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香港

·辞别双亲，远赴异域

·五十年前的欧亚旅游

·阴差阳错，落难中国香港，学徒技艺保身

·幸运神照顾，午夜时分，“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送往重庆

在1938年圣诞节和1939年元旦期间，我拜访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他们向我解释了密特威达告示牌上的那则告示的大意。几十年来，中国同德国的任何政体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并一直在接受大量的德国新式军事设备。尽管仅在两年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刚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轴心国协议，但由精明能干的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车率领的军事顾问团仍被派往中国。1937年北平的“卢沟桥”事件之后，这个被日本的进犯所激怒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直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当时蒋委员长需要工程师来教他的士兵，去维修那些新的德国武器。柏林政府急于和中国继续进行这笔买卖，这不仅是为了旧的友谊关系，也是为了得到出售军事设备的外汇。除此以外，纳粹德国在中国还经营着一个航空公司和一所大学。中国使馆的官员确信，一定有人愿意做赚钱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德国获得兵役的缓征许可。

雇用的条件是吸引人的，待遇很可观，一半用德国马克支付，一半用美元支付，另外乘飞机到中国香港的一切费用也全都由中国负担。从热那亚乘船一般要花七个多星期，乘法航从班表来看只需八天，使馆将负责办理飞机去远东途中所经过的十几个国家的所有过境签证。一旦飞机抵达目的地——香港，我就要向中国西南运输公司报到并安排下一步计划（我当时的猜测是正确的，该公司是中国军方在香港化名设立的公司）。

我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填写了成堆的签证申请表格，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狭窄的照相棚里照了48张相片（1933年我曾坐在一个密封的车厢里，跨过位于东普鲁士和我家乡之间的波兰走廊，到自由城但泽去旅行过一回，在这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德国）。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象乘飞机周游半个世界的滋味，就是坐上几个小时的飞机也是非同小可的。这种旅行的幻想使我久久不能入睡。虽然我的父亲并不相信我的这次旅行能够真正实现，但是我的母亲还是让我读了波尔·巴克的《大地》和埃德加斯诺写的《六亿人》，这两本书都译成了德文。

旅行护照一个月才下来，又等了两个多月才办妥最后一个过境签证，我真有些迫不及待了。父亲请来了一个能说“地道”英语的家庭教师，他曾在伦敦住过几个月。他的发音同我几年前在高级学校，从那些法兰克福长大的教师那里所学的不大一样。上第一课时，家庭教师说的我一句也没听懂，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在英国时嘴上留起了小胡子。最后终于在1939年4月，万事俱备，我可以去世界上最有名的旅行社——英国汤姆斯·库克公司驻柏林办公室了。我带了护照和到十几个国家的过境签证，即：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斯、意属的黎波里、埃及、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香港和中国，库克公司订购了崭新的法国三发动机客机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的机票。这种飞机是按照法航要求，为其到远东路线而专门设计的（后来因战争爆发，这种飞机只生产了九架）。飞机计划每星期三上午10点从伦敦克罗敦机场起飞，几天后抵达香港的启德机场，每日行程1200英里至1500英里。由于飞机的航程所限，每天飞行分为三段，整个旅行中除了“星期几”的数字以外，没有确定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1939年5月，在父母少有的亲吻和多余的“好好干”的叮嘱下，告别了柏林的费利德立希火车站，前往布鲁塞尔再到伦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1940年他在柏林一家医院动一次小手术后，因“血凝”而不幸去世。

当时，普通的德国公民对希特勒将于1939年8月与他所憎恨的苏联（他们在一夜之间便成为挚友）签署举世震惊的十年互不侵犯条约的战略秘密一无所知。他虽已决定一等德苏条约签订，就立刻向波兰发动战争，但却在五年以前（即1934年），与波兰也签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在波兰投降以后，又仰仗德苏条约可使其无后顾之忧，企图以闪电式的攻击打败西欧国家；对于这点，我们同样毫无觉察。这还不算完，当他把德国西部战线稳固之后，就立刻撕毁和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于1941年6月对苏联发动了战争，由此也就中断了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

到香港的法航飞机可以在巴黎的拉布慧机场登机或是到伦敦克罗敦机场。几年前在高级学校，我看到不少关于大伦敦的报道，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亲眼看一看白金汉宫、皮卡迪利广场、纳尔逊纪念碑、唐宁街十号和伦敦大桥，是否真的像课本的图画一样。出乎意料，我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在英语课中所学的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海德公园里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非常非常深的地下铁。有一个例外，就是书本里告诉我们英国妇女长得像“江豆荚”，但我发现，尽管她们比希特勒时代丰满的德国女子要苗条些，但却楚楚动人。

