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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还是国家机关施政，都必须坚持贯彻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曾多次面临无数的艰难环境，但都由于坚定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走出了困境，赢得了胜利。今天，进一步认真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时时刻刻地注意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更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党的历史文献的角度，重温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提出、完善和形成，不仅能够深入学习党的历史，也会使我们对在深化改革的今天，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现实意义有更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激奋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1918年，李大钊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就是老百姓，是广大的民众，而布尔什维在俄文中也是大多数的意思，是广大劳动群众。一句话，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老百姓的胜利，是广大劳动群众的胜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要坚持走的道路。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发表《宣言》，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这可能是最早关于群众观点的提法了。并在《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中提出“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必须用一切工人、农民、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随后，许多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深入工农大众，发表了一批反映工农大众生活斗争、为工农大众呼吁的文章，如李大钊的《平民政治和工人政治》、陈独秀的《中国农民问题》、邓中夏的《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等。
从党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党的三大开始，每次代表大会都形成有《职工（劳动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甚至还出现了《商人运动决议案》，反映了我们党已经重视和关注群众问题。1926年10月恽代英发表文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指出“凡相信离开了群众的力量，仍旧可以解放什么人的，一定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的农民斗争事例，提出了面对群众运动，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与此同时，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更是尖锐地指出了党的机关存在“怕群众”的问题，认为“党内事情怕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威信，因此指导机关也愈怕群众的代表来参加”，并形象地指出“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酋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认为只有“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才能把党“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随着全党同志对“群众”这个问题的认识的提高，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0月，刘少奇还专门就如何争取群众和宣传群众发表了《论口号的转变》。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及“不脱离群众”等词汇的使用频率不断上升，反映了全党对群众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提高。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党对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作用的认识愈加明确。1929年9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前委以往存在的单纯军事斗争、少数个人英勇硬干、忽略群众的错误倾向，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提出了“红军群众工作”的要求。同时提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党的历史文献中，“群众路线”概念首次出现。这个指示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党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同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代表大会决议案，也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强调不要“脱离群众”。
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再次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文章批评了党内、红军内“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的人，疾呼“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是落实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的最佳方式。同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又以《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方式再次提出了“群众路线问题”。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3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始了在局部范围内执政的局面。此时，党的历史文献中除了反映军事斗争、党的建设的内容外，多出了许多涉及工农群众生产生活的内容，反映了党把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与革命斗争、自身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率先垂范下，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视调查研究，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走群众路线的领导人。他们主政下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工作，出台了许多关于民生建设的措施。如：闽西苏区政府组织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为保护农民利益，减少私商的中间盘剥，活跃苏区市场，苏维埃政府及时领导群众创办了各类消费合作社，建立了粮食合作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公布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等文件，以保障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和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1933年党在苏区还专门开展了要树立新的领导方式的活动。张闻天在同年8月、9月专门发表《学习领导群众的关系》一文，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不是去看这个县委的书记是不是在家，各部工作人员是多是少，有无开会的议事日程等等，而是要看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要看党是否能灵敏地反映下面的群众情况，很迅速地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并尖锐地指出，旧的领导方法就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是“不能一刻容许的”。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使当时革命根据地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的苏区干部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使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一首当年流传在苏区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优良作风的赞誉。应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对于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对于群众观点、群众工作更加关注。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将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辩证地提出了改进工作方法和完成工作任务的相互关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革命斗争和局部执政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全中国抗日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提出要“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要求我党同志“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的正确的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同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并充满信心地说“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迅速地完成”。可以说，面对民族矛盾的上升，我们党对于争取群众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提升。甚至在同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中更明确指出“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其中，坚持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重要的内容之一。
针对党内不少干部在群众问题上的种种模糊以至错误思想，1939年11月，张闻天还发表了《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各种对待群众工作反映出来的错误思想表现，指出“党要取得群众的拥护与信任，不为他们今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利益而奋斗，是不可能的。群众决不拥护与信任同他们今天的切身问题没有关系的人”。“只有愿意做群众学生的党，才能领导群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1941年3月、4月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进一步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并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的身体力行再次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同年7月、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2年2月，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行为”。不久，他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阐述了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次全党深入进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的过程。1943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整风学习时曾写下《我的修养要则》，表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而张闻天在参加社会调查后写的《出发归来记》，更是表达了“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熟识无睹，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的感慨。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同年6月，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至全党。这篇文章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作了精辟概括。文章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可以说，这段论述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形成。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还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应，都是脱离群众的。”也是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改为《论党》）中又专门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将它提到了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也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这些都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已经成熟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然而，建国后两年时间，就出现“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引起人民不满。人民群众给各级党政组织写信反映问题越来越多。中央于1950年5月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顿全党干部作风。为了引起全党对加强群众联系的重视，1951年5月毛泽东专门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有资料表明，当年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的来信就更多。1953年1月中央针对山东反映出来的问题严肃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要求全国各级党政组织“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斗争”。可以说，处理落实人民群众来信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深刻的群众路线的教育过程。尽管随后由于繁多的政治运动，掩盖了群众路线问题，但实际上这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正如1963年3月中央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中指出的“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文件列举了当时的“五多五少”表现，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组织工作少”。并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的报告中专门就反对官僚主义发表了意见，分析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可以说鞭辟入里、刻画深刻，不仅涵盖了今天我们在群众路线教育中指出的“四风”表现，还更加宽泛。再一次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对群众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生命线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新的总结概括：“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邓小平同志还曾提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做了大量的论述。这些新的内容，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的党章中都有反映。
在新形势下，如何使群众路线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不成为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范例，而真正使群众路线教育成为常态化，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恐怕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希望不要出现“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的现象。
从党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能够从幼稚走向成熟，不断地成长、发展壮大，都是与在革命、建设实践中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时时正确地贯彻群众路线密不可分的。历史表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支柱，更是当前以及今后深化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保证。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深化改革的终极目标，必将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积极参与。这应该是党的历史给予我们今天的重要启示。
（原载于《中国政协》201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