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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笔者曾撰文介绍了新发现的元人文集中的一份元代档案学文献——陈旅《嘉兴路总管府架阁库记》（见《档案工作》1989年第8期），最近，笔者又从元代地方志中发现了同属于元代的一组档案学文献共三篇，即归旸《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毛文庆《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张以宁《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这组文献，较为详细、具体地记载了元代的总理府——中书省档案机构、人员的设置情况与档案的保管、整理、编辑情况，并提出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关于档案的见解，是我们了解元代中央政权机构档案工作一般情况和研究古代档案学理论的难得素材。现将它们介绍给大家。
这三篇档案学文献，原收录于元末人熊梦祥所纂集的《析津志》一书中。析津，指辽代的析津府，入金改为大兴府，属中都路，元灭金后，又改中都为大都，相当于今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元代末年，江西丰城人熊梦祥（字自得。一说名自得，字梦祥）先后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和崇文监丞，接触到大量的内府藏书，并有机会对大都进行实地考察。卸官后归隐于京西斋堂村（今门头沟区斋堂镇），与友人张真人共同纂辑了这部专门记述元大都地理、历史的地方志书。《析津志》也称《析津志典》或《燕京志》，在明初存世时有34册，明万历前后，该书逐渐亡佚。因此，它的原有卷数和篇目今皆不得而知。但是，明初纂修的《永乐大典》《顺天府志》等书中，曾大量引录此书内容，因而后就有人从这些书中辑录《析津志》。比如，今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清徐维则铸学斋所藏抄本原题《宪台通纪》一书，实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析津志》。20世纪30年代，北京图书馆开始从残存的明《永乐大典》、明《顺天府志》、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清铸学斋藏抄本原题《宪台通纪》等书中系统地辑录《析津志》佚文。20世纪80年代初，该馆善本组的同志又对原来的辑稿进行了整理并新辑出若干资料，共辑得十余万字，分为城池街市、朝堂公宇等18个条目，编为《析津志辑佚》（以下简称《辑佚》），1983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所见到的这组文献，就出自这本书。
根据《辑佚》中每条后面的出处注，这三篇文献直接引自“清徐氏铸学斋抄本《析津志》”。该抄本共两册，首尾不全，今藏北京图书馆。它原先是山阴李宏信（字柯溪）小李山房的藏书，后归同县孙沂（字古徐）小书楼所有，接着又转归徐维则铸学斋收藏。李宏信收藏此书时，因见其中载有《宪台通纪》的序文，便将它题名为《宪台通纪》。徐维则收得此书后，根据其内容发现此书绝非《宪台通纪》，因而于光绪二十三年在书后作了一篇长跋加以说明，认为“观本书体例，似系明初人辑元都掌故之书，故《永乐大典》中得而收之。书内有签校《大典》数条。惜首尾不完，学业媕陋，无能定其为何书。仍依旧题曰《宪台通纪》，以俟后人考定焉”。北图善本组的同志将此书与馆藏的元《宪台通纪》对勘，发现此书与它内容绝不相同，故无疑不是《宪台通纪》，并根据书中的内容将之定名为《析津志》。
从徐氏跋语看，书内有签校《大典》数条，则可知徐氏藏抄本《析津志》乃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样，我们就基本弄清了这三篇档案学文献的传承源流：1983年北京图书馆整理本《析津志辑佚》辑自于清徐维则铸学斋藏抄本《析津志》（原误题《宪台通纪》），徐氏藏抄本《析津志》由佚名者辑自《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录自原《析津志》。由于这些文献经过辗转抄录，因而在文字上可能有衍脱倒误等现象，有些地方较难读通，令人费解。由于本人学识浅陋，无力对文字作出更精当的校勘，因而在介绍时，所有文字都完全照录《辑佚》，但标点和分段，则于其未见允当处略加改动，但一一注出，不宜加标点而《辑佚》加了的，用圆括号表示删去；应加标点而《辑佚》未加的，用尖括号表示新增，以示负失当之责。此外，这三篇文献在《辑佚》中原排列次序依次为张以宁文、毛元庆文、归旸文，今依作文时间顺序，重新加以排列。
