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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进入2000年的时候，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国际档案界恰当地关注亚洲地区的档案学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世界历史上最初的四大古文明区域有三个在今天的亚洲。同样，亚洲也是人类档案工作的重要发源地，而自觉地建立、管理并利用档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人类进步的革命性因素。今天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档案残存和最古老档案遗迹是在亚洲，世界上唯一有着延续三千多年档案工作传统的国家是在亚洲。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亚洲都出现过世界档案史上的许多第一和惊人成就。因此，亚洲地区档案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和重要的成果，它们不仅照亮过世界档案工作的历史，而且也正辉耀在国际档案事业的今天。亚洲地区档案学同欧美地区的档案学以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学一样，值得我们重视、继承、发掘、研究，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它们共同对保存人类集体记忆，积累世界文化遗产，促进全球文明进步起着重要作用。
在本文中，我不得不较多地提到中国。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的档案学成就在亚洲最大，最能代表亚洲的水平。无论是古是今，中国的档案工作都是世界上的典型之一。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且是许多了解中国档案工作的人的共同感觉。四年前，当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我国召开的时候，我陪同一批外国档案工作者参观我所在的中央档案馆。参观结束后，一位瑞典的同行真情地对我说：未到中国之前，我以为档案工作的典型在欧洲；到了中国之后，我感到档案工作的典型在中国。他的话我想是真诚和客观的，并不是出于对主人的恭维。
第二，中国在亚洲地域最广，人口最多，并处于中央。当我们把一幅亚洲地图横着对折、竖着对折或斜着对折时，其对称线都经过中国，其交叉点也落在中国。作为亚洲的中心，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而且还独一无二地分别与东亚地区以外的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各地区都相接壤。因此，中国的档案学与亚洲各地区的档案学交互影响，最能体现亚洲地区档案学的特点。
近现代考古成果表明，世界上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档案、最古老的档案保存场所、最初的档案工作者都诞生于西亚地区，人类档案工作的第一缕曙光是在亚洲出现的。
大约在4000年以前，当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还在摸索创造文字、更不知道以文字书写的档案为何物的时候，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字档案。它们以楔形文字刻写在泥板上，保存在当时的神庙或王宫里。在苏美尔的基什、拉格什、乌尔、乌鲁克、乌玛、拉尔萨、埃勃拉等城邦，都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泥板档案库，其中的大批泥板档案都分类排放，井然有序。在属于4400多年前的埃勃拉王宫档案中，每块泥板档案的边缘都刻有内容提要，还有分类标记。在倍洛斯神庙遗址，还发现了一座4100多年前约有80间库房的档案图书馆。这些泥板档案和泥板档案库，都是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古老文字档案和最古老档案保存场所。泥板档案被有序地分类排放，则是世界上档案管理的最古老遗迹。在一些神庙档案图书馆中，还附设有祭司学校，专门培养文书拟写、管理等的祭司和书吏。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档案人员。两河流域最早出现的档案、档案库、档案人员、档案管理这些档案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人类保存集体记忆、传播文明种子的起点，开启了人类档案工作的洪荒，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革命性因素。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至今已有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有据可查的档案工作历史就有3000多年，而且持续绵延，不曾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期间，中国档案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杰出的建树，在亚洲和世界档案史上长期保持着先进的水平，形成了朴素档案学思想赖以滋生和萌芽的深厚土壤。
第一，绵延3000多年的档案工作历史。100多年前，中国在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发现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档案。它们形成于公元前13世纪以前，内容主要是商王朝占卜活动的记录。甲骨档案大多存放在商王宗庙或陵墓区的地下窖穴中，其中有一个窖穴集中存放了17000多片龟甲。甲骨在窖穴中有的按朝代集中排列，有的按龟甲和兽骨而分别保管，有的甚至全年的甲骨卜辞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把几片甲骨穿上洞眼编在一起的。它们说明当时这些档案是经过档案人员加工整理有意识地集中有序保存的，证明早在33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档案工作。以后的各个朝代，都继承了注意保存档案的优良传统，不断地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第二，影响深远的档案副本制度。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周王朝，对许多重要档案都要求录写副本，分别保存于不同的机关。这种为档案建立多套副本并在多处保存的制度，既便于档案的安全保管，又便于档案的多方面利用，以后历代都沿袭这一做法。3000多年前的这一古老制度，至今仍有旺盛生命力，以新的形式得到广泛运用。
第三，具有特色的“石室金匮”保存档案方法。以石头建造档案库房，用金属箱柜盛放档案，在中国有着两三千年的传统，公元前1世纪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称之为“石室金匮”。石室金匮，既坚固，又可防火，利于档案长久保存，表明了中国在保证档案安全方面的智慧和技术。在我国的首都，现仍完好存在着一座16世纪建造的皇家档案库，叫皇史宬。它全部用石头砌建，墙厚达6.14米，室内地面高出地基1.42米，上面放置着铜皮木柜，柜内盛放皇帝的最重要档案。它不但可以防火，而且可以自然地、较稳定地保持室内温度和湿度。皇史宬以其设计巧妙、功能完美和风格独特而成为中国古代石室金匮保存档案方式的典型。这座建于世界工业革命前夕的档案建筑，树立了人类成功利用自然条件长久地保护档案的范例，达到了农业社会人类利用自然条件保护档案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工业文明出现以前人类遗留下来的最好档案建筑之一，它可以作为古代档案文化的一种象征而在世界档案史上永放光芒，它所包含的丰富档案保护技术原理仿佛一部不朽的档案学著作，对于今天以至明天的档案保护都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第四，世界上最早的全国档案保管机构网络。在上一个千年之交，中国的宋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档案保管机构网络：995年，皇帝下令各州、县设立收藏本地区赋税档案的档案库，从而在全国一千多个地方政权机构普遍建立了档案馆。同时，在中央机关，995年、996年，三司和六部先后设立档案保管机构——架阁库，以后，其他中央机关也陆续设立架阁库。998年，宋真宗又建立了一座皇帝档案图书馆，叫龙图阁，专门收藏他的前两任皇帝的档案、图书、礼品等。以后，每位新皇帝都照例为其前任皇帝建立一座这样的机构。到13世纪70年代宋朝灭亡，一共建立了13座皇帝档案图书馆。这已经很类似今天一些国家每位总统都建立总统图书馆的做法了。1005年，宋朝又建立了具有中央档案馆性质的金耀门文书库。当时规定，各中央机关的档案，在职能部门保存两年后，集中送本机关的架阁库保存；八年后，再集中送到金耀门文书库保存。因此，金耀门文书库是一个集中保存各个中央机关档案的中央档案馆，各机关的架阁库则是专门保存本机关档案的机关档案室。宋朝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县级政权机关的各级档案保管机构的庞大网络，在中国一直延续存在了约一千年。这一全国档案保管机构网络的建立之早、规模之大和延续时间之长，不仅在亚洲，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历代众多的档案保管机构中，规模最大的是始建于14世纪集中收藏全国赋役档案的明朝的后湖黄册库，它建造在湖心岛屿上，全盛时共有库房700多间，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收藏黄册170多万册，是当时世界上罕有其比的大型档案馆。
