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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1931年。那时，因为我常到浦熙元老师那儿去参加“曲会”。老师看到我一天天长大了，北京也没亲人，便很关心我的婚事。他就与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导师叶公超谈起我，并请他帮忙。这一年4月的一天，浦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陪坐的还有两位清华大学教授。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席间我们很少讲话。
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当时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一个女子要想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为这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都使我很受感动，我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我逐渐体味到他写文章真是严谨认真呀！一次佩弦拿来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词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我还真读准了句读呢。我心里很得意，佩弦也很高兴。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但都是倾心相待。佩弦话虽不多，却使我感到诚恳，实实在在地关心我。
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六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我那时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六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说：“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是的，我与他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和他在一起会和睦与幸福的。而六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六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1931年我便与佩弦订婚了。
一个月后，佩弦便到欧洲去游学了，他要去考察欧洲的文学、戏剧、诗歌，以便更好地提倡新文学。在国外，他仍很关心国家的事情，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终日忧心忡忡，在给我的信中一再写到他自己焦虑的心情。他听到有人说中国没希望了就很愤慨。他认为中国只是政府不行，只要有好的政府，让有能力的人秉政，中国就会好起来。
1932年7月，佩弦由威尼斯回国，我到上海去接他。那时的北京人结婚流行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8月4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了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谛克的浪漫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们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此后，我们共同生活的17年的时间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严格，早晨起床做早操，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也不听。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生怕耽误时间。时间对他比什么都宝贵，正如他自己所写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他真是抓紧匆匆来去的分分秒秒读呀，写呀！连我们每天说话的时间都很少。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苦恼，但渐渐看到他对事业的热爱，看到他不断发表作品，想到他对学生、对文学的贡献，常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我想我应该支持他，我也要为他事业的成功付出代价，所以我便把家务事都承担起来，让佩弦更好地去研究学问。
婚后，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佩弦对扬州很有感情，那里的一山一水他都热爱，尤其留恋扬州的瘦西湖。他曾带我和孩子一起逛瘦西湖、平山堂。那天佩弦很高兴，津津有味地给我们介绍湖山及各处的风景，说得那么生动，使人觉得真像是在诗画中一样。看到他那么高的趣致，我不禁笑着说：“我看过一篇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章，把那儿写得那么美，其实不过是一汪臭水。真是文人哪，死人都说得活！”佩弦说：“喂！不要当面骂人呀！”我们都开心地笑了。佩弦对扬州的一切都感到亲切。连扬州的饭食都非常喜爱，尤喜扬州的荤菜“狮子头”。在扬州，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扫墓。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热。他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
返回清华大学后，我们住在北院9号。那时清华大学规定教授太太不能在清华工作，主要是禁止家属参与学校的事，我便想去城里教书。但是当时由于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了，各个学校都发不出薪水，女子文理学院倒还发些钱，但我挣的钱连应酬都不够，无奈只好不工作了。
（选自《忆佩弦》，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