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活

·家世、血缘、童年和中学生活记趣

·德国的两个法兰克福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个月，德国所有18岁到30岁的男人都应征入伍。我的父亲已33岁，但他仍自愿从军，他在军队受过基本训练后，派在法国的凡尔登城和堪勃兰附近的战壕里过了三年。1916年圣诞节他回家休假，1917年10月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1918年11月停战后，爸爸又回到了他的本行——1860年成立的北德羽毛产品公司，它已成为德国经营羽毛和鸭绒的两家最大的公司之一。这些羽毛都是在东欧的匈牙利和芬兰的农民那里收购来的，用大洗衣机清洁、干燥后，放入接通的玻璃舱内，用鼓风机从下往上吹，重的羽毛落在吹气口附近，轻的被吹到最上面的舱内。羽毛就按尺寸大小分开了。然后，抽气泵把分好类的绒和毛分别抽入大袋里，运往被子和枕头制造厂。羽毛在清洗的过程中，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恶臭，我下决心将来绝不搞羽毛业。

我在德国的21年中，很少见到父亲。他的一生只围着事业转，只有几个夏天的夜晚和他一起到附近的兵营散步，看士兵换岗。我父亲西格弗里德和母亲弗丽达都出生在普鲁士，他们是犹太籍，但未入教。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是犹太血统德国人，就好像在圣诞节时，摆一棵圣诞树是纽曼家中的传统。我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会滑雪、滑冰、打网球、下棋、打桥牌……雇用两个女佣人料理家务。她的家族里出了位弗里茨·哈勃博士（Dr.Fritz Haber），制造氨的发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火工业非常需要氨，为了表示奖励，在1916年德国皇帝授予他德国最高公民的荣誉，1918年哈勃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母亲唯一的哥哥是佩戴铁十字勋章的陆军上尉，迫击炮营的营长，1918年11月停战前六天在法国阵亡。我有两个姐姐：安妮里丝和尤拉，我很少和她们来往。尤拉17岁时，骑马摔下来后才发现已经得了癌症，是晚期并且扩散了，1932年她18岁时去世。大姐安妮同年在法兰克福与一个牙科医生结婚，在希特勒当权前就搬到耶路撒冷去了。

纽曼在这里度过快乐的童年——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家

我的故乡法兰克福/奥德是德国两个法兰克福之中较小的一个。那个大的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德国西部的法兰克福/梅茵。我的法兰克福傍奥德河畔，在柏林以东50英里，是普鲁士的布兰登堡的省城，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我们有自己的大学。17世纪时曾受到瑞典国王古斯塔瓦二世阿道夫的围攻。100年后，普鲁士大公弗瑞得里克率兵反击过俄国人的入侵，诗人翰瑞·冯·克莱斯特诞生于此。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汉伯尔特曾就学于法兰克福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国防军十万人中的大部分驻扎在法兰克福。每当星期日，为军人做礼拜的军乐队，唤醒了奥德河畔沉睡的城市，令大家非常兴奋的是骑兵乐队打着军鼓，吹着军号，率领马队齐步前进，穿过城市时的壮观景色。

纽曼的家是现代化的别墅，大花园里有许多果树，还有樱桃树。和其他的普鲁士家庭一样，家教严格，父母的吩咐要绝对服从，从来不能对他们说“不”，在屋子里吹口哨也是绝对禁止的（你以为你在哪儿？在马棚里吗？），对大人说话不能把手放在裤子口袋里，违犯了这些规矩，要受处罚。或者星期六下午不许去看电影，或者把我的集邮本锁一星期。有一次，我在大门前用气枪打坏了街上的汽灯，被罚30天不许动枪。普鲁士人认为动感情就是没有男子汉气质，父母从不亲吻孩子，只是晚上上楼睡觉前贴一下脸颊。9点钟必须上床，绝对不准哭闹。在自由方面，课余时间可以随意去玩，但是必须先完成作业。“先工作，后娱乐”是铁定不变的。（30年后，我在美国的家里，试着实行这些有益的规矩，但就是行不通。）

