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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十分不满，认为他们不能很好地贯彻自己的革新方针，于是就重用一批捐纳等非科甲出身的官员，如雍正帝最为赏识的三个督抚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均为非科甲出身。鄂尔泰、田文镜是旗人出身，而李卫则出自捐纳。重用异途出身的官员，压抑科甲出身的官员，是雍正朝的行政特点。
李卫非科举出身，因其才干和勇于任事的风格为雍正所赏识，不仅在短短的几年内由一介微员升至封疆大吏，而且长期集督、抚、盐政三职于一身，其柄权之重，前此未有。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并不拘泥于官员的出身和资历，而更看重他们的实际才干。雍正对李卫出色的政绩、卓越的才干，以及“勇于任事、操守廉洁”的为官风格大为赞赏。于雍正五年将李卫升为浙江总督，七年加兵部尚书，十年署理刑部尚书，不久又授为直隶总督。在短短的几年内李卫便由一介微员升至为封疆大吏。这固然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李卫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体现了雍正用人的风格。
雍正帝任用官吏的特点，就是对有弱点的能员不仅能借重其才发挥优势，而且能对其弱点进行谆谆教戒。这点在李卫身上最具代表性。李卫自入仕以来以其不瞻情面、勇于任事的作风为雍正所赏识并委以重任。但因其粗率狂纵、负气好胜，与同僚关系不甚融洽，乃至引起诸多非议。贵州巡抚石礼哈向雍正密奏“李卫在云南，骄奢放纵、威福自态，不顾公论，专任私情。凡文武官员有附其门者，即竭力庇护之；有与己不合者，辄多方谋去之”。而雍正对这份密折却未做任何批示。当云贵总督高其倬在批评李卫这个属下“轻视同官”，“往往盛气凌人”时，雍正则批谕“此人心肠、本领是个好的，琢磨他，期于上进，莫负朕惜才之意”。对于李卫，雍正帝总是尽力保全，“朕常加训诲，此人但取其心地好”，“李卫以气凌人傲慢则有之，至于居心，颇有为国报效之诚，才情亦属难得，朕时加教诲，但只自是一病，为其瑕玷耳”（《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86册，第402页）。可见在对李卫委以重任的同时雍正对他的弱点也非常了解，并且能对他进行谆谆教导，敦其改过。
不过，雍正帝的教导在李卫面前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到浙江任后，李卫每次出门都是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引得众人争相围观。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李卫每次弹劾别人，还扬扬得意地将奏章抄写一份向弹劾之人展示，以示“公开公正”。就这样胡闹，雍正帝仍给予包容，说“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风耳”。
雍正登位，出于加强皇权，亲揽庶务，全面了解各级各地官员治政情况的需要，于雍正元年（1723）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使封疆大吏有了上密折的权力，后来雍正又把上密折的权力扩大到提督、总兵官、布政司、按察使和学政等地方官员，还有一些小官因受到雍正的信任也获得了上密折的权力。对官员的奏折，雍正“专设奏事人员以通喉舌，无不立达”。雍正都亲加披阅，用朱笔在奏折上写下批语，叫作“硃批谕旨”，批过的奏折称为“硃批奏折”。雍正通过“硃批”直接对奏折所报的内容发出旨令，指挥全国的政事。雍正富于文才，下笔快速，书法俊秀，有的硃批写得很长，成为研究雍正的重要资料。密折制度，到雍正时才正式形成为制度。
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谕令科道各官人人上密折奏闻情况说：“今著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事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在外候旨，或召令面见，或令且返，其所言果是，朕即施行，即或未甚切当，朕亦留中不发，不令人知。竟有徇私挟仇等情，巧为凄奏，亦不能惑朕之耳目也。折内之言，不许与人参酌，如有漏泄，或同僚知而言之，则同僚即可据以密闻，朕将两人之折，合验情事，必不能隐讳推诱矣”（《清世宗实录》卷四。雍正元年二月）。
