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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说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八方”政策是建国前夕，随着东北、华北特别是平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党根据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新形势，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制定的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不仅在迅速发展生产、恢复和繁荣城市经济、支援全国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为建国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任务，由于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即将完成，长江以北广大国土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正挥师南下。全国胜利指日可待，新中国的诞生已在酝酿之中。然而，也有大量新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首先是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其表现为：一是在刚刚解放、完成接管后的城市中，许多工厂关门，生产严重下降。据有关资料统计：营口在解放前有工厂651家，接收后仅两个月就减为180家。辽阳解放前有私营工厂217家，接收后只有150家勉强开工，其中国营两大厂（纸厂、烟厂）虽已复工，但开工的机器不到1/10。二是生产原料奇缺，金融物价混乱，工业严重萎缩，城乡贸易不畅。三是失业工人激增，人民生活困难。有些新解放的城市失业率高达94%
，再加上农业受灾，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使本来就紧张的城市财政开支更加困难。
其次是工人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和职员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由于对党的工商业政策不了解，许多工人以为解放了，可以实行“共产”，要求分店分厂，提高工资。资本家也普遍认为“要共产了”，不想开工生产，怕树大招风，怕当资本家，怕越发展，剥削越多，罪过越大。这些情况到华北解放，特别是天津、北平等大城市解放后，就更加明显，影响也大，特别是对经济恢复的影响最大。从当时的情况看，影响恢复生产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公私营企业之间的尖锐矛盾。其中，城市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矛盾是城市解放、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后，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焦点是生产原料的供给、贷款和产品的市场。由于当时许多政策没有及时公布，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素质不高，掌握政策的水平有限，以及“左”的思想作怪等原因，出现了人民政府对公营企业的过分倚重，比较照顾，而对私营企业就处处限制。例如不准私营企业开滦煤矿自由卖煤，要卖也要先卖给公营企业、机关、市民，而且不能自己定价格。又如，政府的贸易公司以降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使私营企业的产品失去市场，久大公司的盐就是这样在山东临清地区被挤出了市场。这种做法加剧了公私营之间的矛盾。
二是劳资双方尖锐的矛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说法，但许多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还是怀疑多于相信，整日惶惶不安。天津知名资本家宋裴卿的思想很有代表性，他说：“我每天看报纸，但是很少看政治论文或消息，多是注意政府的法令和指示，看看我是不是够上斗争了。”于是生产不管，原料不进，机器少开，坏了不修，抱着“吃饱了散厂”的消极态度在观望
。这样的资本家为数不少。然而，面对政府的复工要求，资本家又不敢不听，但极不情愿，于是纷纷采取对策，相当普遍的是自己的钱不用，要求政府贷款，如李烛尘就要求政府贷款9000万
。当时天津的几大私营企业（久大、永利、中天、东亚、仁立等）大都或是借口无资本而不开工；或是想拖过年关，好不发工人工资；或是观望。政策不明，再加上工人自发的盲动，更使情况复杂化。有的工厂资本家不开工，工人自己开工，资本家的财产也被工人冻结。甚至不少私营企业的“工人伙友都要求增加工资，有的还要求分店铺”
。一时劳资矛盾非常尖锐，接管后城市经济的恢复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另外，对于恢复生产、恢复城市工商业经济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生产原料和商品缺乏。1949年2月中旬，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天津依靠纱厂生活，如果纱厂不能继续开工，则谈不上建设，直接将有百万人不能生活。”而要解决复工生产问题，就必须同时“解决四个问题：1.资本的来源问题，即当时所有公家厂子和大部分私营厂如无公家贷款就不可能复工或继续开工。2.原料问题，即当时农村与城市的物资和生产原料已经没有，没有原料，生产就是空话。3.运输问题，就是有原料，没有运输力量，原料也运不到工厂，等于没有。4.对外贸易问题没有解决，影响生产”
。例如，北平石景山钢铁厂的炼铁炉因为没有资金不能恢复生产，没有铁矿原料，也不能开工；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天津，对外、对内贸易都没有搞通，一度造成通货膨胀，不仅影响了本市的经济恢复，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甚至与上海的经济往来。尽管不少大中城市接管后，成立了贸易公司等最早的国营商业机构，并进行了许多工作，但由于渠道不健全，交通不便，特别是广大私商有顾虑，不敢到内地售货，不敢到农村进行贸易等种种原因，所以工业品下不去、农产品上不来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甚至造成平津货币集中，疏散不出去，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当时对外贸易也很困难，甚至是“处于停滞状态，出口货缺乏，我们的干部不会谈买卖，不了解国内市场，收货技术很差，收猪鬃连猪毛也一块收来了。我们和国外没有交换关系，很被动”。
特别是我们的干部不懂外贸，不懂政策，没有经验。天津解放不久，一艘英国货轮到塘沽，要求卸货。外国货轮到刚刚解放的人民政权管理的港口，这是第一艘。可我们的干部却不知所措，不敢答应。以致耽误了时间，引起不好的影响。可以看出，当时劳资、公私、城乡、内外几个方面的矛盾及造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大中城市解放后生产迅速恢复和经济发展，到了必须立即解决的地步。
对于城市解放、接管后，生产如何迅速恢复？经济怎样才能发展？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真正认识这些问题，我们是有一个过程的。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1947年11月，对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刘少奇就提出要“保存与发展工商业，要保存发展经济”，并指出“不仅是公营企业，私人的工商业也需要发展”
。1948年4月8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洛阳后，毛泽东致电洛阳前线指挥部，要求对被解放城市的工商业要注重政策。同年5月，毛泽东与刘少奇会师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了中国共产党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决定新中国政策与方略的总指挥部。当毛泽东以更多精力指挥三大战役最后决战的时候，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在思考建设新中国的方略，特别是如何在大中城市解放后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问题。