1927年，查里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历史性地完成了从西到东飞越大西洋的壮举，激发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虽然我真心地希望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是德国人，但对林白“圣路易斯精神号”（Spirit of St.Louis）的成功同样地感到兴奋。在那一年，最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他们试着从东向西飞越大西洋，似乎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强烈的逆风，结果那年没有一个成功的，好几个飞行员因此丧生。然而第二年，考尔（Könl）、冯·赫那弗尔德（Von Hünefeld）、菲茨莫里斯少校（Maj Fitzmaurice），两个德国人和一个爱尔兰军官，驾着单发动机全金属的“容克式”飞机，第一次从东向西飞过了大西洋。

1927年，我快10岁时，一架四座位的高翼飞机，停在法兰克福城边狭窄的草地跑道上（1914～1918年战争遗留下来的飞机跑道）待了五天，花五个马克买一张票可以带你兜一圈。我没有和父母讲，骑车跑了十公里来到机场，用我自己的零花钱买了票。不到3000英尺的高度，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很快地，我看到了我们的房子和花园、上学的路、图书馆、运动场和古老的市政厅，我认出了那一个个小黑点是人，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这件事不能告诉父母，但是在饭桌上，我压抑不住那种经历了惊险活动的喜悦心情，描述了从空中所看到的城市、我们的房子和上学的路，等等。父母没有责备我，却决定三个月后，他们自己搭乘从柏林到德里斯顿的定期班机去旅行一趟。

同年，我开始了为期六年的男子高级学校中的学习。女生在利西姆（Lyceum）学习，周围的街道都禁止男生去的。三门外语是必修课：六年拉丁文，四年法文，三年英文或希腊文。我选了英文，在语文和历史方面我是个平庸的学生，数学、物理、体育和地理，我的成绩优秀。有一次，我忘记了一条印度的河名，是从阿萨姆山流入加尔各答附近的孟加拉湾，白胡子的纽曼教授（不是我的亲戚），罚我在他的家里拔一下午的草（通常的惩罚），或用钢笔整齐地抄写300遍“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印度”，我选了后者，很有效，我再也不会忘记这条河和它的位置了。十年之后，1942年我从国际红十字会寄给法兰克福/奥德中学的地理老师一张明信片，告诉他，我是坐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畔，身着美国军装写的。（六个月后，明信片退回来了，“无法投递”。）

在学校里，我做过一次很后悔的事，打破了品行优良的纪录。有回休息时，同学们怂恿我把自行车灯里的碳化钙（电石）取出半品脱，放在老师的墨水瓶里，（20世纪20年代末期市场才开始有电池，在那以前，自行车灯是用一个小碗装满碳化钙粉，洒上水后，释放出一种气体，骑车的人用火柴点着它）课堂安静下来后有几分钟没事，一会儿墨水瓶开始起泡并溢出瓶外。年迈的老师背着双手，靠着桌边正在讲课，觉得湿乎乎的东西往袖口里溜，除我以外，对其他的同学都是一个大玩笑。穿着黑得发亮的旧西装的老师用铁尺和竹杖打我屁股，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坐不下来。在疼痛的同时，颇有点“大丈夫”的自豪感。

当学校的法定温度表在上午10点准时上升到室外气温25摄氏度（即华氏77度）时，校钟就要打三下，那天10点以后就不上课了。这是已开办了一百多年的学校，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传下来一种办法，在天公不作美时，就“鼓励”温度表再上升一二摄氏度。方法是把一根点燃的蜡烛拴在扫帚柄上，高举到悬挂在学校室外墙上的温度表的下方，加温的关键时刻当然需要调开工友的注意力，这样做，经常是成功的。