《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原为立于中书省架阁库内的一块刻石，归旸作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全文如下：
书契之兴邈矣。圣人综理天下，以成画一之治，而不迷于久远，其征诸此者常多（，）。有王者作，莫之能废也。不徒不能<，>管（，）又加谨焉。周以太宰统六官，掌建邦六典，以佐王治于国，府史之征，亦有常数，盖其谨如此。皇元稽古建官，而与时损益。曰省、曰部者，其名悉仍乎近代<，>以告（。）夫居简驳烦之道，则犹周人之遗意也。然地广务殷，视古有加焉。凡中书以天子之命立经制、陈教策而下于四方，与四方之事（，）有司不敢专而上于中书者，简牍所充栋厦庋阁之间，揭以岁月，错陈杂袭，以待群吏之覆视。更乾乾复以为奸，典守者（，）矧又慢其出纳之令乎！卷帙纷纭，间有亡轶，时加比次，寻复如故。至正七年三月又十五日，中书有大政便殿，遂以其事闻。请置局编辑，而不以有司从事。董政之大臣，笔札之下吏，皆取决于上，而制皆曰可。编辑之法，匪独以岁之远近，因以汇其因革（。），所因者又缮录其大旨，别为一书，备观览焉。五月二十二日开局，明年十二月某日讫事。得卷五十二万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宗（，）籍卷册合八万五千五百四十三帙，所用之条，三万有奇。书成，名曰《六条政类》（原无书名号）者，亦上旨也。省椽王鼎新、郭睿终始有劳，谋刊石以记其成，且以署在官者之爵氏于左方，属旸述其梗槩。
呜呼！国家立业区区，固有天命（。），而人事存乎其间（，）。乂安之余，纽为玩愒。今天子夙夜励精，思正百度，以嗣中统、至元之绪。任事之臣，承命怀恐，惧无以称塞万一，上负隆寄，故于休戚之系于生民者，行之无虚日。以其余力及此，其意槩可睹矣。列圣重光，典章大备，虽其教化之精意，征伐礼乐之微权，与夫神谟睿算，非外庭所得与闻，有不能尽见言语文字之间。若乃宗庙朝廷之彝制，土田山泽之委输，庠序之教，耕稼之法，百工之程章，五刑之条令，庶官之品秩，或以（泊）洎于稽兆民之耗（，）登，察九州之废置者，莫不布在方册（。），所以持邦纪而定国，是以为亿万斯年之世守也。是可与州县簿书同归，故而设为有司之事乎？且旸闻昔者孔子能言二代之礼，而喟夫文不足征（。）；孟轲氏能闻其略（，）于班爵禄之制者，以诸侯恶而去其籍也。文籍之有关于王政如是，其可忽诸？矧汉文传（，）相，称其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卒能佐孝宣中兴之业（。），而蔚为西京之名臣者，盖不无倣也。是举也<，>簿书云乎哉！（？）董正者，平章政事定住左丞吕公也。浚仪归旸记。
全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为记事，记载档案的产生与作用以及历代人们对它的重视，记述元代中书省档案的状况以及中书省根据档案编纂《六政条要》的经过。第二部分主要为议论，说明中书省档案的重要性以及编辑《六政条要》的重大意义。
由于本文所记之事与档案密切相关，所以作者始终围绕档案下笔。文章一开头，就讲了档案的起源、作用和人们对它的重视，认为作为档案的文书契据的兴起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早在国家形成之前的原始时代，圣人们在治理天下时，就常常参考征用文书契据，以之作为治民的工具了。由于文书契据可以行于远近，传于四方，因而圣人们依赖它们能够整齐划一地治理人民、治理社会，即“成画一之治”；又由于文书契据可以留于将来，传之长久，因而圣人们又可以通过参考书契而明了先人的治策，代代相传，长久地遵循沿用，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迷惑，即“不迷于久远”。由此可见，早在原始时代，档案就已形成，并已发挥着帮助圣人治理天下的作用了。以后，随着社会的进化，档案也并没有被废除，而且还更加得到重视：“后来王者兴起，代替圣人统治天下，也不能废除文书契据；不但不能废除，而且还更加谨慎地加以管理。”作者并举了周代的例子加以证明。据《周礼》记载，周代设官总分为六，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冢宰治官有太宰一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六典分别为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王朝中央设有天府，收藏全国各级行政组织的档案文书，天府中设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这就是本文中“周以太宰统六官，掌建邦六典，以佐王治于国，府史之征，亦有常数”的出典。
