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好箭毒伺候敌人：肌肉松弛剂的发现

在南美洲亚马孙河的雨林深处，一个印第安人俯着身子悄悄行进，匍匐潜近一头幼鹿。小鹿似乎有所警觉，像是发现了什么，并机敏地翘起鼻子，去嗅飘浮在风中的某种特异气息。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印第安人手中的那支长竹筒里，射出一支飞镖，小动物立即倒地而死，因为上面涂有箭毒。史学家说：“印第安人主要是在狩猎时对飞禽及野兽应用箭毒，认为涂有这种毒物的箭矢比最好的枪都有效。”

像这样神奇的毒物，自然会使见到的旅行家和毒物学家们感兴趣。

回顾早期认识箭毒的历史，第一个提到这种植物的是安吉亚拉殉教士彼得（Peter Martyr d'Anghiera，1457—1526）。

殉教士彼得虽然生于意大利，但在西班牙生活多年，还成为西班牙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二世及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宫廷的牧师。他从许多去过美洲回到西班牙的旅行家和探险家那里收集到大量有关美洲的故事，写出《新世界》（ De Novo Orbe ，1516）一书。在这部巨著中，殉教士彼得描述了当地的土人如何用这有毒的箭来攻击入侵的西班牙人，使他们和战马麻痹而死。他还说到这种毒物的制作方法：将“有罪的老妇人”关进一个狭窄的空间，强迫她们制作毒物。等到毒气把她们中的一个熏倒，便认为是制成了，于是打开这秘密场所，来回收毒物，将它涂到箭头上。

不过，有学者认为，殉教士彼得的这段记述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女性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她们的在场会使毒物和医人失却神力，需被排除在准备毒药这一神圣的仪式之外。

画作《备好箭毒伺候敌人》，1876年

以往，很多学者都相信雷利爵士在认识箭毒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不错，英国探险家瓦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被传说中的黄金之城“埃尔多拉多”（El Dorado）迷住，曾连续五次前往南美的奥里诺科河（Orinoco）及其支流去寻找这一宝藏，结果虽然一无所获，还是写了一本书《巨富和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发现》（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1596）。但是近年的研究认为，雷利爵士在书中对埃尔多拉多河的描述完全是杜撰的，“和流行的看法相反，瓦尔特·雷利爵士没有写到箭毒，他对箭毒的存在，可能一无所知。而且，雷利也没有把箭毒带回到欧洲”。

在他们两人之后，人们对箭毒的了解才有了切实的进展。

法国的查尔斯·玛丽·德拉·康达明（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1701—1774）从1735年起进入南美这个神秘帝国，在那里待了十年，表面上是为探查地球子午线的弧线，暗地里却在设法鉴别哪一种树才是疟疾特效药奎宁的原料来源。

在南美，康达明和一个叫亚梅奥斯（Yameos）的印第安部落有了接触，这个部落生活在马拉尼翁河和乌卡亚利河汇流处附近，运用箭毒特别熟练。康达明描述他们用一种吹管，将木制的箭推出30步到40步远，箭头上的毒药不到一分钟就能将动物杀死。康达明回欧洲时，还带回第一批浓缩了的上好箭毒的标本“黑沥青”（black pitch），在哈尔曼·布尔哈夫教授等三人组的见证之下，在莱顿大学做了著名的实验。后来，布罗克斯比（R.Brocklesby）用他带来的箭毒标本在猫身上做实验，证明猫被毒死两个小时之后，心脏还能继续跳动。另一位在圭亚那待过多年的班克罗夫特（E.Bancroft）报道说，南美特丘讷部落（Ticuna）的箭毒效果最佳，制作的原料主要是以一种叫nibbees的藤本植物，配上另外四种药物，缓慢加热煮沸，直至成沥青状，再涂抹到箭头上。

制备箭毒

在早期认识箭毒的最后阶段，重要的有冯·洪堡、布罗迪，特别是沃特顿。

德国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在1799年与友人一起去往美洲，五年里走遍南美洲考察那里的植物。1800年，他们在奥里诺科河上的埃斯梅拉达亲眼见到土人制作箭毒的准备工作，还了解到另外几个印第安部落的制作箭毒的情形，同时还收集了6000多件植物，定期将这些标本运回巴黎，为后人的研究做了坚实的准备。

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本杰明·布罗迪（Benjamin Co-llins Brodie，1783—1862）对箭毒以及酒精、杏仁油、附子、烟草等的毒性都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得出结论说，箭毒会麻痹呼吸肌，但是心脏仍然会跳动一段时间。他还说到，因箭毒而死亡后，脑内会充溢“黑色的血液”。因此他推断，如果通过气管造口术输送空气，动物还能维持生命。1811年，他在猫身上成功证实了他的这一推断。后来他还声称，他曾让一头驴接受箭毒后恢复了知觉。