第五，较早设立的专职档案人员。从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起，大的档案机构中就设有专职的档案人员。周朝的中央档案馆——天府中，设有上士、中士、府、史、胥、徒等不同职掌的档案管理人员，各中央机关中的不同种类档案，也分别有专人收藏。以后各代也基本如此。特别是在宋代和元代，各级档案保管机构都叫架阁库，架阁库的官员都叫“主管某架阁文字”，因此“架阁”也便成为社会上人们对档案人员的专门称谓。这说明档案工作这一专门行业和档案人员这个专业角色已得到社会的承认。
第六，比较系统的档案工作法令和严密的档案管理制度。在周代的国家行政法规中，有很多关于档案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责的规定。在2000多年前的秦国法律中，有关于档案库房防火、禁止档案人员出卖档案等内容。唐代除在《大唐律例》中对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汇交保存、档案鉴定销毁、丢失档案的处罚等作了规定外，还制定了专门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对全国各主要机关应向史馆报送档案的项目、办法等作了明确规定。宋代的法令中有不少档案工作的内容。编纂于800年前的法律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中把档案专门列为一类，共辑录了关于档案工作的23条法令。在元、明、清三朝的法律中，也都有关于档案工作的内容。通过这些法令，中国建立了严密的档案管理制度。其中，对现代档案学最有启示的是实行于7—10世纪唐代的档案鉴定销毁制度。唐代法令规定：凡失去现行价值、无须长久保留的文书，每三年“拣除”，即鉴定销毁一次。鉴定的标准和销毁的办法是：凡皇帝的命令、官员的上奏、官吏任免考察的材料，有关人民婚姻、身份、财产的文书等，应长久保留；其余文书，每年一次挑选出来，三年集中销毁，但销毁前要逐一登记下目录。10—13世纪的宋代基本沿用这一制度，只不过将无须长久保留的文书定为保存10年以后再每三年鉴定挑选一次，申报有关部门派人复查，然后再销毁。复查时如发现有属于长久保留的档案，仍要移交到档案库去。这就比唐代更加谨慎、严密了。
第七，丰富的档案编纂实践和理论。中国每个朝代都注意将档案分门别类编纂成册，以便于人们使用。2000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运用上古遗留下来的档案文献，编纂了《尚书》这部中国古老的政治和文化典籍。他在丰富的文献编纂实践中总结提出的“述而不作”“多闻阙疑”，忠于档案原文而不妄加校改的思想，成为后世档案编纂理论的基石。从汉朝开始，几乎每个皇帝都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根据朝廷档案编写皇帝的起居注、实录、诏令汇编和本朝的法律、制度汇集，每个朝代都形成了丰富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以及根据这些成果总结出来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
以上所举这些中国档案工作的杰出建树，不仅本身包含着可供总结和挖掘的档案学理论、原则、技术和方法，而且为产生朴素的档案学思想形成了土壤和环境。因而中国古代也形成了一些档案学思想的萌芽。例如：
公元前4世纪，商鞅提出过把法令副本在国王殿中建立禁室锁上封好，严禁有人偷看或篡改的档案保密思想。
2世纪，应劭提出过编纂档案文献是治国的头等大事，可以使官员明辨是非、赏罚得宜并永久为后人参考的观点，论述了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要性。
5世纪虞玩之和6世纪沈约，对当时的文书作伪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并提出过用过去档案校对今日文书以纠正文书作伪的档案防伪与辨伪思想。
11世纪，韩琦、韩缜父子提出过关于治理国家应以档案为急务、为根本的关于档案重要性的思想。
11世纪末，杨天惠提出：档案文书是由政府处理事务所形成的，其数量因形成者事务的繁多而相应增长，从而揭示了档案形成和积累的规律。同时，他还提出了档案“数量多而容易散失、时间久则必然消亡”的观点，揭示出档案的致命弱点；提出了档案散失不仅会使国家的钱粮被侵吞，而且会导致国家的法令制度松弛，建造库房收藏档案是为维护国家法令制度所作的万年大计的观点，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档案作用的认识。
12世纪，李大异提出过自古以来档案对国家非常重要，被人们视为重宝，档案可以让人们考察事物的过去和现在，并找出其发展的根本规律；档案工作若缓而急的思想。
14世纪，归旸提出过档案与国家政治相关甚紧，不可忽视，整理编纂档案绝不仅仅是整理故纸，而是可以辅佐治国的认识。
15世纪，何乔新提出了档案保管对政治的帮助很大，档案库的建造所关系的责任很重的观点。
16世纪，丘浚提出过档案可使“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著名看法，对档案的作用有了深刻认识。
18世纪，章学诚提出了档案是史书和文章的来源，是行政事务的凭借的认识；提出了档案是编写地方志书的主要依据，应在州县设立志科这一机构以收集档案、准备资料的建议；提出了档案应该录写副本、别处保存的认识；提出了对档案应该专门建立防水防火、锁钥森严的档案库房，按照形成的机关以及时间顺序分类保存的思想；提出了档案编纂要忠实于档案的思想。
中国古代档案工作实践中体现的一系列档案学理论、原则、技术、方法和朴素的档案学思想，在亚洲以至世界档案历史上曾经长时间放射着耀眼的光芒，是亚洲地区档案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近现代亚洲地区档案学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作为亚洲地区档案学建立的基石和发展的基础，对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形成有着不可缺少的滋补和借鉴作用。我们今天研究和探讨亚洲地区档案学，应理所当然地总结和继承这份历史遗产，用昔日人类档案工作的智慧之光，照亮今天档案工作在信息时代的探索之路，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干得更好！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学习西方的档案工作制度，翻译了《法国档案馆》《德国档案馆》等档案学参考文献，西方档案学随着其他西方知识一起传到了亚洲。以明治维新为代表，亚洲国家逐渐开始向西方学习，从国家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因而档案工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例如，建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档案管理机构，采用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档案管理方法，档案利用不断扩大等。档案工作实践的这些变化，推动了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工作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档案工作逐步摆脱其他工作的附庸地位而渐渐成为一门专业，档案学也逐步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并从其他学科分离出来而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在总结数千年亚洲档案工作传统经验并吸收百余年西方档案学新理论的基础上，亚洲地区的档案学终于在20世纪30—40年代形成起来。它有以下主要标志。