古代的情况如此，那么，元代的情况怎么样呢？作者介绍说，大元建国后，依照古代制度设官置职，并根据时代实际而加以改革，虽然有的称省，有的称部，在名称上仍沿用近代的称谓，但若说其设官从简以处理繁务的原则，那还是遵用周代的遗规。尽管制度遵古，然而现在地域之广、事务之繁，都比古代增加许多了。凡是中书省根据皇帝的命令而订立的大政方针下于全国各地和全国各地上报中央有关部门而中央有关部门不敢擅自处理而上于中书省的所有文书册籍，充斥于房屋柜架之间，仅仅标以时间，而错杂紊乱地陈放着，等待着有关吏员加以复查。复查的吏员终日为奸，典守档案者况且又不严格执行关于档案出纳的规定，因而这众多的案卷时有失落，虽然也有时加以检查整治，但不久又散乱遗失如同以往。至正七年三月十五日，中书省首长在便殿参议大政时，将中书省档案保管不善的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并请专门设立机构加以编辑，而不仅仅由档案保管者所从事，其主持编辑的大臣和承办具体工作的小吏，都由皇上决定。皇帝都下令批准了。编辑的方法，不仅以时间远近为顺序，用以考其沿革源流，而且还将仍在沿用的部分择要摘录出来，另外编纂成书，以备阅览参考。这年五月二十二日开局编纂，第二年十二月某日完成，共整理出文卷521978卷，各种文卷簿籍共包装为85543函套。摘录出来而编进书中的共30000多条。书成后，根据皇帝的旨意命名为《六条政类》。中书省掾王鼎新和郭睿自始至终负责其事，事成后刻石记载其事，并将参加者的官职姓名署之于下。他们请归旸撰文记述此事前后梗概，从而形成了本文。
针对中书省档案系统整理编辑的浩举，作者不禁感慨系之，热情赞扬了这一工程的重要意义。他首先从群臣能于百忙之中从事于兹这一角度来说明此事的重要：“国家基业弘大，虽然是由于天命，但也有人的努力在发挥作用。大元建立后，多年太平无事，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苟且玩忽。今天皇上日夜不懈，励精图治，想要修正各种制度，以继承中统、至元之遗绪。担任此事的臣子们，受命任职以后，各怀惶恐，惧怕稍有一点不称职，上负皇帝寄予的厚望，因而每天都忙于施行有关生民疾苦的事情，没有空闲的时日。现在能以剩余的精力从事于这件事，其用意也就大略可见了。”接着他又以中书省档案的重要性来说明此事的意义：“我朝列位皇帝继相承治，典章制度大为具备，虽然他们教化百姓、征伐天下、制定礼乐制度的精微意旨以及种种神机妙算，并不是中书省这样的执行机构所能知道的，因而这些都不能在中书省文书之间反映出来，但诸如宗庙和朝廷的制度、全国土地山林湖泽的贡奉、学校的教育、农业的法度、手工业的章程、刑律的条文、众官的品级以及可以稽查人口增减、考察州县废建的，无不记录于中书省的档案之中，这些国家的政治纲纪，都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难道可以将它们和地方州县的基层文书一同看待而仅仅由档案人员去从事整理吗？”最后，作者进一步以几个历史典故来强调档案的重要性和此举的重大意义。“且旸闻昔者孔子能言二代之礼，而喟夫文不足征”的典故出自《论语》卷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孟轲氏能闻其略于班爵禄之制者，以诸侯恶而去其籍也”的典故出自《孟子》卷十：“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这两个典故都说明了档案与国家政治的密切关系，不能忽视档案的作用，因而作者强调说：“文书档案这样地关系到国家的政治，难道可以忽视它们吗？”“矧汉文传相，称其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卒能佐孝宣中兴之业，而蔚为西京之名臣者”的典故出自《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魏）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肖、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传中称魏相喜欢观览前代档案，并将这些档案中所记载的行政措施酌行于当代，从而与丙吉一样成为汉宣帝这一中兴时期有声望的良辅。作者征引这一典故，意在说明中书省诸臣编纂档案，将能把档案中记载的前代良政施行于当代，是一桩有关于国家政治的大事，而不仅仅在于整治好了档案而已。因此他认为中书省诸臣编纂档案，与西汉中兴名相魏相的好观故事并加奉行不无相仿，并赞叹道：“此举难道仅仅是整治整治案卷吗？”最后，作者点明了这次中书档案整理编辑工程的负责人，即平章政事、定住左丞吕思诚。
