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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翻阅元人文集，从陈旅的《安雅堂集》中，发现了一篇《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记》（全文附后）。这是一份通篇论述档案重要性、记叙档案库房兴造情况的档案学文献，它对我们研究古代的档案学思想和古代档案史，无疑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这篇短文，虽然不到一千字，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档案学内容。其中有记事，有议论。记事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典型的元代地方政权机构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的珍贵记录，议论则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独到深刻的档案学思想。此外，从作者的简洁记事中，我们也可透视出闪烁其间的珍贵的档案学思想。
这篇档案学文献，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元代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嘉兴路总管府档案工作的各项基本情况。
第一，关于档案形成数量的情况。我们知道，路是元代介于行省和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它相当于后来的府和现在的地区或市。元代嘉兴路下辖一个管城区的录事司和一个附郭的嘉兴县以及海盐、崇德两个州，共有42万多户，220多万人口，在元代路这一级机构中，人口算是比较多的，因而被列为上等。这样的一个地方二级政权机构，在从南宋政权灭亡、元朝建立起对全国统治的至元八年（1271年）起，到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止这60多年的时间内，历年积累下来的档案文书“成案十万五千有奇，簿历万三千九百有奇”，共达将近12万卷册。这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地方政权机构案卷形成数量的最早、最具体的记录，可为我们研究古代地方政权机构的档案形成情况提供可靠的详细数字，也为我们比较古代和现代地方机关档案形成数量提供了典型资料。
第二，关于档案库规模的情况。我国在明代以前，地方档案库的规模情况，目前还缺乏具体记载。这篇短文，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具体的资料。根据文中提供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嘉兴路总管府新建的档案库，共有库房及办公场所15间，占地面积53平方丈，约相当于今500多平方米，共有档案11.8万多卷册。这些珍贵的数字，不但可供我们推测元代地方档案机构的一般建筑规模，而且可为我们研究现代地方档案库的建筑与库藏规模提供参考和比较。远在六七百年以前，一个地方档案库就能有如此大的规模，不能不说是惊人的，远远出乎今天一些人们的意料。六七百年后的今天，全国地区一级档案馆，仍有不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建筑规模和收藏规模。
第三，关于档案的保管情况。这篇短文记叙了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建立前后的档案保管情况。在架阁库建立以前，那么多的档案文书没有专门的存放地方，而是散放在各处，被风雨侵袭，与虫鼠为伍，任奸吏作弊，而且堆放的地方邻近民户，随时面临火灾的威胁，其保管状况是非常糟糕的。可能当时好多地方政府的档案都处于这种困境中，但在统治阶级中，毕竟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看到档案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看到建立专门府库收藏档案对统治民众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嘉兴路总管府负责档案工作的唐棣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经过他的坚决请求和努力，以及其他同僚的共同协助，终于建成了一座规模不小的档案库房，使档案保管状况得到了改善：原来散放在走廊、小屋里的档案，被集中放在了一起，按照档案的形成时间顺序排放，并且加上了明显的识别标志，从而在寻找时一索即得，库房的门窗开闭，也有一定的秩序。另外，库房远离民居，避开了火源，摆脱了火灾的威胁。
从作者对档案库房建成及档案保管情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当时这里的一些档案保管制度。
①档案的集中保管制度。总管府下有好几个机构，以前档案散存各处，没有集中在一起保管。档案库建成后，“悉聚散处之牍”，原来分散各处的档案，全都集中到一块。可见在元代地方政权机构中，在有条件的地方，档案也是集中保管于档案机构的。
②档案的编年排放制度。档案在档案库房中究竟是如何排列存放的呢？文中记载说是“年秩月次”，也就是按照档案的形成时间，用编年的方法逐年逐月按序排放的。这就是当时档案的编年排放制度。
