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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持久而又剧烈的战乱，南方零碎而又频繁的割据，加之受到统治者文化背景、治国理念、情操格局等方面的限制，政治经济文化成就普遍不高。但是，五代十国毕竟前承大唐、后启北宋，有华夏浓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仍然结出了比较可观的果实。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均有变化，官职时常废置不常，其制度比较混乱。五代沿唐制设三省六部，中书门下为宰相办公之处。五代宰相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和中书令，侍中、中书令及平章事为正宰相之职。十国中称帝诸国情况类似，称王诸国其宰相职衔多名为丞相或左、右丞相，诸国也常以参政事、参知政事作为任相前的过渡。
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以后，朱温以宣武军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禁军，设置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改为侍卫亲军，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周又增置殿前司，也有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置殿前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之上，而侍卫司分置马军和步军两指挥使，不置都指挥使。
唐代宗设内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后设枢密院。后梁初废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院使、判官。后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后晋、后汉、后周沿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或副使，大都为皇帝亲信担任。这一时期的军国大事主要是军事，实际形成枢密使主军事、宰相主日常行政事务，尚书省兵部职权几乎全为枢密院所夺。十国中大多亦设枢密使、内枢密使等，职权比五代的枢密使低。
后梁以建昌院管理全国财政，设判建昌院事，不久改以宰相分判度支或户部、盐铁、转运等使，又改置租庸使，由宰相兼判，统管财政。后唐亦设租庸使统领财政，后以三司使为最高财政官员。后晋、后汉、后周沿设。十国大多由户部管理财政，亦有设三司使者，常由宰相兼判。
五代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诏令），中书省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中书门下制）。后晋、后汉、后周沿设。十国中称帝诸国亦采用此制，称王诸国设文苑学士、知辞制等草制。五代设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也作为宰相所兼的职衔。
五代沿唐制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后不设御史大夫，遂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后晋、后汉、后周沿袭。十国中除荆南和楚外，大多亦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或中丞为台长。
五代地方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和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者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使北方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致使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直至后周后期才有所恢复，但经济实力始终不及南方。而南方相对比较稳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大批流民为南方带去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长期战乱极大地破坏了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五代时期不仅水利失修，连年战争使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战死疆场，致使劳动力锐减；为躲避残酷的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百姓或流离失所，或抛家他走，土地荒芜，耕种失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过，五代王朝及部分地方官府，为巩固统治及增加赋税，尤其是后唐明宗和后周，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后梁建国前后，鼓励耕桑，薄收租赋，在直辖区发展农业生产，为后梁数十年的征战提供经济支撑。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尹张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无严刑，无租税，流民大量投归。数年之后，河南府所属二十县桑麻蔚然，野无闲土。后梁建立后，张全义继续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河南成为后梁朝廷财政的重要基地。洛阳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洛阳城市经济的复苏，为后唐建都洛阳奠定了基础。后唐明宗为解决军需，利用闲田兴置军屯，恢复营田，不仅用兵士，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十国割据政权多数采取保境安民政策，招抚流亡，兴修水利，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南唐、吴越在兴修水利方面很具特色，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南唐圩田每圩方圆数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浙西吴越常有营田军四都七八千人，专门导河筑堤以减水患。南唐、吴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使两国社会经济兴盛，国力增强。闽虽小国，亦定租税，劝农桑，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楚国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还重视经济作物的生产。南方九国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较重要的水利工程，为吴越王钱镠时期修筑的捍海塘。钱镠在位于杭州候潮门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畏山门一带，修筑了竹笼石塘，即造竹器，积巨石，树以大木，以抵海潮。从唐代土塘到五代竹笼石塘，在我国修筑海塘技术史上是一大进步。
本时期由于南方多国并存，而且多数君王重视发展经济，逐渐形成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从中获得厚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商业比较兴盛。多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盐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处在乱世中的五代十国时期，残酷地破坏和限制了文化的发展。但由于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以及广袤大地上各地受到动乱破坏程度的不同，以及统治者文化根底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在一些地区或一些时段，文化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可观之处。如江南的吴、南唐和吴越，巴蜀地区的前后蜀，相对富庶安定，一些统治者也有相当的文化根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作为传统文化根脉最深的中原地区，虽然屡经战乱，文化也不至于完全失色；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割据称雄到处篱笆，但各个地区和各个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一直没有断绝，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定意义上对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丧乱之中，唐末许多文人学士或隐遁山林，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但保存传播文化的良知和意愿，使他们能够坚持以文化传播和发展为己任；部分对文化发展有兴趣或者有责任的统治者，保护和任用文人学士，提倡或实践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旧的士族门阀残余势力在动乱中被彻底摧毁，文化发展的束缚相对减少，也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发展。
