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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特殊的“学徒制度”
·三年刻苦学习，练就终身受用不尽的本领
“懂了吗，孩子？”
这句生硬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是我在靠近波兰边境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城，三年学徒生涯的头两年里，我的师傅斯特劳斯先生的口头禅。回顾当年我跟他在一起时，学到了对工作要“一丝不苟”“止于至善”的精神；干活弄得满手油污，反而要引以为自豪。我年轻时代从他那里所培养的“只要是机械工作便无所不能”的自信心，对我的一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阿富汗、美国、越南……；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期间；无论是德国、英国或美国的汽车和飞机；抑或1942年，整修了掳获的第一架日本“零式”战斗机；1947年，把两辆已毁坏的吉普车拼装成一辆，带着妻子和狗，跋涉一万英里横跨亚洲之行；还是提到为通用电气公司设计飞机发动机，获得技术专利；以及对美国陆军最新式的60吨重M-1型坦克的发动机提出建议；等等。所有这些，随时随地都离不开斯特劳斯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
1933年初，我勉勉强强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三门外文、数理化、地理等科比较扎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机械修理。我常常去我们的小汽车房，看司机（我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友）保养我们的大型奔驰车。我的父母也常在圣诞节或生日，送给我最喜欢的礼物——铁积木。我暗下决心，不像父亲那样继承祖业去做羽毛的生意，而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搞些发明，看着它做出来并为人所用。德国的工程学院或大学招生原则是考生必须先有两年机工或钳工学徒经历，学校才能接受。虽非必须，但仍有许多父母希望给孩子们订三年学徒合同，让他们通过公会所提出一系列的考试。我的父亲也是这个主张，他要我从事工程职业前，先成为一个具有执照的熟练工人。
根据法律规定，不具有师傅资格，是不能收徒弟的。我父亲询问了法兰克福奥德城的十位出租车司机，请他们推荐一个最能使我学点什么的车行，他们异口同声地推荐阿弗得·斯特劳斯的车行。别看只是法兰克福城最小的修理行，有很多车主对它一无所知，但专业出租汽车司机都交口称誉。他是一个机械能手、焊接专家、创造机械工具的熟练工，可是他从来不收徒弟，也不用任何熟练工帮忙。他有一句格言：“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那就得自己去干。”由于司机们对斯特劳斯的推荐和对其身价的认知，我父亲决心要说服斯特劳斯，让我去做他的第一个徒弟，并干满三年。在近一小时的商谈中，我默默地站在一旁，没说一句话，也没人问我一句，终于斯特劳斯同意接受我。
我听他对父亲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把一件事做两遍。”他做事干净利落，无话可说。他是德国南方人，沉默寡言，已婚，没有孩子。他经济并不富裕，只要能养活妻子和他的大瑞士狗，他不在乎赚多少钱。每天一早，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斯特劳斯对于自己的工作很自豪，对自己的高超技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远超过金钱。我几次看见他把车修好后就让人开走，一分钱都没有要。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当学徒的第一天的情景。斯特劳斯先生打量着我的一身崭新笔挺的蓝工作服，看着我雪白干净的手说：“嗨，在我这里哪件事情都不能出纰漏，如同你没有出现一样。你能学到多少，就靠你自己了；此外，我从来不说谢谢，明白吗？”千真万确，那时我还不到16岁，在三年的学徒生活中，从他嘴里的确从来没听到过一句“谢谢”，也没听到过一句鼓励和表扬的话。
