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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国庆节刚过，10月3日毛泽东主席请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在怀仁堂观看少数民族文工团演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歌舞一时激起毛泽东的诗人情怀，对诗人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柳亚子当场填词：“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响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第二天，毛泽东和了一首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这段故事成为佳话，这两首词更是脍炙人口，至今读起，无不为中华民族大团圆的美好情景而感动。而在那次参加国庆观礼中最受教育、最受感动的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代表，也是当时首次参加观礼的主要人员。他们中不少人原本不敢出来，害怕到了北京就回不去。于是就出现了当地省委打了包票才敢出来，甚至是带着保镖到了北京。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的统战政策就是在这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交往中不断认识、了解，直到最后对党的民族政策真心相信、衷心拥戴。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统战思想的形成与实践，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而展开的，并在实践中逐步成熟。这一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发动和帮助国内各弱小民族反对本民族内外压迫者的斗争也得到广泛的展开。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关注的国内民族问题还主要集中在北方，即内蒙古、新疆、青海等边疆地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组织很早就展开了对蒙古族和藏族的工作。当时中共北方党组织利用北京蒙藏学校培养了一批蒙古族、藏族少数民族干部。在李大钊等人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下，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北方党组织还对因逃避政治迫害而来到北京的锡尼喇嘛进行统战工作。锡尼喇嘛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多归龙”（反对军阀王公贵族的特权制度和繁重的苛捐杂税）运动的领导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锡尼喇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锡尼喇嘛重返内蒙古，在伊克昭盟乌审旗一带发动武装斗争，废除当地的封建王公统治，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锡尼喇嘛被捕牺牲。
1925年，李大钊派中共党员宣侠父到西北军中开展争取和团结冯玉祥的工作，同时还参与解决属当时青海循化厅管辖的拉卜楞寺地区藏民被军阀部队屠杀的事件。宣侠父不仅帮助拉卜楞寺控告军阀的组织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积极宣传民族平等解放，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军阀统治的主张，还亲自与拉卜楞寺五世活佛会晤，帮助建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团结了当地的大小头人，最后，促使拉卜楞寺控告军阀屠杀藏民的活动取得成功。应该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战工作仅仅是个开始，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如何选择革命同盟者，又经历了一个曲折严峻的过程。
192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一年后，党的六大召开，进一步明确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随之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更充满了“左”的味道。其中，尽管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被提上党的工作日程，但由于对少数民族的许多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从当时的许多文件中看，党与少数民族建立的也是下层统一战线，少数民族的上层（王公贵族、地主土司、喇嘛）已被排除在统战工作之外，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
上述情况，还是从红军北上抗日，途经少数民族地区后开始有了变化。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途经的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省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仅民族成分复杂，而且，由于地区交通条件极差，环境闭塞，红军的影响比较薄弱。因此，能否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关键。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与少数民族有了具体的接触，亲眼目睹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了解了他们的社会状况，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中明显的是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发生了许多变化。
1934年11月，在红军长征准备进入贵州前，红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指示》，对瑶族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明确指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还是瑶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我们苏维埃红军也不能不开始同这些代表者发生关系。”“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财富佬的民族压迫方面，这些瑶民的上层阶级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因此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甚至提出“从他们中间吸收共产党党员”。
这是长征途中党关于民族工作一份重要的文献，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长征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少数民族社会的实际：阶级分化不明显，同宗同族的观念大于阶级的观念，许多上层人物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并且领导本族人民反抗外来的压迫，追求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这些事实，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拒绝和排斥，开始采取与之合作的态度。在贵州，公开宣称“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1935年初，红军路过镇宁布依族区，当地的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开始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带着自己的武装躲到山里。后来他乔装回家探听情况，深为红军的严明纪律所感动。后来他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亲自护送红军出镇宁，并主动做工作，使红军顺利地通过布依族地区。在四川，红军提出“不打彝族的土豪，对于彝民群众所痛恨的彝族土豪，也要发动彝民群众自己动手来打”“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当刘伯承与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见面，诚挚交谈，并按照彝族传统习惯，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后，小叶丹主动组织人员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地区。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光辉范例。松潘地区的羌族土司安登榜受到红军的影响，还主动协助红军做争取上层的工作。进入陕甘宁回民区后，中共中央告诫全党全军“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红军在回民区一般的不打回人的土豪”。“清真寺里阿訇，一般的在回民中具有很大的信仰，在回民解放运动的初期，我们应当联合他们，发动他们来积极参加回民的解放斗争。”长征途中，红军还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帮助民族上层建立了政权，如1935年11月在金川藏族聚居地区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1936年5月在康北藏族聚居地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当地威望很高的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在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并成了红军的好朋友，朱德同志还亲自看望了他。可以说，红军长征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上层统战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少数民族上层在本民族内部的地位和影响的客观认识，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部分人士的态度，使这一时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继而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步步侵入，使民族矛盾越加深重。