亚洲的档案专业教育最早是在中国开办的。1934年年底，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开设了档案管理课程。1940年又设立了档案管理专科班，学制两年。开设的课程有：档案经营法、档案行政、档案通论、档案分类、档案编目、西洋档案史、检字法、目录学、人事档案管理等。从这些课程来看，中国档案界在档案分类、编目、管理以及对档案、档案工作行政组织等方面已有了系统的认识，对欧美档案学也有了研究和介绍。1946年，档案管理专家殷钟麒又在重庆开办了崇实档案学校，内设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两个科，两科各设高级和初级班，教授文书处理概论、档案处理概论、公文程式、检字法等课程。
1943年，印度国家档案馆在新德里创办了一所档案学院，学制2年，讲授档案学、史料学、图书馆学等课程。
此外，法国殖民政府1931年年初在越南河内开办过培养印度支那档案图书人员的训练班，由法国的档案专家讲授档案分类和文书收发等课程，开了亚洲地区档案人员职业培训的先河。
亚洲第一本档案学著作是日本学者渊时智于1931年出版的《文书整理法理论与实践》。作者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回国，深受当时欧美文书整理方法的影响，回国后为改变日本公私行政机关的落后现象，使日本的文书管理科学化，因而把欧美的文书管理方法引进日本。他认为，文书档案是否进行了合理的整理、保管和利用，不单纯是事务管理的问题，而应看作国民效率的问题。全书共分20章，介绍了文书整理法的发展，文书整理的专门用语，文书整理部门的地位与任务，文书整理的必需用品，各种整理方法及其选定，主题整理和分类原则，档案人员的选择、培训与管理，文书的出借、移交与销毁办法等。这本最早把欧美档案学引入亚洲的日本档案学专著，1943年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进一步影响了中国档案学的形成。
1935年，中国档案工作者周连宽著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一书出版，这部专门研究县级机关档案管理方法的论著，是中国档案学著作的发端之作，书中创造的“档案纲目分类法”，被很多机关所采用。1936年，程长源又编著出版了《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一书，详细介绍了十进分类法在档案分类中的应用。1938年，何鲁成编著了《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阐述了档案定义、功用及研究方法等档案学的一般理论、观点，对集中制、分司制、集中分司制、分司集中制四种档案管理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档案机构应为行政之枢纽，“档案管理应有独立组织”，并以档案管理各程序为分工原则等观点，论述了文书点收、分类、编目、归卷、调卷、庋藏等各个工作环节的功用、现状及改革方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机关档案管理理论体系，集中反映了中国行政效率运动时期文书改革的成果。之后，又相继有龙兆佛《档案管理法》（1940年）、蔡天石《县政府档案管理》（1940年）、秦翰才《档案科学管理法》（1942年）、周连宽《档案管理法》（1946年）、陈国琛《文书之简化与管理》（1946年）、黄彝仲《档案管理理论与实际》（1947年）、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1947年）、殷仲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1949年）等档案学著作出版。这些著作，论及档案的定义、性质、种类、作用等档案学一般概念和档案工作环节划分，档案分类、编目，档案鉴定，档案保管期限，档案行政组织，档案人员选拔等问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有些著作中总结和介绍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将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在两个阶段的管理活动联系和贯通起来，有利于对档案从开始形成便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对于今天在信息时代运用电子计算机实行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而且，这些著作对档案分类作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不同于欧美档案分类法的档案分类方法、原则等，丰富和深化了亚洲以及世界档案学中的分类理论，为促进档案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一些著作还分别运用了“档案学”“档案馆学”的术语，标志着酝酿已久的档案学终于从档案专业人员的口中呼唤出来。
在东南亚，1934年，越南出版了印度支那总督府档案图书管理局编辑的《档案人员手册》。
中国在1934年创办了《行政效率》杂志，它虽然不是档案专业的专门期刊，却把发表档案学论文作为其重要内容，刊登了一批机关档案管理的调查报告和档案工作方面的论文与规章制度，为档案工作者进行业务交流提供了园地。1935年，专门收藏明清历史档案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又出版了馆刊《文献特刊》，刊载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关于明清历史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和介绍外国档案馆、论述档案馆与现代历史学的关系等方面的文章。1944年和1945年，该馆又出版了两期《文献专刊》，刊载研究和介绍档案的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由这些刊物和其他刊物发表的档案学论文、报告共有几十篇之多。这些论文分别从现行档案管理和历史档案整理两个不同侧面，论述了档案对于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的两方面价值与作用，表明了诞生初期的中国档案学是带着行政学与历史学的脐带而走出母体的。
1947年，印度国家档案馆创办了半年刊《印度档案》，它除刊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文章外，也报道一些其他国家的档案活动，并较多地注意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档案保护问题。这是亚洲最早定期出版的档案学专门刊物。
随着档案教育的开展和档案学研究的深入，档案史的研究也开始进入档案工作者的视野，在中国和印度的档案学著作和论文中，都有关于档案史的内容。中国在最初开办档案教育时，就开设了西洋档案史的课程。1949年出版的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一书中，用了若干篇幅专门叙述中国档案的历史，并介绍欧美国家的档案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许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纷纷获得独立，致力于本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档案工作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而较快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194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国际性和地区性档案工作交流与合作，并对亚洲各国档案工作给予了一定的指导，为亚洲地区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动力；近几十年悄然兴起、今天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信息革命，给各国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使档案学内容产生了一系列变化。所有这些，都促使亚洲地区档案学在最近50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在当今国际档案界整体上比较先进、某些方面有所领先的水平。