本文在《辑佚》中列于张以宁《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后，因而标题作《又记》，现标题为笔者所加，按照文中所记，该石当初即立于中书省架阁库，作文时间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秋。全文如下：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大孝皇帝建元中统初，立中书省以统百司（，）本庶<，>政教、典礼、兵刑，事之为成，与天下郡县之版籍，当藏弃征信者，设管勾架阁库官俾典之。至元中<，>立尚书省以厘中书之务，则为尚书省管勾架阁。若后罢尚书，归中书，复为中书省管勾架阁。初秩七品，其员增减不常。今四人，吏一十四人有常。选贤能之才（，）、明礼习章程（，）、廉敏有干局者居之。由是位通显（，）为时名卿大夫者有焉。稽之《周官》，（原无书名号）民数登于天府，犹为旧章（，）。兼是任，何重如之！国家损益立法，枢机圆密，品式备具，一是考卒敬厥职者，宜朝夕尽心力至也。至正十有三年夏，中书主管领掾高昌忽都鲁惟敬（，）、中书掾济宁为好义用中<，>以选居是官（。），同寅克勤，综理有条，官常具举。爰始立石公署，题名氏，纪迁次岁月，而虚下方以俟来者，思职以致远大者。夫异时所立，于兹有考矣。是年岁在癸巳秋七月，承事郎、国子监丞毛元庆记。
这篇题名记主要是记事。它首先记载了中书省架阁库的建置沿革与人员情况：元世祖中统初年，设立了中书省，以统领政府各机构的大小事务，凡教化、礼仪、军事、刑律等方面过去已办理完毕的事务和全国各府县的地图户籍等应当收藏以备取用者，设置管勾架阁库官来典守它们。至元年间，新设尚书省以管理原中书省的事务，因此，中书省管勾架阁改为尚书省管勾架阁。其后撤销尚书省，其事务仍归中书省，尚书省管勾架阁又恢复为中书省管勾架阁。开始官阶为七品，其人员时有增减而不固定，现今有官员4人，办事小吏14人。中书省架阁库的官吏，都选择那些贤良能干、明白礼仪、熟悉办事规则、清廉敏捷而有才干者担任，因此，其中往往有一些官位显赫、为当时有名大臣的人。
文章接着又论述了担任中书省架阁库官员的重要性和他们应该怎样地尽职，说，按照《周官》的记载，当时人口统计的户籍文书都上报于中央并收藏于专门的机构天府中，可见收藏档案这种事情已由来很久了。担负这样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啊！现在，国家根据历代制度和当今情况而建立了法律，机构的设立完满周密，各种制度规章也具备齐全。所有担负收藏这些法令制度的官员，应当每天都尽力地干好它。
最后，作者记述了有关这次题名记产生的一些情况：至正十三年夏，原中书省的主管领掾高昌人忽都鲁惟敬和原中书掾济宁人为好义被选用担任中书省管勾架阁，两位同僚勤勉供职，各项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所有应办理的事情也得到了办理。因而开始在官署中立石，题上自己的名氏，记下开始担任此官的时间，并空下后半部分，留给将来担任此官的人题写，用以表示期待着远大的未来。这样，过去有所兴立的事，就可以借此而得以考据了。
该文作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全文为：
中书省署之西偏为库，曰架阁。凡天下之图书、版籍，计金谷钱帛出纳之文牍，尊闳庋藏，以待夫考征之用者，咸在焉。其官管勾二人，吏书写十人，分厘其事务。次者十五人，分周藏史<、>汉掌故遗制云。至正十九年，西域阿鲁温沙良甫，济南杨诚子真，选居是官，克修乃职，寅恭胥协，乃议易名其视事之堂曰“阅公”。（原无引号）取昔人貎阅户口之义。而子真大书揭诸颜。予闻太史氏纪萧相国何，能取胜国律令图书，以故知其地形阨塞、户口多寡、强弱处与民之疾苦，用辅成汉业。孝宣励精核实，命察计簿，欺瞒者按之，使真伪毋相殽，号称中兴。盖路程品式，固为政不可缺如此。今国家舆图广而事务殷，端坐一堂之间而考知四海之故，惟公则诚，私则伪；惟公故明，私则暗。诚以立己，明以检奸。不瘝乎官，不病于民人（，）。二君克修乃职，以报其上也久矣。后之嗣居是官者，其尚勿替于兹（，）。因其请，书以记其沿革在（。）其人题名记。庚子年三月，国子博士、承德郎张以宁。
本文也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记事，首先记述了中书省架阁库所在的地理位置，即位于中书省公署内居于西边的地方。据《析津志》记载，元中书省署在“大内前东五云坊内”，自前往后依次为外仪门、中仪门、内仪门、省堂正厅、穿廊、正堂等，最后边，东为检校厅正厅三间，西即为架阁库正厅三间。这与本文的记载是一致的。接着记述了中书省架阁库的收藏内容，即凡全国地图、户籍及记载钱粮出纳的文书等需要加以尊藏而等待将来引据利用的，都收藏在这里。下边又记述了这一档案收藏机构中的人员和职责分工：其负责的官员有管勾2人，分别承担架阁库事务的吏员有书写10人，此外还有15人具体担任保管收藏工作。最后，便自然地记述到现任官员情况来：至正十九年，西域人阿鲁温沙良甫和济南人杨诚，同被选用来担任中书省架阁管勾，他们尽心供职，相互敬重协作，共同商议将他们办事的公堂改名为“阅公”堂，取古人貌阅户口的意思，并由杨诚书写后标于其堂楣。这样，本文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中书省架阁库的一些基本情况来。