在伦敦的四天一瞬而过，用英语和法语印刷的法航到远东路线的旅行小册子，着重描写1939年间，在这条最长的飞行旅途中所能看到的各种有趣的处所。小册子上也介绍了这架法国飞机采用的尖端技术……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是三发动机的全金属结构的陆用单翼飞机；机上配有12个可以躺卧的舒适座椅，每小时巡航速度150英里，最大高度为15000英尺，为了增加速度，它的可收放式起落架能巧妙地折叠起来。这架飞机的驾驶舱就像一个轮船的控制室，飞机起飞之后，和驾驶舱隔开的客舱就如同一个宁静的小岛，让人有一种海中航行韵律的感受。机上组员包括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兼随机机械员和负责照顾每一位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和提供饮料的机上空服员。所有的正餐都安排在地面上，每一晚上都在当地最好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早晨，乘客的手提包都必须放在一个像马鞍形三指针的磅秤上重新过磅，然后由随机机械员安排座位，使得飞机重量维持平衡。我们被警告，在飞机升空后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第一天晚上在马赛降落，在那里我们的迪沃蒂尼飞机，最后一次用加油车加油，在这以后就靠两个人用手从滚到飞机前的50加仑圆桶里往外抽油。一个光脚的助手先站在右机翼一边，然后又站在左翼一边把加油管伸进大漏斗中，油箱覆盖着库皮布以防水和沙土进入。在飞机加油时，乘客们吃午餐，坐在机翼阴凉下的长椅子（装在货舱里带来的）上休息，这些足足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在旅途中有两次，组员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出毛病的螺旋桨叶。每当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时，12辆游览汽车开到距飞机只有几步路的出口小舱门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乘客都应有自己的出租车）。当地司机像比赛一样把车从机场开到市中心，他们把手放在喇叭的按钮上，脚踩在加速的油门上，我们前方的街上，人群蜂拥，山羊、狗、乳牛和骆驼向四面八方躲开。每天下午当我乘上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司机所驾驶的车时，总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心，这些司机开车的劲头仿佛是同一个驾驶学校出来的一样。

我们通常在下午到达，以便在晚饭前有足够的时间在城里游览。在旅馆的餐厅里，乘客和组员在一条长桌上一起用餐，饭后，机长用法语和英语宣布第二天早饭的时间（一般在早晨5点，这样飞机可在冷气流中起飞，以增大机翼的升力）。在第二次晚餐后，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法国机长和乘客中唯一的女性，一个穿着宽松裤子的漂亮年轻法国女郎，手挽着手离开了饭桌。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是否我们的迪沃蒂尼飞机机长在执行法航小册子上所宣传的内容？小册子上面写道：……此后，乘客们之间既可以“谈天”，又可以“说地”……在同机的人世间产生一种“比翼同飞”的感情……这种温暖的感情在我们到达西贡的那个早晨便烟消云散了；一位先生，听说是她的丈夫，并据称是印度支那的总督，张着双臂将这位年轻的姑娘迎接去了。

因为很早就要起来，所以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打开了两扇叶片的低速的吊扇（在中东和远东所有的旅店都常备有这种电扇），然后用放在屋子墙角的竹竿拨动一下电扇叶片，使它转动起来，冲一个冷水澡，就钻进带有蚊帐的床上。我从实际经验中学到，除非从床里面把蚊帐紧紧地塞到床垫下面，否则那些蚊子就会通过蚊帐和床垫之间的任何小缝隙钻进来。旅馆里通常还备有一个手电筒，来帮助那些疲倦的旅客，夜间在蚊帐里和嗡嗡叫的昆虫进行战斗。早睡有好处，因为不单是在太阳升起前就醒了，而且由于飞机向东飞，每天夜间还要把时间拨快一小时。

航线沿途的国家禁止在空中拍照。在巴黎，机长收走了所有的照相机，由他保管；同样地，我们的护照也被收走，直到抵达目的地后再发还。行李并不检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皮箱被锁在飞机的腹部货舱里，也是因为在那时，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劫机事件发生。

我们跨过地中海到达突尼斯，第一次在北非过夜，我吃惊地看到穿着飘垂及地长袍的男人们在拥挤的街道上挤来挤去。我们很少见到突尼斯妇女，她们从头到脚穿着类似床单布的大袍，只在眼睛的地方留一条缝，才可以看到外面世界。从机场到壮观的美琪旅馆，沿路都是簇拥的骆驼、成百的驴和拖着两个大木轮的骡车。第二个晚上是在班加西过的夜，这里的情况和突尼斯恰恰相反。它是意属的黎波里坦尼亚的一个海港（现在属西利比亚），这座城市规划得很好，街道两旁种着棕榈树，有一个不大但设备新颖的旅馆。在傍地中海建立的大爱尔贝格旅馆里，我看到了四个穿黑军服的纳粹党卫队军官，在阳台上喝啤酒，我当时猜想这几个男人在那里的目的是对该国进行侦察。三年后欧文·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就是经过这里到埃及向英国的柏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会战的。