第一，档案专业教育不断发展，档案人员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档案教育在最近50年间蓬勃发展，后来居上，在世界上取得先进地位。1952年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档案专修班，并设立了档案学教研室，1955年又正式建立了历史档案系，学制四年，开设20多门课程。该系1985年改建为档案学院。1979年以后，中国档案教育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形式最多、层次最全、覆盖最广的档案教育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共有41所普通高等学校开设大专以上的档案教育，70多所普通中学设立了档案中等专业，并有4所档案中专学校。目前，全国仍有2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和十几所中等学校开办档案专业教育。这些学校共有教授、副教授200多人。培养的学生，既有中专和大学专科学生，又有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档案学专业的博士教育在当今世界上是颇为罕见的。这些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不但包括当代档案学的所有新兴领域和新兴学科，而且涉及档案学的许多相近领域和相关学科。此外，中国还开办了档案专业高等电视教育、函授教育和自学考试等远程教育。
同档案学历教育一样，中国的档案在职教育也非常发达。从1988年起，国家档案局设立“档案干部教育中心”，每年培训上千名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干部。之后，许多省也相继成立了培训本地区档案工作者的在职教育机构。这种系统的档案在职教育专门机构，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亚洲其他国家，在最近50年中也纷纷开办了档案专业教育。如越南在河内大学设立了档案专业，在河内市和胡志明市设立档案培训中专学校。朝鲜先后在金日成大学和平壤师范大学开设了学制五年的档案专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开创了阿拉伯档案学院。1988年、1989年土耳其先后在三所大学设立了档案专业。1992年，伊朗成立国家档案组织学院。1993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塔什干国家大学历史系开始进行档案专业教育，学制为5年。1994年，印度尼西亚大学文学院也开始了有学位的档案专业教育。此外，许多国家还先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档案专业人员培训。正是这些档案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广泛开展，才带来亚洲地区档案学的不断繁荣。
第二，档案学术阵地不断扩大。首先是档案专业期刊更加普及。在中国，1951年创办了《材料工作通讯》，现名为《中国档案》，是国家档案局主办的对全国档案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的月刊，发行量4万多份，高峰时曾达10万余份。主要栏目有：档案事业管理、法规与标准、机关档案工作、企业档案工作、科技档案工作、档案馆工作、档案学研究、国际档案界、档案与社会、档案宣传工作、档案保护技术、计算机技术应用等。至今，该刊已出刊320多期，发表各种文章近万篇。1978年以后，中国的档案专业期刊又不断增多，公开发行的曾达70多种。其主办者有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档案馆，有高等档案专业教育机构，有群众性档案学术团体；其种类有综合档案业务指导期刊和专业档案业务指导期刊，有档案学术研究期刊，有档案史料期刊，有档案学文摘期刊。它们每年发表档案学术论文3000多篇。其中，1982年开始公开发行的《档案学通讯》和1987年创刊的《档案学研究》杂志，都是专门发表档案学术研究论文的重要阵地。中国档案专业期刊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和每年发表的论文之多，不但创亚洲各国之最，而且创世界各国之最。
在其他国家，196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东南亚地区分会的会刊《东南亚档案》创刊，为东南亚地区各国档案工作者提供了交流档案工作经验和学术成果的阵地。同年，菲律宾档案文件局出版了《档案》杂志，日本也出版了《古文书研究》杂志。1975年，国际档案理事会阿拉伯地区分会创办了会刊《阿拉伯档案》，成为中亚地区各阿拉伯国家档案工作者进行理论与实践交流的园地。197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南亚西亚地区分会又创办了会刊《南亚西亚地区分会期刊》。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立文书馆出版有刊载本馆研究报告的《北之丸》杂志和刊载本馆工作报告的该馆年报，韩国档案与文件局出版有年刊《记录保存》，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出版有馆刊。1983年，斯里兰卡国家档案馆出版了年刊《斯里兰卡档案》。次年，巴基斯坦国家档案馆出版半年刊《巴基斯坦档案》。1989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开始出版半年刊《信息通报》。同年，土耳其文献局也创办了《信息通报》双月刊。1990年，日本全国资料保存利用机关联络协议会创办了年刊《文件与档案》。1993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会刊《东亚档案》创刊。此外，印度等国的一些地方档案馆也出版有馆刊。
第三，创办了档案专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档案专业出版机构——中国档案出版社，专门出版文书学和档案学专著，档案工作业务书籍，档案馆指南，档案文献汇编，档案工作译著，以及其他与档案学有关的书籍。这个出版社，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的档案专业出版社。它的成立，对中国档案学论著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社成立前，中国档案学著作只有几十种；成立后，中国的档案学著作已有4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由该社出版的。
尤应指出的是，我国还创办了档案专业报纸。中国于1994年试办、1995年正式创办了亚洲和世界上第一份，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份全国性档案专业报纸——《中国档案报》。该报现为每周2期，对开4版，每期发行量3万多份。它在报道国内外档案工作动态的同时，刊载国内外档案工作者撰写的档案学术性文章，交流档案工作的经验，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
第四，档案工作者专业组织广泛建立。1976年，印度在亚洲首先成立了全印度档案工作专业组织——印度档案工作者协会。日本也于1976年成立了全国历史资料保存利用机关联络协议会。之后，日本还于1981年成立了企业史料协议会。1981年，中国成立了全国性档案工作者学术团体——中国档案学会，随后，许多地区和行业又成立了几百个地区性、行业性的档案工作者学术团体。1990年，菲律宾也成立了全国性的档案工作者协会。这些档案工作者专业组织的建立与它们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发展。
在加强档案工作者国内交流的同时，亚洲地区档案工作者还加强了国际交流，积极成立了国际间的档案专业组织。1948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后，亚洲国家积极参加该会活动。与此同时，从1968年开始，在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促进下，又陆续成立起亚洲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区域性国际档案组织。1968年在吉隆坡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东南亚地区分会。1972年又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阿拉伯地区分会。1976年，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西亚南亚地区分会。1993年，成立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地区分会。这些地区性国际档案组织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出版档案刊物，对促进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1996年中国举办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更促进了亚洲地区档案学的进一步繁荣。