第二部分是议论。由于中书省架阁库收藏的都是政府文书，所以作者先引用了两个历史典故，来阐述档案文书的重要性。第一个典故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阻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是萧何尽收秦官文书而知全国形势、民情，终使刘邦在与项羽的争霸中取胜，建立大汉基业的故事。第二个典故出自《汉书·宣帝纪》：“诏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其真伪毋相乱。’”这是汉宣帝针对全国会计文书中的欺蒙现象而命御史加以审计，发现不实即加惩治，从而实现王朝中兴的故事。这两个古代帝王、大臣重视档案文书的事情，都说明了政府文书对于国家政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而作者总结道：“盖路程品式，固为政不可缺如此。”接着，作者又针对两位架阁管勾为其办事之堂取名为“阅公”一事，加以议论，阐明公对为政者特别是收掌档案文书者的重要意义：“当今国家疆域广大而事务繁多，端坐在一间屋子里而考察天下的事情，公正则诚实，偏私则失真；公正就能明察事理，偏私则要昏暗失察。诚实用于自己立身，明察用以检查奸伪。这样就能无害于政府，无害于人民。”接着他又对两位架阁管勾以公报职的举动加以赞扬，并提出希望，勉励来者，将教育后人的意义寓于文章的结尾处：“这两位架阁官员出以公心尽其职守，以报答皇上对自己的重用，已经很久了，后来继续担任这一官职的人，请不要改变这一点啊。”最后，作者一笔点出了这篇文章的由来，即应两位架阁官员的请求而将中书省架阁库的沿革记载于他们的题名记中。
元代这三篇档案学文献，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元代一个中央机关档案室——中书省架阁库的各方面基本情况。它们包括：
1.机构与人员情况。中统初年，在设立中书省的同时，也设立了中书省架阁库，并设置了管理架阁库的官员——中书省管勾架阁加以管理。至元中，随着中书事务之归尚书省，架阁库改称为尚书省架阁库，其官员也称为尚书省管勾架阁。后来，当尚书省重新改为中书省时，其机构和官员的名称又得到了恢复。架阁库设于省署内，位于西侧。架阁库正堂至正二十年取名为“阅公”堂，并书有牌匾。架阁库负责官员管勾的官秩为正七品，人数没有常额，随时或有多少。至正十三年时有4人，其中有原中书主管领掾忽都鲁惟敬、原中书掾为好义。至正二十年时有2人，为阿鲁温沙良甫和杨诚。其具体办事的吏员也无定数，至正十三年时有14人，至正二十年时共有25人，架阁库官吏都通过铨选而加以任用，选用条件是贤良能干，明白礼仪，熟悉各种制度，清廉、敏捷，有才干气度。因而这些人中有的是当时官位显赫、名望较高的官员。
2.档案的成分、范围和内容。中书省架阁库档案的成分，包括“中书以天子之命立经制、陈教策而下于四方与四方之事有司不敢专而上于中书者”。其中，中书省下于四方者，为中书省的发文或中书省的下行文书；有关部门上于中书省者，则为中书省的收文或有关部门的上行文书。中书省架阁库收藏档案的范围，是中书省文书中已经办理完毕的，即“事之为成”者，并且是具有收藏价值、可备将来考证取信的，即所谓“当藏弃征信”或“以待夫考征之用者”。中书省架阁库档案的内容不但有“天下郡县之版籍”“天下之图书版籍、计金谷钱帛出纳之文牍”，即天下州县的地图、户籍和钱粮收支账册，而且还有大量其他方面的档案：“若乃宗庙朝廷之彝制，土田山泽之委输，庠序之教，耕稼之法，百工之程章，五刑之条令，庶官之品秩，或以洎于稽兆民之耗登、察九州之废置者，莫不布在方册”，其中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又有农桑水利、工程建造、人口增减、州县废置等方面的内容。
3.档案的保管情况。中书省办理完毕的文书，一般要在卷宗上标明时间，然后放到架阁库内，等待检校官员来加以复校。对于案卷进出库房，有着专门的制度规定。对于秩序混乱的档案，有时也要按次序加以整理。但是，在至正七年五月以前，档案保管得相当混乱。首先，虽然在每个案卷上标有时间，但这些案卷并不是按时间有次序地排放，而是“错陈杂袭”，胡乱堆放；其次是检校者“乾乾复以为奸”，不但不保护好档案，而且还时有抽毁；此外，架阁库的保管人员也不严格执行关于案卷进出库房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档案丢失现象的不断发生。尽管有时也重新加以比次整理，但不久又混乱如常。自至正七年起，中书省集中一部分人力，对架阁库档案进行了彻底整治，所有档案基本都按时间顺序而有秩序地排放，而且还加了包装，平均每6卷装为一包或一函。