在下一站亚利山卓加油后，我们飞往贝鲁特（法属黎巴嫩的首都），到那儿以后，汽车把我们送往城市中心美丽的圣·乔治旅馆吃午饭。我们从地中海的最东边饱览了地中海美妙的景色，更特殊的是看到了躺在太阳伞下啜饮料的苗条法国女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简单的游泳衣）。

在贝鲁特起飞后，为达到足够的高度，翻过山脉往东飞去，我们在空中盘旋了半个小时，但飞机仍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迪沃蒂尼飞机被迫返回贝鲁特机场。过了两个小时，当空气凉快一些的时候，机翼获得了较大的升力，我们终于飞过去了。飞机腹部刚刚擦过山尖。到大马士革只是一段不长的航程，而能在巴格达度过一个阿拉伯式的夜晚令我振奋不已，但使我大失所望的是没有看到一个性感的“肚皮舞”的舞女，伊拉克人喜欢胖女人。当我们降落在伊拉克南部的巴斯拉时，这里根本没有跑道，只是一条两英里长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海滩；它和波斯湾平行，相距三百英尺。在这里，折叠餐桌放在宽大机翼下的阴影里，四位赤脚招待员端上有各种佐料的饭菜，两个小男孩在我们脸前和饭菜上挥着羽毛扇，希望能驱赶成百上千的苍蝇。从许多50加仑的油桶里把油打进迪沃蒂尼的油箱中，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飞过，也没有必要设塔台指挥，我们的飞机只是滑行到海滩的一头，转过身，然后再推动三台发动机就起飞了，仅此而已。

下一站是印度的喀拉蚩，我们在世界最大的飞机库前下机，这座机库于九年前建造，原准备存放英国R101型飞艇的。R101比德国齐格飞的兴登堡号还要大，但是从未抵达印度。在1930年从伦敦到喀拉蚩的处女航中（当时机上乘坐的有英国航空大臣汤姆森勋爵），这架超重的飞艇，遇到了强劲的逆风，因发动机的马力不够，失去了前进速度，坠毁在法国贝奥伐附近，机上的人全部遇难。（四年后在印度，我曾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技术军士的身份，在这个机库进行过一项秘密的工作。）

初次到印度，尽管时间短暂，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堆的人群，甚至比在近东地区看到的还要多；男人和女人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人赤着脚，衣衫褴褛，成群的老少乞丐在祈求着“给点钱吧，先生！”我发现，在印度有一半妇女不像在北非或伊朗那样用床单把身体遮盖起来，她们把水果篮子、整袋的大米，甚至大块的水泥顶在头上，还能挺直着身子走路，身上只是用布裹起来。信奉印度教的女人在她们的前额上有一个红点，别人告诉我，这是表示她们已完成了当天的宗教义务；她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在鼻孔上穿一个小金环；几乎所有的年轻和中年的妇女都在背后背着婴儿。晚上很多无家可归的印度人躺在路边，或大门前睡觉，有些一个挨一个地睡在航空站小小的候机楼里冰凉的砖地上。我们在早晨6点以前经过黑暗的房间去过磅和上飞机时，不得不小心地躲过那些睡着的躯体。

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神圣的牛”，现在是亲眼所见了；白牛在马路中间闲逛，或四平八稳地卧着，使交通缓慢，并阻塞了市内电车，直到车长把牛引开为止，没有一个印度人打白色的公牛或母牛；类似的情景，在海得拉巴、阿拉哈巴，甚至在加尔各答都屡见不鲜。在加尔各答最漂亮的商业区，到处都是玻璃橱窗和茶馆沙龙，面对着横跨在人行道上漫步的牛，经常需要行人绕道而行。我还看到了加尔各答清洁工们在工作——巨大丑陋的黑兀鹰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到市区里去捡食垃圾、残羹剩饭和死动物。男人们在灭火栓下洗澡或公然在大街的阴沟里小便，没有丝毫顾忌。站在宽阔的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岸边，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臃肿的人尸顺流而下，巨大的黑兀鹰落在死尸上随波逐流，以求得一顿免费的美食。并不是所有的死尸都这样处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在城里把死尸放在一个六或八英尺高的木柴堆上火葬。

