，其范围和布局已基本究明
。隋唐洛阳城的宫城位于郭城之西北隅，与皇城南北毗连。武则天明堂遗址位于宫城中轴线上，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武则天明堂为明堂和辟雍合为一体的建筑
。外郭城有城门八个，已探明的五个城门所有的门址均为三个门道。里坊位于郭城内，其中宁人坊经过考古发掘
，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置门，坊内有十字街连接各坊门，这种布局为后世的许多县城所模仿和继承，其影响深远。
北宋东京城经过勘察和发掘，布局和范围基本明晰
。整座城址分内外三重，由外城、里城与宫城组成，其中宫城由宋代以前的居于都城北部，变为宫城位居都城中央，这一布局变化，凸显出皇权的强化。外城的南薰门，与里城的朱雀门、宫城的宣德门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即御街。根据文献记载，宗庙、社稷和多数中央官署位于宫城前。北宋东京城的另一重大变革在于以开放的街巷式代替了封闭的里坊式，这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
陵墓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礼仪制度的“国家级”丧葬礼仪，而丧葬文化是中国古代“阴阳二元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包含着历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承载着不同时期国家层面的工艺、技术与文化和艺术。自战国时代开启，全面形成于秦西汉时期的“陵墓若都邑”、“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理念，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文化现象，随着历史发展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表象”、越来越“直观”。如果说西汉帝陵陵园模仿长安城而筑，帝陵陵园象征着未央宫、后陵陵园象征着长乐宫的话
，那么东汉雒阳城布局形制的重大变化，则导致了中国古代帝陵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东汉帝陵的一系列变革奠定了此后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与明清王朝的陵寝制度。
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东汉帝陵的地望、分布范围以及相关的陵墓设施等问题取得了较大进展
。东汉帝陵的地宫由四条墓道改为一条墓道，但是陵园设“四门”一如既往。由于“陵墓若都邑”的理念贯穿诸代帝王陵墓，东汉雒阳城的“坐北朝南”朝向，致使东汉帝陵方向由西汉时期的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东汉雒阳城改变了汉长安城“多宫城”的“二元政治”布局，与此相应的帝陵合葬制度也由西汉帝陵的帝后“同茔不同穴”变为帝后“同穴”合葬，此后历代王朝（除个别王朝，如北宋帝陵之外）帝陵承袭此制；石像生在西汉时代的一些墓葬已经出现，如霍去病墓石像生。但是帝陵使用石像生，可能始于东汉时期，北邙陵区的南部发现有东汉时期的石像，有可能是陵墓神道两侧的石像生，此外洛阳历年出土的石质天禄、辟邪等也有可能为东汉帝陵之物
；东汉明帝时期确立的上陵之礼强化了皇权，使帝陵本身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此后历代帝陵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使鲜卑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在帝陵方面也有较多体现，继承了东汉时期的诸多因素，其中经过系统发掘的宣武帝景陵体现得较为明显
。景陵封土呈圆形，地宫在封丘之下，陵墓坐北朝南，神道两侧发现有石刻武士的石像生。北魏帝陵同北魏洛阳城的布局和设置均是少数民族政权融入、承袭和发展中原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同时，中原地区的陵寝制度随着西晋王朝的南迁传播至南方地区，六朝帝陵的核心内容同样源于东汉帝陵，如陵前石刻、祭陵之礼等。
中古时代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高度发展时期，位于中原核心地区的巩义宋陵，集汉唐帝陵之大成。北宋帝陵均为积土为冢，帝陵为覆斗形，一般底边边长55—58米，高17米左右。皇后陵的封土亦为覆斗形，其规模比帝陵封土要小得多。北宋帝陵除永安陵之外，均取西汉帝陵“帝、后同茔不同穴”制度，帝陵与后陵各自一座陵园。皇帝陵园与皇后陵园平面均为方形，四面中央均各辟一门。这些均应承袭西汉帝陵制度。宋陵在陵寝建筑的其他方面，又多沿袭了东汉至唐代以来的帝陵规制，如：陵园以南门为正门，陵园四角各置一角楼。皇帝与皇后陵园中，封土与南门之间建有献殿。陵园的南门（第一道门）、乳台（第二道门）与鹊台（第三道门）之间形成陵区南北向中轴线。宋陵石刻主要分布在陵园南门与乳台之间的神道东西两侧。帝陵神道石刻由南向北依次是华表1对、象及驯象人各1对、瑞禽1对、角端1对、石马2对与控马官4对、虎2对、羊2对、客使3对、武臣2对、文臣2对、门狮1对、镇陵将军1对。此外，陵园东、西、北神门外各有石狮1对，南门内和陵台南侧各有宫人1对。各帝陵石刻的内容和数量均相同，但石刻大小、造型、花纹、雕技各有不同
。这些陵寝制度又对宋代以后金陵与明清帝陵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宋代帝陵的布局风格则对同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皇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为西夏王陵。西夏王陵深受唐宋堪舆术的影响，按角音所利，实行昭穆鱼贯式排葬，诸陵从东南向西北发展
。西夏3号陵保存的地面遗迹较多
