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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二年，我们便把两个孩子从扬州接到北京来了。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便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事先佩弦便与我商量好，对孩子的教育双方取齐，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要事后再商量。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
两个孩子都是在城里读书，住在学校，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在思想品德上鼓励他们进步。女儿本来在教会学校读书，因为参加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游行，被学校不挂牌除名了。当校方把我和佩弦找去时，我们未责孩子就将她转学了。记得抗战胜利回北平后，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好心朋友对我说：“这孩子在学校活动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现在太危险啊！”佩弦知道后对我说：“左，左才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难道还叫孩子右吗？”孩子做得对我们就支持，在家里我们一直是鼓励孩子前进的。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俭朴。佩弦的收入要寄一半给扬州，我们留用一半。所以每逢给孩子们交学费时，都要借一个月的薪水。佩弦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发信时，如里边有他的私人信件，都要给当差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所以清华的老工友都说：“朱先生可好啦！”他在家里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后来还是我讲：“让孩子们做事不要这样说，显得都没有父子感情了。”这样他才慢慢改了。
（选自《忆佩弦》，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