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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大量使用地方志资料研究人口，对于清代保甲制度有所评论，他说：“尽管从清朝建立以来已经颁布了一大套法令以在全国建立保甲机构，但清初是否能像明朝初年那样真正建立起全国性的里甲系统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何先生在为这一看法所作注释中，又引用资料证明康熙时保甲制建于骚乱不时发生的浙闽边境山区，强调了李卫在浙江推行保甲卓有成效，认为至雍乾时期，只有在一些特别强干的督抚的督察下，保甲的地方警察的效能才得到发挥。
顺、康时期浙江沿海已经推行保甲，浙江巡抚李卫认为浙江保甲有名无实，决心实力奉行。雍正五年闰三月，浙江巡抚李卫奏报推行保甲、社仓情形，说他上年正月到任至今，“而保甲、社仓二项虽尽力行催，尚不能汇齐底绩渐有成效者，其保甲则如杭、嘉、湖三府，实人烟稠密户口繁多，除绅衿有业商民，余多五方杂处，时复迁徙莫定；宁、台、温、处四府则山海交错居址零星，不能集成村落，且有闽省流寓之人往来不一，又编查之所难定者；至于绍兴一府，虽原有保甲，其中尚有未妥，每牌必有一二狡黯好事之徒，巧借保甲名色，遇事科敛，联络公呈，即匪类犯出，亦必代辩称为良民，甚有搬移入甲者，无论奸良，惟饱其欲，便可安插，此一府属颇有受保甲中棍徒之累者，虽屡经查拿，尚难尽除其弊；惟金、衢、严三府较之他郡尚属易行，但知县一官职司通邑钱谷刑名，多有不能亲身分往村镇稽查，未免有假手于吏役，不无滋扰，而知府又所辖宽广，恐虚名无实，故各属亦曾有申覆遵奉者，但以奉旨力行之事，臣何敢仅凭一纸空文速为轻信”。他将浙省十一府分杭嘉湖、宁台温处、绍兴、金衢严四种情形，汇报编查保甲的难处，反映出保甲已经有了相当的推行，但是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接着李卫提出，为了使保甲、社仓“二事必期果有实绩，方不虚应故事”，引用“近今河南抚臣田文镜以民壮、保甲不无相为表里，请归巡察官顺道就近查考”事例，针对浙省跨亘千有余里，“其中山限海湿绵延曲折，正虑一身未能遍历，建议整饬令观风整俗使王国栋顺道就近查考，较之居于省会仅以案犊为凭者，自倍加切时”。李卫此话揭示出，考查保甲官府行政人员不足，只得借助“巡察官”顺道就近查考。但尚不清楚皇帝对于这一建议的批示。雍正帝以为，“保甲社仓实是良法，但奉行果善，则于民有益，奉行不善，亦能为累。盖立法本善，得人为难”（《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94册，第646页）。订立的制度尽管完善，也需要灵活的人去执行，如果遇上奸邪小人枉法弄巧，良法美意，遂成具文，这是雍正帝重“人治”的具体体现。雍正五年三月间，李卫在浙江“先行设立顺庄滚催之法，令通省各县照依保甲烟户册内人户查其所有田地粮额，归入本户的名造册，于各里就近用滚单传催，限以年终完竣，并着杭嘉湖道徐鼎遵照办理”（《硃批奏折》卷一百七十四之五，《硃批李卫奏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雍正九年，李卫在追述雍正五年浙江省强化保甲之事时说：“臣查浙省地方从前以里书管册催粮，弊端百出，积欠累累。臣因此竭力访察，设法清厘，于雍正五年间题明饬造顺庄，一并交与清查官，会同有司，于保甲烟户的名住址册内，将本人产业在各图各甲瓜分办粮诡名寄户者，一并归入本户，挨顺造册，发单滚催，使同里熟识之人彼此传知，依限完纳，则户册了然，完欠分明。数年以来，各属亦有实力奉行者，钱粮于奏销前通完甚多”。雍正四、五年正是浙江全力实行保甲之时，李卫在浙江推行的保甲制，在配合顺庄法征收赋税方面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