第五，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设立。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国家档案局设立了档案学研究室，后又筹备成立了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专门开展档案保护技术、缩微技术、自动化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最近20年间，又有十余个省档案局相继设立了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此外，有的大型档案馆和一些档案教育、培训机构也设有进行档案学理论或技术、方法研究的机构。越南国家档案局也设立了档案科学研究中心，一些国家的档案馆内也有机构进行档案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这些档案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把档案学研究带入了有组织、有规划、有保障并由集体进行联合攻关的新阶段，有力地促进了档案学研究的繁荣和提高。
第六，档案学研究资助和成果奖励制度建立。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每年都拨出专门经费，用于资助档案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开展和奖励优秀的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档案学术团体，也通过评奖等办法，奖励优秀的档案科研成果。这种制度，对档案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亚洲，近50年，档案学的研究范畴由过去比较单纯的档案管理研究，扩大到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事业管理研究、档案应用技术研究以及档案专业史的研究，研究内容不断充实、不断深入，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发展。
第一，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全面发展。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编著出版了《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986年）、《论档案学和档案事业》（1988年）、《档案学概论》（1988年）、《档案学基础》（1995年）、《档案学论衡》（1994年）、《档案哲学》（1997年）、《档案经济学》（1995年）、《档案馆学》（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分册》（1993年）、《档案学词典》（1994年）、《外国档案管理概论》（1987年）、《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等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几十种，并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在下列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和进展。
关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档案学是以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为研究对象，并探索它们的结构、功能、运动规律、管理方法以及它们与相关学科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关于档案学的性质，则有社会科学说、应用科学说、边缘科学说、综合性科学说、交叉性科学说、管理科学说等。对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有的把档案学分成理论档案学、技术档案学、应用档案学三部分或基础理论、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三部分，有的把档案学分为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档案史料学、档案历史学、档案技术学、档案法学六个部分。对档案的性质，由20世纪50年代较普遍地认为档案是机关形成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并按一定的归档制度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转变到80年代比较普遍地认为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直接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形态的历史记录。对档案的规律，由60年代总结出档案由文书部门或有关人员立卷归档形成档案开始，经过档案室，最后集中到档案馆的档案形成规律，到90年代进一步提出档案利用扩展规律、档案利用价值潜在规律、档案机密程度递减和科学作用递增规律。对档案的价值与作用，不仅揭示出档案的特殊价值——凭证价值，而且揭示出档案的一般价值——参考价值或情报价值；不仅揭示出档案价值与作用的潜在性，而且揭示出档案价值与作用的现实性；不仅对档案价值与作用进行了很多定性的描述，而且对档案价值与作用进行了一些定量性的探讨，定出了计算档案发挥实际效益的公式；不仅揭示了档案中蕴含着的各种信息，而且揭示了档案中包含的社会劳动。此外，对外国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以及对国际档案理事会各种重要学术成果的介绍和研究，也构成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档案系主任吴宝康著述丰富，成果众多。他提出档案学是一门科学，并提出了这门科学的体系结构设想；他重视档案利用理论的研究，提出“档案工作贵在做活”的思想，主张通过档案利用把档案工作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并为其服务。他是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带头人。
除了中国，土耳其1980年编著了《档案与档案学》，日本1982年编著了《现代档案学的发展》，以色列1993年编著了《档案术语词典》等档案学基础理论著作。其他国家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探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论文。
第二，档案管理理论研究继续开展，多所创新。在档案管理研究方面，中国编著出版了《档案管理法》（1953年）、《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1957年）、《档案管理学》（1962年）、《档案管理概要）（1990年）、《文书档案管理》（1988年）、《科技档案管理学》（1989年）、《科技档案效益学概论》（1998年）、《专业档案管理》（1984年）、《中国环境保护档案管理》（1989年）、《司法文书档案管理》（1991年）、《诉讼档案讲义》（1990年）、《预防医学档案管理》（1986年）、《病历档案管理基础》（1982年）、《林业档案管理学》（1991年）、《人事档案管理学》（1990年）、《艺术档案管理》（1992年）、《城建档案工作概论》（1993年）、《学校档案管理基础》《家庭档案管理》《专门档案管理问答》《档案整理方法》（1986年）、《档案鉴定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档案分类》（1998年）、《档案目录学》（1991年）、《档案著录与标引手册》（1986年）、《档案检索自动化基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档案管理新技术》等上百部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并发表了几千篇论文。这些论著论述了从文书档案到科技档案以及各行各业的专门档案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定、检索、统计、保管、利用等各个工作环节。