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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引见”，旧时皇帝接见臣下或外宾，须由官员引领，叫“引见”。清制，京官在五品以下，外官在四品以下，由于初次任用、京察、保举、学习期满留用等，均须朝见皇帝一次，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分批引见。雍正朝，受李卫举荐的中下级官员，往往很容易受到皇帝接见，对于资质优异的可造之才，应当训诲教导，培育贤才。即如雍正帝所言，“尔督抚大吏当留心教导属官为要，看州县中有初任不谙练者，有中材可以勉励者，俱随时训诲，如教训出得一个人来，便是与国家添一个人才矣”。他对李卫等督抚大吏寄予厚望，“嗣后只可拣选品质嘉美之后进，发卿教导成全，随时题补以供驱策。若云现成老练优等人员，实难其人。所赖卿等封疆大臣为国家玉成之耳”。
在雍正帝考虑选官用人，行使用人之道的过程中，他似乎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和前提，那就是人才难求，不敷任用。李卫曾奏陈浙江州县官吏不堪职任，“臣屡奉圣训，安民之道，首在察吏。浙江财赋重地，山海要区，人情刁险，讼狱繁多，全在得人共理。今知府中虽颇有可以办事之人，而州县之才能称职者，十无一二，参之不胜其参。且一官去任，后来者限期处分较轻，凡接办新任，将前官之旧欠钱粮，未结刑名视为无甚关己之事，推诱脱卸。即得贤员，亦非年余不能整理，吏治益加贻误。间有新到之人糊涂仍旧者，即辗转废弛，地方更不可问矣。以致上司无可奈何，只得去其尤甚，将政务生疏者申斥教导，望其自新，不改即参。”雍正帝批复：“浙省府道尚属得人，他省并府道亦多不妥协也。至于近日州县员缺，朕皆选择上等才具发往浙粤，其余各省率多不及。人才难得，何法处此？”他由此感慨：“天下事惟用人之苦，最为第一，奈何，奈何！”（《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88册，第189页）雍正帝时常向臣下吐露其“用人之苦”，试看其以下言论：“所请人员己发来矣。因干才难得，屡次拣选，仅获数员，即此拣发来者，大率仍属中等，非最上流品。国家用人，何含工师求木，若不行选择，材似不可胜用，稍加鉴别，即属寥寥，无论大小臣工，莫不皆然也”。“但人才甚难得，现今为川省丈量地方，拣选尚在乏员，若将平常庸碌之辈命往充数，反致误事，候得人时发来以敷尔用可也”。
对于某一职任，同样需要考量其职事的繁简难易与官员的才智优劣，求其至当。即如雍正帝对李卫的批谕，“徐鼎、孙国玺皆系难得之员，缘欲整理浙省地方，所以用来助卿。今所办之务既经就绪，自当酌量轻重缓急，又复改调别省也”。而杭州海防同知马日华“居官最优，可胜金华繁剧之任”。才力优裕的贤员，适足担当紧迫繁难的职任；才力短缺的官员，只可胜任平缓简易的职务。又如李卫评论浙江温处道王敛福，“人亦明白，勇于向前，但于浙省繁缺，恐难优裕。若用于小省，尚可称职”，雍正帝表示赞同，“王敛福材具狭小，所论是”。
贤才缺乏，不敷任用，一个补救的办法是让贤能的官员身兼数任，竭尽全力来措办政务。即如李卫，以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将浙省三院衙门一身兼总，譬之小舟重载，常恐倾侧”，又因其缉盗有方，雍正帝命其兼理江苏所属七府五州各种盗案。李卫不堪重负，陈请辞去浙江巡抚之任，雍正帝表露了自己的苦衷：“如得胜任浙抚，与卿同心之人，则可用之于两江矣，又何必命卿兼理下江七府五州耶？不得其人，徒费一番周折，于事无济”，他要求李卫“姑且尽卿之力稽查料理”。而在贤员的周围，不妨配置庸员，也足以济事。李卫奏陈浙江提督万际瑞不堪其任，雍正帝批复，“庸碌之流，何能领略朕意？一因念其前人劳效，二因现无称职之员，兼伊历捧已久，所以将就委用。况诸凡营制要务赖卿措画，原不望其整顿调剂。如能一一遵循指授，无甚掣肘，且暂姑容以观后效。凡武臣可胜提任者，大都皆遣往军前及川陕云贵等处，其余各省总兵，不过循分中才，殊乏超卓之品，资望尚不及万际瑞者比比皆然”。雍正帝曾对李卫解释，“浙省事务，因尔力可维持，原未曾赐予优等之员，择才具可观者俱发往他省矣”（《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94册，第50页）。
