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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先后从宋人周紫芝的文集《太仓稊米集》（下简称《集》）中发现了一篇《尚书六部架阁（记）》；从清人张英等辑《渊鉴类函》（下简称《类函》）中发现了一篇节录的宋人李大异《六部架阁库题名记》；从宋人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下简称《志》）中发现了包括上述两篇文献在内的宋代档案学文献共四篇，其另两篇是：繤更生撰《三省枢密院架阁库题名记》，陈晦撰《六部架阁库续题名记》。本文先将有关六部架阁库的三篇题记介绍于此，以飨读者。关于三省枢密院架阁库的一篇，拟另撰文加以介绍。
周紫芝，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安徽宣城人。绍兴十二年（1142年）以61岁高龄得中进士，曾担任过左司员外郎、枢密院编修官，并在兴国军（相当于县）当过知军。著有《竹坡诗话》《毛诗解义》《太仓稊米集》等。绍兴十五年（1145年）南宋复置六部架阁官，周紫芝是首任的四官员之一，以右迪功郎的官阶主管礼、兵部架阁。这篇记文，就是他任此职期间于次年九月撰写的。全文如下：
尚书六部架阁（记）
周紫芝
朝廷设官以主吏曹之牍旧矣。后废而不置者几（按：《集》作“凡”）二十年，常以司门之官兼掌其事，往往书无几（按：《志》作“机”）阁，户无缄滕，甚者委而投诸地，其积如山，岁久辄蠹腐缺落，漫漶而不可考。官索故牍，则六曹吏自入取，莫能谁何，出纳之籍，姑为（按：《志》作“以”）文具，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朝廷知之，会上章者以为言，于是诏复旧官如故。吏部之有两铨，所以升黜百吏；司徒掌（按：《集》无“掌”字）舆地图以稽户口之登耗，均赋入之多寡，其牍号为最繁，故部（按：《集》作“都”）以一官主之，余不能如二部之多，则以一官而兼（按：《集》作“无”）二曹，所以因时制宜而为之损益者当如是也。
初，架阁有屋数十楹，皆上（按：《集》无“上”字）依山阜，下即湫隘而为之所，久及弊坏弗枝。又其文字之积，至于充溢栋宇，而六曹之法案，阅二岁则命聚而藏之，常以二者不能受其藏，人（按：《集》无“人”宇）皆患之。吏部主管文字、右迪功郎彭炤，始与其寮户部右从政郎艾若讷（按《集》作“纳”）、礼兵部右迪功郎周某（按：《志》作“紫芝”）、工邢部右迪功郎苏鉴条其事，以有请于尚书六曹之长，欲治其坏而增新之，且为架阁廨（按：《志》作“厅”，）事，以处其吏，使不得杂齿于部曹之厅为便，六曹始具其请而上之朝。绍兴十有五年秋九月，有旨命两浙转运使司（按：《志》作“司使”，）为之。越明年秋八月始告成。初，架阁移文，止用公牒，而衔（按：《集》作“御”）附以名（按：《集》作“召”），使者怒其礼轻，乃大沮其事，有请皆不报，故其成甚缓而略，且不如其乞也。
朝廷自罢兵息战以来，凡祖宗大典礼有废而未修者，一切蒐讲，糜有阙遗，至于百官有司，莫不具举，下至架阁之职，亦修其废官而复其旧制。骎骎乎，其向于（按：《集》无“于”字）太平矣。况创复之初（按：《集》无“之初”二字），首被推择，非特目见耳闻，而身（按：《集》无“而”字，又“身”作“自”，道光本《志》也作“自”）亲其事，固已幸矣，其可不书以告后人乎！九月二十一日周某谨记。（按：《志》无最后一句）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61：清乾隆序刻本和道光刻本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记述架阁官员的设置。作者先记述了六部架阁官员的设置沿革。他说朝廷设立专门官员以主管吏部的档案已经很长时间了，后来废除此官有将近20年。在这近20年中，由于常以看门的人员兼管档案，因而档案缺少搁置的柜架，档案库房的门窗也不加以封锁，甚至还有不少文书被丢弃在地上，时间长了，便被虫蛀得腐烂脱落，字迹也模糊难认。政府需要利用旧档，六部的吏员们都自己入库去取，没有人来过问。出纳文书的登记簿，完全成为虚设。朝廷知道了这些弊病，正好又有官员上疏，专言其弊，因而皇帝下诏按照原来的制度，恢复设立架阁官员。这就是六部架阁官员在宋代从设立到废置又得到恢复的过程。