当我12岁的时候，我的业余爱好是搬弄客厅里的大收音机。它有个木头扬声器，形状像“主人之声”的商标（注：胜利牌留声机图案）。现在很少有人还能记得在20年代的收音机是如何复杂；带一个大的蓄电池，室外天线有100英尺长，在雷雨天，必须扭转开关让它接地，要转动五个旋钮，还要插入不同的线圈，才能调到你所要听的电台。调好了，能收到罗马、巴黎、伦敦、莫斯科等不同城市的电台播音（在那个年代中，那些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尽管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很令人兴奋的。作为家里的“无线电专家”，我把耳机线接到卧室。20岁时，我制造了一个收音机自动开关，把它接到闹钟上，这样就省得我在夜里，经过没有暖气的楼梯，下楼去关收音机了。

在30年代，有两个节目使我记忆犹新。我像其他一亿两千五百万欧洲人一样贴在收音机旁，收听用好几种语言向整个欧洲大陆广播的一年一度的六国汽车大赛。每一个地方的比赛形式都不同，在小小的蒙地卡罗是街道赛；在意大利的布雷斯西亚是1000里越野赛；德国纽伦堡是环赛，要转20个U形急弯道和一英里长的直线。无论哪次比赛，都是梅赛德斯·爱快罗米欧、布格迪（Bugatti）和马莎拉蒂（Maserati）之间的竞争。我还记得1932年听纽伦堡环赛时的盛况，那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上升，一辆白色的奔驰，跑过了所有的20圈，都紧跟着一辆红色的意大利车，相距只有几百尺。忽然，在广播员的视野之外，德国驾驶员鲁道夫·卡拉锡欧拉在最后一个弯道超过了领先的意大利车，跑在最前面，冲过了最后的一段直路，得到了冠军。德国的观众兴奋异常，就如同意大利人对意大利足球队在1982年夺得世界杯冠军时一样兴奋。他是第一个开着德国制造的汽车，在50万德国观众面前，赢得汽车大赛的德国人。

另一次广播是1936年。欧洲时间，早晨3点到4点之间，德国麦克斯·施麦林和美国的乔·路易重量级拳击比赛，从纽约播送到德国。那时电波要经大西洋，情况不理想。广播是断断续续的；可是在那天，所有的德国人都没有睡觉，都在收听广播。当我们的冠军施麦林在第12个回合把美国的挑战者打倒时，大家高兴得大喊，欢喜若狂，学校甚至放假一天。

193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看见一个人打开三个包裹，把所有的东西组合起来，就成了一条漂亮的小船。这条小船是用又细又轻的木料做骨架，然后放到橡皮和帆布做的外壳里，大小正合适，那就是18英尺长，世界闻名的克兰帕小船（一位德国退休海军上校乘着它，用了61天横渡过大西洋）。小船折叠起来可以带到火车或电车上，它的设计确实是很巧妙的。

我13岁时，所攒的钱可以买一条这样的小船（那时，德国是没有分期付款的），父亲允许了，但是有两个条件：不仅仅先要学会游泳，而且要通过德国国家救生员考试。我学过游泳，但学了三年都没学会，主要是我不喜欢将那冰凉、滑腻的救生背心套在胸前。古板的游泳教练温加纳（曾代表德国出席1896年雅典首次现代奥运会）在训练蛙泳时，只要我不完全按照她的拍子“一、二、三”去做，她就把我连人带头一股脑地按到肮脏的奥德河里。救生员考试包括救生程序，还有跳水（穿着衣服，从33英尺高的塔上往下跳）。这种考试是考成人的，我的父亲肯定，即使再过几年，我也不会得到这条船的。

通过这次考验，我懂得了比学会游泳更重要的道理：为了一个值得奋斗的理想，人们就会全力以赴，最后，变似乎不可能的事为成功。为了“得到这条船”的鼓励，我第一课就学会了游泳，几个月后就通过了救生员考试，13岁的我是当时法兰克福最年轻的救生员。父亲履行了他的诺言，让我买了这条克兰帕小船。

从春到秋，每个星期日，我都划这条船。六年过去了，这条两个座位的小船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和独立的性格，而且练出了我一副宽厚的肩膀。我不需要参加一年一度北海诺德尼岛的夏令营了，我带着一个12岁的邻居在河上度过了为期四周的7月假期。我们有小帐篷、地图、煤油炉、睡袋，还有许多其他的好东西。从奥德河划到波罗的海，请求富有的柏林人把我们的小船拴在他们的汽艇后面，夜里就睡在河畔我们自己的帐篷里。我们遇到过好人或坏人，也遇到过穷人或富人。学会了一些进、退、应对、与人相处的常识；也学了一些人与人之间施舍与收授的分寸。这一切一切，要比书本上所能学到的丰富得多。