③档案的标识制度。根据记载，嘉兴路总管府的档案集中进库后，不但依次排放，而且“标识昭明”。标是标志，识即识别，标识就是便于识别的标志，昭明就是非常明白。联系上下文看，就是对所有的案卷和存放案卷的柜架，都贴上可供识别的标志，使人一看就明白某个柜架上保存的是某年至某年的档案，某个案卷是某年某月的什么案卷，从而便于寻找和放回。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档案标识制度。
④档案的目录检索制度。从文中记载来看，嘉兴路总管府的架阁库还具有供检索的目录，这就是所谓“征索有汇”。征是求取、求找，索也是指寻找。汇即类聚到一起的意思，如字汇、词汇等，这里是指档案条目的汇聚，也就是档案的目录。因此我们说当时已有了档案的目录检索制度。
⑤档案库房的出入制度。这就是文中所说的“启闭有节”。启是开启，闭是关闭，都是说的档案库房的门窗。有节就是有所控制，不能随便或任意。这一记载，是针对上文叙述库房建造前，档案堆在走廊里无人看管，“猾胥豪民得以厕其奸媒”而言的，那时由于没有库房，任何人都能随便接近档案，对档案任意损坏或大肆篡改。现在库房建造后，库房门窗或开或关，都有严格规定，外人不得随便进入，从而建立了档案库房的出入制度。
⑥档案库房的防火制度。新库房建造前，档案堆放的地方同民房紧连着，靠近火源，极易发生火灾。新库房建造时，选择了一个不毗邻任何火源的独立地段，可见当时档案库房的选址，是把防火作为一个条件考虑进去的。
第四，关于档案库房的建造经过和建筑情况。从文中记述的情况看，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的建造经过和建筑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元至元二年（1336年）冬，嘉兴路总管府主管档案的官员向本府的长官打报告，提出建议，然后，总管府长官将此报告上报行省，省里派人前来视察，定下地盘，开工建造。这一工程，路的最高行政长官达鲁噶齐和总管，都曾亲自过问，此外，总管府的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等其他官员也都参与其事，协力促成，工程的直接指挥则由嘉兴路总管府驻在地——嘉兴县的县令担任。到第二年夏天，工程全部竣工，前后经历了约半年时间，共建成房屋十五间，无论是工料还是做工都很好，库房结构也很精严。工程费用全部是用官府紧缩开支后节约下来的费用支付的，连工匠也都花钱雇用，而没有无偿征用。整个工程共花费时钱一万五千七百多千文。工程结束后，特意请人作记，以志纪念。
从这些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点：1.当时路一级机构建造档案库房，需要上报行省，由省决定；省里并不以一纸批复了之，而是亲自派人前往观察，踏勘选址；在工程建造中，路的最高行政长官亲自过问，并由一位县令担任工程指挥，足见元代地方政府对建造档案库房的重视程度。2.从打请示报告直到工程结束，前后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便建筑起一座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档案库房，如果同今天一些地方档案馆从打报告到工程竣工往往三年两载的情况相比，我们不能不赞叹当时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之高。
陈旅的这篇档案学文献，还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档案学思想，很值得我们加以挖掘和继承。这些档案学思想，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档案的重要性和档案收藏之所的重要地位。文章一开头，作者就以星象的象征意义阐发了档案收藏之所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古者营室中则始土功。在营室之东者曰东壁，天下图书之府也。夫众物之丽乎室者，莫非日用之所需，而独图书之府，著象室东，岂非以是为有国家者之所甚重而不可后者乎？”认为古人之所以把营室星宿中居于上首的东壁星作为收藏档案的图书之府的象征，正是由于档案比所有日常所需之物都更宝贵，收藏档案的府库比收藏其他物品的府库都更重要，因而不可不放在国家的首位。这里，作者把收藏档案的“图书之府”放在国家“甚重而不可后”的独特地位，是颇有见地的卓识。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流传着南宫敬叔救火先抢救档案、萧何攻城先收取档案而不问金银财宝的佳话，但将之上升为理论，提出这样鲜明的档案学思想，我们至今还是首次见到。
为什么档案收藏之所对于国家统治者如此重要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于自从社会脱离上古时代以后，社会争端纷起，而档案的记载则正是统治者解决这些争端的凭证和依据，没有档案，统治者将无以治天下。正因为档案对治理国家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天象上才早就显示出这样的征象以引起后人的重视。这里，作者虽然从天象的象征意义这一角度来论述档案和档案收藏之所的重要性，这在今天看来不无迷信色彩，但在古代人的意识中，“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天意代表着不可抗拒、绝对正确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说图书之府对“有国家者甚重而不可后”、是天之“示法”，不过是说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法则而已。