接着，作者介绍了六部架阁官员的设置数量。由于吏部、户部形成的档案最为繁多，因而每个部设立一个官员主管档案，其余几个部的档案不如这两个部多，则以一个官员兼管两个部的档案。这是根据各部门的档案数量而决定其档案官员设立多少的。这样，六部共设四个主管档案的官员。
第二部分主要记叙了六部架阁库的兴修经过。他说，以前，六部架阁库共有房屋几十间，由于时间长，房屋都颓坏欲倒。另外，以往多年累积形成的文案，已经堆满了所有的房子，而按照规定，六部所形成的所有重要文书，过了两年则要集中起来加以收藏。这样，一来房屋坏了不宜再收藏档案，二来也没有地方再收藏新形成的档案。于是，主管吏部档案的彭炤和他的几位同事即户部档案官员艾若讷、礼兵二部档案官员周紫芝、工刑二部档案官员苏鉴，一起把这一情况陈述上报给六部的长官们，请求修理旧的库房，增建新的库房，并新建架阁库的办公用房。六部长官把他们的请求全部上报皇帝。绍兴十五年九月，皇帝命令两浙转运使司主办这件事。直到第二年八月，工程才全部完成。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恢复架阁官员职位和修建架阁库的意义。他说，朝廷自与金人暂时停战以来，凡是祖宗时代所曾实行过的典章制度有废失尚未实行的，全都加以搜集讲求，没有任何缺漏，政府的所有机构和官职，无不逐一恢复。下至架阁官员这样低微的职位，也重新加以设置并恢复以前的建制。
李大异，字伯珍，豫章人，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历官司农寺丞，知平江府，担任过六部架阁官员，后任至谏议大夫、知建康府。这篇题名记是他绍熙二年（1191年）担任太学正时撰写的。全文如下：
皇朝肇建中台，分六官而设之属，文书之伙，月益岁滋，枋在胥手，并缘奸蠹，识者病之。崇宁间，何公执中为吏部侍郎，始建议置吏部架阁官，于是插架万数，揭而目之，前最后凡，一索而获，人以为便。后诸曹皆置官如吏部之制。未几，悉省之。迄宣和，再置、再省。绍兴三年，立六部架阁库，十五年，复置官四人，今四十七年矣。异时百司庶府，皆有款刻，以识前后居官者，兹独因仍，阙而未著。绍熙二年，主管官王君次春、陈君邕、雷君孝友，相与衷集题名。三月题名成，属大异为之记。
大异窃惟古昔以来，（按：《类函》节文自“古昔以来”始。）图籍为重；是官之建，实谨其藏。其任似周司书，其选似汉掌故，可以考阅故新，寻绪本元，所谓若缓而急者。尝试以旧章参之今日，虽或稍异，而其归则同。旧制，官庀其司，置于六部之内，或遇其废，则以郎官（按：“郎官”《类函》作“省郎”。）兼之，否则以监六部门兼之，迨于绍兴，与（按：《类函》无“与”字）寺、监簿、正官俱复，然始庀司于外，一也。旧制，金耀门文书库多藏三司账籍，三司，今版曹也，自铨曹而下，储藏账籍之所，未之详焉，其后置六部架阁库（按：《类函》“库”后有一“下”字），大抵成案留部二年，然后畀而藏之，又八年，则委之金耀，今金耀无复曩日，则悉藏于架阁库，二也。二者不同，而至于诸曹二十四司之文书，尽归储蓄（按：《志》无“储蓄”二字），以待有用，则今犹昔也。（按：《类函》节录至此）夫岂特文书为然，惟官亦然。故其职闲无事，视他司为最。自公退食，得以挟册读书，充其素业。畴昔著定，有缺多于此焉取之。朝廷之于士，可谓无负矣。虽然，凡士之处于世道、积厥躬德、足乎已者，皆储蓄之义也，知此，则无负于朝廷也。大异虚薄不足算，虽尝居是官，而于此则有愧焉。愧焉而复言之，盖自知其不能，而将以懋夫能者也。
题名之作，所以书名氏，纪岁月，其有轶而不可考者，姑俟后之人续志之。惟书建官之本意，以命镌者。四月戊子。
——据清张英等辑《渊鉴类函》卷82：清乾隆序刻本和道光刻本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记事。作者首先记述了六部架阁库这一机构在宋代的设置沿革。他说，本朝设置尚书省，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方面设置官属，文书众多，吏胥借此窃取权柄，肆行奸弊。崇宁年间，何执中担任吏部侍郎，开始建议在吏部设置档案官员，管理本部的架阁库。于是，档案柜架上插放着的上万卷档案，都标上了题目，并且置备了查找的目录。后来其他各部也都像吏部那样设置了档案官员。不久，又都被裁减掉。到宣和年间，共两次设置，两次被裁。绍兴三年，设立了六部架阁库；绍兴十五年，又设置了4名专门官员。至今已经47年了。
