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雷在战地做手术：外科学的改革

在欧洲的医学史上，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约1510—1590）是一个异类，也是一个奇迹。他没有正规的学历，没有正式的学位，也从未读过医学界公认为经典的古罗马医生加伦的著作，从未学过当时做一名医生不可或缺的希腊文或拉丁文。但他却为四位法国国王所看中，任他们的御医，甚至被认为是“近代外科学之父”。这是因为他勤于实践，主要是战地的实践，才成就了他的伟大。

帕雷像

帕雷生于法国西北部马耶尼省拉瓦尔市的布尔格—赫森地区，父亲是barber。Barber即是兼做外科医生的理发匠，他既为人理发、修面、刮胡子，又给病人放血、灌肠，所以不同于称为“长袍医生”的内科医生，而被称为“短袍医生”。

帕雷最初跟一位神职人员教授读写，后来进入拉伐尔伯爵夫人家，做一名理发匠兼外科医师的学徒，几年后升为正式的理发匠兼外科医师。1529年，欧洲最古老的医院——巴黎主宫医院向这位年轻人敞开了大门，使他有机会进这家医院学习技艺，并在随后的三年里，获取并提高了有关人体解剖的知识。只因穷到付不出报名费，他无法参加官方认可的正式理发匠兼外科医师的资格考试，只好去参加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将军蒙蒂茹公爵的军队，在那里运用他的外科技艺。1537年和1552年的两次革新，让帕雷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外科医生之一。

1537年，帕雷以军医的身份随蒙蒂茹公爵去往意大利，接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

为争夺意大利的霸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持续了65年。1536年的一次战斗中，在击退了查理五世对普鲁旺斯的入侵后，法军继续追击进入意大利。这是帕雷第一次参加战争，也是他第一次亲见战场上的创伤。围攻都灵的那场战役十分激烈，这是一场大屠杀，除死亡外，需要救助的伤员人数也远远超过想象。

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到10世纪已经开始用于焰火，后来经印度、阿拉伯，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西班牙传入欧洲，制造出第一批火器。据说14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已开始使用小型手枪，到16世纪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就有大炮开始应用，对人的杀伤力越来越大。

帕雷诅咒此类致命的武器为“地狱之器”，是“人类文明中最大的不幸”。他曾将这种武器与雷电相比，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雷电更令人生畏的呢？但雷电造成的伤害，和这些地狱般的杀人工具比起来，可说是微不足道。雷电的伤害不过在一击之间，且通常只袭击众人之间的一人，而大炮却能造成数百人的死伤；雷电乃是自然产物，纯粹是随机的，高耸的巨木、山巅、尖塔都可能遭到其袭击，却很少落在人身上，但这地狱之器，将人类视为唯一的目标。

医生不是政治家，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所能做的只是对战争产生的恶果做些小小的弥补，那就是面对这最大的不幸，履行他人道的救治。

可是在处置创伤时，以往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受伤的创口会被火药所污染，因而有毒，必须要用煮沸的油和烙铁进行消毒。实际上，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事实上反而会造成无可救药的二度伤害，引起剧痛，还破坏了原有的人体组织。而这种不当的治疗方式，因坚信传统的说法，认为被“污染”的伤口必先消毒，结果仍然一直被继承下来应用。帕雷原来也一直这样做。但是，1537年都灵被困的这次救治中，由于伤员太多，使用来消毒受伤皮肤和身上弹孔的沸油很快就消耗殆尽。就在这处于绝望的时刻，帕雷只好实验性地想到，不妨用一种无刺激性的、温和的乳膏来取代那“越热越好”的沸油，将它涂抹在伤口上。这自然是一次冒险，因为背离传统的治疗方法而另搞一套，如果失败，他就可能失去他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工作，甚至可能遭遇更惨的后果。但是为了拯救伤员的生命，帕雷也顾不得了。帕雷后来回忆说，那一次，伤员太多，一些伤员都等着上药，可是油却用完了，怎么办呢？

