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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初到扬州是父亲的意思，他怕祖父母寂寞，特地将我们几个小的送到祖父母身边；至于原在扬州的哥哥姐姐，在我们南返后，有一次父亲来扬州将他们带回北平。他那次来扬州，因我年龄还小，印象不深，只记得他面孔胖胖的，戴眼镜，非常温和可亲。回来那天，父亲给我带来许多玩具。晚上，为我们开唱机。我当时坐在父亲怀里，对这个能发出歌声的“怪物”极感新奇，痴痴地看着那能动的唱片，竟舍不得去睡觉。后来，还是父亲将我抱上床去的。
从那时起，我才朦胧地懂得领略父亲的慈爱。在我幼稚的脑海里，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慈父的影子。1937年当时我读初中时，在“国文”书（即现在的“语文”）上读到了父亲的名篇《背影》，回家便告诉爷爷。爷爷说那是真事，接着便给我讲起那时家里的情况。爷爷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是民国6年（1917年）的事。在此以前，爷爷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的差事交卸了；那年，我曾祖母又病逝，爷爷又没有积蓄，父亲、二叔又要上学，只好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如郑板桥手迹、碧玉如意、朱红掸瓶、古钟等典当了，贵重衣物卖了，又借了3000元高利贷，才维持了生活，办了丧事。爷爷说，父亲对爷爷有感情才能写出那篇感人的文章。还说你父亲孩子多，他那里一家子，扬州这里一家子，负担够重，真是苦了他了。
父亲与继母这次回扬州，在家里住了10天，后到南京主持我玉华姑母的婚礼。1936年7月，因祖母周太夫人病逝，父亲又返回扬州，这一次在家时间较长。这两次回扬州，使我对父亲有了较深的印象。在我看来，父亲外表端重但谈吐却异常亲切，待人热情、诚恳；与友人相聚时谈锋很健，有时很风趣。后来扬州友人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父亲在扬州时，有一次去富春茶社，他很喜欢吃富春的小笼包子、干丝等，每次回扬州，都要去光顾。有个国民党军官携其姨太太在他的邻桌，这个军官为了讨好其姨太太，殷勤地为其盘子里倒醋。不想这位姨太太误会了，以为这位军官是讽刺她爱“吃醋”，撒娇撒痴，故作娇嗔。军官为了摆脱困境，竟诿称是这位堂倌倒的，狠狠地给了这位堂倌一个耳光，并叫来掌柜的训斥一顿。父亲在邻桌看得清楚，明明是这个军官倒的醋，怎能错怪这位堂倌？当即在旁仗义执言，证明这位堂倌冤枉，才使这场“官司”了结。这位堂倌在父亲吃完离开后跟踪到一个小巷内，向父亲跪下道谢说，如不是先生仗义执言，他就要被老板开除。可他家里老母亲瘫痪，妻子重病，如被开除，后果真难设想。
父亲在扬州时，对我们非常爱护、关心。星期天常带我们到城外瘦西湖、小金山、平山堂，租下一只小船，或泛舟湖上，或登临游览。他有时也与三叔谈到我们的将来。他说，他主张将来应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求得发展，因为做父亲的不能束缚儿女的意志。当然，大人们要注意引导。如今，我玩味父亲的这些话，这正是说在教育子女上也要扬长避短，因材施教。可惜的是，由于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战火人为地隔离了我们，使我们未能继续直接受到父亲的关怀与教育。更令人悲痛与遗憾的是，父亲1936年回扬州，竟是他与祖父、儿女的最后一次聚首，直到他病逝，我们再也未见过他的音容笑貌。
1937年，按照学校规定他应得一年休假。原计划去日本，但七七事变破坏了这个计划。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匆促南迁长沙，父亲靠了事前准备去日本而学会的日语，同时脱去西服，换上长衫，手中提个不显眼的旧皮包，加上矮矮的个头，很像个普通平民模样，果然没引起日军的注意和搜查。父亲到长沙后不久，1938年，上述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文学院暂驻蒙自。那一年继母也从北平来到蒙自。
父亲对我们始终是极为关心、钟爱的。1928年他的《儿女》一文，对我们兄弟姊妹幼稚的笑闹、争吵等等以及当时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都描绘得极为生动，把幼小的我们的活泼、纯真如实地表现出来，真是观察入微，刻画传神。我想，没有这份对儿女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到昆明后，他对于住在“沦陷区”扬州的老父及我们，思念之情不断在信中、诗中出现。1943年12月，父亲给在北平的老友俞平伯伯伯的信中就提到：“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一男（指我）已成‘壮丁’，颇为担心，但亦无力使其来西南，此事甚以为苦。……闰生明暑可卒业矣？”1944年，我二姐病逝，父亲非常痛心。他在《我是扬州人》一文里痛惜地写道：“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1946年我读书时有个问题不清楚，曾经写信问父亲。那时父亲正患病，他怕我着急，在病中让弟弟根据他的口述在信中给我作了解答。父亲因为想念我们，曾作《忆诸儿》诗一首，其中有“平生六儿女，尽夜别情牵”等句，充分表现了他对儿女的怀念。