，陵园面向东南，中轴线较为明晰，但献殿、地宫等主体建筑稍偏西，阙台、碑亭以及石像生对称分布，陵园内城呈方形，四面辟门。以上这些特征大体继承了唐、宋陵的风格，但也有其突出的佛教文化影响特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陵华表之上的龙纹，开启了以后龙纹作为帝陵华表、石椁等主要纹饰“语言”，成为中古时代以后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化符号”，金上京、金中都都城之中出土的石坐龙，明清都城的大朝正殿、城门、宫门的相关装饰性纹饰中的龙纹，金陵的帝陵石椁龙纹等
，以及明清帝陵的华表之上龙纹纹饰，它们无一不是说明“龙纹”不只是哪个“民族”符号，而是作为王朝“国家”政治文化的体现。
中原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洛阳成为政治文化经济意义上的天下之中，正所谓“‘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
。重要的交通地位促进了该地区商业的繁荣，西汉晚期洛阳与邯郸、宛、临淄、成都并称为五大都市，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心地位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周人“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于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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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上看，汉代的冶铁遗址以中原地区最为集中，铁器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工具，郑州古荥和巩义铁生沟均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汉代冶铁遗址，并发现有“河一”、“河三”等铁官铭，分别代表了铁官作坊的编号
。“河内工官”铭的铁器在云南、广西、福建等边远地带均有发现
，足见中原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更为重要的是，西汉时代中央直属的“三工官”：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南阳工官均在中原中心地区，它们提供中央最为重要武器、军备的生产
。
从东汉时期开始，洛阳更是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奠定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位置。《后汉书·仲长统传》载：“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记载了洛阳“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的盛况。北魏时期，都城洛阳的商业更为发达，真正成为国际大都市。在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洛河南岸有“四通市”
，该市场是因其附近的“四夷馆”、“四夷里”而设置的，“四夷”顾名思义是“域外”之意，因此可以说“四夷市”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设置的专门用于国际贸易的市场，由此也可以反映北魏洛阳城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特点。《洛阳伽蓝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经过考古发掘的铜驼大街见证了这一盛况，铜驼大街宽40—42米，阊阖门南侧150米处发现的石板路面上可见碾压较深的南北向车辙印痕
。
隋唐洛阳城设置有“三市”，分别为南市、西市、北市，南市和西市位于洛河以南。根据多处文献记载，洛阳城的商业十分繁荣，洛河穿城而过，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成为全国的交通中心，为中国中古时代及其以后历史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封闭式布局和开放的社会风气形成矛盾，随着市场以外交易场所的扩大，封闭的里坊渐趋虚设
。这种矛盾则在其后的北宋东京城得以改变。自北宋东京城开始，开放式的街巷代替了封闭式的里坊制度，从而使社会商品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宋代“物质文化”代表物——瓷器，宋代的“五大名窑”中，中原地区占据其三，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造瓷业的兴盛。
道教和佛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两大主体，二者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两大宗教的产生与发展，均与中原地区密切相关。
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时期，考古发现的早期道教物化载体主要的是墓葬中出土的镇墓瓶及其镇墓文
，东汉中期开始，镇墓瓶大多出土于洛阳、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汉墓中，其中以洛阳地区最为集中。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洛阳唐寺门汉墓
和密县后士郭汉墓
出土的镇墓瓶。此外，洛阳偃师肥致墓的墓主人为当时的术士，墓内出土一通石碑，碑文充满了浓厚的早期道教色彩
。在道教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原地区是道教的核心之地