皇帝的宠臣如田文镜、李卫等常用密折向他奏报情况，他也常用密旨向这些大臣发出谕旨。如他在公开场合极力推崇李卫，但也深知李卫有为人骄纵、粗疏的缺点，雍正帝在密旨中对李卫的批评，是说中要害的，但是雍正帝却用密旨使李卫知道自己的缺点，又不使其他官员知道，保全了李卫的面子。这是雍正帝知人善任，能驾驭大臣之处。
有时雍正对于一些格外看重的官员会通过密折的形式对官员存在的不良之处进行劝诫，对于劝诫效果的考察也需要指派亲信进行反馈，并据此做出硃批评判，这些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位官员日后的仕途。如雍正三年九月初九日云贵总督高其倬汇报李卫言行密折：对于“李卫之病”，监察者高其倬进行了总体概述，认为一切皆在雍正皇帝的圣明洞鉴之中；对于李卫的考察结论，高其倬还是给出了较为肯定的评判，认为如果李卫按照雍正的教导，夙夜敬遵，一一悔改，那么其性情会大不相同，将来可成为有用之才。基于高其倬的监察密报，雍正皇帝硃批“看他的造化”，即基本接受高其倬的考核意见，对李卫以观后效。
李卫是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大臣之一。他与鄂尔泰、田文镜并为雍正的心腹股肱。李卫之所以得宠，论者有的认为是因藩邸旧属关系，有的以为是李卫不畏权势的性格所致，其实李卫之所以得宠，是因李卫的处事态度和雍正帝相似，二者情趣相投之故，此君臣二人做事都雷厉风行。
虽然雍正很注重用人察吏，强调要建立一支“有献、有为、有守”的官僚队伍，但在君臣关系上，他却要求“臣下视君上如元首腹心”，而且把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作为衡量官员优劣的重要条件。如不能处处迎合他的意旨，或稍稍触犯了他的利益和尊严，就难以得到重用，甚至会遭到无端的打击和迫害，即使对他所认为的人才也不例外。雍正帝为政务实，但性多疑，为使每位官员都只效忠自己，他继位后就扩大密折的使用范围，在全国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特务政治网，使全国大小官员都通过密折互相监视，互相密告，人人自危。这种特务政治是封建集权高度发达的产物，在此独裁和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发挥。李卫在处理盗贼事务时也充分体现了雍正朝特务政治的特点。他把雍正帝推崇的特务政治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经常“密遣”或“密派”亲信之人打听情况或化装卧底。
雍正六年，浙江盐务废弛，私盐盛行。为整顿浙江盐务，李卫采取了特务手段“密遣亲信之人”遍历宁、台、温等处查访，探得此地盐引不能销售的原因是提标与附近各营兵丁通同济私，“大船装载藏于屋内，令其子弟家属提篮筐满街市卖，地方官不敢过问，以致商人无可如何，将此数县弃出不复行销矣”。李卫通过特务手段探得实情之后，把浙江盐务整理得焕然一新。再如对江南匪盗案，李卫也是采取特务手段处理。为了探得匪盗实情，“遂密遣诚实谨慎之人四处设法察访，并于员役中遴选平时熟识盗踪者指示办理机宜”。这种手段使李卫在处理盗贼方面取得很大成功。至雍正七年正月，在江南“所获大盗积窝窃贼逃匪先后已有百十余人”。雍正和李卫这种对特务政治的共同爱好，使雍正对李卫更加赏识和恩宠。密折制度有好的效果，但也有它的弊病。大臣、地方官员之间因私人意气、朋党之争而给皇帝上密折攻击对方，造成大臣之间的宗派之争。雍正屡次训戒大臣要秉公直言，不能报复攻击。总之，密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臣下直接向皇帝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使皇帝能直接掌握地方的治政实况，惩贪选贤，督促官员勤于政事，提高官场的办事效率。雍正帝在密折上大量的硃批和谕旨，发挥了皇帝决定天下大事的作用。这对巩固清代中期的安定统一和吏治的整肃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明章露言使很多官员不敢据实陈奏，密折上奏又造成官员的挟私攻击，容易混淆皇帝的视听，造成皇帝在硃批或谕旨中对重大政事的决策偏听偏信的失误。