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内蒙古德王成立了蒙古独立政府，企图变整个内蒙古地区为日本殖民地，并吞并全中国。面对严重的局势，193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出“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当团结蒙古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应当欢迎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成为目前阶段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同年11、12月，在积极声援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过程中，中共中央在《关于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发动蒙古上层组织援绥运动”。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少数民族，其中特别注重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共同抗日的主张，已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10月，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少数民族工作做了专门的报告，他指出：“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不要乱把汉奸帽子戴在他们（如五马）头上。”“对他们的内奸（蒙奸、回奸），我们方面（即汉族方面）应采取争取政策，真正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绥蒙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无论蒙人汉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均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必须上层工作弄的好下层工作方易开展，特别是在蒙人中，不把上层弄好，便无法开展下层工作。”文件还对如何对待内蒙德王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应该说，此时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上层工作，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思想更加明确，认识更加到位，态度更加主动。为了争取蒙古王公上层抗日，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实际的工作。当时八路军攻占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首府乌兰花后，很快释放了被俘的四子王府保安队人员，曾与八路军谈判的二喇嘛对八路军很有好感，这样四子王旗保安队与八路军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关系。与此同时，党还对回族上层开展了积极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回汉矛盾，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在回族中特别是其上层分子中，已有相当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少回族上层对国民党冷淡拒绝，对共产党惧怕和“防共”，对抗战则摇摆和消极，另外回族中的抗日救亡运动根本没有展开。面对这些情况，1940年4月，中共西北工委公布《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争取，要努力的争取，多方地争取，不但要争取下层，并且要注意争取上层”，要“极力亲近和团结回族的上层到抗战方面来”，“对于被日寇欺骗和劫持下的回族团体以及教主阿訇等，仍以争取为原则，采取说服批评的态度，不采取正面打击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主要是蒙古族和回族的聚居地，争取、团结蒙古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上层，对动员各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变，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内蒙古地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兴起空前高涨的蒙古民族运动，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分别掀起了以“内外蒙合并”或“独立”“高度自治”为内容的民族运动。为了挫败这股逆流，1945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成立了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式树立起党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内蒙古地区，用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去团结和争取各方上层人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精神吸收了大批进步的中间的以及过去曾在德王政府中工作已公开承认错误的上层分子参加该会”。
并通过自治运动联合会联络各盟旗，团结王公、喇嘛与知识分子，准备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正是在内蒙古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工作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布成立。在处理华东、西北地区的回族上层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一贯的基本原则，对于回族的宗教领袖阿訇“除一般的尊重他，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外，进步的阿訇可请他参加回协”。
同样，当我们进军西南时，对藏族的统战政策也是慎重的，“在进行工作时是利用上层，靠近下层，即开始时利用喇嘛活佛作为桥梁以接近下层，达到团结下层，并利用上层的矛盾（土司喇嘛间），达到分化与孤立上层，以便逐步完成经济上、政治上的逐渐改造。”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的实践，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符合实际的“慎重稳进”的民族政策，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上层，团结民族上层，共同建设新中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的民族工作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全国范围的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西北、西南和中南的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即使已经解放的区域，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没能够全面、迅速建立起来，残余反动势力的猖狂活动，严重威胁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上，都同较为先进的汉民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加上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长期形成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各民族之间形成很深的隔阂，甚至严重的对立。同时，党内少数民族干部严重匮乏，不少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照搬照抄汉族地区的做法，引发少数民族的误解及消极情绪，这些都对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开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在《共同纲领》基本思想指导下，1950年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30次政务会议听取了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乌兰夫关于民族工作问题的报告，讨论确定了民族工作要“慎重缓进”的方针（过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把“慎重缓进”改为“慎重稳进”）。6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7月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指示精神，特别指出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
邓小平的话说出了当时民族工作的关键。
各少数民族中，都有一些上层人士，他们一方面是剥削者，与本民族的劳动人民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爱国立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中，往往站在斗争的前列。而且，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人民群众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和本民族的代表，争取了他们，就争取了同该民族群众接触的机会；团结了他们，就有利于进行群众工作，有利于民族团结，也就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那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更为重要。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在新的条件下更要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要求。