我们在加尔各答的大东方旅馆过夜，这里和新加坡的拉弗斯一样，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馆。旅馆里边安静、凉爽的环境和优裕的生活，同旅馆外边的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人群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震惊。

曼谷的情况不算太糟，我们住在东方宾馆。曼谷的房屋同湄南河对岸精心建造的、色彩鲜艳的镀金庙寺相比，简直就像是简陋的茅屋。暹罗人很穷，但比印度人稍强。仲夏季节，暹罗的气候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咖喱味道的菜与饭；人们像葡萄一样挂在为数不多的并且很慢的电车外面。

在每次相差几小时的飞行距离，种族习惯和语言的变化，使得我简直无法消化我所看到的一切。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正在发生和进行的事情，竟如此之多，以至使我意识到我真的算是孤陋寡闻。到底我仅仅是一个去中国途中的旅客而已，当我们的机长把三个发动机的油门向前一推，我们的迪沃蒂尼飞机爬入了纯洁、凉爽和宽阔蔚蓝的天空，人群和悲伤也就抛入九霄云外了。

在离开曼谷以前，机长把照相机还给了我们，并宣布：我们将在附近的柬埔寨低空掠过，在半路上可以看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最近刚发现的吴哥窟遗址。他为我们讲了一段历史：几百年前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在这里生存过，也供奉过这座庙宇，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又消失了，稠密森林的生长完全覆盖了这个被遗弃的城市，使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它。他告诉我们，现在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这个地方，并正在修复吴哥窟。

我们在低于1000英尺高度盘旋，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空中尽情拍照。我只照了一张就没有底片了。真该死！在别的乘客紧张地咔嚓咔嚓地拍照时，我反而忙着在换胶卷，侍候这台老式的210型照相机是很费工夫的。在我们脚下是发黑的石头墙和塔，一条壕沟围绕着庙宇，壕沟上横跨着一座长桥，偶尔可以看到驯服的大象正在搬运木材。飞机在这上面转了几圈后，机长拉开了客舱和驾驶舱之间的帘子，看一看所有的乘客是否都已拍摄好了以便继续飞行。当他看到我照相机的毛病时，就安慰我道：“别急，我们等你”，然后驾驶着飞机又向右和向左绕起圈子来，直到我也照完为止。

我们降落到了西贡，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认为这里的妇女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她们具有法、中女子融合的魅力，只可惜被槟榔染黑了牙齿。甜香的遮阴树成列地直立在大道两旁；夜晚温柔芳香的空气和人行道上众多的巴黎式咖啡馆；穿着真丝衣服、织腰的女人，上身穿着颜色艳丽的松宽衬衣，下身穿着黑色裤子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这些情景使西贡像天堂一样。农人在田里都戴圆锥形的竹帽，既遮阴又挡雨，城里苗条的姑娘也把它背在背后，作为装饰品。车夫坐在乘客后面的三轮车上，在街上来往穿梭。在西贡市内没有母牛、骆驼和水牛阻碍市内交通。我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法国驻外人员乐于驻在印度支那，而不愿意去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仅仅几天的旅程我却仿佛觉得已离开欧洲好几个月了。除了西贡，所有我们降落过的非洲和亚洲城市都过于拥挤，但尽管这些地方人口众多，大致都管理得尚好，也有井然的秩序。这应归功于统治各殖民地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他们提供了通信、警察和法庭制度，以及银行和邮政服务，并培养当地人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当初为“计划生育”多做些事情，那就更好了。

离开伦敦后的第八天，飞机准时降落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草地跑道上（香港的另外一半是个岛屿，维多利亚城就坐落在那里）。启德实际上是国际机场，中德欧亚公司经营它们的三发动机的容克飞机，从中国境内飞到香港地区，一周两次。属于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则使用道格拉斯的DC-2和DC-3飞机，隔一天一次从香港地区到中国内地，然后到缅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桑德兰得水上飞机，每星期一从伦敦到中国香港。法航使用迪沃蒂尼飞机每星期四到香港。泛美有名的塞科斯基“飞船”水上飞机，一周两次从旧金山到马尼拉然后抵香港。

所有从伦敦或巴黎上机的12名乘客，除了3个人外，都在西贡下了飞机。三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九龙豪华的半岛酒店，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式，这是算在已付旅费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39年6月1日，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开始了在远东的生活。

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的柜台前，我询问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负责继续送我到中国内地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市区电话服务人员告诉侍者，十天以前中国的西南运输公司刚把电话拆了，也没有留下新的通信地址。真是进退两难又有些焦急，我把身边仅有的几个英镑换成了港币，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写了一封航空信，解释我的困境（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并要求他们用电报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办。照着离开柏林前军方的指示，我在24小时内把我的抵达日期和住址向德国使馆报告，他们答应向中国政府去了解情况。我的航空信到德国估计大约需三个星期，但我在柏林只得到了有效期六天的香港过境签证，所以首先我需要获得在香港的停留许可，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找一个工作，一直到把中国秘密机关的情况弄清楚为止。

