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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一晃几十年过去，可以说人生的大半都走在了这条路上，这是自己30岁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不过回望走过的道路，我很感谢历史学习给予自己的影响，它不仅提升了自己对人类社会、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也提升了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对做人的把握。读史知今，知史明志，丰富的历史能让自己感动、流泪，严酷的历史又让自己深感震撼、敬畏。可以说，走进历史研究的天地，大学是自己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拐点。
大学四年的训练
1978年，被“文化大革命”所惩罚和耽误的一代老三届的我们终于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我有幸进入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学习。四年的学习生活让自己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多年放牧形成的自由、悠闲、豪放的性格有了改变，懂得了什么是文献档案、学术研究、史实考证和论文答辩，更主要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诸位先生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认真踏实的学风影响了自己，懂得了什么是做学问。“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也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不少朋友说：“搞历史研究，整天要和资料打交道，太枯燥。”但我想，草原的寂寞、生活的艰苦都能走过来，研究历史的枯燥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应该在枯燥中寻觅人生追求，在浩瀚的史料中探究历史的真相。所以，自从走进大学的殿堂，自己的求知脚步就没有停止过，刚刚进入大学二年级，自己就开始了对天津近代史料的整理研究和撰写，并在《天津日报》上连载；后来又对刚刚开始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产生了兴趣，并专程到北京找到北京大学向青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老师求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导，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了自己大学毕业论文的方向。
作为历史系学生会学习部部长，我不仅要自己努力学习，还要积极组织全系同学开展历史专题研究等各项学术活动，创办学术小报。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历程刚刚起步，对中国以往历史阶段的反思及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思索，都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即将要投身国家改革发展大潮的大学学子。大学毕业前夕，自己有幸参加了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主编的《天津近代史》专著的编写。后来，还参加了历史系刘泽华先生关于从文化社会史角度研究编写《“文化大革命”研究》丛书的研讨，可惜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这个课题没有能进行下去。不过，四年南开大学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导和期待，让自己深深地喜欢上了历史研究工作。
初进党史研究部门
中共中央党史工作机构成立于1980年，这是党中央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党的历史搞乱，把人心搞乱，为了正本清源，还原一部真正的党的历史而做出的决定。当年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1年中央办公厅、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就是那年成立的，刚成立时非常需要一些专业人员。作为1978级大学生的我，当时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要毕业，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派人到学校要我，就这样，1982年毕业时我就直接到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报到，成了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
刚刚进入党史部门，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作为历史系毕业的学生，我知道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所以就到处收集有关资料看。那时有关中共党史的资料并不多，但政协文史资料比较多，另外就是到天津档案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翻看馆藏有关资料。真正有计划地进行专题式地收集资料，开展党史研究是在1983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后。当时，自己除了参加会议，还要代表东道主做些会务工作。那次会议主要是强调全国党史工作在普遍发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转向重点征集和专题研究，把急需的党史资料扎扎实实地立准立好。会议通过了《1983年至1985年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规划》，重点确定了600多个专题。当时中央需要天津搞的专题有十几个。作为党史工作的新手，我就是在那次会议后，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开始了专题史料的征集和研究。
实际工作的锻炼
记得当年我接手的第一个课题是关于吉鸿昌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其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白区的活动情况等。那时候，吉鸿昌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不十分清楚，只知道吉鸿昌是为抗日牺牲的。从此，为了搞清楚上述这些问题，我就一头扎进了史料堆、档案堆，可以说凡是有资料线索的地区，都要亲自去，那时候去的最多的是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有关省市的档案馆，还有公安系统的敌伪档案馆，甚至中央档案馆在陕西大山里的后库自己都去过。另外就是凡有可采访的线索，都要亲自登门拜访，不管有多远。为了采访一位20世纪30年代曾在天津担任过地下市委书记的老同志，一个人跑到四川大竹县。80年代，全国许多地方还是非常落后、非常艰苦的，所以到了下面，有时就没有地方住，只能住大车店。在四川有一次就住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馆，屋里是土炕，炕上铺有一张破竹席，也没有被子，好在天气还不冷。但也睡不着，就在昏暗的灯下看书打发时间。那时候，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比较辛苦的，坐冷板凳搞研究更是不轻松，但经过五六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把中央下达的课题完成了。我也对党史资料研究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看到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被认可、被出版，起到了作用，心里特别高兴。记得我在天津编的第一本书是《国魂——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邓小平题写的书名，胡耀邦、聂荣臻、薄一波都题了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当时几乎进入了每一个涉及吉鸿昌的事迹展，而且目前反映吉鸿昌的展览，所用的资料也基本是我们当年征集的，其中涉及吉鸿昌入党时间的考证和确定，也是根据当年我们提出的意见。专题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进一步锻炼了自己作历史研究的基本功，也更加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搞专题资料征集和研究，切忌浮躁，要踏实、扎实、老实，做人也同样。
也是在做第一个专题研究的同时，自己听说天津师范大学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要举办全国中共党史研究生班，经过努力，自己以在职研究生的身份，利用工作之余，在1984年至1986年又学习了两年。
