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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轼是康、雍、乾三朝元老，曾当过帝王师，弘历初入学时，雍正帝便命朱轼为师。朱轼对弘历要求甚严，雍正帝也觉得有点过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朱轼则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
朱轼以醇儒而任浙江巡抚时，大肆推广儒家理学，治理属下之民，非古不行，非礼勿视，把所有民众都当尧舜来培养，“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在他治下，群众不能搞“篝火晚会”，不能搞游泳等体育活动。他甚至禁止所有妇女到寺院里去；男女挤在一起看草台杂剧，尤在严禁之列。搞得“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街头村尾，一片死寂。“朱省长”造就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自然也就高升了。
之后，是李卫巡抚浙江。李卫没读过什么书，不太懂得“之乎者也”、仁义礼信，他来到浙江后，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准许群众搞“派对舞会”等之外，宽松政策走得更远，“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废茶坊酒肆”。在李卫时期，法无禁止即可行；打字牌、打麻将等所谓“樗蒲之类”，除了大赌涉嫌违法，小赌也只是怡情；而喝茶喝酒，更没犯着哪一条，于是“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在初出茅庐的李卫看来，社区自治或乡村自治，关键在“自”而不在“治”，首先是百姓能够自为，然后呢，可以自在。李卫的治政思路官场不待见，可是怪得很，老百姓却很高兴，“细民颂祷焉”。在当时，朱轼的做法被称为“齐之以礼”；李卫不大搞意识形态，被称为“敏之有功”。“齐之以礼”古已有之，意思是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百姓，同时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则百姓就不但具备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李卫死后谥号“敏达”，把这治理方式呼之为“敏之有功”，翻译成现代政治语言就是“李卫现象”，或曰“李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