真是天公作美，远东汽车/远东航空销售服务公司就在半岛酒店斜对面的街上。该公司负责香港和所有华南雪佛兰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和修理，同时也是英国“标准牌”汽车的代理。另外他们在启德机场还销售和服务轻型双翼飞机。总经理是克劳得·怀特先生，他在15岁时从他在加州的家里跑出来，于1900年受雇在一艘三桅船上航行到中国，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个头很高，好动，英俊，50出头，头发灰白。怀特不打领带，身着便装，当他听完我的陈述之后，说：他可代我从港府那里获得工作许可，直到我离开这里去中国内地；不管这段时间有多长，先决条件是我得在他的车行里干活，每月只能给30港币（相当于7.5美元），这显然是很低的。抛开他的微薄工资不论，我立刻喜欢上了他；他不像我碰到的几个英国人那样华而不实，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安排。

我最喜欢他的是行动快，当我还在他的简易办公室里时，他就马上给几个人挂了电话，然后问我何时开始工作。我回答“午饭后”。怀特答应找人帮我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以便度过今后的几个星期，另外他又补充说，在我得知去中国内地的工作情况以前，他将负担房租（我发现“说干就干”的态度是标准的美国式的，这也是我在以后十几个月中所遇到的几个美国人中，我最喜欢和敬佩的）。老实说，我当时毫无选择余地，只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我已囊空如洗，怀特给了我在找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以前的生存机会。（战时他曾被日本拘留过，战后他对我说：他当时是有意考验我是否真正愿意去干粗活。）

傍晚，我得到了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没有吊扇，只有一张床；住地离远东汽车公司不远，可以走着上班。怀特借给我几个港币让我去买一些便宜的衣服，这些衣服比我从德国带来的衣服薄多了。几天以后，我就和远东汽车公司的中国技师混熟了，他们教我中国的脏话，我也教他们德语的脏话。虽然怀特有一个从澳门来的经理，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和中国语，但我在FEM公司工作一个星期后，怀特要求我从一本美国工具和设备目录册中，选择我认为他这里所需要的东西。不久，远东汽车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干这行的了。我教会远东汽车公司使用气焊和电焊，制作了一个有轮子的链条吊挂架，用来拆除和安装发动机（在那以前，都是人力用扁担靠肩膀去扛）。有一个“白人在那儿干活”的消息在欧洲车主（大都是英国人）中传播开，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住在远东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新顾客纷纷而至，提出他们的车要由“那个欧洲人”修的要求，有些车甚至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搭乘渡轮运到九龙来。多亏我父亲安排我在德国斯特劳斯先生那里学了这门手艺。

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我的月薪支票时，我把它退回了前边的办公室，因为显然是给错了，给了我90港币而不是事先约定的30港币。怀特只是说，“没错”，而且下月底（1939年7月）将付给我270港币。我有足够的钱偿还我欠怀特的钱，并搬进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有吊扇的房间，并且早、午、晚饭再也不必专靠“青”香蕉充饥了（这“青”香蕉是中国南部的特产，熟透了，味道很甜）。有一天我牙痛得很厉害，打算到车行拐角的一个牙医诊所去看病，他以收费低廉著称，但只是把牙拔掉而不治疗。怀特听说了这件事，“你11点去马路对面的半岛酒店美国牙科医生那里看病”，我不干，因为我花不起这个钱，怀特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叫我少说废话，别在办公室纠缠；原来他已同那位牙医说妥，他将替我付账，真是个怪人！

当他跟我混熟并在我的英语说得稍微流利一些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上午，怀特请我到他在新界的海滩别墅去玩，我会见了他的维也纳出生的夫人，并且在中国南海里游泳。几个星期以后，他又邀请我参加在他家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怀特想让我告诉他的客人，有关我从伦敦到远东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不得不很吃力地用英语描述我的旅行经过，随着美国人越喝越多，我的任务也就越来越容易了。一位客人问我是否已开始学中文。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随口说了一句从我的技师们那里学来的一个常用的短句，是他们每当高兴或不高兴时总喜欢这样说的。当我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用正确的声调脱口而出时，怀特立刻把我拖到一边，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回答“不懂”，怀特慎重地向我劝告“千万”别再当着女士们的面说这句中国话。