接着，作者在引用唐棣就兴建架阁库而给本府的请示报告时，又一次强调了档案和档案收藏之所的重要性。他说，“天子以六合为一室。凡郡邑户口、钱谷、刑名、造作之类，皆朝廷事也。载诸案牍者，必有庋宿之库焉”。这就是说，档案所记载的，都是天下郡县的户口、钱粮、刑事、建造之类的朝廷大事，这样重要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必须有收藏的地方。这样就从档案记载内容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档案的重要性和建立档案收藏之所的必要性。
第二，关于档案的起源与作用。这篇短文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明了档案的起源和档案的社会作用，他说，“上古之世，民气朴厚，以结绳冶之而有余。庖牺氏作，世寝不古，非书契不足以防民。况又后世风降习媮，矫伪日滋，一失稽据，将奚足恃以为治？”按照作者的观点，档案文书起源于治理民众的需要。当人类初产生时，民风古朴，人与人之间和睦融洽，比较容易治理，用不着文书、档案。后来社会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争端互起，这才产生了文书契据这样的档案。这就说明，档案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完全出于治理民众的需要。因此，档案从产生起，就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治理民众的手段和依据，没有它，治民就失去凭借。治民须依档案，档案可以致治，这就是档案的作用之所在。可以说，作者的这一认识，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闪烁着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火花。他所作出的档案是统治者“恃以为治”的“稽据”的价值估计，对于今天一些档案意识薄弱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对档案作用认识不足的领导者、决策人，仍然具有启发作用，因而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积极意义和思想亮光。
第三，关于收藏保管档案的目的。陈旅在记述了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的建造情况后，针对该库建造没有强制征发百姓徭役、没有浪费国家钱财一事而发表议论说：“藏牍所以定民也，而役不勒乎民；民定所以事国也，而财无甚费于国，不谓之克尽其职乎？”这段议论中，作者提出了“藏牍所以定民”“民定所以事国”，即收藏档案的根本目的是治理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观点。在作者的心目中，建造档案库房的目的是更好地收藏档案，而收藏档案则最终是为了治国理民，因此，建造档案库房也必须以利国利民为依归，尽量做到不扰民，不蚀国，这样才算是尽到了档案工作者的职守。因而他对唐棣在建造库房过程中不强征民力、不浪费钱财一事给予了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收藏保管档案的目的问题，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它是档案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档案工作各个方面的措施，都应当以它为宗旨。陈旅所提出的收藏档案是为了治理人民、治理国家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了收藏档案的根本目的，除了他所指的人民和国家的内容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外，今天这一思想也完全可以为我们所接受。
第四，关于档案工作者的职责。在陈旅看来，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收藏保管好档案是档案工作者的一项基本职责，他两次称赞唐棣适时、适地并不勒民力、不费国财地建造了档案库，从而使档案得到妥善保管为“克尽其职”，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在陈旅看来，档案工作者的职责并不止于保管好档案，他还应该有着比这更为重要、更为崇高的职责。在该文的最后，当介绍完唐棣的为人与悉心赈济难民的政绩后，作者对这位地方档案工作者寄托了满腔热情的期望：“或者他日掌图书秘府，以所知古今得失之迹、民生休戚之故，从容为上言之，则人又将大受其惠也。”也就是期望他有朝一日掌管中央的国家档案府库时，能将其从档案记载中所获得的古今政治得失的轨迹，人民生活苦乐的缘由等，报告国家的最高决策人，供其作为治国治民的参考。作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比以前建架阁库和赈济灾民更对人民有利。作者的这一期望，实际上是对档案工作者的工作职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指出了这一工作职责的价值所在。按照这一期望和要求，档案工作者的最高职责应该是从他所保管的档案中寻找出有关政治得失、涉及人民疾苦的东西来，上陈反映给政冶决策者，为他们提供制定政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依据，从而使政策更符合实际，更利于民生。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不但要保管档案，而且要研究档案；不但要保护好档案的安全，而且要认真研究档案的内容；不但要向上级陈述汇报档案的保管情况，更要向上级报告提供档案中反映的经验与问题。也就是说，档案工作者的职责不但在于保管好档案，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档案并以之为治国治民服务。