其中，对各种专业档案管理的论述之全、之细，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中是最为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专文或专著研究论述的专业档案已达近300种。可见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触角之广和范围之大。时刻关注并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种专业档案，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档案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对世界档案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档案收集方面，不少论著介绍的中国档案部门对散存在社会上，包括散存在外国和散存在个人手中的各种档案的收集方法与经验，提出的关于档案馆要丰富馆藏的思想和关于加强馆藏建设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对世界上初步建立档案工作的国家如何收集本国的档案史料、更多地保存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档案分类和检索方面，制定并在全国统一使用了以职能分类为基础的《中国档案分类法》以及《中国档案主题词表》，提出并应用了档案实体分类和档案信息分类的概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分类体系；对档案主题标引、分类标引和计算机自动标引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创造了一些实用易行的档案检索方法，特别是对建立全国档案资料目录中心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
在档案统计方面，不但建立了一个单位档案统计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建立了全国档案统计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在档案工作标准化方面，制定并在全国统一推行或推荐使用了几十个档案工作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对档案工作标准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总结，建立了全国档案工作标准体系框架。
在档案利用方面，创造了多种档案利用形式，开展了档案用户研究，研讨了档案利用的效果反馈方法，对档案利用效益的计算建立了数学公式，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意义、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外，亚洲其他国家也编著出版了《文件归档制实例》（日本，1974年）、《史料馆、档案馆学初探》（日本，1985年）、《史料保存与档案馆学》（日本，1986年）、《文件管理与档案馆》（日本，1987年）、《档案馆建设之路》（日本，1988年）、《史料的整理与管理》（日本，1988年）、《地方档案馆的建设》（日本，1990年）、《文件生命周期》（日本，1995年）、《档案管理与保护基础》（印度，1973年）、《斯里兰卡公共档案处理》（斯里兰卡，1993年）、《现代文件管理》（斯里兰卡，1994年）、《公共文件管理和保护》（斯里兰卡，1995年）、《档案与档案目录学》（土耳其，1978年）、《档案目录学》（土耳其，1995年）、《档案和文件的提供文集》（以色列，1995年）等档案管理论著。新加坡还对口述档案的收集、保存与开发利用实践作了理论总结，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
第三，档案事业管理理论研究异军突起，形成特色。中国从开始建立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起，就既注意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档案事业管理方法，又注意结合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搞中国版的档案事业管理模式，建立了党政档案集中统一、分级管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体制，并相继建立起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档案馆工作、档案宣传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档案科研工作、档案对外交流工作、群众性档案学术团体工作等，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健全的档案事业体系。在探索建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管理理论。《曾三档案工作文集》（1990年）、《裴桐档案工作文集》（1995年）、《（冯子直）论档案事业》（1995年）、《档案工作文件汇集》（1—7，1985—1999年）、《档案行政管理概论》（1992年）、《档案事业管理学》（1994）、《档案工作实用手册》（1991）、《档案工作全书》（1992年）、《档案法学》（1990年）、《档案工作全面质量管理》（1991年）、《企业档案工作探索》（1991年）、《现代企业档案管理》（1999年）等一批文集、专著和论文就是这一理论的代表。
在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方面，中国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在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和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普遍建立机关档案工作，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县、乡、村、农户四级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建立综合档案室、联合档案室、文件中心和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的信息中心的探索，总结了各级档案室如何为本单位工作服务的经验，创造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检查、考核、评比等手段对机关档案室进行业务指导从而促进机关档案工作不断提高的经验。
在档案馆工作方面，提出了建设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网络的理论，总结了在档案馆内部进行各项业务建设和实行岗位责任制、定额管理制等科学管理制度的经验，总结了按照全国或各省统一的标准和办法对各级档案馆进行目标管理考评定级的经验，探讨了档案馆为政府管理、经济建设、学术研究、社会教育服务的各种职能。
在档案宣传工作方面，提出了立足档案、面向社会的档案宣传工作方针和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的任务，总结了在编辑出版档案报刊、图书，举办档案展览、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制作档案题材电视节目、广播节目，开展街头咨询等方面的经验。
在档案教育工作方面，进行了根据社会需求开展档案人才预测的研究，总结了开展高等和中等档案专业教育、档案在职教育、档案远程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探讨了档案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编写、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理论。此外还总结了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方面的经验。
在档案法制工作方面，研究了中外档案立法的历史、理论和特点，建立了中国档案法规体系的框架结构，总结了中国特有的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经验。
在档案科研工作方面，对科研工作在档案事业中的地位、作用，档案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重点方向、攻关措施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坚持档案科技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重大项目集体攻关、注重档案科技成果应用等思想。