1948年9月初，刘少奇撰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占有相当比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在以后还要发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刘少奇又作了系统发言，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四种形态构成。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会议的基础上，以《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为题报告中央，又提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引起中央的重视。根据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对此提纲作了精心修改。毛泽东又把提纲中的“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正确解决公私、劳资这两对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陈云率领军管会成功地接收了沈阳市，从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经验。然而，如何发展城市生产，恢复经济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尽管党中央已经有所考虑，但党内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仍较普遍存在“左”的倾向，这在1948年底1949年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我们的党报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上存在的问题不敢讲，鼓励资本家开厂的文章一篇也不敢登，批判民族资本家的文章却一篇接一篇。最典型的是东北一些省市领导内部还发生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针的三次大争论，实质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思想有不同的认识。这种“左”的现象，平津解放后更是相当普遍地存在。朱德在给四野的一份电报中曾指出：我们的一些党政负责人在“平津解放后，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私人工商业资本家冷漠不理，不向他们正面宣传解释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
。
应该说，我们党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认识还是比较早的。1945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如何解决财经问题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了“公私兼顾”
的思想。1946年3月，中共中央又针对受土地改革和城市解放后工人自发斗争影响，所出现的片面强调工人眼前利益的“左”倾思想和行为，在《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要“劳资双方有利”。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针对随“平分土地”高潮导致小城镇出现过分强调工人利益甚至平分工商业者财产，以及不少干部由于缺乏城市工作经验，不能正确对待劳资关系，片面强调工人利益的“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说：“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
1948年1月毛泽东又讲：“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示中又再次重申了“劳资两利”“公私两利”思想。可以看出，当时党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但是，作为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加强城乡关系方面、如何加强内外贸易方面，还没有实际的体会，尽管也有所考虑，但并不深入。这些问题到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随着城市经济生活迫切需要恢复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9年2月13日，平津刚解放，毛泽东就对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要求与华北通航一事，回电表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并要求北平市长叶剑英、天津市长黄敬准备接待。同月15日，毛泽东又电示彭真、叶剑英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指出：要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党中央不但十分重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经贸联系，而且也及时提出了与国外的经贸联系问题。2月16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则更加明确地要求“立即进行对外贸易”，同时指出，“由于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构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他还向华北人民政府提议，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要求华北局、天津、北平的外事机关“应集中注意研究对外贸易有关的各种问题”。同一天，刘少奇还起草电报给华北局及北平、天津主要负责人，具体指示要立即与苏联、东欧各国以及日本洽商如何开展贸易的问题。2月20日，刘少奇又电示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提出，关于对外贸易工作要“系统研究，并找以前经营出进口贸易的商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详细询问，以便了解情况，提出办法，去进行以后的对外贸易”。
2月27日，华北局就如何开展城乡交换及打开对外贸易工作做出了报告。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而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当务之急就是根据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确立党的经济工作政策。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他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对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的城乡关系，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要由城市领导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还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学习同生产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后，我们党对发展城市生产的各项工作考虑更加深入。特别是刘少奇在这方面的考虑就更多。3月29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的物资接管汇报会上，他针对当时北平工业品价高的问题，提出“可以搞货栈作为城乡联系、工业农业交流的落脚点”。4月3日，他又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政府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指出，要让资本家“安心生产”，“要恢复进出口贸易”，“要把城乡关系搞好，使城乡货物交流，力求畅通”
。应该说，根据平津解放后城市接管和恢复生产中所出现的问题，刘少奇已经对如何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如何尽快恢复城市生产，发展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有了初步的考虑。当他受中央委托，决定到天津视察工作时，他的考虑已经比较成熟了。在他到天津第二天听取了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的工作汇报后，对如何解决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胸有成竹。当天晚上他写了《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
在这份提纲中，提出了搞好城市工作，“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的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随后，他又比较具体地列出“必须切实组织对外贸易”“必须切实迅速通畅城乡关系”“必须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等纲目。