接着，他又记述了六部架阁库这次征集题名的经过：过去大小各个官署，都有镌刻文字，以记载官署的历任官员，但唯独六部架阁库还缺少这种题刻。绍熙二年，六部架阁库的主管官员王次春、陈邕、雷孝友共同征集六部架阁官的题名。同年三月，题名刻成，让作者撰文记叙此事。
第二部分为议论。作者首先论述了档案官员的重要性。架阁官员的职责和人员选用，类似周朝的司书和汉朝的掌故。档案官员可以利用档案去考察事物的过去和现在，并寻找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对国家不是急务，实际上都是急需的。
接着，他对六部架阁库今昔不同和相同的地方作了分析。过去，架阁库官员是六部各部的内部官员，遇到裁减，则以尚书省郎官或六部监门来兼其职。到了绍兴年间，六部架阁官与其他官署中的簿、正等官员一起恢复设置后，开始在六部的各部之外设立官署，从而不再是六部各部的内部机构了。这是第一点不同。过去的制度，金耀门文书库多为收藏三司的账籍文书，那时的三司，相当于今天的户部。自吏部以下，各部就不知道还有收藏其账籍文书的场所了。后来设置了六部架阁库，大体上办理完毕的案卷在各部留存两年后，即交付架阁库收藏。在架阁库收藏8年后，则全部存放到金耀门文书库去。而今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有金耀门文书库了，于是全部都收藏在六部架阁库。这是第二点不同。虽有这两点不同，但六部二十四司的所有文书，都归于一处加以储蓄，以备利用，则今天还是和过去完全一样的。
档案文书的储以待用的性质，自然而然地引发出作者一段关于档案官员的议论。他说：岂止文书是归之储蓄以待有用呢？管理文书的官员也是如此。因而这一职务比起其他职务来是最清闲无事的。每天退朝以后，就可捧着书读起来，充实自己的儒学根底。过去曾经规定，官员有缺，多从六部架阁官中选取。朝廷对于士人可以说没有对不起的。士人凡是暂未显用于世，正在积累自己的功德、充实自己的学业的，都是国家暂时储蓄以待将来大用的人才。知道这一点，就不会辜负朝廷了。
最后，作者交代了这篇题记写作的中心意旨，说，题名是用来书写官员名氏、记载任官岁月的。其中有遗漏不可考证的，这里先暂时空下来，等待后来的人们加以补续。我仅仅叙述了朝廷建立架阁官员的本来意图，交给镌刻者刻写于此。
陈晦，字自明，湖州长兴人，淳熙初赐童子出身，绍熙元年（1190年）中博学鸿词科，担任过秘书郎、著作佐郎、蕲州知州，嘉定元年（1208年）起又先后担任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及实录院检讨官、调枢密院检详文字、殿中侍御史等职。这篇题记是他在庆元四年（1198年）担任户部架阁时撰写的。全文如下：
今尚书六曹有文书几阁之官，其汉掌故之遗乎？汉掌故主故事，今所掌直吏牍，若不相似，然是殆类。强名者虽然列属文昌台，而颛设其局，凡图籍文案之藏咸在，其事严；且朝入所治，同僚相与言，不过论文字，抵掌剧谈，卒食数刻而退，其职清。职事官有阙员，间于此焉取之。日者有诏，非科目及人材卓异与县令之著绩，弗授其选，重事之严。职之清，选又益重，然则官虽视汉掌故小异，而所以待是官之意何遽不若汉？
前刻登载，凡百有十六人，为相若执政者三人，为法从者加多焉。接武鹤鸾，骎骎向用，方兴未艾，又不可隃度也。晦以不肖，得备员，幸既识名氏，属同僚至而石己遍，乃硥它石以识，谕晦实前记之余，书后记之初为宜，辞不获，亦喜贱名氏列两记间也。敬叙梗概，若置官之详，有前记在，故不著。庆元戊午五月既望。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宋代架阁官员的地位。他说：今天尚书省六部所设的管理文书的官员，大概是沿用了汉代的掌故一职。汉代的掌故主管朝廷的礼乐制度，今天的架阁官员掌管官府的公文卷牍，两者好像不同，但大致相近。架阁官员虽然属于尚书省，然而设置有专门的官署，凡是版图、册籍、文书案卷全在这儿收藏，因而这一职事是很严肃的；各部门的办事官员有缺职，往往由架阁官员去递补。过去，皇帝曾有诏书，不是经过科举考试合格和具有出众的才能以及有显著政绩的县令，不能担任架阁官员。这更加重了架阁官员这一职事的严肃性。