1988年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组成了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部门也都改为地方党史研究室。那时候，地方党史工作搞得也比较热闹了，华北几个省市的同志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在一些专题上进行合作。记得我和北京党史研究室的谢荫明曾主持搞了《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史料的征集与研究》，与河北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合作进行有关顺直省委、河北省委有关问题的研究。同时，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地方党史部门的联系也比较主动密切，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召集我们开会，听取地方同志们的意见。20世纪90年代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还组织地方党史部门搞了不少专题资料丛书，如《毛泽东的足迹》《周恩来世纪行》《刘少奇风云岁月》《邓小平纪事》等。在完成中央党史研究室任务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按照中央的要求，编写编辑天津的党史专题丛书。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自己仍然从事的与天津有关的党史专题研究，但眼界更宽了，逐步从天津地方党史的研究走向了区域党史乃至全国党的历史的研究。90年代上半期，北方地区党的历史研究成为了自己重点关注的内容。当然，这也和天津这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城市在北方地区的影响和地位有关，与一大批著名中国共产党人依托北京、天津，在北方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有关。这也就促使了自己党史研究的方向逐渐从天津地方党史向北方地区党的历史活动研究重心的转移。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都说机遇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我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经历这个过程。在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十余年的工作锻炼和形成的对档案文献资料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有关老同志，如邓颖超、彭真、邢予洪、张明远、李运昌等，还有许多老一辈革命者的家属的采访，为自己从天津地方党史向北方地区党的历史和人物活动研究转移奠定了基础。正当自己一门心思沉浸在中共北方党历史和重要人物资料收集中，90年代上半期，一个重大机遇的到来，把自己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活动历史的研究推向了快车道，不仅让自己进一步加大了对北方地区党史研究的力度，而且目标也更加明确了。那就是经中央同意，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组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北方有关省市党史部门开展中共中央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专题研究，作为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管业务的副主任，自然成为这个课题的主力之一，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方向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要求结合起来。由于华北几个省市党史部门始终有着良好的合作，所以工作开展非常顺利，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不仅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也进一步了解了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马骏、李季达、蔡和森、王荷波、陈潭秋、刘少奇、彭真、薄一波、李运昌、张明远、张秀岩、李铁夫、孔原、林枫等老一辈革命者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史料征集情况和研究现状。不久，天津市“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决定《中共北方地区党史研究》重点项目也开始启动，并决定由我和天津市委党校刘道华教授合作完成。真是好事成双，这样的机遇对自己来说是难得的，也促使自己一门心思投入到北方地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专著的撰写。
中共北方党组织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亲手创建发展起来的。我党早期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张太雷、赵世炎、陈乔年、蔡和森、张秀岩、王荷波、陈潭秋、刘少奇、彭真、贺昌、阮啸仙、薄一波等人，都曾在以平津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战斗过，特别是华北地区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重要组织基地和革命基地之一。中共北方党组织在前进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在革命斗争中每一重大成败，都直接影响着全党工作的进退，它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斗争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从1920年它的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是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光荣历程。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党的早期创建发展、工人运动、国共合作、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工作、城市工作、统一战线等，既有成绩，也有严重的挫折，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当自己在广泛、深入收集上述内容资料时，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革命信仰，无私忘我的奋斗精神，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气概，深深地教育、感动着自己，激励自己为他们而研究、而书写。经过几年的努力，1998年我和刘道华教授合著的《中共北方地区党史研究》出版，这也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第一部专著。许多曾在北方地区活动过的老一辈革命者给予我们很大鼓励，薄一波同志还题写了书名。2013年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查阅资料时，发现书架上摆着这本专著，这是没有想到的。2000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下，有关省市党史部门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北方局》专题资料丛书五卷本也完成出版。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还有幸参与了老一辈革命家彭真、薄一波回忆录和年谱的研究和编写。多年过去，自己始终为能参加关于中共北方党历史研究而庆幸，更感谢许多老同志和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厚爱和支持，以及许多同志对自己的帮助。
奉调中央党史研究室
1998年自己人生中又遇到一个拐点，调进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最初的那些日子，自己心里还真有些七上八下，不知自己是否能适应？我知道作为全国最高的党史研究机构，这里有胡绳、龚育之等大师级的领导，也有许多专家学者，自己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当时自己才是副研究员，应该努力在学术研究上更上一层楼。从心里来说，希望到中央研究机构，还是要在学术研究上发展自己。但是，没有想到，后来自己的路不是专门搞业务研究，而是走向了管理工作。好在还是搞科研管理，与研究业务有关系。只是要更多地做好服务、协调工作。好在有在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十几年工作的锻炼，科研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在两条战线上，即管理服务协调与熟悉推动学术研究同时进行，对自己也是个很好的训练。也就是在科研管理工作中，自己还是要抽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多作一些专题研究，不让自己拿笔的手生疏。也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自己没有放弃研究，仍然积极参加了不少学术活动，利用自己在多年的地方党史和北方党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年积累，多写些专题研究文章，这个过程是要累一些，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研学术能力，被评为研究员。多年的历史研究，或者说党史研究丰富了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有人说，和历史资料打交道太枯燥，但我却感到了一种乐趣，而复杂、严酷的历史更让自己感到一种敬畏。
此次，中国文史出版社创造机会，将自己多年来发表过的若干篇论文或专题研究文章整理并结集出版。这是对自己以往党史研究生涯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认可，非常感谢。但愿这本文集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更多的喜爱历史的后辈不断克服浮躁，甘坐冷板凳，再接再厉，勇于投身中共党史研究，书写更多的历史研究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