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忙着“文协”的工作和办《抗战文艺》的同时,老舍先生与许多过去相识或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和联谊会,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在这样的会议上,他和大家谈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文艺“下乡”与“入伍”,有效地向农民和士兵宣传抗战。比如说,1938年元旦,在冯玉祥将军的提倡下,老舍先生和何容、老向在武昌创办了当时很有影响的通俗文艺半月刊《抗到底》,以普通老百姓与士兵为读者对象;5月上旬,老舍先生出面邀约田汉、冯乃超、老向等19人举行了一次“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的座谈会;5月15日,抗到底社与其他刊物在武昌青年会召开“通俗文艺座谈会”,会上讨论拟成立一个“经常研究通俗化问题”的组织等。
老舍先生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他又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八方风雨·写鼓词》)
正是在如此热烈的爱国激情鼓动下,老舍先生在武汉的八个多月时间里,就写了十篇鼓词、六出旧戏、一篇旧型通俗小说和好几个小曲、快板。还在济南时,老舍先生就想到要学习用民间文艺形式作抗战宣传,曾随宣传抗战的青年们去看鼓书艺人表演,讨论鼓书的写法。到汉口后他又遇见鼓书艺人富少舫先生(艺名山药蛋)、董连枝女士和她丈夫郑先生。这三位都能读书写字,爱国心也比一般的艺人强烈,他们的眼睛也不全看着生意,只要有人提供给他们宣传抗战的新词儿,他们就肯下功夫去琢磨腔调,去背诵,去演唱,所以老舍先生在向他们虚心学习鼓书声韵唱腔等艺术形式的同时,为他们创作了宣传抗战的鼓词《王小赶驴》《新“拴娃娃”》等作品,由他们及时到民间去演唱。《王小赶驴》是老舍先生本人比较满意的一篇,说的是一位名叫王小的青年仇恨日寇暴行,毅然辞别寡母,牵驴投军,他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途中,被日寇擒捉之前,鞭抽黑驴回营报信,引来抗日队伍,全歼敌人,而王小和黑驴却壮烈牺牲的故事。唱词情节完整,细节生动,语言通俗,爱憎分明。
这时冯玉祥将军在武昌约请赵望云等几位画家,绘制了一些大幅抗战宣传画,放到闹市让民众观看,需要一些顺口押韵的解说词来配那些画,于是老舍先生就仿照“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腊月好冷天”的套子,写了《二期抗战得胜图》《西洋景词画》等小曲和《女儿经》《忠孝全》等快板。
在冯玉祥将军家,来了三位避难的乡间集市上唱河南坠子的艺人,老舍先生向他们领教了河南坠子的句法,就写了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三千多句,交给他们,他们把这三千多句长的韵文背熟了,并且上了弦板,在武汉战事危急的时候,返回河南故乡去了。老舍先生推测,说不定这三位艺人真把他写的唱词在民间演唱过了,可惜这部稿子老舍先生散失了。
后来,到了重庆,老舍先生将这些在武汉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选出了三篇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四出“二簧戏”(《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薛二娘》)、一篇旧型通俗小说(《兄妹从军》),汇印成册,共六万字,取名为《三四一》。这本书在重庆三个月内竟连出五版,足见很受欢迎。
老舍先生是穷苦人家出身,从小在北京大杂院里长大。在武昌时,他的个人收入只是5元、10元的零星稿费,吃的是大锅饭,穿的是从济南随身带来的几件旧衣服。他在国外生活过那么多年,但身上没有洋气,倒像乡下出来的三家村学究。他自己只抽廉价烟,但有朋友来,就到武昌街头找熟悉的小饭馆吃小吃,一面吃一面聊天,最后由他掏腰包。
那时候经常有空袭,遇到夜间的空袭,老舍先生和别人必定“登高一望”。看到敌机被打伤,曳着黑烟逃窜,或被击落的情景,老舍先生感到兴奋,痛快!
到了7月份,武汉局势紧张,空袭也更凶了。邵力子先生劝老舍先生和别的文艺界朋友快离开武汉,理由是:“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于是,7月30日,老舍先生、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武汉,到重庆去筹办“文协”和《抗战文艺》了。
(选自《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载于《统一论坛》1999年第4期,题目为编者加)
1934年夏天,老舍来到北碚,决定写一部小说,名叫《火葬》,这是他以抗战为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老舍来北碚,住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地址在蔡锷路44号,即今天生新村63号附16号,他每天早起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就自己拿扑克牌玩一阵,休息休息,然后又写。中午睡一小时午觉,过午即不再写作,或读书,或看朋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生活很有规律。北碚的夏天很炎热,他便早晨5时起床,写到8时即止,每天写千多字。原计划写中篇,但写到五六万字,仍然收不住笔,遂改作长篇。到9月底,已有八万多字,打算10月中旬完稿回渝。
谁知,由于长期吃平价米,米中稗子、石沙很多,加上空袭频繁,每每刚端起碗警报就响了,只好很快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挑拣,终于得了盲肠炎。10月4日入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割治盲肠,20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11月中旬,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子女,由北平逃来北碚。从此,这个被战争分离了六年的家庭,重新在北碚团聚了,住在文协分会楼上。
11月23日,老舍带病继续补写《火葬》。决心以文笔报国,他要用《火葬》动员人们关心战争,并用《火葬》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一天写三五百字或七八百字,尽力而为,从不松懈。12月11日完稿,全书共11万字。老舍在该书序言中说:“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
(选自《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944年,当日寇进占贵州独山和都匀的时候,重庆震动大,许多人准备再逃难。老舍是无处可逃的。文协分会肖伯青问他:“你打算怎么办?”老舍说:“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他仍然呕心沥血写自己的新作。
原来,去冬胡絜青来北碚后,许多新老朋友,纷纷前来看望。尤其是一些家在北平,或者有亲友在北平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来打听各种情况。当胡絜青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在他心目中的旧北京,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状。于是,以“沦陷了的北平”为主题,他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共分三部,计100万字。于元月开始动笔,计划两年写完。1944年写了30万字,完成了第一部,11月起开始在报上连载。1945年又写了30多万字,完成了第二部,两部共约67万字。第一部于1946年1月由良友公司在上海出版,书名为《四世同堂》。以后改为晨光公司出版,第一部改名《惶惑》,第二部取名《偷生》,连同当时还没有写的第三部《饥荒》,全书总名仍为《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了的北平,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整整一条胡同的居民。它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130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中有教授、老诗人、中学教员、拉车的、唱戏的、剃头的、看坟的、“摆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棚匠兼耍狮子的、老寡妇、开布店的、巡警、税务局长、英国外交官员、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等。通过这些人的故事,描写了北平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残、虚弱和无耻。
《四世同堂》是老舍“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选自《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