读了陈旅在几百年前提出的这一期望，我们不禁想起中国现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对档案工作者所寄予的厚望，这就是1960年郭沫若在《题赠档案馆》一诗中的名句：“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这一诗联认为，档案的记载中有着国家发展的轨迹和民生休戚的端倪，并希望档案工作者能从档案的记载中去探索国家政治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认识民生休戚的头绪线索、本末由来。同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相隔了几百年，他们的认识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这绝不仅仅是巧合，而是说明认真研究档案记载，从中找出对现实政治有益的东西，恰恰是档案工作者的应有职责，也是有识之士对档案工作者的更高期望。
在今天，认识档案工作者的这一崇高职责，对于档案工作者真正做好档案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对今天的一些档案工作者来说，认真研究档案内容，探索档案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认清档案中所显示的民生苦乐，及时地向党和政府提出研究成果，仍然是一项十分薄弱、亟待加强的工作，甚至有一部分人还把这一工作排除在档案工作者的职责之外，狭隘地把档案工作者的职责限制在保管和提调档案上。这是难以真正做好档案工作、提高档案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的。只有真正认识档案工作者的这一最高职责，才能理直气壮地把研究分析档案内容并将之提供党和政府作为参考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主动、经常地加以开展，从而使档案工作达到高质量、高水平。
第五，关于档案保护中的防火思想。通过陈旅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防火，他们把火作为档案保管和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排斥因素而加以防范。在唐棣向其上司所打的请建架阁库报告中，对火灾的危险进行了相当突出的强调，指出原来散放档案的场所“氓户比联，炀炊如”，面临着众多火源显见的炊户的包围，很容易发生火灾，毁灭档案，因而提出“宜亟求空爽之所，作架阁库”，把空爽独立，不邻民户、离开火点作为架阁库选址的重要条件。另外，作者在赞扬新建成的架阁库时，也特别点出了它的“从爨弗邻、地自为守”的优点。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建造架阁库中防火条件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古人在档案保护方面的防火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前人实践的正确总结，因而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其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今天不是仍然把防火作为档案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把与民户相连、与火点相邻看作库房选址的大忌吗？可惜，直到今天，一些地方的档案库房仍然处于居民住宅的包围之中，同样处于“氓户比联，炀炊？如”的境地，未能达到“丛爨弗邻、地自为守”的基本条件。这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读了这篇短文，或许也能像唐棣那样，认识其档案库的危险处境，为避免和防止出现“周人宰人之出”那样的历史悲剧而断然采取措施加以改善吧！
综上所述，陈旅的《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记》，为我们提供了元代一个地方政府的档案形成数量、档案库规模、档案保管情况、档案库房的建造经过和建筑情况等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的典型资料，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我国历史上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的最早具体记载，因而对中国档案史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同时，这篇文章还较早、较系统、较明确地提出了档案文书起源于治理民众的需要、产生于民风不古、诈伪日滋的社会时代，档案记载的是天下大事，是国家统治者恃以为治的稽据，档案收藏之所对国家统治者甚重而不可后，收藏档案是为了理民治国，档案工作者更应该及时向领导陈述档案中反映的历史经验与民生疾苦，档案库房建筑应与带有火源的民户隔绝以防火灾等一系列档案学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它不仅填补了我国古代档案学在理论方面的许多空白，大大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的档案学理论宝库，而且对于发展我国今后的档案学理论也提供了可以汲取的思想营养，是值得我们好好继承的宝贵遗产。它不愧是一份珍贵的古代档案学文献。