4.关于档案的数量。自中统元年设置中书省，直到对中书档案进行彻底整治的至正七年，共87年间，中书省架阁库累积共有档案521978卷，这些档案共包装为85543帙。
5.档案的整理编辑情况。至正七年，为了彻底改变中书省架阁库档案的混乱状况，在中书省首长的建议下，经过皇帝批准，对中书省档案进行了彻底整理和编辑。整理时，为了能从档案中清楚地看出前后政策的因袭变化，对所有档案都“以岁之远近”，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在逐件整理的同时，又将档案中至今仍然沿用的部分摘要抄录下来，按类顺序编录成书，结果从整理出的52万多卷档案中，共摘出3万多条。这样，整理与编辑互相结合，同时进行，一次完成，一举而两得，不失为一种节省人力的好方法。即使在今天，这些整理编辑档案的办法也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其次，这三篇档案学文献还为我们提供了元代一些学者对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卓越见解。这些见解有：
1.关于档案的起源。归旸《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称“书契之兴邈矣”，认为文书契据产生的历史已经很远了。远到什么时候呢？“圣人综理天下，以成画一之治，而不迷于久远，其征诸此者常多。”也就是说，早在“圣人”时代，“圣人”们就已经常常依据文书契据来治理天下了，那么，文书契据早在“圣人”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本文中的“圣人”，是与下文所说的“王者”相对应的，是“王者”兴起以前的统治者。“王者”是指通过世袭而继承王位的统治者，“王者”时代在我国历史上开始于夏代。“圣人”是指不依靠世袭而通过“禅让”推举产生的统治者，“圣人”时代在我国历史上主要指传说中的黄帝以至尧、舜、禹统治的时代，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时期。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多有仓颉造字的记载，并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因此，古人多把我国书契的产生追溯于黄帝时代。归旸把书契之兴追溯到“圣人”时代，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这种观点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甚至七八千年的刻画文字看，我国早在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文字，并将文字应用于政务活动，从而形成文书档案，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就可以看出，归旸认为档案起源于“圣人”时代的观点是有一定价值的，他不仅仅提出了作为档案起源各种观点中可以作为一家之言的一种观点，而且这种观点提出于几百年之前并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正确的。
2.关于档案的作用。归旸《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称：国家大事莫不记载于中书省档案，因而这些档案非常重要，“所以持邦纪而定国，是以为亿万斯年之世守也”。这里，他把档案视作“邦纪”，即记载着国家的政治纲纪，并认为利用这些政治纲纪可以起到安定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世代相传至亿年万年的作用。接着，他在列举了历史上孔子因文献不足而不能言杞宋之礼制、孟子因文籍失去而不能详周代班爵禄之制的两个典故后，又一次强调说：“文籍之有关王政如是，其可忽诸？”认为档案与国家政治相关甚紧，不可忽视。