首先在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方面，要以诚相待，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说服开导工作。为了使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了解祖国内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中央组织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代表成员主要是上层人物，159人中包括军政人员、活佛、王公、阿訇、堪布、喇嘛、土司、头人等。通过参观访问，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目的。中央做上层人士工作，并不只是统战部、民委去做，很多工作都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做。西藏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每次达赖、班禅来北京，毛泽东都要亲自接见、谈话，还亲自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1954年，达赖、班禅到北京参加观礼活动，毛泽东还专门和他们照了相，毛泽东坐中间，达赖在左，班禅在右。为了扩大影响，当时把这张照片印制成彩色年画，散发到全国所有藏族的地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对上层统战工作实行慎重稳进，就是不要出任何乱子，当时有一句话表述的很明白，那就是“民族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当解放西藏问题提上日程后，中央就非常重视对达赖、班禅两位上层人物的争取、团结工作，并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1952年5月19日中共中央给西藏工委等单位发出《关于必须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在三大寺的统战工作，和在西藏一般的统战工作一样，仍应着重上层。任何上层分子，只要他不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走狗或蒋匪帮特务，我们都应争取”。“现在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以组织下层去孤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的。帝国主义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我们争夺西藏的上层分子，我们必须积极地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使帝国主义的阴谋归于失败”。
以争取、团结达赖集体为首要任务，就是要组成以反帝爱国为主和以稳住上层、与帝国主义争夺上层为中心工作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此，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8月，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在改编藏军问题上我们党也是非常慎重的，1951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改编藏军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极其艰苦的任务，绝不能采取内地整编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那样简单的办法，这一工作，因为艰苦，故目前应先做好达赖以及其他要人的争取，然后通过他们的同意……使条件成熟后方得实施。”1952年10月，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针对改编藏军问题更直接地讲：“因为你们害怕……要他们慢点执行。”统一藏币问题也是本着“西藏上层当权派主动向我们要求统一时，再考虑解决藏币问题。”
到1955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51个委员中，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有10名，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方面10名，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团体等有11名。达赖任主任，班禅任第一副主任。这样的组成体现了党在西藏的上层统战政策，确保了西藏局面的稳定和以后民主改革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是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一个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个人专长、工作能力及其实际表现，分别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做了安排。有的还发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比如，内蒙古从1947年自治区成立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段时间内，在各级政权机关、协商机关中有600多名民族上层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云南在民主改革后，共安排少数民族上层人士1080人。到1958年全国安排在县级以上机构中任职的民族上层人士共约1万多人。
采取这种办法，目的是使民族上层在社会改革中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不至于降低。如云南德宏傣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在政治地位上给予妥善安置。有些在县里当了政府委员，也有政协主席、副主席的，有的还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委委员等。同时生活上也有较大变化。在改革前，他们住的都是竹楼，改革后，党和政府给他们一家盖了一栋砖瓦小楼房，生活上给予照顾。其中不少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他们的子弟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明白了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主动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新疆的帕提汗苏古儿巴也夫是哈萨克族台吉部落的头人，他的父亲是三区革命领导人，是新疆哈萨克族的英雄和代表人物，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解放军进疆抵承化（今阿勒泰）后，他和人民解放军关系融洽，对部队工作主动配合，积极支持，有靠拢共产党、要求进步的表现，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的入党，显示了我们党的伟大和力量，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的深入。
注意帮助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断提高进步，也是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非常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及其子弟的培养。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而且在西北、西南、中南三个大区和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都办了民族学院，所有办学经费都是中央拨给的。到1954年，上述八所民族学院共培养了1100多名学生，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他们的子弟，如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后来当过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国家民委副主任。
为了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人民政府在对少数民族实施和平民主改革时，在政策上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如西南、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曾暂时保留原有的土司制度、千百户制度，适当推迟民主改革的时间，并在改革方法上也做了一些让步。
对于参加叛乱的少数民族上层，也采取了比汉族地区更加宽大的政策。不仅积极进行争取，说服教育，而且只要停止叛乱，表示悔改，就一律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如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叛乱，中共西北局曾17次派人去做争取工作。甘南阿木去乎部落叛乱，也派人去做争取工作。在人民政府和政治协商机关中有职务的，还可保留原来的职务，继续工作；在平叛中有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对未参加叛乱的民族上层，仍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政治上团结，经济上赎买。如对西藏未参加叛乱的民族上层人士，政府给出赎买金6823万元。