这是刘少奇到天津调查研究、指导解决天津问题的方案，又是他长期以来对如何开展城市工作，恢复城市生产，发展经济的思考。这份报告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其中凝聚了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所具有的勇气，体现了刘少奇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思考问题的缜密和解决问题的果断。
4月中旬，毛泽东把刘少奇讲的“四面八方”思想概括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泽东这个概括极为重视，认为讲得很全面，并作出指示要求今后就照毛泽东的概括阐述和宣传。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人们都认为是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思想的原因所在。随之，“四面八方”思想迅速在党内传达，对于尽快恢复被解放城市的经济，发展生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于同年被写进了《共同纲领》，成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事实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实践是对政策的检验，历史则要对政策作出全面的评价。半个世纪过去了，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对50年前发生在历史重大转折时刻，我们党所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及其实践，进行理性的分析，总结其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四面八方”政策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符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好政策。实践证明，“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实践，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践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一）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城市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当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提出的“四面八方的关系”的思想给予充分肯定，并高度概括为“四面八方”政策时，刘少奇正在天津视察工作。这样天津这个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就成为贯彻“四面八方”政策的首要区域。
为了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天津市委于4月14日公开提出“消除资方顾虑，使资方有利可图”
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营花纱布公司决定对私人织染业全面配纱，供给原料，协助推销产品，使1007户织染业户立刻有了生机。国营贸易公司对私营工厂采取“收货前照价先付定款80%”，“推销问题也由贸易公司负责”。这些做法使已倒闭的5家制蛋厂有4家复工，还增加了新工人。百货公司向针织、织布、橡胶等行业订货，人民政府又组织了购麦销粉委员会、纱布交易所等，帮助部分资本家解决了部分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问题。中国银行对地毯、蛋品等38家出口厂家5月份共放款1300余万元，交通银行5月份发放了订货贷款21030余万元及折实贷款、定期放款等6100余万元。合作部对手工业贷款4100余万元。还举办了工业登记，发给营业执照，确定了私营工商业的合法地位。到5月底，已有490家申请营业登记。还在天津解放前就已停业的中国橡胶厂、光华染厂、中国火柴厂都已复工，东亚毛织公司正在筹建分厂，包头纸浆厂也在积极筹备之中。卷烟、火柴、面粉等行业增加了近200名工人。橡胶、织染、五金、冶炼、机器、电木、卷烟等不少工厂也都在增添机器，扩大经营。到6月份，新开业的工业户激增，共增加458户，约超过5月份的一倍。政策对了头，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5月份，三民织布厂月产布由解放前的300匹增加到610匹，永明化学厂的盐酸由解放前月产400坛增加到600坛，同心电石厂由解放前日产50公斤增加到900公斤。钰华橡胶工厂订出期货12万副车胎，震中、东昌两厂各订出1万双胶鞋。聚福昌铁锅厂4月每旬平均销售8吨，5月上旬即销到12吨多。
到新中国成立前，天津的工业生产比同年3月份提高了近400%。
为了落实“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在1949年6月底，天津经由铁路运进货物519421吨，运出货物95076吨；内河航运进船18472只，载货59197.8吨，出船18956只，载货58894.8吨。私营商业也积极参加城乡贸易活动，到6月中旬，私商从东北、济南、徐州等地先后贩进粮食2亿余斤，南运的粮食约5100余万斤；私营货栈成交的粮食、油料、山干货总数达2500万斤。天津各公私企业在7月、8月、9月三个月还组织学习、讨论刘少奇的讲话和“四面八方”政策，普遍提高了认识，提高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这一点，当时的《人民日报》指出，“由于劳资双方明确了劳资两利的方针，并经人民政府和职工会合理地解决了劳资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劳资纠纷显著减少，如旧历五月节，即很少发生劳资纠纷事件，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推进作用。”
天津经济的迅速恢复，带动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刘少奇以“四面八方”思想为主要精神的天津讲话，由中央印发华北、西北、华东、东北各中央局。这使各地党组织对于做好城市工作，特别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更加明确，从而迅速调整政策，统一思想。后来，邓小平也曾讲，刘少奇在天津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
（二）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面八方”政策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四面八方”的思想说到底就是照顾全面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即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极为重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之后，“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要实现这一切，只有贯彻执行“四面八方”政策，才能真正地实现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和合作，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我们党与各阶级联合制定的《共同纲领》总纲则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可以说，在推进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和实行，对于缓和矛盾，促进团结与合作，发展生产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实践证明，当年“四面八方”思想的提出对于我们党克服进入城市后产生的“左”、右倾错误思想，正确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团结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恢复城市的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做好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准备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可能和保证。
“四面八方”政策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底到1950年初，由于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过大，纸币发行量过多，致使物价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很大，出现市场投机现象。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和旧社会残余势力利用物价上涨，与新生政权较量。而党内不少同志过多地看到私营工商业的弊病，即忽略“四面八方”政策，因此，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又出现紧张局面。又由于市面银根紧缩，银行存款激增，群众重币轻货，虚假购买力消失，货物普遍滞销，出现了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的现象。从1950年1月到4月，在14个城市中有2945家工厂关门，在16个城市中有9347个商店歇业。对此，毛泽东及时地指出：“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6月，毛泽东在政协二次会议上又提出：“《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