人才缺乏，不敷任用，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千方百计地搜求可用之才，不拘一格地重用贤才，如雍正帝所言，“凡所以延访摧用之道，无不备至。如现任官员及候补候选科目诸人，每特令荐举，遴选引见，广开录用之途，冀收群策之力”。他认为，地方督抚“若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如果有缉盗安民刑清政简之能员，何待三年五载，亦不须大计甄别之岁，尽可随时举荐，以示鼓励，安用拘定成规以启钻营以滋口实耶？”举荐人才“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内”。他曾谕令李卫，“其台州府缺，浙员中可得相宜之人否？或州县牧令有堪摆用之才，即阶级稍悬，亦不妨密以奏闻，候朕裁酌”。他还批谕，“寻常升补固应循例，如事关紧要，遇有可用之才，何妨破格摧调”。他确实做到了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如其自述，“由县令而荐历司道以至摧任督抚者，颇不乏人”（《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95册，第97页）。
贤才难求，皇帝眼中完美无缺的全才更是不可多得，雍正帝朝的官员群体中，大多数人必定是有着种种缺陷的庸才，对于他们，雍正帝也只能“取其一长”，“将就委用”。李卫陈奏江苏布政使陈时夏“过于柔懦因循”，虑其“贻误地方”，雍正帝显得颇为无奈，“大抵弃短取长而用者，指不胜屈，如江南督抚三员，莫不皆然。似此操守尚有可观，仍肯实心任事之人已不能多得矣，奈何”（《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94册，第155页）。
由于引见官员往往数目众多，时间短促，雍正帝很难通过一次面晤就对官员的优劣做出全面的评估，引见的效果因此也就受到限制。比如对于受李卫举荐的汉军郎中刘章，初次引见，雍正帝很不满意，“昨命该旗查明引见，殊觉老迈不堪用矣”。随后，再次引见，雍正帝却赞誉有加，“于引见时，睹其仪表精彩，虽老尚健，非复向日衰羸形状。询其所以，始知前次正在病中，力不能支之故，奏对详明，才调甚属可用。由此观之，人才被枉，乃每有之事”（《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第194册，第320页）。引见中的这种“人才被枉”的情形，确实难以避免。
每一职事，会对任职官员的才力、阅历、秉性等提出某些特殊的要求，官员的才智合乎要求，方可人事相宜。李卫奏陈宁波府知府孙诏“大有振作，办事一切认真竭力，训诫属员常至形于声色，是以官民警惕，积习渐改”，“此人实为可用”，但他“年近六旬，体不甚壮，恐其过于劳瘁，报效不久，殊觉可惜”，因此奏请将孙诏升补宁绍台道，因为宁绍台道“虽管辖三府，然只须督察稽查，较之知府亲身劳苦稍为事简”，而且孙诏调任后“不但官民畏俱帖服，地方海疆均得熟练，且可留此有用之人，以备任使”。李卫顾虑孙诏衰迈，不堪劳苦，为其安排较为简易的职务，为雍正帝依允。
官员任职行事，总是处在上司、同僚及下属共同构成的人事环境之中，如果人际失和，遭人嫌怨，往往会诸事掣肘难行。浙江宁台道王一导，“观其人犹在可用之列”，雍正皇帝以为他与抚臣李卫“气味不投，未免彼此稍有芥蒂”，遂将其调任。浙江布政使许容与李卫性情不和，“办事处似不相协”，雍正帝随即将许容调离浙江。封疆大僚选官办差，往往偏爱任用自己熟识的属下，如此方可得心应手，如臂使指，是为“臂指之效”，雍正帝用人常常着意顺应臣下的这番心意。李卫奏陈浙江按察使白清不能称职，请求更易贤员，雍正帝即征询李卫本人的意愿，“今汝意欲求何人以资臂指？其明白具奏，候朕酌定，降旨补授”。李卫陈请将广西按察使元展成调任浙江布政使，雍正皇帝不允，“元展成为鄂尔泰倚赖，如臂之于指，且粤西紧要，未便轻为移易”。又如贵州贵西道张钱，“实属好员，亦系鄂尔泰之所倚信”，故而雍正皇帝“欲将伊摧补云贵广西藩泉之任”，“不便调省另用”。这种讲求人事允协的用人之道，要求雍正皇帝不但要察知全国各地各类职事的不同特性，为各个职位寻找适合其特殊需求的恰当人选，还必须熟悉每一官员的才能、素质等，甚至需要知悉各地官场中的人情世故、恩怨纠纷，凡此种种，纷繁复杂，雍正皇帝为察吏、用人可谓不惮劳苦，耗尽心力。
雍正皇帝为实施其治国方略而严格拣选、审慎用人，终极的目标是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其采纳李卫的建议，选官用人、进退弃取之际，大体上都能秉公持正，因而任用贤能，汰除庸劣，促成了雍正帝朝兴利除弊的宏伟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