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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认为“天下之患，莫大于耳目锢蔽，民情物理不能上闻，则虽有励精图治之心，而措置未必合宜”，他要广大臣下用密折言事，“无非公听并观，欲周知民间之情形耳”。雍正帝即位之初即“命诸臣皆得上封事”，之后，又扩大了可以具折大臣的范围，密折的内容也相应丰富，大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小到官员的私事无不可以具折上闻。为了掌握尽可能多的地方信息，雍正帝甚至令地方官员可以越省奏事。雍正帝宠臣李卫也得此特权：“非但本省庶务，举凡天下有关吏治民生、兴除劝惩各事宜，一切见闻，罄言无隐。”不仅如此，雍正帝还赋予群臣“风闻入告”权。“风闻入告”扩大了宠臣李卫等人的实际权力。
雍正三年（1725），李卫擢升浙江巡抚，从小官成为封疆大吏，只用了不到三年。李卫在浙江任内“莅政开敏，令行禁止”（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李卫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35页），筹建海塘、治理盐务、缉拿盗贼、发展生产等方面成绩斐然，深受清世宗的赞赏和浙江百姓的爱戴，开启了其人生的新篇章。
奉命就职途中，李卫便道至清江浦，和治水名臣、河道总督齐苏勒商议河工事。其实，李卫治水是相当有经验的。齐主张加固堤防，李提议疏通海口，各不相让，李卫奏“操守学问甚优，办事不避勤苦，但无好官相辅，兼自负甚高，不纳众言”。李卫、齐苏勒二者意见分歧很大。李卫主张在洪泽湖上游留储水处，齐苏勒坚决主张加固堤防，故而二者之间产生矛盾，这正如李卫所言：“而奉命论河工，又与齐苏勒不无芥蒂”。针对李、齐二者之间的矛盾，雍正帝还是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与齐苏勒之有芥蒂，大抵因前岁赴任，中途相晤，奉旨论河时，微启寡端，或系汝与接待之际，礼貌疏慢所致，其过不在齐苏勒也。”这段话表面支持齐苏勒，但明眼人发现，皇帝态度坚决地支持李卫。
浙江是清朝的财富要区和海上门户，同时也是南明残余势力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重要地区。李卫深知责任重大，曾以“无巡抚之才”婉谢，但未获谕允，可见雍正帝对其信赖之深。李卫任浙江巡抚前，左副都御史王之麟在任浙江按察使时，保举朱遵为西安县孝廉方正，后来李卫任浙江巡抚后，参朱遵“平日出入衙门，继又盘据省会，包揽茶引，婪分税银二千二百两，及窝娟聚赌”，涉及这一保举案的人全被降三级调用。（萧爽《永宪录》卷4，中华书局1959年8月，第326页）
皇帝究竟在何种条件下会直接决定；又是在何种条件下会令吏部议奏；而令吏部议奏者，何时会同意吏部的建议，驳回督抚之题请；何时又不采纳吏部之建议，转而准许督抚之题请；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皇帝对督抚的信任程度。通过翻阅《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可以看出，不经吏部议奏就直接决定者，均是清世宗宠信的督抚，如李卫、鄂尔泰、田文镜等所上之题本。尤其是李卫，其题补官员的本子，清世宗多是直接议准，因此，直接做出决策的，均为准许的案例。而其他督抚所上之题本，多是令吏部议覆后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