法国军医帕雷在做手术

最后我……被逼得不得不用上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Tur-pentine）的浸提液。当天晚上我不得安眠，害怕未做焚烧处理的不良后果。担心那些未接受沸油的伤者会因火药毒发作而死；这使我一大早便起身去探视他们。令人大感讶异的是，我发现那些涂抹浸提液的伤者比较不痛，而且伤口发炎或肿胀的程度较轻，整晚也睡得较好；相反地，那些经过沸油处理者都发着高烧，而且其伤口边缘肿胀得很厉害，痛苦不堪。由当刻开始，我自己便决定，再也不如此残忍地让受到枪伤者再受到烧灼……这就是我学到如何去包扎枪伤的经过，完全不是由书上学得的。

医学史家评价说：帕雷的这一发明使他“从一位未开化的治疗者在一夕之间完全脱变为现代的医疗者”。

蒙蒂茹公爵于1539年病逝后，帕雷回到巴黎，购置了一个门面开业行医，至1542年加入德·罗昂公爵的军队。1542年，在法国南部佩皮尼昂的战役中，德·布里萨元帅的左肩被敌军的毛瑟枪击中，连续三四个“军队中最好的外科医生”都找不到弹头。帕雷请元帅摆出遭击时身体所处的姿势，结果在几秒钟内便找出弹头，并将伤口清除干净。

这一战役结束后，帕雷决定将他的经验写成论文，记下“一向遵行，且自认为对一个优秀外科医生来说重要而正确的方法”。这部《火绳枪及其他火器伤口的治疗方法》（ The Method of Treating Wounds Made by Arquebu-ses and Other Firearms ， Darts and Such ； Also on Combustion Made Especially by Cannon Powder ），虽然于1545年得以出版，但由于它是用法文而不是拉丁文写的，受到当时医学界的嘲弄。

在1552年法国和查理五世的战争中，帕雷跟随德·罗昂公爵东征。洛林一战，法国轻易地从对方手中攫取了默兹、图勒和凡尔登。其间，耶鲁大学外科学和医学史教授舍温·纳兰写道：

帕雷在战地做手术

在洛林战役的丹维里耶（Danvilliers）围城之战中，发生了一件在帕雷的方法学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事情。虽然在他论战争外伤著作（《火绳枪及其他火器伤口的治疗方法》）的第二版中，他仍建议对截肢部位用烧红之烙铁烧灼以止血，但他已开始考虑如一般外伤的处置方式：采取结扎大血管作为止血的手段。丹维里耶正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来对此想法进行试验。当某位军官腿部中弹而截肢后，帕雷将残肢部位的血管一一加以结扎，而不将烙铁施诸其上。这是他所达到的第二个重要跃进，此改变迅即经由其自身的著作、其学生及其鹊起之声誉而传遍整个欧洲大陆。

洛林战役不仅提供外科学一个大跃进的机会，更提供给其发现者生涯上的重要提升……他的能力为亨利二世国王所闻，虽然在资格上仍只是个理发匠外科医生，但被擢升为国王的外科医生。

厄内斯特·博德（Ernest Board，1877—1934）是在大约1912年创作《帕雷在1552年丹维里耶围城之战截肢时结扎的应用》（ Am-broise Pare Using the Ligature when Amputating on the Battlefield at the Siege of Bramvilliers ，1552）这幅油画的，它动人地展示了帕雷的这一创造性的改革。

烧灼伤口

用箭镞和枯树撑持起来的帐篷，这就是帕雷的“手术室”，让人想到战地。但并不影响手术的进行。病人的下肢刚刚锯掉，帕雷刚要将锯子交出，准备在助手的协助下给他的还在流着鲜血的静脉结扎。画面就定格在这一关键时刻。虽然手术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环境里进行，但由于帕雷运用了新方法，所以还是取得了成功，使创伤技术提高了一大步。肯特大学近代医学史高级讲师朱莉·安德森和伦敦大学、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英国现代艺术馆的另外三位同人在他们所编的《医学的技艺：2000多年的图像和想象》中对此画做了这样的解释：

厄内斯特·博德表现昂布鲁瓦兹·帕雷的这幅极致绘画描写了帕雷这位外科医生的工作。不同于当时许多其他外科医生，他不用烧灼来封盖截肢的伤口，而代之以结扎来止血。

尽管取得伟大的成功，但是谦卑勤勉的帕雷总是将成功归之于神的作用。“我为他敷伤，上帝赐他健康”（I dressed his wound and God healed him）是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真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