香港是我的天堂——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白人也这样认为。我特别喜欢观赏停满各式各样船舶且充满活力的港口，几百条带着巨大的棕色和紫色顶篷的小船和竹帆船尽收眼底；汽艇（水上出租车）穿港而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英国战舰和潜水艇，不是绑在港湾中间浮标上，就是系在码头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战舰正在装煤、加水或加油。最现代化的，光彩照人的白色德国游船和四个烟筒的旧式黄色美国总统号客轮；五颜六色崭新的法国和荷兰船上只有一个矩形烟筒，冒着的不是煤的浓烟而是柴油的轻烟。

在香港有六艘非常有用的船，有名的“天星”轮渡，1939年时来往于港九之间（1984年仍有）；这些船每五分钟准时从九龙钟塔站开出，另一艘从维多利亚商业码头对开。“天星”轮渡分两等，一等舱在上甲板，整齐干净，主要是给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坐的，票价是港币一角；二等舱在下甲板，里面挤满了工人，装鸡的竹笼，成捆的货物，和那些像我这样只愿意花港币三分买船票的人（1939年港币四分等于美金一分）。

香港由驻守在九龙的五万名英国皇家军队守卫，经常可以看到穿着短裙，吹奏着风笛的苏格兰军乐队，从九龙的主要街道纳珍街走过来。因为我习惯于德国军裤（而不是裙子）以及普鲁士的长笛、军号和鼓乐队，所以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不大像军队。英国、苏格兰和印度军队住在纳珍街的兵营或他们的公寓里，甚至最底层的英国士兵也可带着家眷在这个低消费的城市里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只需付微薄的工资就可以雇保姆看孩子，雇男童擦车。

每到晚上，香港的夜空会给人们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当太阳刚刚落到多石但无人居住的岛屿背后时，蓝色的天空逐渐变成苍白，随后再变成各种令人遐思的彩霞。这一壮丽景色加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和海面上反射的光芒，汇集在一起，就把整个港口装扮成了一片巨大且闪烁不定的灿烂奇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被称作远东的明珠。整个香港在1939年只有一幢高楼，即矗立在维多利亚的20层香港汇丰银行：两只石雕的雄狮守卫在大门两侧，许多外国公司在这座白色大理石的楼房里设有办公室；一年以后，就是这幢楼，在我的生平经历中扮演了一个不平常的角色。

我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时，欧洲的战争显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香港的《南华早报》用大字标题，登载了德、苏出乎意料地签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使各国人士为之震惊，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一个星期以后，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的政权在葛莱维茨伪造了波兰进攻西里西亚无线电台的假现场；他们让12名集中营里的犯人穿上军服，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尸体放在电台周围，再从这个德国电台发表了四分钟假造的波兰无线电广播。他们利用这次“事件”作为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大规模入侵的“最后的理由”。

当德国于1938年首先占领奥地利然后又占领捷克斯拉夫时，英国和法国只是袖手旁观，尽管他们和布拉格订有具体的互相援助协议，但事到临头，他们只有抱怨和警告，希特勒因此受到鼓励来执行他摧毁波兰的计划（同样英国和法国新近同波兰又重新确认了签署的相互援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听从其幕僚的劝告，准备冒他认为是有把握的危险，他认为同盟国（民主国家的小人们害怕战争），又将只是威胁和警告而已。他指示魏玛施特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包括正常驻扎在德国西部前线的部队，进攻波兰，这样德国就可以在伦敦和巴黎做出有效反应之前消灭波兰。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德国军队越过波兰边境，当天希特勒就收到了英国要求他于1939年9月3日中午之前，撤回部队的最后通牒；否则“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怀疑在英国和法国真会有人相信，德国能够撤回正在迅速向前推进而且节节胜利的军队。

1939年9月3日，香港时间下午7点，最后通牒到期，英国对德宣战；几分钟后，一个英国殖民局官员，在一个英国军官和两名拿长枪、戴头巾的印度士兵的陪同下，敲响了我的房门，他们很客气地要求看一下我的旅行和军事护照。我被塞进车里带到九龙的警察总部，那里已经有25名德国人，一小时内又带来了更多的人；凌晨2点时我们已有90人了，全部是男的。英国人对由此而引起的不便，一再向我们道歉，我相信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被装入三辆公共汽车，带到九龙的喇沙书院，在泛光灯下，中国工人正在往地下钉木桩子，准备围绕学校拉铁丝网，另外还有四个瞭望塔正在建造。因为现在正是假期，所以宿舍是空的。凌晨时分，又有几位德国商人被带进来。