。嵩山道教寺院中岳庙中保留着北魏时期的《中岳嵩高灵庙碑》，碑文记载：“夫中岳者，盖地理土官之宫府，而上灵之所游集，四通五达之都会也。”足见嵩山在道教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佛教教义从东汉明帝开始便传入都城洛阳，白马寺的修建便是明证之一。北魏时期是佛教在中原地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北魏洛阳城中大量佛寺的内容，其中永宁寺的地位最为显赫。经过勘探和发掘，永宁寺的布局基本究明
，整座寺院以塔基为中心，北部为大殿，南部为山门，形成南北向的中轴线，这是中国早期佛寺建筑的典型布局。需要指出的是，佛教寺院是第一次出现于中原王朝都城中，佛教传播上升到国家行为，永宁寺的平面布局则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中轴线布局，寺院坐北向南。而与佛教初入中国的西域地区寺院有较大的差别，如尼雅遗址佛教寺院则是庭院式布局，佛寺坐东朝西，其西部为禅房和僧房，北部为民居
。这说明佛教传入中原后，迅速融合本地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的佛教——汉式佛教，其佛教为当时国家的“官式建筑”，它们是佛教等域外宗教进入中国的“国家认同”之体现。除了寺院遗址外，龙门石窟宾阳洞的佛像同样是佛教汉化的突出表现，主尊释迦牟尼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整体造型“瘦骨清像”，这与云冈石窟的“偏袒右肩式”袈裟、“大体大面”的造型均有了较大的差别，这又说明了北魏迁都洛阳后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不但如此，重要佛教寺院、石窟在都城洛阳的出现，属于官方所为，尤其是龙门石窟完全是“国家工程”，这也反映了中原地区的古代王朝统治者有容乃大情怀。
总之，中原历史文化在汉唐时期是国家的核心文化，造就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文化，其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为辽金元明清时代所传承，使中原历史文化对陆路和海路及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形成一个独具东方特色的“东亚汉文化圈”。
从辽南京作为辽王朝的“陪都”到大金王朝从黑龙江“金上京”徙都北京“金中都”，到元明清定都北京，完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中心”由南向北的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中心”地理位置变了，但是作为在“中原地区”从史前时代出现，经夏商至唐宋几千年形成的国家“根文化”——“中原历史文化”重要体现的国家都城文化被辽金元明清王朝历代都城继承下来。
契丹辽王朝都城辽上京虽然营建在其“根据地”（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但是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
均证实，辽上京受到中原都城历史文化的深刻、全面影响，如：辽上京为南北排列的“两城制”，即北部的“皇城”与南部的“汉城”，实际上与中原地区的曹魏邺北城的北部“宫殿区”和南部“居民区”是基本一脉相承的布局形制。辽上京的皇城相当于北魏洛阳城的内城、隋唐两京的皇城。皇城之中的“大内”相当于北魏洛阳城与隋唐两京之宫城。辽上京大内位于皇城中部偏北，这与北魏洛阳城宫城与北宋东京城宫城在内城的分布位置相似，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辽王朝先后设立“五京”：辽上京、辽东京、辽中京、辽南京、辽西京
。
辽中京的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相套形制及都城宫殿、祖庙、宫门与城门及其中轴线等，与宋开封城相关建筑形制、名称相似，故《辽史·地理志三》记载：辽中京的“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辽南京实际上是沿用了唐代的幽州城，作为陪都加以改造。皇城在辽南京城西南部，皇城平面近方形，从位置与形制两方面来看，类似汉长安城。宫城在皇城之中，二城相套，宫城的宫门与主要宫殿形成南北向轴线，辽南京的不少城门、宫门的名称，以上诸方面均沿用了汉魏洛阳城与隋唐两京之制。
从辽代的“五京”变化来看，随着辽王朝政治发展，由辽上京到辽中京，再到辽南京，其都城制度的“中原历史文化”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规范。
金王朝取代辽王朝之后，承袭辽王朝的设“五京”之制
，女真建立金王朝始都金上京
，以辽东京、辽西京为大金王朝的东京与西京，改辽中京为金北京，金王朝灭北宋后，以开封城为金南京。以辽南京为金中都。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大金王朝，也是与辽王朝的契丹人相同，以前并无宫殿、城郭等建筑，类似建筑受中原地区的北宋文化影响而营建
。金上京遗址在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30公里的阿城市，通过历史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古工作得知
，金上京虽然也是由南城和北城组成，但是，金上京的南城是皇城所在，北城为郭城性质，这与辽上京的南城与北城功能恰好相反。南城中的皇城，又称“宫城”、“大内”，其中的“午门”及其宫城中轴线、宗庙、社稷、孔庙和国子监等重要建筑均应仿照北宋东京城所建。尤为突出的是金上京的大朝正殿——“乾元殿”与唐洛阳城之宫城正殿名称相同。金上京遗址考古发现的金代龙纹瓦当、龙纹勾滴、龙纹雕砖等重要建筑的建筑材料与龙头衔香银炉、龙纹银器盖和龙纹铜镜等遗物，无不反映出中原历史文化对金上京的重要影响。
金中都是大金王朝为了取代宋王朝而从金上京徙都而营建的都城。金中都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部一带，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首先调查、勘测了城址位置、城墙范围
