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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发官员的范围，包括各省请求拣发官员的类别和朝廷决定候拣的范围，这两方面都在变化。拣发官员类别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开始拣选时的州、县，上扩展至道员、知府，下扩增到杂职官员，即月选官员均包括在内。初始时，因州县官缺额数较多，知州、知县掌管一地区事务，职掌重要，悬缺不宜过长，为地方考虑，各省督抚多请求拣选知州、知县发往。
伴随拣选官员级别的扩增，候拣官员的范围也在变化。初始请拣知州、知县时，在部候拣人员足额，于是大都于在部投供之候补、候选人员中拣选。范围扩展后，候补、候选人员多不敷拣选，朝廷酌量官员的级别和职掌，适量变通，或于候补、候选京官人员中拣选，或于翰林院官员中拣选，或令各部院大臣保举本衙门现任官员拣选发往，或综合采用多种方式，不拘一格，非常灵活。如雍正五年，云南等省督抚题请拣发知府，清世宗谕令吏部先将各省咨送保举以知府用人员奏闻，并会同内阁，“将候选、候补知府，并翰林院编修、检讨，拣选数员”，再令“各部堂官保举郎中、员外郎数员”，统由吏部带领引见，钦点发往。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以“杭、嘉、湖三府属粮户殷繁，册籍纷纭，印官有刑名钱粮兑槽诸务，不能专一”，题请于应选补人员内，拣选通判、知县三十员发浙，分拨协办。因当时到部者为数不多，且各项初行捐纳之员尚未咨送到部，吏部议准将奉旨即用之考职州同、州判、县丞，并各候选州同等人员，同通判、知县一并拣选，恭请钦点三十员，交与该督委用（《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卷四十，302—304页；李卫之题本见《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卷四十，87—90页）。
补千总、把总，这是督抚提镇最高的选任权，集保举、题补、委用多项权能。千把总为绿营的下级官员，有管束兵丁、稽查汛地的职责，其得人如否直接关系到军政的废弛。这些下层武官都直接从兵丁中选拔，兵部不可能直接推选，其校拔之权只能委以督抚提镇。为防止督抚提镇拔补时拘私，有关校拔的制度十分严格。罗尔纲先生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描述道：“额外外委于经制马兵内选拔，外委于额外外委及经制马兵内选拔，把总于外委及额外外委选拔，千总于把总选拔。凡校拔，千总分别归总督提督拔补，抚标千总归巡抚拔补，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分别归督抚提镇拔补”。但罗尔纲先生夸大了制度的完善，说“所选拔的都出于国家的兵士，而不是将帅的私人”，实则不尽然。雍正帝在五年就批评了校拔徇私的现象：“向例千把总俱由督抚提镇拔补，往往以其家人私自效力，请托寅缘之人补用，拘情面而无公道，以致老弱不堪之人得授千把总者甚多。其所管汛地道路之远近，俱茫然不知。而兵丁内年力精壮、技勇可观者，转不能得一官职，甚为可悯，此朕所深知者。”为整顿营伍，雍正命令地方大僚们应将那些老弱不堪任的千总全部淘汰，在兵丁中提拔能干的人委任。哪怕是更换大批人员，也宽免其先前拘情滥用之罪，半年后再派本省布按或部院京堂大员来查看整改情况（《雍正会典》卷133《兵部职方司·铨选》）。
臣僚很早就向皇帝反映了这一弊端，故雍正帝说“朕所深知”。如李卫在雍正元年出任云南盐驿道时，奏说：“在督抚提镇本标及随征等兵，多系膏粮出身，坐食饷，除跟班外，毫无所事。且近水楼台，衣马鲜明，较之当差穷兵，拨补千把甚易。非独滇南，各省皆然”（见《汇编》云南盐驿道李卫，元年六月十九日。第1册第533页）。
由于雍正朝广泛推行绿营武官保举和题补制度，督抚题镇的人事权得到加强。尤其是在题缺多的省份，疆臣选官的范围更广。根据雍正朝引见武官的履历记载，雍正朝疆臣保举题补人数，选取保题人数最多的10位疆臣中，朝臣李卫保举题补绿营武官人数36人，题补人数33人，总人数达到69人（见王志明《雍正朝官僚人事探析》）。
李卫曾在浙江和直隶任总督，该地区的武职题缺并不多，而李卫保题的人数还排位靠前，说明宠臣的人事权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