后一部分记述写作这篇题名记的缘由。他说，前次题名刻石上记载的架阁官员，共有116人，其中后来官至宰相和执掌国家大政的要员有3个人，官至皇帝亲信的随侍官员的数量更多。从那以后，继任这一高尚职务的人们，继承他们前任的品德，迅速地受到朝廷的信任，正在蓬勃成长，兴盛起来，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虽然并无贤能，但也曾经滥充此职，得以凑数，并有幸把名字刻在了前次题名上。在我之后的同僚们来任此职时，这一刻石已经题满了。于是他们另外磨了一块石头来记录这些后来者的名氏，并说我在前一题刻上列名最后，应当首列于后来这次的题刻上。我虽推辞，但大家不同意，我也很乐意把自己的贱名列到两个题名刻石上。因而恭敬地把这次事情的大概经过记录下来。
这组档案学文献，记述了宋代中央机关的一个重要档案机构——六部架阁库的各方面基本情况，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宋代档案史提供了不少第一手史料；同时，它还论述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的重要性，揭示了档案行政管理中的一些原则，从而为我们探讨和总结古代档案学思想提供了一些新的素材。
这组文献记述的六部档案工作情况包括：
1.关于六部架阁官员的设置情况。
（1）六部架阁官员的设置沿革。北宋崇宁年间，在吏部侍郎何执中的建议下，开始在吏部设立专门的架阁官员，管理本部的档案文书。后来，尚书省的其他各部也仿吏部制度，分别设立本部架阁官员。但过不久便被裁撤掉。从崇宁至宣和年间，两次设立，两次被裁。南宋绍兴三年，先恢复建立六部架阁库，到了绍兴十五年，才又接着恢复建立了专门的架阁官员。由此可见，我国早在880多年前的北宋后期，就开始在一些中央的国家机构中设有专职的管理档案的官员。不过在开始设立时，这一专职档案官员还不稳定，随时有被裁汰的危险，在开始设立的20年中，就曾两遭裁撤，后又随着亡国之患而再度废缺。直到南宋王朝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权后，这一官职才稳定地成为常职。
（2）六部架阁官员的设置数量。六部架阁官员在最初设立时，曾经是每部一人。南宋恢复设置时，吏部、户部各一人，礼、兵部各一人，刑、工部各一人，共设4个人。
（3）六部架阁官员的姓名和职级。绍兴十五年恢复设立六部架阁官员时的4位官员是：吏部主管文字、右迪功郎彭炤，户部右从政郎艾若讷，礼兵部右迪功郎周紫芝，工刑部右迪功郎苏鉴。绍熙二年时担任六部架阁库的官员有王次春、陈邕、雷孝友等人。庆元四年时担任六部架阁库之户部架阁的是陈晦。他们的职级，大多是宋代文官中最低一级的右迪功郎，只有个别是稍高一些的右从政郎。
2.关于六部架阁官员的特点。
（l）挑选严格。虽然架阁官员的地位并不特别重要，但由于六部地位特殊，而六部架阁官员也列名六部，故宋代对六部架阁官员的挑选比较严格。皇帝曾经专门下过诏令：不是科举考试出身的人或人才卓异者以及政绩显著的县令，一般不能担任六部架阁官。可见朝廷对这一官职的人选是比较重视的。
（2）职事清闲。由于宋代架阁库属于六部的机关档案室，只保存六部本身档案，并为六部本身服务，因而架阁库的事务不多，架阁官员的职事比较清闲。六部架阁库与六部其他二十四司相比，是最清闲的机构。
（3）职位比较低下。从上面介绍的六部架阁官员的职级来看，大多数人在担任这一职位时，仅官列九品，级属末流，比较低下。
（4）人员变动频繁，并可继续高升。据陈晦续记，绍熙二年刻石题名时共题有历任六部架阁官员116人，时去绍兴十五年仅46年，如果六部架阁库经常保持满编4人的话，平均每人在职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即又迁任他职了。可见其人员变动之频。但是，由于六部架阁官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员素质一般比较高，故担任过六部架阁官员者迁任他职后，往往升迁较快。在绍兴十五年至绍熙二年的116人中，有3人官至宰相级，另有多人升至皇帝的亲信高级官员。
3.关于六部档案的保管情况。
在北宋年间的一段时间内，六部二十四司的档案先在各司留存两年，两年后集中保存于六部架阁库，在六部架阁库保存8年后，则移交到金耀门文书库。由此可知，这时的六部架阁库相当于今天的机关联合档案室并具有中间性档案馆的性质，金耀门文书库则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六部档案先在业务部门保存两年，然后交机关联合档案室保存8年，最后才交国家档案馆长期保存。南宋时期，不再有金耀门文书库的设置，六部档案形成后，则在各司保存两年，即交六部架阁库长期保存。
