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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雍正皇帝用人有明显的偏向，其评人特质之一是以行政区域的民风来评估人物，如“浙江习气”“下江习气”等即属此类。其中，雍正皇帝讨厌浙江籍官员最为明显。浙江德清县人许镇拟任江西南昌府知府，由吏部引见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他的履历片上批注：“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风习”。显然，这里的“浙江风习”是与“明白”相反的一个词。雍正皇帝是讨厌“浙江风习”的。同样的意思，雍正皇帝用得更多的是“浙江风气”，甚至贬低浙江为“下江”，贬斥“下江风气”。
那么，雍正为什么对浙江人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呢？第一，浙江人身上有雍正厌恶的“科场习气”；第二，浙江省不幸又是“文字狱”的重灾区；第三，雍正认为浙江民风刁顽，“浙江绅士刁悍浇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第四，浙江省社会发达，流动性强。大批浙江商人、书生到全国各地讨生活，这又是和雍正皇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相违背的。雍正皇帝认定浙江的人心民风与王朝体制格格不入，需要重点整治。
在各种地方风习中，最令雍正帝不悦的是“浙江习气”。雍正年间的文字狱案不少出自浙江人，如吕留良、钱名世、查嗣庭、汪景祺等浙籍文人对满清和时政都曾多少显露不平之辞，皆遭到专制政权的残酷打击，这也使雍正形成了浙江人“不忠”的印象。浙江又是人文昌盛之地，在雍正看来与“科甲习气”似乎有染。为迎合皇帝，一些大臣也上奏数落了“刁钻”“兴讼”等浙江风俗的“阴暗面”。雍正一怒之下，暂停了浙江乡试，还特派“观风整俗使”往浙江治理。
关于“浙江习气”的具体内含，主要指绍兴和杭州、嘉兴、湖州四府的“浇漓”民风。绍兴地区在雍正年间书办最多，对京城各衙门造成不好影响，雍正说绍兴地区“生事不法之徒皆出在外”，主要指这些混迹京师的绍兴书办。至于杭嘉湖三府的风气，王国栋向雍正奏说“杭州人狂放，湖州人刁健，嘉兴人浮薄”。雍正自己也说“浙江绅士刁悍浇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并重点整治杭州府和海宁县，这一府一县的最高长官须由皇帝亲自选派。
浙江人沈近思为迎合雍正帝，竟然把自己故乡的“浇漓”习俗概为十项，浙江巡府李卫为了纠正风俗，改移世风，把沈近思批判故乡人的文告与“圣旨”一起“贴遍城乡”，以警示浙江人（雍正《硃批谕旨》卷174之3，浙江巡抚李卫雍正五年二月十七日奏，《四库全书》第423册第81页）。
清初屡兴文字狱，本来都是大肆武力镇压，至雍正起转向思想统治，以愚民政策为主。这一思想统治的结果，终于在某个历史时期转移了有清一代的士风、大大加强了读书人的奴性，结出的是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