与此相同的是，张以宁在《中书省架阁库题名记》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先是列举汉相萧何收罗秦代档案而具知全国情况，终于帮助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的事迹，接着又列举汉宣帝从核实会计文书入手而整顿吏治、中兴汉室的事迹，用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盖路程品式，固为政不可缺如此”，即档案文书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所有这些看法，都不约而同地从国家政治的高度来看待、认识和评价档案的作用，认为档案对国家政治不可或缺，与治理、安定国家密切相关，这是符合档案的本来面目和实际情况的，并没有失于夸张和强调过头。因为档案文书是国家在治理社会、行使职能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仅在形成中作为国家推行政令的主要手段而不可缺少，而且在形成之后，仍然作为国家制定新的政令的必要参考而不可缺少。它的首要作用和原有作用就是政治方面的作用。归旸、张以宁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准确地看到这一本质作用，这是他们的高明、卓越之处。因为无论是他们同时代还是他们之前或之后以至今天，许多人甚至是不少直接从政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家，都缺乏这种政治眼光和政治头脑，没有能够完全认识或看清这一点。这是归旸、张以宁对我国古代档案学理论的贡献之一，也是这几篇档案学文献的重大价值之一。它的认识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它们仍然能使那些昧于档案政治作用、在行政工作中忽视档案的人感到清醒。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档案在其政治作用以外，还具有其他作用，其中特别是保存历史、教育后人的文化作用，这是这几篇文献中都没有提到的。这种片面，或许是由于官署题名记这种特定文体的局限，或许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所形成的吧，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的。
3.档案工作的意义。毛元庆在其题记中通过当时选任中书架阁库官吏的严格选择条件和当时在中书架阁库官吏中不乏官位通显的当时名宦的事实，说明了这些档案官员所从事的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并考察了周代官制中有全国人口统计文书集中上报藏于天府的故实，进而感叹道：“兼是任，何重如之！”担任负责收藏档案的责任，是何等的重要啊！这样，他就把档案工作的重要地位揭示得十分清楚了。“何重如之”四个字，对于我们今天一些把档案工作看得无足轻重，看为闲职，作为安排老、弱、病、残、庸挂职休养的职位的领导者和一些自认为自己的工作无关紧要、可有可无，对自己的地位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充满被人遗弃感和自我失落感的档案工作者，难道不是一种提醒和鞭策吗？
归旸《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称：中书省官员为了上报皇恩，每天忙于办理有关国计民生、人民休戚苦乐的重大事情，但却以一定的力量从事档案的整理编辑，其用意也就可知了。这里，作者很明显地认为档案工作绝不是无关于生民休戚的小事。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西汉名臣魏相留心档案，以其中记载的适用于今的制度办法加以施行，从而辅佐汉宣帝成就中兴之业的典故，说明吕思诚等人着意于整理编辑中书省档案，也是可以与之相比的事情，并以反问的口气说：“是举也，簿书云乎哉？”这次整理编辑档案难道仅仅是整理整理文书故纸吗？这实际是以肯定的语意赞扬吕思诚等人整理编辑中书档案的举动，其意并不仅仅在于档案本身的整理，而是可以通过整理编辑档案，将档案中记载的法令制度作了整理，有利于今天的各项法令制度的参考施行，具有辅佐政治的重大政治意义。这一观点，确是具有洞察表里、剔肤见骨能力的灼见卓识。“簿书云乎哉”的反诘，对于所有把档案工作仅仅看作整理整理簿册文书而无关国家大政的屑小之事的人，无疑是有力的驳问。如果档案工作者常常以这一警策来反躬自问，那么，我们还敢以自己的簿书之任而自轻自贱吗？我们还能不为自己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而感到欣慰自豪和自珍自重吗？
（原载于《档案学文献》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