我渐渐弄明白了，英国人尚不打算拘留这100名德国人，从理论上讲，我们并不是战俘，而是被拘留的公民。一个英国人告诉我们，我们将很快离开这个临时营地，但没有人有确切消息。大多数德国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可能比某些英国人住的时间还长，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两名中国老人也和我们一起被拘留；他们幼年时期在青岛（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当过小佣人，1906年加入了德国籍，他们连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

英国人最感到棘手的是种族问题，由于好奇的中国人挤在我们营地的铁丝网外边往里观看，一个白人必须要在几百个黄种人面前，对另外一个白人表示尊敬。为了证明我们不是英国人的囚犯，我们被允许在餐厅里雇用中国人，来准备和侍候用膳、刷洗餐具，并为我们洗衣服。拘留营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坏，我们在户外晒太阳，在学校运动场上打网球，并满怀喜悦地看着英国警卫从四个瞭望塔中的一个爬下来，去铁丝网外捡回打出去的球。

我们和英国营地指挥官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不久，我们选出的代表和指挥官之间进行了一次谈判，讨论准备在学校礼堂内设立一个酒吧间；会谈圆满地结束，富有的德国商人将付修建、家具和一切开办备货的费用。酒吧间将在每晚8点至9点为德国服务，9点至10点为英国警卫服务。这样的安排进行了几天以后，德国人开始邀请英国士兵用“提前酒”，因为英国士兵的津贴很少，德国人的邀请被欣然接受。某人出了个聪明的点子，何不把两个一小时合并成一个共同的酒吧开门时间，从8点一直到10点，同时为警卫和拘留犯服务？德国代表说：“为什么不这样呢？”又面对着英国指挥官也说：“为什么不这样呢？”警卫们又命令把他们沉重的安弗尔德步枪留在酒吧间外面，靠在通向酒吧间门口走廊的墙上。一切都在宁静、理性和恣意痛饮中度过……直到一个稍有醉意的德国人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这家伙捡起了一支步枪并开了火，于是一片混乱；我们被命令返回寝室……

结果不仅是指挥官，而且整个警卫部队都被另一支非常严厉的苏格兰部队所替换；酒吧间被封闭，打网球被禁止，也不许雇中国佣人了。颁布了新的营地规则，包括每天早饭前“点名”，其程序是：我们102名拘留犯排成三列，那个苏格兰军官和他旁边的军曹面对着我们这些敌国侨民站着，每一个拘留犯都有一个号码，军曹叫到他的号码时，他就要站前一步，立正报名，然后由军曹在他手中的夹子里核实他的号码和名字，这个人才能离队去吃早饭。

在我之前的人都进行得很顺利。我的号码是随便给的，当叫到我时，我精神抖擞地向前跨了一步报道：“纽曼。”便准备下楼吃饭，但是那位军官用苏格兰喉音咕哝了一句——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一片肃静。有一会儿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这个军官向我大声呵斥并向后指了一指，我退了回去。我的号码又被叫了一遍，我再次走向前报名，但是这个中尉又对我大发其火。我简直被弄得莫名其妙，就转回头问我的伙伴是否知道怎么回事儿。他们知道，并用德语告诉我“回来，等叫到你的号码再站出来，报你的名字后，别忘了说声‘先生’（Sir）”。当第三次叫到我的号码时，我满怀信心地站了出来，用洪亮的声音喊着“纽曼爵士”，没想到引来指挥官狂怒的喊叫，德国人则捧腹大笑（毕竟我在法兰克福高级学校，学的英语的“先生”（Sir），就是德语“here”的意思），我被允许去吃早饭了。

单调的营地生活又度过了几个星期，尽管波兰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奋战了三周后已经投降，但看来欧洲的战争状态将再持续几个月。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德国的西部战线上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当德国军队正忙着同波兰作战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军队放弃了袭击德国的机会。香港的英国人想腾出喇沙书院，让过了暑假回来的学生可以有地方学习，为此，拘留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逐个审问我们的背景，为什么到香港来，等等。几天以后，营地关闭了，书院开学了，但我们并未自由；白天我们被限制在工作地点工作，晚上8点后回家，当局宣布，我们被禁止进入香港美丽的港区。每一个“准囚犯”发一个粉红色的身份证，上边有照片和指印，注明是“敌侨”，每星期五下午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此外，起码要有一个英国人对该侨民的安全行动担保。怀特先生很高兴我能再为他工作，并说服劳伦斯·凯都瑞爵士为我担保，他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萨松银行集团的金融家兼中国电力公司的老板，也是我在远东汽车行的一名顾客。

