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

·被香港总督列为“敌侨”，没收旅行证和军事护照，48小时内无人收容，即送往锡兰的集中营

·经七次奔走，最后关头遇贵人，顺利飞往中国

1940年6月27日，天气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来往于香港和九龙轮渡上的旅客，观赏着景色秀美的港口，海风吹来，使人心旷神怡。港口里停泊着英国的军舰、货轮和帆船。

号称“战无不胜”的法国，经过22天的闪电战后，刚向希特勒德国投降。英国军队在比利时境内遭到惨败，全部装备丧失殆尽，只有少数的幸运者仓皇中从敦刻尔克逃回英国，就在这个远东的英国辖区内，我这两天的活动是在一个荷枪实弹的英国兵押解下进行的。他从早上9点起就紧跟着我，昨天也是如此。我们穿过汽车来往不断的康那脱路，通过荷兰美国银行的林荫便道，来到了大英帝国辖地唯一漂亮的、现代化的20层大厦——香港汇丰银行大楼。

这是最后的尝试；我已先后七次走出铁丝网圈起来的、作为临时集中营的九龙喇沙书院，试图找外国的代办机构和商家交涉，希望能得到帮助。结果都像泡沫一样，一个个地破灭了。两天以来，英国集中营的主官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为了要摆脱我们这102个“敌侨”），准许我们在48小时内，从没有向希特勒宣战的任一国家中，去找“入境许可”，并在第二天子夜前离开中国香港；否则就要被送到孟加拉湾的锡兰岛上去（那里新建了一个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这就是这位上校提出的动听但不实际的建议。

事实上我们在1939年9月3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当天夜里被俘时，我们的德国旅行证和军事护照已被英国人没收，因此根本无法办理离开香港的手续。尽管如此，仍有那么几个人想碰碰运气，离开这个英国殖民地。我先后去了五个外国领事馆和两个美国在菲律宾的汽车装配厂的代表处，结果都是徒劳往返。我选择了设在城内的中央航空公司（CNAC），最后碰一下运气，看是否有幸能离开英国的势力范围。

中央航空公司的办公室，设在这幢白色耀眼的建筑的八楼，一位身穿黑色中国旗袍、下摆开口到膝盖以上的年轻女接待告诉我：“老板不在，你明天再来吧！”

我的心凉透了，转过身来对跟随我的卫兵说：“我们回集中营吧！”

我按亮了电梯下楼的电钮，望着四个电梯其中一个红色楼层指示灯，渐渐地显示到八楼来接我们了。电梯哗啦开了，我踏进电梯，卫兵紧随身后，但我正好同一个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高个子中年人撞了个满怀，我赶紧退出来，结结巴巴地用德语和英语向对方道歉，说没有让他先下。他听到了我的口音又看了看全副武装的卫兵，“嗨！怎么回事？”恰在这时，电梯自动门关了，空着下去了。

瞬间的奇遇！我碰上了泛美航空公司太平洋分部的总裁邦德先生，他正好乘每周两次、从旧金山经马尼拉到香港的班机，到中央航空公司巡访。他坐在办公桌角上，询问了我的情况后，就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我从此走上了自由之路。

我的一生经历坎坷，但有多次机缘，让我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遇到了适当的恩人。吉人天相，终能化险为夷。

现在我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从通用电气公司领导阶层工作退休之后，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自传，总算是差强人意。多亏我在德国受到的教育，在学校和在家中的严格纪律，艰苦的“满手污垢”的学徒生活和实用的大学机械知识，对我的生涯所起的作用。有人会认为写自传不过是自我吹嘘而已，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绝非我的意愿。我只是想让我的读者分享我独特的经历，并从我的教训中有所裨益。

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使英国国防大臣布鲁夫莫辞职并造成英国的内阁严重危机，那迷人的红发应召女郎克莱斯汀·凯丽小姐吗？当记者问她是怎样成为如此成功的风尘女郎时，她的回答是：“我想是运气吧！”我欣赏凯丽小姐的回答。“走运”，在我的一生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