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下乡”

杨昌江

在忙着“文协”的工作和办《抗战文艺》的同时，老舍先生与许多过去相识或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和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在这样的会议上，他和大家谈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文艺“下乡”与“入伍”，有效地向农民和士兵宣传抗战。比如说，1938年元旦，在冯玉祥将军的提倡下，老舍先生和何容、老向在武昌创办了当时很有影响的通俗文艺半月刊《抗到底》，以普通老百姓与士兵为读者对象；5月上旬，老舍先生出面邀约田汉、冯乃超、老向等19人举行了一次“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的座谈会；5月15日，抗到底社与其他刊物在武昌青年会召开“通俗文艺座谈会”，会上讨论拟成立一个“经常研究通俗化问题”的组织等。

老舍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他又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八方风雨·写鼓词》）

正是在如此热烈的爱国激情鼓动下，老舍先生在武汉的八个多月时间里，就写了十篇鼓词、六出旧戏、一篇旧型通俗小说和好几个小曲、快板。还在济南时，老舍先生就想到要学习用民间文艺形式作抗战宣传，曾随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鼓书艺人表演，讨论鼓书的写法。到汉口后他又遇见鼓书艺人富少舫先生（艺名山药蛋）、董连枝女士和她丈夫郑先生。这三位都能读书写字，爱国心也比一般的艺人强烈，他们的眼睛也不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提供给他们宣传抗战的新词儿，他们就肯下功夫去琢磨腔调，去背诵，去演唱，所以老舍先生在向他们虚心学习鼓书声韵唱腔等艺术形式的同时，为他们创作了宣传抗战的鼓词《王小赶驴》《新“拴娃娃”》等作品，由他们及时到民间去演唱。《王小赶驴》是老舍先生本人比较满意的一篇，说的是一位名叫王小的青年仇恨日寇暴行，毅然辞别寡母，牵驴投军，他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途中，被日寇擒捉之前，鞭抽黑驴回营报信，引来抗日队伍，全歼敌人，而王小和黑驴却壮烈牺牲的故事。唱词情节完整，细节生动，语言通俗，爱憎分明。

这时冯玉祥将军在武昌约请赵望云等几位画家，绘制了一些大幅抗战宣传画，放到闹市让民众观看，需要一些顺口押韵的解说词来配那些画，于是老舍先生就仿照“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写了《二期抗战得胜图》《西洋景词画》等小曲和《女儿经》《忠孝全》等快板。

在冯玉祥将军家，来了三位避难的乡间集市上唱河南坠子的艺人，老舍先生向他们领教了河南坠子的句法，就写了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三千多句，交给他们，他们把这三千多句长的韵文背熟了，并且上了弦板，在武汉战事危急的时候，返回河南故乡去了。老舍先生推测，说不定这三位艺人真把他写的唱词在民间演唱过了，可惜这部稿子老舍先生散失了。

后来，到了重庆，老舍先生将这些在武汉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选出了三篇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四出“二簧戏”（《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薛二娘》）、一篇旧型通俗小说（《兄妹从军》），汇印成册，共六万字，取名为《三四一》。这本书在重庆三个月内竟连出五版，足见很受欢迎。

老舍先生是穷苦人家出身，从小在北京大杂院里长大。在武昌时，他的个人收入只是5元、10元的零星稿费，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从济南随身带来的几件旧衣服。他在国外生活过那么多年，但身上没有洋气，倒像乡下出来的三家村学究。他自己只抽廉价烟，但有朋友来，就到武昌街头找熟悉的小饭馆吃小吃，一面吃一面聊天，最后由他掏腰包。

那时候经常有空袭，遇到夜间的空袭，老舍先生和别人必定“登高一望”。看到敌机被打伤，曳着黑烟逃窜，或被击落的情景，老舍先生感到兴奋，痛快！

到了7月份，武汉局势紧张，空袭也更凶了。邵力子先生劝老舍先生和别的文艺界朋友快离开武汉，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于是，7月30日，老舍先生、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武汉，到重庆去筹办“文协”和《抗战文艺》了。

（选自《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载于《统一论坛》1999年第4期，题目为编者加） n/r1VYHPZN1NmEJ6h/OobxUH0FMzw+8qyMtNryVD9N4X6LHr79OVt9k4B+czOe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