，其后又进行了勘探，基本掌握了金中都遗址的形制结构。其中对金中都北城门——光泰门遗址的勘测、大安殿遗址等宫城宫殿区的勘探与发掘、宫城和皇城及都城正门之间道路的勘探、都城里坊区路网系统的勘察、南城垣水关遗址全面考古发掘、太液池遗址的考古发现
、金陵的考古勘察与发掘等
，对于金中都遗址考古研究至关重要。
金中都是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组成，形成“三重城”格局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三重城”始建于鲜卑人营建的北魏洛阳城
，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第一座包括了宫城、内城和郭城的重要都城，此后还有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宋开封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另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金中都的皇城位于外郭城之内中部偏西，宫城位于皇城中部，而这又进一步体现了金中都与北宋东京城的密切关系，因为宋开封城与汉魏洛阳城以来的都城不同的是，宫城不是置于都城北部，而是置于都城中央。
金中都外郭城平面近方形，东西长约4750—4900米，南北长约4510米。平面方形的城址，在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古代都城之中，十分突出，它们有的表现在外郭城（或称大城），有的反映在宫城（或称内城）。如二里头遗址宫城平面近方形，东西约300米、南北约360—370米
；偃师商城之宫城东西190—200米、南北180—185米
；殷墟洹北商城东西2150米、南北2200米
；战国时代魏都安邑城之宫城东西990米、南北930米
；东汉洛阳城灵台、辟雍等礼制建筑的平面均为方形
。北魏洛阳城的外郭城平面似为方形
，宋开封城的内城与皇城平面均为近方形
。金中都的方形平面城址，反映大金王朝皇室都城设计与建设上承袭的以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尤其是将北宋东京城作为模本，折射的《周礼·考工记·营国》的“王城”方形平面设计理念
。
金中都的外郭城、皇城与宫城的正门均为各自南门（外郭城正门—丰宜门为南面的中间城门、皇城正门宣阳门、宫城正门丹凤门），三座城门连通大朝正殿——大安殿、仁政殿、昭明殿、宫城北门昭明门、皇城正门拱辰门、外郭城北门通玄门，形成都城的南北向“中轴线”。这条都城中轴线的基点是大朝正殿——大安殿。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形成的都城“中轴线”应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洛阳城，这条都城“中轴线”以太极殿为基点，向南对宫城正门——阊阖门及内城正门——宣阳门，再向南至外郭城南门正门，出外郭城，直抵祭天圜丘
。参照北魏洛阳城营建的东魏、北齐的邺南城的中轴线，目前可以知道从朱明门向北至止车门、端门、阊阖门、大朝正殿。南朝建康城也形成了都城中轴线，由大朝正殿的太极殿，向南依次为大司马门、宣阳门、朱雀门、国门。隋唐洛阳城的中轴线虽然不是位于都城东西居中，但是都城中轴线以大朝正殿为基点，由此形成南北向轴线，并通过宫城、皇城、郭城正门的原则是符合的，其中轴线由南端郭城正门定鼎门向北依次经皇城正门端门、宫城正门应天门，北至大朝正殿。北宋开封城的中轴线由外城正门南薰门向北，依次为内城正门朱雀门、皇城正门宣德门，北至大朝正殿大庆殿。从上述不同时期中原地区古代都城轴线可以看出，金中都的中轴线也是继承了中原历史文化的古代都城这一最为重要的规划原则与政治理念。
金朝最高统治者，把金中都建设作为国之大事，对来自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金朝统治者而言，要统治相对发展的“内地”，就要用其易于接受的、相对先进的“内地”之中心地区的“中原文化”、“中原政治”，因此金中都的“中华民族化”就显得更为突出。对此宋代范成大指出，金朝“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
。上述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继金朝之后相继出现的王朝是元朝、明朝与清朝，金朝与元明清王朝时代相连接。作为金、元、明、清四个王朝的都城又均在北京。古都北京建都之始应该是金中都，金中都为北京的第一个“国家级”都城，不但其营建时代是古都北京最早的“国家级”都城，而且金中都还开创了此后历代王朝定都北京之先河，并直接影响了元明清三代都城布局形制。
元朝先后营建了元上都、元大都与元中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敦达浩特镇东。考古工作究明
，元上都由外城、皇城和宫城构成，皇城位于外城东南部，宫城在皇城中部偏北。宫城平面近方形，皇城与外城平面均为方形。宫城正殿（大安殿）位居宫城中央，宫城南门（御天门）为正门，御天门与大安殿南北相连，形成宫城中轴线。元上都宫城及其中轴线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的承袭关系十分清楚。
元大都为“三重城”，而且它们的萧墙（实即内城、皇城）、宫城基本位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不在都城北部。这与金中都是一致的，而金中都是沿袭北宋东京城的。元大都的都城轴线为南北向，自南向北依次为外郭城正门丽正门、萧墙正门灵星门、宫城正门崇天门、大明门、大明殿、延春门、延春阁、玉德殿、宸庆殿和厚载门、萧墙北门厚载红门，至中心台。元大都的太液池在宫城西部，池中营建了琼华岛、圆坻及犀山台，这是沿袭金中都把都城池苑命名“太液池”，并置于宫城之西的皇城之中。金中都、元大都的“太液池”是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太液池”及其所置神山象征的历史传统。明清北京城承袭这一规制，并且更为突出太液池的中心地位，明清北京城将太液池更名为北海、中海、南海。