洪堡和邦普朗在埃斯梅拉达

英国的查尔斯·沃特顿（Charles Waterton，1783—1865）的科学研究极富传奇色彩。

沃特顿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信徒，因宗教信仰的关系而退出公职。他在约克郡南部韦克菲尔德附近他的沃尔顿大楼广场建起英格兰第一个鸟类保护区，他在那里的私人实验室所做的动物标本制作技术，直到今天仍然有用。

沃特顿的家属在英属圭亚那拥有庄园，最初他去那里是为了管理庄园。1804—1812年间，他对围绕在德梅拉拉河（Demerara）、埃塞奎博河（Essequibo）和布朗库河（Branco）这三条河中间地区的植物群和动物群进行认真的考察，期间他在与蟒蛇、鳄鱼搏斗以及其他危境中幸存下来，写出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作品《南美漫游记》（ Wanderings in South America ），极大地刺激了后来的旅行者和科学家。

一天，沃特顿在埃塞奎博河的上游考察时，见到马库斯印第安人（Macusi Indians）在配制强效的箭毒，并允许他观看。这可是一项特殊的待遇，因为箭毒的备制过程中，有宗教仪式，还有禁忌。沃特顿记下了他们的制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箭毒的主要原料

在准备制作的前一二天，便要进丛林里去找原料。丛林里长有一种叫箭毒马钱（wourali）的藤蔓，这是箭毒的主要成分，其名即由此而来。等找到足够的藤蔓后，便掘出它苦涩的根，再去找两种含有绿色胶状液汁的球茎状植物。然后将这根削成薄薄的一片片，放在一只树叶制成的漏斗里，掺上水，再放到泥制的炖锅上，直到漏斗里的液汁成咖啡状。有了足够的量之后，就将根渣弃在一边，往炖锅中倒一定量的这种液汁，然后用慢火煮沸，必要时也可添加液汁，一直煎到浓缩成厚厚的深棕色的浆状液，将它涂到箭上，来试验其毒性的强度。

沃特顿还写到他见鸟类和动物中了箭毒，通常在三分钟左右就被麻痹，如一只家禽被击中后：

第一分钟，还会走几步，只是走得很慢，似乎一点也不焦躁的样子。第二分钟，它仍然会站着，开始啄啄地面；但是过了半分钟，它就时时张嘴或闭嘴。随后耷拉下尾巴，翅膀几乎碰到了地面。到了第三分钟结束时，它就躺下来了，几乎已经支撑不起头。它的头耷拉了下来，后又恢复过来，然后又耷拉下来，每次都耷拉得很低很低，就像一个疲惫的旅行者立着就睡着了，两眼还在一张一闭。到了第四分钟，出现痉挛。生命就结束在第五分钟之时。

查尔斯·沃特顿

医学史家评论说，沃特顿两百年前的这段描述，“十分准确，比我们今天在科学杂志上读到的都要生动”。

沃特顿回欧洲时，曾带回一些强效箭毒的样品。100年后，一位科学家从利兹大学医学院得到一些这种箭毒，证明它仍然具有活力，实际上它只有其毒性的10%。到了韦克菲尔德后，沃特顿对箭毒仍旧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准备用箭毒来治疗狂犬病和破伤风。他曾赶往诺丁汉去拯救一名被狂犬咬伤的警长。不幸的是，等他到达那里时，警长已在前一天死了。如今证明，他认为箭毒对破伤风有效是对的，但对狂犬病却完全无效，因为狂犬病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不适合外周麻痹。沃特顿还坚持认为，中了箭毒之后，唯一可能有效的措施是切除伤口，可能的话，在伤口上方施加紧密的结扎线以阻止静脉回流；他嘲笑有人用盐和大蒜解除箭毒的说法。

医学史家赛克斯在《麻醉的第一个100年》中说：

对于印第安人的箭毒的秘密，虽然不全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清楚了。它的原料既不是蛇的牙齿，也不是蜇人的蚁类的有效成分，而是一种叫马钱子狐狸藻（Strychnos Toxifera）的植物的液汁……只知道这种植物生长在圭亚那的三四个地方，习性像木藤或藤科植物。马库斯部落（Macusi）是最好的制作者……

在这段表述中，也可以看到沃特顿在这一发现中所做的贡献。

1897年，科学家从箭毒中提出生物碱，1935年还得出它的结晶体，可作为药用。在手术麻醉中，注射箭毒生物碱后，以最小量麻醉药即能产生所需要的肌肉充分松弛的效果，使麻醉苏醒较快，术后并发症大为减少。箭毒又可用于弛张喉和直肠、尿道等中空器官以便检查，亦可缓解各种肌肉挛缩及惊厥，还可缓解痉挛性麻痹，等等。箭毒的用处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