我担任了怀特的总技师，前任的总技师凌先生非常高兴我接替他的职务。在我被拘留以前，我在远东汽车行设置了工作台，使那些在水泥地上蹲着干活的中国技师，可以在工作台前站着干活；当我从拘留所回来时，我发现倒是没有人再蹲在地上干活了——他们蹲在工作台上干活。体贴的怀特先生使我能成为车行附近一个中等阶层的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这样我每天中午可吃上一顿热饭。远东汽车行成了我的家，不过我一直在担心，同销声匿迹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取得联系的企图，是否还能成功。

一天，怀特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坐着一位英国军官。总督的英国戴姆乐牌汽车需要进行大修，特别是自动换文件装置经常跳文件，这种车近似劳斯莱斯汽车，整个香港只有这一辆。既然在香港从来没有人修过戴姆乐车，“让那个德国人试试怎样？”太好了！我自己亲手干这种活；我小心地拆卸了这个复杂的自动齿轮箱的每个零件，在一大卷粗糙的英国卫生纸上，记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记录；从伦敦订购了替换件，并由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而来；然后再重新全部装配起来。当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在修理间正常运转以后，我和送车来的那个英国少校，一起坐在绑在车底盘上橙黄色的大木头箱子上（我还没有安装车身），把车开了起来。我们愉快地驾驶了三个小时，穿过城市，进入了围绕新界的山区。这个军官请我吃午饭，我们两个人饱餐了一顿。数星期后，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又问我是否愿修他的纳皮尔飞机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安放在他的游艇里，游艇拴在香港码头的船坞旁，他去办理允许我在那儿工作的许可。

1940年6月底，当我正在盼望能再一次看到我最喜欢的港口时，一个英国士兵走进了我的工作间，递给我一封密封的信，我打开信，激动地看着。

“香港总督要求你马上返回喇沙书院，并且从今晚午夜开始，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这个英国管辖的殖民地；倘若违反，你将被送到印度锡兰新建的一个拘留营去。总督谨启。”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以为是什么地方弄错了。我拿着信走进了怀特的办公室，他打了几个电话后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他和任何人对这件事情都爱莫能助，所有的德国人都须离开香港。”

驱逐的理由很简单，在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迅速地投降之后，德国军队势如破竹地攻破防线，法国突然也崩溃了。灾祸临头的英国从敦刻尔克的撤退，损失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装备，总得找些人代为受过。对同盟国的崩溃似乎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同盟国领土上被称为“第五纵队”的德国公民，他们被怀疑在那些国家进行破坏通信和运输活动。只给我们两天时间离开香港——但英国却决定扣留我们的护照，伤害之外又加污辱，我们这些想去锡兰而想方设法去其他国家的少数人，每天还需付五港币给一位武装士兵；这个士兵被命令要跟他所看管的人寸步不离。

我到过美国、瑞士、菲律宾、日本和葡萄牙领事馆，试图最后一次找寻我一年前应去报到的中国机构，但没有用——他们真是销声匿迹了。我也再没有收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回音，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过我的信。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一个没有护照的人。我试过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他们在远东有装配厂，但也未成功。中德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停止了到香港的飞行。一年前，德国驻香港的领事官员也迁到澳门去了，剩下的只有泛美航空公司营运的中国航空（CNAC），飞机是每天从香港到自由中国的陪都重庆，然后到云南的昆明。

发配锡兰以前，我的第二天（最后一天）下午4点，我和我的英国卫兵到了香港汇丰银行大楼。就在这里，我在电梯旁碰到了W.兰霍恩·邦德。邦德替我打了几个电话，就像怀特一样，他试了一处又一处……一刻不能耽误，我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不行”“那太晚了”……过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的宁静对我来说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他忽然改变语气，在电话里向对方说：“好，我将在晚上11点把他送到启德机场，谢谢。”我正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转脸对我说：“我刚雇用了你在CNAC工作，一般来说，我只能雇美国人，他们都是来指导中国人的。你被允许无护照进入中国，我将把你用飞机送到重庆然后再到昆明，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年前在这里没有找到的中国人接头。中国空军现在受一个前美国军官陈纳德上尉指导，你去找他，因为你一到昆明，CNAC将解雇你，我们航空公司没有工作给你。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你离开这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好运！”

奇迹发生了，正合时机，没有证明我也可以离开香港了！我傲慢地对我的卫兵（在这之前叫他到走廊里去等着）说：“告诉你们当官儿的，不必再为纽曼费心了。他们所该做的就只在今晚11点以前把我送到启德机场。”

在午夜前几分钟，我又登机升空了。香港五彩缤纷的明亮的灯光消失在我的身后，我到了中国内地上空。真是走运，我想…… 1rVU1S98e7FdN/vPlbUPgRk98fNMa5igUqV2k1aGkD8EjGoSnz0WAosZfM+5vf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