从以上的辽金元明清都城布局形制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看到，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这一历史文化源头我们可追溯到建都中原地区的汉魏洛阳城、隋唐两京与北宋东京城，而且其时代距辽金元明清越近，影响越为全面、深刻。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中原历史文化的考古发现所体现出的创新性、包容性、延续性、传承性奠定了中原为华夏文明核心的根本基础。
（一）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地位的肇始原因。
首先，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环境为中原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天然保障
。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远远大于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能力。中原地区位于季风区的中间位置，避免了季风异常导致的南北或涝或旱的局面，气候适宜
；属第二、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山地、丘陵、平原相间，泉水和其他河流密布，提供了必需的水源及肥沃的沉积土壤，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一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也相当丰富，渔猎、采集皆宜，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早期农产品不足所带来的缺憾
，加之处于南北动物群的迁徙地带，季节性的动物流动，为先民们获取肉食、皮毛等必需物品提供了便利。这些得天独厚的外部自然条件惠及到历史时期的中原地区各个王朝。
其次，中原地区人们确立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发展与重视民生的文化道路。裴李岗文化遗存中所见的龟甲、殉狗、骨笛、三叉形器及早期刻画符号等，可视为中国早期原始崇拜的物化载体。在其后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继承了这种“唯时、唯实”的思维模式，以象生性动物、植物、几何纹饰为主要母题的彩陶体系，突出体现出这一文化传统。与此对应的是单体聚落内部，大型公共建筑和用于储存剩余粮食或工具的窖穴普遍存在，为维护聚落内部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的这种重视财富积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红山、良渚、石家河等周邻文化中上层集团消耗性崇拜的生产关系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华夏文明能够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在原因。
（二）“五千年”以来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地位。
龙山时代晚期，周边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等相继衰落，中原地区万邦林立之势的诸多城址逐渐走向“统一”，这里成为传说时代——“五帝时代”的核心地区：在此相继出现了具有“王都”性质的陶寺城址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三期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等，如新砦城址的100万平方米规模，是目前所知同时期最大的城址，其三重防御设施、核心区位于城内中心区最高处等布局都说明城址在营建之前有严密的规划
，这座坐落于中原腹心地区的大型城址有可能是夏代都邑。
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都邑规模巨大，规划严谨，布局合理，其建造技术明显处于同时期的最高峰，对后世的都城建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物，大量铜器、玉器、绿松石器和白陶器、原始瓷等器物被大量使用，表明相关的一些礼制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发现于贵族墓葬中的铜铃、石磬等乐器，说明乐器已是贵族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礼乐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土，反映出礼乐文化在夏代已经兴起，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指导作用。
郑州商城因位于今郑州市区内，考古工作虽难以开展，故城内详细布局还不十分清楚。但已有的材料表明，不论是城址的规模、大型建筑的布局，还是出土青铜礼器规格，抑或对各地的影响，作为早商都城的郑州商城都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
安阳殷墟的大范围的都城和王陵区的确认，体现出一个大邑商的王朝背影，尤其是甲骨文这种成熟的文字的出现，使我们相信中国文字起源应远早于晚商。
纵观夏商阶段，中原地区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有利因素，使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洹北商城、殷墟等夏商都邑均位于中原地区，这无疑是因“中原”的“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而形成的。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轨迹为“满天星斗”化作多元一体，自“古代文明”形成伊始，中原已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区，中原文化成为华夏的核心文化，也就是华夏、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进入夏商时期的中原进一步发展为“一家独大”，远领先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成为延续不断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主体文化。