附原文：
（元）陈旅
著 杨冬权标点注译
古者营室中则始土功。
在营室之东者曰东壁，
天下图书之府也。
夫众物之丽乎室者，
莫非日用之所需，而独图书之府，著象室东，
岂非以是为有国家者之所甚重而不可后者乎？盖上古之世，民气朴厚，以结绳治之而有余。
庖牺氏作，世寝不古，非书契不足以防民。
况又后世风降习媮，矫伪日滋，一失稽据，将奚足恃以为治？
此天所以早示法于后世也。
嘉兴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唐棣，
言于其府日：“天子以六合为一室。
凡郡邑户口、钱谷、刑名、造作之类，皆朝廷事也。载诸案牍者，必有庋宿之库焉。
嘉兴，浙右大郡也。
两至元之间，
所积成案十万五千有奇，簿历万三千九百有奇，
皆无所于藏，散处府廊东西楼及经历司之旁屋，
风雨之与俱，虫鼠之与伍，
猾胥豪民得以厕其奸谋。
而氓户比联，炀炊如，
万一顾府，容有周人宰人之出乎？
宜亟求空爽之所，作架阁库。今立成，犹已后也。”府以其言上之省，省视之，乃度地府东，纵百九十尺，衡廿有八尺，
创库若厅事、若房、若门，凡有十五间，糜楮泉万五千七百五十缗。
经始于至元丙子之冬，
明年夏成。用约于官，役止于庸。
陶坚斧良，缔构严缜。
于是悉聚散处之牍，年秩月次，标识昭明；
征索有汇，启闭有节；
丛爨弗邻，地自为守。
照磨可谓克尽其职矣，
而其言则曰：兹役也，达噜噶齐按达拉、总管和元升、同知呼图哈雅、治中金山、判官玛哈默特、推官李椿、刘好礼、经历逯瑞、知事杨守谦等，共落成之，
而住程督者，则嘉兴令杨某也。
吾何力焉？惟是兴造岁月不可不纪。乃致书币来请记。
予善是库之作于水昏正，
既得其时；位于府之东也，又得其地。藏牍所以定民也，而役不勒乎民；民定所以事国也，而财无甚费于国，不谓之克尽其职乎？
照磨字子华，吴兴人，韵度清美，以词翰名世，然实长于政事。属岁大祲，
饥民廿有二万余，郡赈之不足，子华请以给孤老赢粮万二千七百余石、赢钞三十余万缗益之。
不得请，则规米为粥，日于僧寺食之。
此又足以见其及于人者矣。或者他日掌图书秘府，以所知古今得失之迹、民生休戚之故，从容为上言之，则人又将大受其惠也。（见《安雅堂集》卷九）译文：
古时候，当营室星傍晚出现在天的正南方的季节，人们便开始建造房屋。在营室星宿东边，即上首的两颗星叫东壁，它象征着地上收藏档案文书的府库。收藏于府库的东西，无不是日常所需要的，而独有收藏档案文书的府库，显示出居于室宿上首的征象，这不是意味着收藏档案文书的府库对治理国家者十分重要而不可置于次要位置吗？
上古时代，民风淳朴厚道，人民容易治理，统治者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就足以治理天下了。庖牺氏兴起后，世风逐渐背离古朴，不用文书契据已不足以治理民众了。况且到了后世，风气日益下降，习俗日益浇薄，诈伪日益滋生，统治者一旦失去书契这些凭证依据，将依靠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这就是为什么天象上早就显示出以收藏档案文书为重的原因。
嘉兴路总管府的提控案牍官兼照磨、承发、架阁官唐棣，向总管府报告说：“天子以天下为一家。所有郡县的户口、钱粮、刑事、建造等，都是朝廷的大事。这些事情，都记载于档案文书上，这些档案文书，都必须有收藏的府库。嘉兴是浙江西边的大郡，事务繁多，从大元开国的至元年间到当今的这个至元年间，所积累下来的案卷已有105000多件，簿籍13900多本，都没有专门的地方收藏，散放在总管府走廊两头的角楼里和经历司旁边的屋子里，风吹雨淋，虫咬鼠噬，无人看管，狡猾的小吏和势家大户，狼狈勾结，对这些案卷簿籍上下其手，逞其奸计。而且这些房屋周围，民户一家挨一家，各家做饭烧火，炊烟缭绕，万一发生火灾，岂不又要重演周代那样火烧档案库房的灾害了吗？应该赶快找一块空地，建造架阁库，专门贮存档案文书。这件事即使现在办成了，也已经晚了些。”总管府将这个报告上报省里，省里派人来视察后，在总管府东边找了一块空地，190尺长，28尺宽，盖起了库房15间，共花钱15750千文。始建于至元二年冬天，竣工于第二年夏天。工程的费用都是官府紧缩开支而节省下来的，工役也是花钱雇工而没有无偿征用民力，整个工程材料坚固，做工精良，结构严密。于是原来散放各处的案卷，都归聚到一起，按照年月次序依次排放，并且作出显著标志，非常便于识别，征寻索找都有类目可查，库房门窗的开启关闭皆有规定，而且库房建于单独的地块，不毗邻任何火源。这位掌管档案的官员可以说是能尽其职守了。而他却说，这一工程，是由达噜噶齐按达拉、总管和元升、同知呼图哈雅，冶中金山、判官玛哈默特，推官李椿、刘好礼，经历逯瑞、知事杨守谦等人共同促成的，而实际负责这一工程的则为嘉兴县令杨某，我出了什么力呀？只是建造的年月不可以没有记载。于是来信并送来礼物请我作记。
我赞赏这座档案府库的建造，既当其时，又得佳地。收藏档案的目的是安定、治理人民，而兴建这一工程时却没有无偿强制地役使人民；安定、治理人民是为了国家，而兴建这一工程也没有浪费国家钱财。这不是能尽其职守吗？
照磨唐棣，字子华，是吴兴县人，气韵清丽，风度翩然，以笔墨文章名于当世，然而实际上他又很擅长于治民之事。这里连年大灾，饥民20多万，郡府钱粮救济不足，他又请求增加救济粮12700多石，增发救济钱30多万缗，但没有得到批准。于是他筹划把剩下的救济米用来做成粥，在寺庙里每天分给饥民。这又足见他为官之惠及于民了。假如有一天他能去掌管国家的档案府库，以其所知道的古往今来政治得失的轨迹、民生苦乐的缘由，一条一条地上奏给皇帝，供其治国作参考，则人民将更要大受其德惠了。
（原载于《档案工作》198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