六部档案的管理情况在设立架阁官员前后迥然不同。架阁官员设立后，六部档案得到了良好的保管，档案上架归档，案卷上标有醒目的标识，并有备查找用的目录，库房中有档案出纳的登记簿。官员查找档案，不能自己入库，而由架阁官员为之提取。而当架阁官员被裁撤，改由其他官员兼行架阁库管理后，上述管理制度逐渐废弛。
4.关于六部架阁库的情况。
据这几篇题记，南宋以前，六部架阁库建于六部之内；南宋以后，才移建于六部之外的一个山脚下边，依山而建。初有库房几十间，专门存放档案，官吏办公则仍在各部本衙署。由于库房日久颓坏，加之库容有限，无法再容纳六部新文书。绍兴十五年，新任六部架阁官员彭炤、艾若讷、周紫芝、苏鉴请示六部首长，要求修理旧库、增建新库，并新建架阁官员办公用房。六部首长又为之上请于皇帝。这年九月，皇帝同意他们的请求，并下令由两浙转运使司承建，到绍兴十六年八月竣工。
通过以上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宋代的机关档案工作确实已经开始建立并已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主要表现为，在中央的一些重要机关，联合建立了专门的档案工作机构并配备了专门的档案人员，实行了档案的集中管理制度，建有专门的、规模可观的档案库房，档案库房有档案出入登记制度，尤其是档案入库后，整齐上架，贴有标识，并建立了目录，便于检索，达到了一索即得的程度。这充分表明了我国宋代档案管理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体现了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实际水平。它说明，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北宋一个时期六部架阁库的组织形式相当于六部的联合档案室，具有中间性档案馆的性质，我国古代形成的这种档案管理组织形式也是以前的中国档案史著作中所未曾提及的。这不但可以打破人们长期形成的关于中间性档案馆产生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印象，而且可以为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组织体系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这组档案学文献在其记述和议论中，还闪烁着珍贵的、不可多得的档案学思想火花。这些代表着我国古代档案工作者智慧的档案学思想有：
1.自古以来档案就对国家非常重要，被人们视为重宝，档案可以让人们考察事物的过去和现在，并找出其发展的根本规律。李大异在题记中明确提出，“古昔以来，图籍为重”。这里的“图籍”，指的是以地图、簿籍等土地、户口文书为主体的政府档案。它们对治理国家有重大作用，是国家的重要宝藏。重视土地、户口等档案，以之作为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工具，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像秦末萧何收秦图籍而尽知天下形势险要和赋税厚薄，终佐刘邦夺取天下、治理汉朝的事例，几乎史不绝书。但是李大异却将这些事实高度概括为“古昔以来，图籍为重”这样的深刻名言，既可揭示出档案在历史上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又可揭示出我国古代重视档案的优良传统，这不能不算作我国古代对档案重要性认识的一种理性升华。
档案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着重大的作用。对档案的作用，李大异也作了高度的概括，即“可以考阅故新，寻绪本元”。用今天的话说，档案可以帮助人们考察事物的过去和现在，从而从中寻找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从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看，档案尽管有着许多方面的作用，但是，上述的档案这一作用，却可以说是档案的最本质、最核心、最主要的作用，是档案诸作用的综合体现。李大异对档案作用的这种概括，确实是从大处着眼、抓住关键的，可谓言简意赅，精辟透当，具有很高的科学性，表明我国古代对档案重要性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