（三）考古学、天文学、历史学视阈之下的“宅兹中或”到“问鼎中原”、“定鼎中原”的政治文化理念转换。
中原之“中”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理念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中’本身具有中正、中央的双重内涵，而中正又与中和的思想相通，所以中央之地也便成为阴阳和合之地。况执中之君王必居中而观象，而君王执中，目的即在于为万物的生养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这意味着执中而致养万物与阴阳和合以生万物其实体现着共同的人文思考，因此，由槷表测得的天下中土自然具有了阴阳和合的性质，并成为统治者的治事之所，从而直接导致了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的形成……不仅如此，中央又可以通达四方，从而实现居中统御四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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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与天文考古学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论断。20世纪80年代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考古发现的“北斗周髀”遗存
、21世纪之初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葬出土漆杆“圭尺”
与清华简《保训》
及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
等资料，冯时认为濮阳西水坡M45遗存是中华文明起源最早出现“天下之中”理念的物证，也就是最早的“地中”；“尧都平阳”的陶寺城址“圭尺”则反映了“五帝时代”之“中”的转换，清华简《保训》与“何尊”铭文再现了三代及其以后确立的以“嵩山”为“天下之中”的佐证。濮阳西水坡、襄汾陶寺、嵩山不同时期“天下之中”的确认，它们均在中原范围之内，其“天下之中”的“转换”是由原来的南北居中，发展为东西南北的“四方”之中。从而“居中而治再不限于同族内部的权力象征，而反映了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居中统御四夷的新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观念”。
何尊“宅兹中或”铭文的出现，反映了“天下之中”的实践，“中或”意即“中域”、“中土”、“中国”，也就是“中原”，在中国历史上的“问鼎中原”、“定鼎中原”使“中原文化”具有了国家文化、社会主导文化的特定概念。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中原历史文化不同于“齐文化”、“巴文化”等地域文化，中原历史文化也不是一般的“时代文化”或“王朝文化”，如“先秦文化”与“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等。中原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社会主导文化，由于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区位特点，使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的多元文化汇聚于此；而当地的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又有着强大的聚合力、向心力，使华夏文明形成于此，早期国家出现并发展于此，进而使王国时代的夏商王朝诞生于此、定都于此，并一直延续至中古时代。而都城又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从而使中原历史文化自然而然成为历史时期“三代”至唐宋时代的“社会主导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考察，它们主要体现在国家的都城文化、帝王陵墓文化、礼制文化等诸多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定都中原地区的王朝，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文化基因，随着辽金元明清王朝的相继建立，政治中心的北移，这些中原地区形成的文化基因得以传承，使中原历史文化继续成为中古时代以后辽金元明清王朝所承袭的中华民族“根文化”，形成世界上唯一5000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它们充分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族属所建立的不同王朝（如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人所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所建立的金王朝与清王朝、蒙古人所建立的元王朝等），对“古代中国”社会主导文化、国家文化的认同，这也就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原载于《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作者刘庆柱、韩国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