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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三年，皇帝采纳了左副都御史江球的建议，要求官员履历增写条陈。雍正五年规定：“嗣后凡内外大小引见人员有所奏条陈曾经发交廷议允行者，着吏部将姓名事件记明档册，其人日后或被堂官参劾，或被督抚纠参，该部议处复本之时，着将该员某年条奏某事曾经允行之处写签夹于本内进呈，以便斟酌其事之轻重，量与宽减，则国家政治既得条奏之益，而其人亦深受敢言之效”（雍正《上谕内阁》，五年闰三月初一日。《四库全书》第414册第571页）。引见月选官亦以条陈地方事务而自夸者，他们“或受人嘱托，或将条奏事件在外声扬，云我曾于引见时条奏某事，以沽虚名，或刻入文集，亦未可定”。为防止条陈泄密，雍正三年以后月官考试履历皆由吏部密封进呈。有些履历条陈是请人代写的，雍正说“今考试各官内将所进履历条陈询问本人，竟有不能奏对者”，规定一经查出请人代作，“将代作之人与本人以违旨例治罪”。履历条陈在雍正初年出现较多，并非由皇帝引见的低级官员也要写履历条陈，如浙江巡抚李卫选补训导时，发现有四则履历条陈较有价值，马上向雍正汇报（雍正《硃批谕旨》卷174，五年十月十三日，《四库全书》423册126—130页）。当然绝大部分的条陈无非都是关于钱粮、保甲、社仓等方面的拾人牙慧之作，并无新意，后来条陈的形式也就慢慢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