当时具体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指出：“毛泽东同志讲的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也就是说，要按照《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办事。这一条是我们全体干部都必须注意的。现在党外人士把这一条都背得很熟，但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却把它忘记了。”
陈云讲的《共同纲领》第26条，就是以“四面八方”政策为内容的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
为了进一步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党中央指导政府着重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入手，合理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公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关系、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城乡关系、各区域间的关系等。就其实质来说，主要是要把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理顺。其中调整公私关系是整个调整工作的中心环节。对于私营工业，国家采取了扩大加工订货的办法。在华东，当时私营工厂为国家加工棉花锭子共162万枚，其中上海就占136万枚。还大力收购农副产品，组织工业品出口，帮助私营工业打开销路，一是以收购农产品来增加农民购买力，一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组织目前暂时难以出口的工业品出口。并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对于私营商业，国家也采取了扶持、鼓励发展的方针，不仅允许私营商业收购国家不收购的物资，而且在价格上也给予优惠，使私商有利可图。在调整公私关系中，政府还根据“调整税收，减轻民负”的方针，调整各种税收，既保证国家税收，也照顾了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对于劳资关系，政府在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了保护私营工商业政策，强调劳资两利。为了调整产销关系，从1950年6月到9月，中央有关工业、商业、外贸、税收、金融等部门召开专门会议，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法规。据统计，到1952年底，共制定了33个法规或条例，其中大部分都得到贯彻实行。
通过一系列有效工作，形势很快发生变化，首先是私营工商业户从歇业多开业少，转变为开业多歇业少。据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济南五大城市统计，1950年10月工业开业的总户数为1364户，商业开业的总户数为2572户，分别是4月份的4倍和3倍。而且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增进，成交量上升。据京津沪汉四大城市面粉、大米、棉纱、棉布4种主要物资市场成交量的统计，10月份较4月份分别增加了54%、289%、128%、133%。其他城市的货物成交量，也基本从6月份起逐月增加。反映物资交流活跃的另一个标志是铁路、公路货运量的增加。金融方面，汇兑总额（仅国营银行部分）11月比3月增加了367%。
正是由于继续贯彻了“四面八方”政策，使得工农业生产、内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到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的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达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了77.5%。
今天认真总结50年前我们党所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对于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实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对于目前深入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是对于改革开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启示。“四面八方”思想是一个照顾全面、克服片面的思想。换句话说，这个思想是既不能右，更不能“左”。当年我们运用了这一思想，克服了党内一部分人存在的“左”的思想和平均主义倾向，才取得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胜利。今天深化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同样要既反右，又反“左”，才能不断排除干扰，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
二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的启示。当年的“四面八方”政策就是根据党领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提出的。当时面临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实际问题。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面临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问题。因此，着眼于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立足点。
三是对于正确认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剥削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启示。生产决定分配。当我们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时候，必定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十五大报告对这一重要问题已经做了理论归纳，即要建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今天在承认劳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承认个人拥有的财产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属正当权利。由于私营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剥削现象的存在已是不可避免。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
四是对于好的经济政策必能创造发展经济大环境的启示。“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实际上，是为创造良好的发展经济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当年关于“四面八方”政策的论述，是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的相应政策，对于当时正确处理公营和私营、工人和资本家、城市与乡村、对内对外贸易等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甚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为创造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也要注意总结经验，善于提出符合实际、能推动发展的好的经济政策。
在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并认真研究50年前我们党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不仅对当年这一重大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更主要的，使我们加深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迎接21世纪的到来。
（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