师傅和父亲所签订的合同，被公会批准了。合同规定：师傅应尽力教会徒弟专业技术，家长负担不起的话，还得供给衣、食、住；要是学习半途而废，家长必须赔偿损失。头两年不给报酬，没假期，每天工作时间长短由师傅掌握。第三年，可以得到一些零花钱，用来买电车票，给摩托车加点汽油，或者买几张电影票。最初，我也怀疑过这种选择是否明智。我的那些同学还在大学预科清洁舒适的环境中学习，我呢？尽管家庭环境很富裕，有两个佣人和一个司机伺候，现在却像泥猴子一样，去度过漫长的三年学徒生涯，所以开始时我的劲头并不高。
斯特劳斯的要求是很严厉的，我走进车间的第一天，他就宣布了对我的基本要求：（我敢打赌，他敢情是穷思苦想了一夜。）
——不许将身子靠在工作台上，如果实在累了站不住，你干脆回家去，懂吗？
——晚上回家前，必须把所有的工具清理干净，放在应放的抽屉内，或挂在应挂的钩子上，懂吗？
——当你锉或锯金属时，不要像音乐家拉小提琴那样，锯或锉的移动必须是直而平，懂吗？
——所有螺钉都必须朝一个方向拧紧，如果螺栓太松或太紧，可换一个厚度不同的垫片，或磨一磨螺栓，懂吗？
纽曼当学徒时的车行
——我让你清洗一个零件时，必须洗得干干净净，懂吗？
另外还有一些规矩，简单明了。
——“是，师傅”“是，师傅”“是，师傅”，是我唯一的回答。
斯特劳斯穿着一件绿色衬衫，黑蝴蝶领结，蓝色工作裤，黑背带和一件蓝色艾森豪威尔式夹克，我在跟他学徒的三年内，天天如此。他的汽车间很简单，一前一后刚刚能放下两辆汽车。他的拖车是一部带着跨斗的哈烈·德维森牌摩托车。他的修车店，既没有液压吊车，也没有空气压缩机，补好的车胎必须用手来打气，就是连所需要的平板手拉两轮车也没有。钻到车底下修理变速箱和离合器，调刹车或换机油时，斯特劳斯总是垫一个装土豆的麻袋。
在冬天，我爬进滚满了泥浆的车子底下，调整刹车时，鼻子离车底盘只有几寸远，泥雪掉进嘴里，并糊住眼睛。很快，我就没有干净的手和清洁的指甲缝了。油泥、锈铁丝、掉下来的工具、弯的开口销、断裂的挡泥板尖利的角，经常弄伤我的手和膝盖。我的手冻得发紫，要是能戴上手套就好一些了。“嗨，怎么啦？你是个女孩子吗？”当我的手流血时，斯特劳斯指一指屋内的碘酒，并嘴里嘟囔着：“笨蛋。”没有绷带，没有同情，没有歇息。
一天，由于我的粗心，一个50磅重的摩托车发动机，从工作台上掉了下来，就要摔到水泥地上，电嘴的插头露在外面，像炸弹的引信一样伸出来，我本能地扑向前去，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发动机，可是电嘴的插头却扎进了我的右手掌，从拇指、食指骨头中间穿出（现在还留着一个疤痕）。斯特劳斯帮我拔出电嘴插头，即使这样，他也没表示半点同情。我幸亏保住了发动机，只是换个电嘴。尽管这样，他还是大发了一顿脾气。
每天午间和晚上干活完毕，油腻的脏手很难洗干净，斯特劳斯教我一个办法，脏手先用汽油洗，用刷子刷，然后用废机油洗，再从一个纸袋子里抓点木屑搓手。很奇怪，油腻的手由黑色变成灰色，再用水和肥皂洗后，手就被洗得很干净，可以从衣服口袋里取车票或骑自行车，但是和女朋友约会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把手藏起来，使我难堪的是指甲缝无论怎么用力洗刷总还是黑的。
斯特劳斯每天都要把当天的活干完，所以很晚收工，渐渐地，我也习惯了，而且迷上了整日干活。不管是发动机还是车身，发动机大修还是调整，从敲直挡泥板到车身喷漆，我们无所不干。我学会了修理电气系统，氧气乙炔气焊修理挡泥板。师傅给我示范如何在车床上车零件，斯特劳斯先生什么都修，从小轿车到卡车。我跟着他，只是清洗零件和拿稳照明灯，使他能看得清楚些。（拿着照明灯，准确地照在师傅工作的地方，保持15分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第一年的学徒，我就像牙科医生的护士，清洗发动机零件，准备师傅所需要的工具，就像把病人安置好，等着医生开刀一样。我们在车库修摩托车和汽车，在奥德河边修马达船，还要到消防站修救火车，因为救火车太长，拐不过我们门前的弯路。顾客很少有美国制的汽车，那时美国车比德国车高级得多。希特勒时代以前进口的美国福特、雪佛兰、别克、泰洛普兰、艾赛克斯、汉德森、拉沙勒、柏卡，这些要比德国的奔驰、霍克、欧宝、奥迪和BMW坚固，容易驾驶。并且美国车有电动马达、液压四轮刹车、转弯指示灯、自动雨刷等现代设备，德国车却没有这些。