1932年的冬天，我在城里的图书馆看到了几本介绍英国高性能飞机使用的活塞发动机的书籍——罗尔斯·罗伊斯（Rolls Royce）、纳皮尔（Napier）、霍克（Hawker）、西德利（Siddeley）和布列斯托尔（Bristol）。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制造超过150马力的发动机。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图书馆要进口这些英文书，难以想象在法兰克福还会有人对英国的飞机发动机感兴趣。借书卡上证明在我之前确没有人借过这些书，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开始了解到了活塞、曲轴、气门、汽化器的结构，以及液体和气体冷却发动机的区别。从这些技术书本中学到的剖面图和图解，对我将来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15岁时，我参加了学校的一项课余活动，校长将学校的地下室改成工作间，我们向一位职业木工学习做木活，照着一套标准的图说做简单的、全尺寸的滑翔机。两个机翼分别运到城外的机场，装到机身上，谁在安装“格罗诺宝贝”飞机上花的时间最多，谁就第一个飞行，按顺序依次排列，我按顺序排第二名。我们从当地飞机俱乐部得到了一些理论上的指导后，一个幸运的学生就被绑在座舱里，用吊索将滑翔机弹起，然后可升至300英尺高空。40名学生全力拉V字形的橡皮绳，达到足够的张力，教练发出信号，有人松开飞机尾部固定在地上的闩，借着点顶风，“宝贝”就起飞了！这也是我第一次放单飞，出乎意料的容易，滑翔机在空中飞了两三分钟，然后摇摇晃晃地着陆……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有关希特勒的情况。当时越来越疯狂的领袖欲使他相信，他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役的奥地利二等兵，将成为德国的救星。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驱使德国走向灭亡。另一方面，1936年柏林有声有色的奥运会，对德国民众和外国来宾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赫曼·戈林，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驾驶员和重建德国空军的指挥官，被希特勒派去做奥运会的负责人。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三个犹太德国人也选为纳粹德国的代表时（其中一位是海伦·梅亚，白肤金发的美丽姑娘，她是医生的女儿，1928年为德国获得了一枚击剑金牌，1932年获得了一枚铜牌），他回答说：“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现在，又一次，梅亚小姐在1936年为德国获得了一枚个人银牌，并使她的团体获得一块金牌。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敌视犹太人，在30年代中期，直到我离开法兰克福到密特威达上大学时，我的同学们和学徒同行们，从来是毫不犹豫地到我们家做客。他们的黑色或棕色的纳粹制服挂在门厅的衣架上，我家女佣人的男朋友，一个德国冲锋队军官，经常上我们家来看她。穿黑色制服的德国冲锋队军官们（希特勒的精锐部队）常把他们的黑色军用梅赛德斯车开到艾伦斯坦汽车修理行（柏林犹太人开办的三大修理行之一，我上大学时假期在那儿工作）修理，我经常同他们深谈。像其他顾客一样，穿黑制服的也喜欢这家汽车修理行，因为他们的汽车在这儿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在1936年奥运会结束，外国观众和运动员离开后，德国才开始了反对犹太人的行动。有些地方，各界德国人——天主教、艺术家、科学家、犹太人，如果不跟纳粹走，他们就施行暴力。另外一些地方就不这样：1938年11月7日，当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人枪杀了德国驻巴黎的使馆官员后，形势就急转直下。

在那些年里，如赫门·沃克所说，虽然战争之风已经刮遍了欧洲大陆，但是在法兰克福/奥德拳击俱乐部，同柏林犹太人拳击俱乐部的比赛却照常进行，被拥挤得只能站着看的观众，向那些打得好的人欢呼、喝彩，没有政治色彩，没有种族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