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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势力范围遭到侵犯的两江总督范时绎，对李卫的得宠难免心生妒意，同时也由于皇帝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对各项工作就显得不那么积极，因而遭到李卫的弹劾。李卫奏其对海塘工程“委之微员为词，欲使重大之议出于皇上主裁以卸其责”。二人之间由此产生矛盾。用李卫的话来说，他于范时绎“素无猜嫌，止因奉旨勘松江海塘系紧要工程，有关国帑民命，不敢扶同附和，……（范）以此怒臣，至不可解，迩年来无处不暗为中伤”。由此看来，李卫跨省治水对范时绎势力范围的侵犯，正是李、范二人结仇的根本原因。
由于李卫擅长缉盗，雍正皇帝下谕曰：“江南、苏松等处，盗风不熄，巡抚陈时夏不能严拿惩治，总督范时绎缉盗之才亦觉不足，朕深为廑念。李卫于浙省盗案留心缉捕，不致漏网，甚属可嘉！著将江苏所属七府五州一切盗案，俱令李卫管理，文武官听其节制调遣。”雍正帝这种不按常规出牌，令浙江总督李卫超权管辖两江总督范时绎辖区内的盗案事务，必将给李卫和两江官员之间带来矛盾和冲突。
这时，两江总督范时绎与盗匪首领张云如、甘凤池等人有故旧交情，因此常常对他们包庇纵容。李卫通过明察暗访得知，当时江南和浙江临省的江苏太湖地区，盗案频繁出没横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时任江南督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珩对诸盗贼进行包庇，经常以替身代为受过，使其逃过一劫。雍正帝命令李卫跨省办案，查明真相。李卫到江苏后，派手下人暗访，范时绎暗中收买了李卫的调查员，诓骗李卫；李卫亲自下令游击马空北捕张云如，在范时绎、马世珩回护下，马空北竟然为张云如掩饰，拒不执行抓捕任务。李卫识破了范时绎的诡计，摸清了真实情况，毫不徇情上疏弹劾。
甘凤池归案后，李卫一方面用奏折向雍正汇报案情，另一方面，则仓促做出跨省拿人的决定，这直接导致了两江官员与浙江方面的直接冲突。李卫的跨省拿人行动本身对两江官员来说就是一个侮辱，且不说本位主义与地方情绪是横亘在李卫和两江官员之间的一座冰山，再加上到两江地方拿人的李卫的手下耀武扬威的嚣张气焰更是让两江官员不能忍受。对此两江总督范时绎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抱怨：“浙省差来江宁地方拿犯之员，一系革职游击马空北，一系千总韩景琦，该员自称为浙督妾之义兄，……并带来原省人即张云如之旧识于琏，讵于各处搜查人犯，与前后察报浙省之处况多假籍威福。”事实上，这种不满情绪，在两江官员中，除了总督范时绎之外，其他下级官员也有。如苏州官员童华，因职务需要屡次押解犯人赴杭州，也怨气冲天，“今浙省屡次来这边提人，要我们本省各官是做什么的？若再来啰唆，我就用启帖奏他。”两江官员这种言辞上的不满很快就转化为具体行动，他们故意给李卫审案制造困难，除了抽换证词，还故意扩大涉案人员范围，将一些无关紧要之人实施拘捕，以给大家造成浙省方面滥拿无辜的印象。把涉案人员甚至扩大到福建学政戴翰、原翰林唐建中等社会名流。
敏锐的李卫很快意识到两江方面的阴谋，两江官员“欲使京中人人为之称屈，则妄拿无辜邀功喜事之名悉归于臣”。当然，深得雍正皇帝宠信的李卫是不甘示弱，其回击也相当猛烈。为此，他给雍正帝上了一份与匪盗案有涉的两江官员的详细名单，不但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按察使马世珩名列其首，而且连安徽巡抚、两江地方的一些武官也榜上有名。
至此，一个普通的盗匪案，完全转化为官员参劾案。当然，在这场官员参劾案中，李卫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皇帝个人的好恶，可以决定官员的命运。雍正帝派工部尚书李永升赴浙鞫审，范时绎被革掉两江总督，马世珩被判斩监候，马空北被杖流。
李卫是雍正帝为了推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提拔的非科甲出身之人，其因办事有才屡次受到表扬。而两江总督范时绎为范文程之孙，范承勋之子。雍正初年从佐领做起，到雍正六年任户部尚书，署两江总督，其才力有限，尤其是在缉盗和治理水利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为此，雍正让李卫参与江南海塘工程的勘验及把下江缉盗之事交与李卫，以示对范时绎的告诫。李卫染指范时绎的势力范围，二人遂产生矛盾，李卫也认为他与范时绎原来“素无猜嫌，止因奉旨勘松江海塘系紧要工程，有关国帑民命，不敢扶同符合，又兼下江捕盗之事，（范）以此怒臣，至不可解，迩年来无处不暗为中伤”。当李、范冲突加剧时，雍正帝果断地站在李卫一边，认为：“范时绎系一介庸才，取其才尚不能欺朕，胆尚不敢为非，有身家操守可保大族姓，乃将就而用不得人无奈起见也。……”雍正帝对李卫和范时绎截然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以范时绎为首的两江官员在这场斗争中必然败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