法兰克福奥德的严冬，大雪覆盖，又冷又湿。在不生火的汽车间工作简直太艰难了。墙角有一个铁炉，烟筒口在对面的墙上，一截长烟囱从炉子起，沿着一面墙通到烟筒口。每次都等到手被冻红、冻僵了，斯特劳斯先生才说：“我们烤烤火吧！”
生火是件冒险的事，为了使烟筒口通火，我点了根火柴去烧掉堵在烟筒口浸透汽油的破布，强大的气流上升，引起一声爆炸，震得窗户哗哗地响，震动了整个厂房，也震动了我。炉子生着了，屋子暖和了，在炉子上放一盆热水用来洗手。这种生活和家里有佣人伺候、暖气和热水相比，简直是原始生活。但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反而觉得很有意义，因为这里的火是我自己生的。
马粪能止住汽车散热器水箱漏水，这是我学到的一个窍门，有时人们见到我拉着一辆四轮车，跟在送奶、拉啤酒或拉冰的马车后边，用铲子和畚箕捡很多的马粪回来。为什么马粪能制止漏水呢？至今我也不清楚。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是在1948年，我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林恩城的通用电气公司发动机厂，应用这种老的马粪止漏办法，却解决了当时价值600多万美金的美国第一座喷射式发动机压缩机试验台的大型冷却设备的漏水问题，效果很好，这是值得一提的。
当我16岁时，我交了好运，有了一辆英国凯旋牌的摩托车（1933年时，德国平均52人才有一辆摩托车）。由于希特勒命令“只许买德国货”，进口车很少。为了减少进口，帝国元首不准德国人把进口车辆停放在政府的设施旁边。一位陆军士官，有一辆凯旋牌摩托车，因不能停放在营房里，被迫要将它卖掉。就在他对买主做过性能展示后的回程中，不幸丧生于车祸，在拐弯时，他被两辆迎面开来的电车夹在中间。事故发生在夜里，地点就在我们汽车修车店门口。警察在清理街道时，将撞毁的废品铲进了车店门前走道上。第二天早上，斯特劳斯先生对我说：“这儿有一堆废物，如果你愿意，晚上在这儿费点劲，你就能不花钱弄一辆好的摩托车，我可以把厂房钥匙给你。”在师傅的帮助下，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大修并油漆，我有了一辆跑得很好的车了。斯特劳斯先生在附近的停车场，只用了不到五分钟时间就教会了我怎样骑摩托车。
像年轻的摩托车骑士一样，我渐渐地大意了，几乎遭到了和从前车主同样的命运；下山时骑得很快，我紧紧地跟在一辆电车后面，一个急转弯，没有发现前面开来的电车，我在它前面穿过时，电车撞在凯旋牌车的后轮上，把我弹到对面的街上。摩托车是全完了，而我算是走运，不但脑袋没撞破，连胳膊和腿也没撞伤，只是在踝关节上划了一条三寸长的大口子，露出了骨头，伤口五个多月才愈合，用了很多碘酒。每天夜里，师傅给我换药包扎。为了不让我父母知道，才没有到医院请医生缝合，它给我留下了半寸宽的伤疤。
每星期一在商业学校八小时的学习，也是一周中唯一不干吃力工作的一天。四小时实习，四小时理论，在那里，我碰到一些经历和家境与我不同的年轻人。但我们在另两方面是共同的：都是机械学徒，也都没有交女朋友，也不知如何去和姑娘们约会。很自然地，我们谈起了自己的师傅，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是相当严格的，可是斯特劳斯的规矩和要求在法兰克福城所有师傅中是最严的。我能在一个真正技术权威手下当学徒，感到自豪和满足。
当我通过技工毕业考试，向斯特劳斯先生辞别时，他对我说：“谢谢你，纽曼！”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这么说，也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战前德国人除亲戚和密友外，是不叫人家名字的）。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微笑着祝我顺利，并把一束鲜花送给我母亲，她很激动。当我感谢斯特劳斯先生时，同样怀着诚挚的心情，他永远是我的师傅，他在我企求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愿望上，给我打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