在档案对外交流工作方面，研究了档案对外交流工作的意义和开展的方法，总结了开展档案对外交流工作的经验。
在群众性档案学术团体工作方面，总结了各地开展群众性学术研究的经验，研究了档案学会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和群众性档案学术团体在档案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档案事业管理理论，是中国和亚洲地区档案学理论中具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在世界档案学理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构建中国档案事业管理理论方面，曾三、冯子直、王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国家档案局首任局长曾三是中国档案事业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党政档案统一管理的原则，对国家档案馆网建设的理论，对机关档案工作在全国档案事业中的基础地位和档案馆工作在全国档案事业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对档案事业的关键作用，对科技档案的作用和地位，对建立档案学会的重要意义等，都作了重要阐述，对中国档案事业管理理论的最初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在档案事业管理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的原国家档案局局长、国际档案理事会副主席冯子直，是建立档案事业管理学的倡始人，并对建设中国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管理科学、服务有效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做了大量的理论创建和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许多关系档案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以及解决这些战略问题的思路，特别是根据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提出了“经济建设发展到哪里，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这一著名的档案工作指导方针，对促进档案工作在为历史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为现实服务、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经济效益，使档案工作受到更多的重视，得到更快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前后担任了10年领导工作的现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王刚，对中国档案事业以及档案事业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集中全馆力量，持续对中央档案馆的大量积存零散档案和亟须重新整理的重要档案进行了整理，从根本上改变了全馆的基础工作状况，为特大型档案馆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基础工作落后状况提供了经验；他以档案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指导思想，围绕大局部署档案工作，使档案事业更加紧密地为国家的各项事业服务；他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档案工作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体系的目标，并为建立这一体系做了卓越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坚持把履行档案保管利用和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两种职能作为中国档案工作的一大特色放在档案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并提出了履行好这两种职能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他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中国档案工作者到国外进行学习和交流，扩大了中外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的互相借鉴与交流；他对中国档案事业管理工作的经验作了新的概括和总结，促进了中国档案事业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和新提高。
第四，档案应用技术研究不断突破，成果众多。在档案应用技术研究领域，中国编著出版了《档案保管技术学》（1961年）、《档案保护学》（1992年）、《档案保护技术学》（1984年）、《档案保护与复制技术学》（1987年）、《档案图书害虫及其防治》（1985年）、《库房防潮与除湿》（1991年）、《中国档案修裱技术》（1999年）、《档案缩微摄影技术实用手册》（1990年）、《档案保护技术实用手册》（1989年）、《档案计算机管理教程》（1993年）、《档案管理自动化基础》（1989年）、《档案管理新技术》（1995年）、《新型档案材料概要》（1994年）、《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1999年）、《档案文献编纂学》（1990年）、《科技档案编研学基础》（1988年）、《档案文献编研学概论》（1990年）等著作，并取得了“褪色蓝墨水字迹恢复技术”“褪色、扩散圆珠笔、复写纸字迹恢复剂的研制”等几百项档案科技研究成果，此外还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印度编著出版了《档案材料的保护和修复》《文件的修复与保护》《档案馆、图书馆火灾的预防、监测和控制指南》《档案馆、图书馆防止白蚁侵害大纲》《档案修复导读》《档案缩微》等著作，斯里兰卡编著出版了《档案、图书保护的基本要求》等著作，以色列编著出版了《档案记录保护指南》等著作，日本编著出版了《历史档案修复六十年》《文件的危机管理与灾害对策》《档案的保存与保护》等著作。
在档案灾害预防和档案保护技术方面，中国为档案馆建筑制定了统一的设计标准，使得档案库房从设计开始就能与其他建筑有所不同而更符合保管档案的特殊要求，为档案保存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对档案的30多种害虫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传播途径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防治方法；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和世界各国现代的档案保护技术与方法进行了总结和研究，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防火、防水、防光、防幅射、防虫、防鼠、防有害微生物、防潮、防高温、防霉、防污染等档案保护技术措施；对传统的档案纸张材料、字迹材料的耐久性以及现代各种新型载体、特殊载体的耐久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推荐了更适合长久保存的档案制成材料。印度等国在热带气候条件下档案的保存和白蚁的防治方面，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
在档案修复和恢复技术方面，中国不仅在利用化学方法、计算机处理技术等对纸张档案进行字迹加固、恢复方面取得多项震惊世界的成功，而且在磁介质等新型载体档案信息的恢复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功，从而在国际档案信息恢复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中国对传统的档案手工修裱技术和经验进一步加以发展，并研制应用了档案自动化修裱技术、丝网加固技术等新型修复技术，各种纸张去酸、去污技术也得到了研究和开发应用。日本、印度在传统载体档案的修复方面，新加坡在新型载体档案信息的恢复方面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良好的成果。