除此之外，李卫“实心任事”也是受宠的一个主要原因。雍正帝认为为政要“屏弃虚文，敦尚实政”。他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力除官场虚假积弊。而以捐纳出身的李卫，不苟同于官场积习，不徇私情，敢作敢为的作风，恰好迎合了雍正帝革新政治的需要。到了雍正帝晚年仍教戒李卫“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李卫在官场上成为雍正帝革除积弊的一个得力干将，故而心直口快、性情粗率的李卫也能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信和格外摧用。
李卫的直率必然得罪不少官僚大吏，他们向雍正告状，雍正帝不是惩戒李卫，而是回护和告诫之。如雍正二年，有人向雍正帝奏报李卫恃能放纵，粗率无礼，操守亦不能纯，间有巧取之处。而雍正帝只是告诫：于督抚上司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雍正十二年正月，又有人谓其任性使气，动辄使口肆骂，雍正谕之曰：“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营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李卫，雍正帝只是要求其培养涵养，由此可见，其得雍正帝宠信之深。综上所述，以捐纳出身的李卫，不但因擅长治理盐务、缉盗，而且也因其长于用特务手段处事，和雍正帝相似，故而得到雍正帝的宠信。
李卫这样非科举出身的人何以会得到重用，主要还是取决于雍正帝的选材标准。康熙晚年选官，最重官员操守，结果各地官员只顾清廉虚名却不做实事。殊不知，世上这清官、贪官本就难以分辨，一味地追求清官，反而弄出许多弊政。雍正帝上台后，常说清官如同“木偶”，中看不中用，对社稷民生毫无裨益。因此，雍正帝用人首在才干，至于什么资格或科举出身之类，倒是其次。恰如李卫的谥号“敏达”，既反映了李卫的为官之道，也反映了雍正帝的选官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李卫才脱颖而出，成为雍正朝的能臣，生逢其世，恰逢贵人。
雍正帝即位后，为了改变康熙末年社会风气颓废，吏治败坏的局面，在剔除积弊、振兴政务的改革中，任用了“勇于任事，操守廉洁”的李卫，而李卫也凭借自己的才干与不畏权势、不徇私情、勇于任事的风格，使他所任职地区的社会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阶级本性决定了他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凭借卓越的政绩博得统治者的信任，以换取仕途的升迁。而雍正对李卫的信赖和爱护也是建立在李卫对皇权的捍卫、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之上。因此，雍正作为封建帝王，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和胸襟，但始终都不能偏离统治者所追求的唯我独尊，君权至上，不可侵犯这一原则。
在六年浙江督抚任上，李卫“摧抑缙绅，任用能吏，公正廉明，境无盗贼，真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萧一山语），坚决执行了雍正皇帝矫正其父康熙晚年宽纵之弊的为政之道，使百姓安居乐业。雍正七年秋，万际瑞调任浙江提督，大不得人心，里巷有歌谣，将之与李卫做对比，说：“李太保督浙万民安业，万提督到任阉省胥谗。”雍正十二年，李卫已调任直隶总督，偶与户部尚书海望同勘海塘至浙，远近村民以为李卫重来任官，“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可见其得人心之深。而李卫光明磊落、为民请命、勇往直前的品格作风，拉近了“清官”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于是其事迹成了当代人发掘出来进行艺术加工的好素材，文学影视作品更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是“雍正宠臣”李卫生前万万想不到的。
清雍正十年（1732）七月，胤禛最信任的三位封疆大吏之一的李卫，受命为直隶总督，开启了个人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