对档案重要性的阐述，在我国历史上有识之士的著作中比较多见，它是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中内容较为丰富的一个方面。但是，上举李大异对档案重要性的阐述，却是目前所揭现出来的档案学文献中时代最早的一种，而且又是比较深刻、准确的一种，所以就格外值得我们加以珍视了。
2.档案人员的设置“若缓而急”。李大异在题记中称：“古昔以来，图籍为重，是官之建，实谨其藏。其任似周司书，其选似汉掌故，可以考阅故新，寻绪本元，所谓若缓而急者。”认为档案人员的建立，是为了严谨地收藏档案，档案人员可以根据档案而考察事物的过去和现在，寻找出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因而好像可以缓置而实际却应急置。这里的“若缓而急”四字，对档案人员重要性的认识是极为深刻警醒的。它虽然是针对北宋末年政府对架阁官员屡置屡省、常遭裁撤的现象而发的，但其提醒、警示意义又何止在当时！因为把档案人员看作可有可无、把设置档案人员看作不急之务，在历史上绝非宋末一时的观念，直到今天在现实中也未尝没有表露。只要档案意识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李大异关于设置档案人员“若缓而急”的认识就不会过时，就仍对那些不重视档案工作，动辄取消档案工作机构和人员的人，具有提醒、唤起、启发、开导、警示、告诫的作用！
3.政府档案必须设立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周紫芝在他的题记中，开头第一句就以褒扬的语气肯定了朝廷曾经设立专门官员掌管吏部档案的历史，接着又以批评的语气和大段的笔墨，揭露了朝廷裁省罢废档案专门官员期间的种种弊病。李大异在其题记中，也将未设档案专门官员之前“枋在胥手、并缘奸蠹”的弊病与设立档案专门官员后“人以为便”的好处作了对比。从他们的这些褒贬笔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主张在重要的政府机关设立档案专门人员以管理档案，从而避免奸吏作弊的鲜明观点。
4.档案人员应该根据各单位的档案形成情况而设立。周紫芝在其题记中，于记叙六部中吏部和户部因档案繁多而各设一名档案官员，其余四部则因档案较少而每两部合设一名档案官员的情况后赞扬道：“所以因时制宜而为之损益者当如是也！”这样，作者主张按照各部门档案数量的多少而决定设立档案人员数量多少的观点就跃然于纸上。“因时制宜而为之损益”，我们既可把它看作对宋代六部档案官员设置情况的高度概括，也可把它看作对我国档案人员设置原则的一种精辟提炼。因为直到今天，各机关档案人员的设置又何尝不应“因时制宜而为之损益”呢？这种根据实际、因事设人的原则，与我们今天奉行的“实事求是”精神，正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因此，它对我们的认识价值就更为重大。因为它正可以提醒我们：各机关由于其大小不一、事务繁简悬殊，档案形成数量差异很大，其档案人员的设置应当灵活多样，因事制宜，可以一机关一人或多人，也可以多机关合一人或合几人，从而既不使人员虚设浪费，又使档案得到集中管理。
总之，周紫芝《尚书六部架阁（记）》、李大异《六部架阁库题名记》、陈晦《六部架阁库续题名记》这三篇档案学文献，对于我们详细了解宋代重要档案机构六部架阁库的各方面情况，重新认识宋代的档案工作发展水平，全面总结和审视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新资料，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宝贵档案学历史遗产。
（原载于《档案学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