在档案缩微复制技术方面，无论是静电复印技术，还是照相缩微技术，以及最新的光盘贮存技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开展了充分的研究并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在计算机应用技术方面，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不但研究开发了电子计算机在辅助进行档案立卷、实行文件与档案一体化管理、档案自动检索、库房管理等方面的各种软件，运用计算机进行档案管理，而且还研究开发了它在字迹处理、信息传输等方面的软件，使计算机在档案保护、档案利用方面发挥作用。
与计算机技术相关联，在机读档案、电子档案的管理方面，中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组织专门力量，制定了有关计算机辅助设计档案和其他电子档案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方法，使档案人员对电子档案的控制关口前移到文件形成阶段，实现了档案人员对电子档案管理的提前介入；编撰了《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等专著，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理论。鉴于电子档案具有不可直读、容易丢失信息等弱点，为了确保信息专家们关于当今的信息时代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信息空白时代的担心不会成为现实，中国强调在当前一个时期内，重要的电子档案必须复制为纸质档案同时保存，以此来保证国家档案的完整与安全。其他亚洲国家也对电子文件、电子档案问题给予了关注和研究。
在档案文献编纂技术方面，中国不仅研究了文书档案编纂的理论与方法，而且研究了科技档案编纂的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还研究了利用档案开展更广泛的编撰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第五，档案专业史研究深入开拓，不断发展。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专门开设了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两门课程，并形成了两本教材，即《中国档案史讲义》和《世界档案史讲义》。分别系统介绍了公元前2000年以来中国各个朝代和世界各国档案工作起源、发展及变化的历史。从那时起，档案史成为档案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科目正式建立起来。之后，又编著出版了《世界档案大事记》（1993年）、《中国档案事业史》（1994年）、《档案工作简史》（1992年）等档案通史著作和《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1985年）、《宋代档案管理研究》等档案断代史著作，以及《中国档案分类的演变与发展》（1992年）、《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方法与技术》（1993年）等档案专门史著作，还编著出版了《陕西省志·档案志》（1991年）、《河南省志·档案志》（1994年）、《河北省志·档案志》（1994年）、《江苏省志·档案志》（1999年）等全省档案通史和《江苏高校档案十年》（1994）等研究专门档案工作历史的著作，更为突出的是还出版了研究档案学发展历史的专著《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1986年）。1994年，土耳其也出版了本国的档案史著作《土耳其档案简史与国家档案总局的活动》。档案专业史研究的发展，表明人们对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档案工作规律的探讨有了新的深入，进入了新的阶段。
第一，不仅关注已保管的档案，而且关注正在和将要形成的文件。档案的前身是文件。文件的规格、载体、处置等对档案的保管与利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亚洲各国档案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中，文件成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档案人员的教育、培训中，文书学是一个重要科目；许多档案学论著把对文书的研究纳入其中；档案工作者以制定或参与制定文件标准等形式，提前介入对文件的控制；文件档案一体化管理、电子文件前端控制理论的提出等，无一不说明亚洲地区档案学不仅关注已由档案工作者管理的档案，而且关注将由档案工作者管理的文件；不仅关注目前正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形态的文件，而且开始关注未来将要占主导地位的电子形态的文件。
第二，不仅关注档案工作者，而且关注档案的形成者和档案的利用者。在亚洲地区档案学论著中，不仅论及档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知识、能力、观念、心理、修养、素质等，而且论及对参与文件制成的人员和文书处理人员的要求、培养，以及对档案利用者的类型分析、心理分析、需求分析等。
第三，不仅关注档案的管理工作，而且关注支持和推动档案事业的其他工作。亚洲地区档案学研究者中，不仅有从事档案管理的专家，而且有从事档案事业行政管理的专家。因此，亚洲地区档案学研究成果中，涉及档案接收、征集、保管、保护、鉴定、统计、整理、编目、检索、修复、复制、利用等档案管理工作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数量是论述档案法制、档案教育、档案科研、档案宣传、档案工作对外交流、档案专业组织、档案行政组织等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
第四，不仅关注专业内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关注与其他专业的交流与合作。亚洲地区档案学论著，不仅研究介绍了档案专业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而且研究介绍了图书、情报、信息、文物、科技等其他专业中与档案专业有关或值得参考的理论、技术与方法；不仅总结了国内外档案部门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的经验，而且总结了档案部门与科研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以及其他档案形成部门、利用部门以合作编纂档案史料、合作编写书籍、合作拍摄电视、合办展览、合作整理开发档案等形式开展合作与交流的经验。
第五，不仅关注档案事业自身，而且关注发展档案事业的社会环境。亚洲地区档案学不仅论及档案工作各个环节和档案事业各项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论及档案工作如何主动为社会各方面服务，争取社会各方面对档案工作的支持，给档案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第六，不仅关注本国的档案工作实践，而且关注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学研究和档案事业发展成果。以中国为例，研究、评介国际档案界和外国档案学成果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在全国档案学论著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国际档案界的许多理论、原则、技术、方法被及时介绍到中国来并被广泛吸收到中国档案学论著中。档案工作者更多地以国际的视野而不仅是国家的视野来研究档案学，各个国家的档案学具有越来越多的普遍性和共同性。
这六个方面的特点，表明了亚洲地区档案工作者眼界的开阔和目光的远大，表明了亚洲地区档案学的开放性、广泛性与前瞻性。可以说，经过几千年的孕育、积淀和几十年的发展、成长，亚洲地区档案学已经发展为比较成熟的档案学，它已由过去视野狭窄、太过纯粹、完全局限于档案的档案学演进为基础宽厚、内涵丰富、包容博大的档案学，凡与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档案事业有关的一切，几乎无不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也无不有着一定的研究成果。正由于此，亚洲地区档案学对档案事业实践的总结就更全面，对档案工作未来的指导作用就更大，也更符合档案学的发展方向，更能代表档案学的未来。这是亚洲地区档案学对世界档案学、亚洲档案界对国际档案界的一个贡献。从这一点来说，关注和研究亚洲地区档案学也就更有意义了。
（原载于《第14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