五代时期，佛教禅宗进入全兴期。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旧规，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比较严格。后来政令渐弛，寺僧浮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后周对佛教予以沙汰，废除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考验，禁止流行的烧身、炼指等残害肢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佛教的发展。南方如吴越、南汉、闽国等，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情结，支持佛教的建寺、造像、读经、写经、刻经等有利弘扬佛教的行动，保存和创造了佛教文化典籍和艺术。吴越王钱弘俶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经卷，颁布境内；闽王王审知冶铜铁三万斤铸释迦、弥勒诸像；闽王室写金银字经书藏经等，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佛教文化。
文学在五代十国时期，总体上呈凋零态势。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唯罗隐小品文《谗书》，讽刺现实，一针见血，鲁迅评价为抗争和愤激之谈，在五代文坛中独放异彩。后梁杜荀鹤、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如韦庄的《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基本为五代现实的写照。唐代中叶兴起的词，在前、后蜀和南唐得到提高和发展。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首的十八家词人的五百首词编为《花间集》，成为最早的一部词总集，而且引领词的创作形成流派。南唐词在五代词的发展中独树一帜，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词风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有所创新，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作品也是如此，但在国亡被俘以后，李煜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深挚感人，如《虞美人》《浪淘沙》等，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情女爱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使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取得与诗同等地位方面做出了贡献。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词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书法和绘画也有一定成就。帝王中如后梁末帝朱友贞，史称笔势结密，有王氏羲献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仅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李璟的楷书有名于当世，李煜的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成就仅次于杨凝式。中原杨凝式的行、草，纵逸雄强，独步五代。吴越诗人罗隐、前蜀诗人韦庄皆以行书名世。
五代山水画与花鸟画成就突出，后梁荆浩的山水画气势磅礴，笔趣并重，关仝以荆浩为师，强调师法自然，属北派山水画；南唐董源擅长画崇山峻岭，属南派山水画。南唐徐熙的花鸟画成就突出，前后蜀黄筌长于画鸟，对宋代花鸟画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原杰出的人物画家有张图、赵喦，南唐有周文矩、顾闳中，前、后蜀有贯休、黄筌，吴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传世名作。
史学在五代十国时期略有开拓。虽然战乱不断，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设史馆，后梁修撰《太祖实录》，敬翔又奉诏撰《大梁编遗》，与《实录》并行。后唐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唐功臣列传》；后汉修撰《高祖实录》，后周修撰《太祖实录》等。后代为前代修撰实录，是五代史学的特色。后汉修成后晋《高祖实录》《少帝实录》。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60卷之多，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提供了基础。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公元941年后晋宰相赵莹奉诏监修的《唐史》，史称《旧唐书》。《旧唐书》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士人逸事，这些撰著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战乱与天灾，五代十国的科技发展不及前朝。相对而言，南方九国的科技发展较北方五代兴盛。在天文方面，朝廷的历书因为藩镇割据不能遍及全国，百姓为了有历书使用，纷纷采用民间历书。其中唐朝曹士所编的《符天历》流行于唐朝后期、五代与北宋民间达数百年之久。《符天历》是以显庆五年为历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从而大大减轻了计算工作量。
医学方面，五代出现了官方医官，后唐于清泰年间增设翰林医官之职。后蜀本草学家韩保升，详察药品，深知药性，施药辄神效。在后蜀帝孟昶支持下，韩保升以唐朝《新修本草》为蓝本，重新编著成《蜀重广英公本草》，史称《蜀本草》，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五代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工于书法，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更加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从而在纸品中增加了备受行家追捧的佼佼者。
五代也为陶艺的重要蜕变期，制窑由民间走向官方，民窑与官窑争奇斗艳。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用瓷，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如河北的定窑、吴越的越窑，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南青北白是五代时期瓷业的主流，而制瓷技术则比唐朝更有发展，以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最为著名。多为贡品的吴越青瓷，胎质细腻，胎壁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润有光泽，造型和纹饰端整秀丽，证明了越窑瓷器在原料处理、烧造技术和装饰手法等方面的进步。浙江嵊县出土的青瓷七子纹盒，盒盖贴印栩栩如生的七子形象，装饰花纹层次分明，极为精美。吴越王墓出土的龙身涂金瓷罂，用金银装饰的金釦越瓷，为难得的珍品。五代越窑制瓷工艺的另一成就，是能够烧制缸、瓶等大件瓷器，突破了成型和烧成技术上的多道难关。五代时期，河北曲阳定窑的白瓷声誉超过了邢窑，河北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碗、盘、罐、盒、瓶等，胎质细腻，胎体较薄，釉色莹润。而后周时世宗时的柴窑瓷器，曾被列为五大名瓷之一。文献记载柴窑的“雨过天青”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碎片也与金翠同价，可见当时烧造技术的高超和瓷器的名贵。
冶金，在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战乱中的北方矿冶业凋敝停滞，而南方矿冶生产则有新的发展，徐州、江陵等地上贡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九炼钢刀剑，炼制水平非同一般。五代轩辕述在所撰的《宝藏畅微论》中说，“铁铜以胆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黑坚”，证明五代时期已经用胆水浸铜。公元953年所铸的沧州大铁狮，长6.3米，高5.4米，宽3米，重达40吨，从狮足至脊分为15段，依次接铸成型，用范达多344块，工艺复杂，制作精良。
雕版印刷在五代开始盛行，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印刷业有所发展，而且出现了由朝廷提倡和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刻印书籍活动。后唐宰相冯道等奏准刻版印制儒家群经，作为儒生学用的标准文本。世称《五代监本九经》的《易经》《书经》《诗经》《三礼》和《春秋三传》，是在冯道倡议下，将儒家经书雕印出版。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出版事业的开端。蜀、南唐、吴越、闽等地区，印刷业也很发达。在四川成都，前蜀雕印贯休的《禅月集》，后蜀雕印增广的《蜀本草》等都很著名。在杭州，吴越王钱弘俶雕造《宝箧印经》达八万多卷。从湖州天宁寺等处发现的钱弘俶所印经卷，扉画线条明朗精美，文字清晰悦目，纸质洁白，墨色精良，千年如新，证明吴越印刷品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钱弘俶出资绢印二万幅二十四种应现观音像，则是我国最早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后来的开封、杭州、成都、建康、福州等，都发展成为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