1956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份通报中指出：“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包括宗教上层分子）一贯坚持团结教育的政策。在那些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改革的时候和改革之后都不改变这个政策。在改革的时候和改革以后，人民政府将采取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至于降低。对于能够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都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工作，为人民服务，由国家发给薪金。对于个别不能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可以由国家长期补助，使得他们都保持和从前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平。即使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分子，无论是首要分子还是胁从分子，只要表示悔改，停止叛乱，也对他们一律从宽处理，不咎既往，过去在政府和协商机关有职务的，保留职务，允许继续参加工作。在平息叛乱中有立功表现的还将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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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正是由于党中央对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高度重视，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战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区域自治、民主改革过程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赢得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1952年和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还进行了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通过检查，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提出任务。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边疆稳定。1958年中央召开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认为几年来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继续加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有些不能参加劳动和工作的，则应当采取适当办法把他们养起来。对于那些应该安排的一定安排好，下面不好安排的，可以在上面安排。
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慎重稳进”的对少数民族及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被争取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疏通民族关系，维护社会安定，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党的民族工作中一贯坚持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受到了破坏和干扰，民族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得到助长，“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泛滥。特别是60年代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确立，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政策出现了极大的混乱，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口号，断言民族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对于民主改革时未公开划过阶级的牧区、实行和平协商改革的地区以及未进行系统民主改革的地区，统统进行了民主改革“补课”，重新划定阶级，原来许多少数民族上层自然又成为阶级对象。对有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通过正当途径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竟以“反革命上书”“向党进攻”为名而给予沉重的打击；对过去按照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许多成功经验，如对少数民族上层实施统战工作等，都当成“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而加以批判。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践踏了党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工作受到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工作在拨乱反正中得到恢复与发展。1979年6月，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话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化和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作了深刻的论述。1980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重申：“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动员进一步做好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为了恢复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党中央开展了民族宗教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斗、打击、迫害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给予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其中有著名藏传佛教学者喜饶嘉措、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詹东计晋美、川西北藏族上层人士华尔功臣烈和索观瀛、原傣族土司刀承宗、景颇族上层人士拉山、原苗王项朝宗、原佤族头人胡忠华、白族作家扬明等。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城市遣送到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已安排职务的均调回城镇。被株连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子女，也都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对被查抄的财物，凡有下落的都找回退还本人，找不着的则给予赔偿。对被占用的房产也都做了清理，该退的退给了本人。同时根据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自身条件与表现，还分别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这些政策落实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十分满意，对党和政府更加心悦诚服。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政治局面、干部状况和群众基础，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已经很少，其地位和作用已经有限，不再起决定性影响，代之而起决定作用和影响的是党和政府通过各种途径从少数民族中培养起来的大批管理干部和各类专业人员。原来党和国家政府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劳动人民内部的统一战线关系。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他多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必须有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的长期战略方针。2005年党中央召开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党的民族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包括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其出发点正基于此。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是衡量多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发展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无从谈起。这些年来，我们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风险，既有政治领域的也有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但我们都顶住了，保持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56个民族始终同心同德、紧密团结。这与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不少国家由于陷入民族纷争，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党在民族工作历史上的实践和中外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说明，稳定是福、动乱是祸，团结是福、分裂是祸。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更要注意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始终注意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紧密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注重深刻总结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握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站在推进各民族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把民族工作摆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在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带领各族人民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原载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