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国土大片沦丧。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其腐败统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艰难，继母只好带着两个弟弟于1940年到物价相对便宜的成都居住。而在“沦陷区”，由于日本侵略军及伪政府的压榨、搜刮，生活费用也日益高涨，家庭的生活费、子女的教育费，日复一日地向父亲肩上堆积，父亲却默默地承受了。远在云南的父亲与我们关山阻隔，他既要照顾定居在成都的家，又要赡养远在扬州的老父、庶祖母及孩子们，还要留下他在昆明的生活费，一份工资三处花，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加之云南、江苏相距遥远，又是交战双方，一封家信辗转邮递，需要数月，特别是汇款，尤为困难，往往不能按时接济家用，全靠在上海的二婶先行垫支，才勉强应付下来。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忙于打内战，忽视教育，因而教育经费很少，大学教授待遇也很微薄，更何况物价不断上涨呢。那时他一人在昆明，生活贫困，饮食粗劣，又无人照顾，可他还要拼命地工作。抗战期间，父亲曾获得休假一年的照顾，他来信说，准备在这一年内多写点文章，以补贴家用。后来知道，父亲在昆明时，除西南联大外，还在昆明一所中学兼课。1942年的冬天是昆明十年来最寒冷的一冬。父亲因旧皮袍破得不能再穿，又做不起棉袍，便趁龙头村的“街子天”（即集日）买了一件赶牲口人用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当褥子铺着或当毯子盖着。父亲穿着西服，戴着眼镜，披着毡披风，样子有些怪，可他却毫不介意，就那么匆匆走来又走去。
父亲这样苛刻地对待自己，日久天长，患了胃病，常常呕吐。四十多岁的人，不仅消瘦，而且头发已经见白。父亲作为一个大学的系主任，为了老人，为了儿女，忍受了多么苦痛的煎熬！继母在成都的日子也很痛苦。因为收入少，只好在成都东门外一个尼庵巷内租了三间草房居住，那所房子比起扬州安乐巷的瓦房当然差远了。我的小妹妹就出生在这里。1944年，四川麻疹流行，我的三个弟妹都病了，小妹还住了医院。远在昆明的父亲非常惦念，但回成都又没有旅费，还是一个朋友出主意，给父亲代卖了心爱的砚台与字帖，才买了机票抵重庆，转车回成都。那时全家景况真是窘迫到极点，正如父亲在《近怀示圣陶》一诗中所说：“……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躟孰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菜园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旁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如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尽管如此，父亲在给爷爷的家信中，对他那里的生活情况从没有说起过，只是说他那里物价上涨，让家里节省着用。父亲对父母、对儿女的挚爱和所付出的深厚感情和痛苦代价实在使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难以补报。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收买民心，对一部分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实行怀柔政策。他们想利用父亲的声望提高他们的政治威信，因而曾几次请父亲到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去做官。他们在昆明的什么“司令”“要人”，有的也几次要来拜访。与此同时，西南联大的一位国民党员教授也来邀父亲和闻一多先生加入国民党，并给了表格，请他们填写。当时如果父亲接受这些高官厚禄的收买，全家极为窘迫的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地位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但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在《犹贤博弈斋诗抄》中奉答萧公权的一首诗中有两句正好说明当时的情况，这两句诗是：“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父亲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知道父亲生活很苦，又无法分劳，只有常常写信。每次写信都像参加作文考试，穷构思之力，写出一封自己认为满意的信。我们想用我们的成绩给父亲以精神上的安慰。父亲在接到我们的信后，常带着欣慰与鼓励的语气回信说：“你们又进步了。”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总会使我们高兴一时。
1945年，祖父由于年事已高，中风瘫痪，加之亲人远离，心境不舒，终于当年4月去世。这对于父亲，在精神上自然是个打击。据吴组缃先生当年6月底在成都会见父亲以后回忆说，觉得先生（指父亲）“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可怜的父亲终于永久地失去了他在《背影》中所描述自己的那种“聪明”形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渴盼能见到暌违近十年的父亲。可是1946年5月父亲来信说：“我本打算回扬一行，现因路费太贵，只好放弃此意，因此暂时不能和你们见面，心中很难过的……”这封信打消了我们的热望。1947年初我曾向父亲表示我十分喜爱新闻工作，当年6月父亲给我来信说已介绍我到南京一个报社工作，并谆谆嘱咐处世为人之道，虽细微处也不忽略。父亲对儿女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1946年10月，父亲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这时的父亲，通过昆明1945年“一二·一”血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数年前他就患了胃病，而且待遇微薄，生活痛苦，无力根治。到解放战争时期，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1948年3月29日，父亲来信说：“我最近又病了六天，还是胃病，不能吃东西，现在又在复原了。这回瘦了很多，以后真得小心……”6月9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这次恢复极慢，经检查是十二指肠溃疡，结疤处痉挛，以后即好好坏坏不定。但是父亲在最后一封信上还安慰我说：“决定可以养好，请放心。割治大约是不需要的。”然而到8月6日，他实在支撑不住，进了医院。8月12日晚，我们就从电讯中突然惊悉父亲的噩耗了。本来，我与大哥商定等局势平定后到北京来看父亲，谁知父亲已用尽了他的精力，他竟不能再等待我们了。
（选自《魂牵梦萦绿杨情》，载于《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